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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都是外国人，而对待外国人总得比对待本国人要更有礼貌些。
在街上，成千上万辆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被勒令停车检查，并查看证件。在主要马路上，还设置了路障。一些深夜回家的人，步行一二里路，就得受到几次查问。
大概有十万名属于官方的人，从高级侦探一直到宪兵和士兵都动员起来了。有五万名黑社会及其边缘行业的人士，也到街上来了，专门辨认人们的外貌。学生们常去的咖啡店、酒吧间、谈话俱乐部以及其他学生活动场所，都有年纪比较轻的侦探渗透进去；一些专门管理和照顾外国留学生的法国家庭也都给予了严加注意的警告。
科西嘉人也展开了活动。他们静悄悄地去到男妓、女娼、皮条客、扒手、无赖、小偷和骗子手之类出没的场所，警告一切人等凡属知情不报者均将受到公会严惩。
克劳德·勒伯尔在8月24日星期六下午，穿了一件羊毛背心和一条打补丁的裤子，在自己的花园里消磨了半天，傍晚，从内政部来了电话，要他到部长办公室去。有一辆汽车6点钟的时候来接他。
当他见到内政部长的时候，他吃了一惊。这位掌握着全法国内部安全事务的生气勃勃的领导人，看上去倦容满面，而且是那么紧张。在48小时内，他好像苍老了不少，眼圈上明显地露出缺乏睡眠的黑晕。他摆手势要勒伯尔坐在桌子前面，他自己则坐在他常坐的转椅上。平时他喜欢望着窗外的景色，有事时才转过来坐在桌子边；但今天他并不看窗外，而是注视着眼前的这个人。
他对勒伯尔说：“我们没有找到他，他失踪了，哪儿也找不到。我们认为‘秘密军队组织’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对他不太了解。黑社会里的人说既没有听到他，更没有看到他；科西嘉公会的人则认为他根本没有在巴黎。”
部长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下去，沉默地望着桌子另一边的侦探；勒伯尔则眨着眼睛，并不开口说话。部长接着说：“我想我们对于你追踪了十几天的这个人现在究竟在哪里，丝毫没有把握，你以为怎样？”
勒伯尔说：“他是在巴黎，躲在某个角落。明天你是怎样安排的？”
这位部长看上去很苦恼。
“总统不同意有任何变动，甚至连程序也不让改。今天上午我和他谈了这件事，他很不高兴，因此明天的日程将和已经公布的内容一样。10点钟他将在凯旋门点燃这神圣的火焰；11点钟在圣母院做弥撒；12点半在蒙特瓦勒里昂死难烈士纪念堂进行默祷；然后回爱丽舍宫去午餐并休息。下午只有一项纪念活动，就是把解放勋章授给公认的在抵抗法西斯战争中有功的十名退伍军人。
“这项活动安排在下午4点钟，地点是蒙帕纳斯车站前的广场上，这是他自己选定的地方。这个车站即将改建，如果提前动工的话，这将是我们利用它作为背景的最后一次解放纪念活动。”
勒伯尔问：“打算怎样维持群众秩序？”
“我们已经拟定了一个方案。每个活动进行时，群众应该比往常离得更远些。每个活动开始前几小时，周围就放上钢制的栏杆，然后把栏杆内的上上下下进行彻底的检查，包括阴沟在内。附近的每幢房屋和公寓，都要进行搜查。在每个活动的仪式开始以前以及在仪式的进行之中，附近的屋顶上，都将有荷枪实弹的守卫人员监视着街对面的屋顶和窗户，任何人不得通过栏杆，除非是有关的官员和与活动仪式有关的人。
“我们还作了更周到的安排，圣母院的屋檐下和里里外外都将布满警察，包括屋顶和尖顶在内。参加弥撒的每个教士和合唱团的歌童，都得经过搜查，看有没有暗藏武器；即使警察和共和国保安部队的战士，都得有特别通行证。为了防止豺狼扮成保安人员混进来，通行证要到明天早晨才发。
“在过去的24小时中，我们还把总统坐的汽车换上了防弹玻璃，这当然不能让他知道，否则他就会火冒三丈的。仍然由马鲁驾驶这辆汽车，我们要他把车开得快些，万一有人开枪也可以避得开。杜克勒还打算在总统身边安排不少身材高大的官员和军官们，但并不让总统知道。
“除此之外，任何人要进入离总统200米范围内，都必须受到毫无例外的搜查。这必然引起外交界的反对，而报界也会造反的。为此，所有报界和外交界的通行证，都将在明天早晨突然更换，以免豺狼冒充他们混进来。至于任何人如果携带包裹或长形的物件的东西，一看见就把他赶走。你看怎么样？”
勒伯尔想了一会儿，像一个小学生坐在老师面前回答问题似的，双手在膝盖上揉弄着。说实在的，他现在感觉到在第五共和国内，警察的权也实在太大了，而他毕生在执行搜捕罪犯的工作时，仅仅是把自己的眼睛比别人睁得更大些而已。
最后勒伯尔说：“我想他不至于再来自投罗网了。他是个贪财之徒，他是为了钱才来干的，因此他干完后一定要逃出去，才能活着去花那笔钱。他在7月间到巴黎来探路时，一定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如果他对于逃生的途径没有预先考虑好，或者没有把握的话，他早就回去了。
“为此，他必然胸有成竹，他早就知道戴高乐总统在这一年一度的解放纪念日这一天，会不顾任何危险出来而不愿待在家里的。他可能考虑到当局会采取的安全措施，特别是当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暴露之后，当局更会加强保卫，但他还是不肯回头的。”
勒伯尔站起身来，不顾部长办公室里的规矩，来回地踱起步来。
“他还是不肯回头，他也不想回头。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得逞，而且能够逃走。为此，他一定有一个想法，这是别人所想不到的，这可能是远距离控制的炸弹，或者一支步枪。但是一个炸弹是容易被发现的，而且它的破坏性太大。因此，他一定是用一支枪，这也是他乘汽车进入法国的原因，他的枪就在他的汽车里，可能焊在车架上或其他地方。”
“但他无法带着枪接近戴高乐。”内政部长大声说，“那一天除少数几个经过检查的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接近总统。豺狼怎么能带着枪进入钢制栏杆的范围里面来呢？”
勒伯尔停步望着部长，耸耸肩说：“我也不知道，但他认为他能进来。过去的这几天，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周折，可他都侥幸没有失败，并且在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国警察力量的追踪下，他还是到达了巴黎，而且还暗藏着枪支；也许又改扮成另外一个，弄到了另一份假证件。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不论他目前在哪里，他明天一定会出来的。等到他出来时，我们一定能够发现他。这就需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侦探的一句老格言：把眼睛睁大。
“对于安全措施的安排，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这些安排都很周到，并且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了。因此我想在明天的各项活动中，我都要在场，看看能不能找到他，行吗？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做到这样。”
内政部长有点失望。十几天前布维埃推荐他的时候，说他是法国最优秀的侦探。部长原本希望他能再提出些好主意，而现在他却说只能睁大眼睛。
部长只得站起来说：“当然，警长，就这样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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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深夜，豺狼在朱尔斯·伯纳德的卧室里做准备工作。放在床上的是一双旧的黑皮鞋，灰色毛袜，旧裤子和敞领衬衫，还有一件长军大衣，上面装饰着一排参加各种战役的绶带勋章和一顶黑色的军便帽。这些都是为了假扮成法国退伍军人安德烈·马丁用的。口袋里面还有他在布鲁塞尔找人伪造的证件，这样，假扮退伍军人的准备工作就都齐全了。
衣物旁边还有他在伦敦准备好的绳索，以及装有枪托、弹膛、消声器和望远瞄准镜的五根表面像铝质的钢管，还有一块黑色的橡胶块，里面有五粒爆炸性的子弹。
他从橡胶块里拿出两粒子弹，用厨房工具箱里的钳子，把子弹头去掉，再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他把火药留着，然后把空子弹扔在垃圾箱里。还留下三粒子弹，他认为已经足够了。
他已经有两天没有刮胡子了。脸颊上留着浅金黄色的短茬。他准备明天用一把不很锋利的刀刮掉，再故意留下些胡子茬。在浴室里还有一个香水瓶里面装着原来改扮詹森牧师时用的灰色染发药水和洗涤剂，他洗净了扮舒尔勃格时染成的栗褐色头发，正坐在镜子面前把他的浅黄色头发剪得短了又短，直到头发都能像刷子毛似地矗立起来为止。
最后他又作了一次检查，看明天早晨需用的东西是否都已齐备，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份蛋包菜作为晚餐，坐在电视机前看文艺节目，直到想睡的时候才去睡觉。
※※※
1963年8月25日，星期日，是一个酷热的日子，可以说是夏季热浪的高潮。在一年零三天以前，巴斯蒂安·蒂尼中校和他的伙伴们准备在小克拉玛附近谋刺总统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以后怎样，但实际上，在这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而今天在这个城市里酷热的星期日下午的这次行动，才是最后一次了。
当整个巴黎在庆祝从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赢得解放十九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差不多有75000人穿着蓝色斜纹哗叽制服，满头大汗地在维持秩序。由于报刊上热情的宣扬，这天的解放日庆祝活动，参加的人真是人山人海。但绝大多数人是看不到总统的，因为总统的周围总是被一大群警察包围着。
那些文武官员们这天被邀请参加庆祝仪式，并为能站在总统的周围感到荣幸；但他们都没有觉察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怎么他们都是些高个儿呢？他们和警察们始终站在总统身边，像是一道人墙，除此而外，还有总统的四名保卫人员，形影不离。
总统是近视眼，而他在公开露面时，又不肯戴眼镜，因此看不到在他的身边还有四个大个儿，他们是罗杰·德西埃，保罗·考米迪，雷蒙·沙西亚和昂里·德儒戴。
这四个人，新闻界给他们的绰号叫“猩猩”。大多数人都以为他们看上去确实像猩猩。实际上，不如说他们走路的模样更像。他们都是精通各种打斗形式的能手，每个人的胸部和两肩的肌肉都十分发达，他们的两臂不能紧靠身体，而只能往外张开。加上他们每人的左膊腋下都藏有武器，使他们更像猩猩了。他们走路时，手掌都是张开的，这是因为便于在紧急时刻能立即抽出武器，投入战斗。
这天上午，在凯旋门的仪式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没出什么意外的事。广场周围的大厦屋顶上，有数百人拿着望远镜和自动步枪偷偷地躲在烟囱后面守卫着。直到总统的车队离开广场，进入香檄丽舍林荫大道，驶往圣母院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爬了下来。
教堂里一切如常。巴黎的红衣大主教在教士们的伴随下，主持了仪式。在他们穿上法衣的时候，也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在教堂奏风琴的楼厢里，也埋伏了两名带枪的警察，监视着楼下的群众，这事连大主教也不知道。至于教堂里一起参加祈祷的人群中，也有不少便衣警察混在里面。他们并不下跪，也不闭眼睛，但他们也诚挚地进行祈祷，这是警察们传统的祷词：“上帝啊，请不要在我值班时出事儿！”
教堂外面的观众，虽然都站在离大门200米以外，只要谁把手伸进自己的衣服，立即就会被赶走。其中有一个是为了要在身上抓痒痒，另一个则是为了要取他的香烟盒子。
还是没发生什么事。屋顶上的自动步枪没有声音，更没有什么炸弹爆炸。警察们不但监视着群众，还互相监视着，他们注视着伙伴们是否都佩带规定的胸章，以免豺狼混在里面。有一个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由于遗失胸章，被当场抓住，带到附近的警车上。他的轻机枪当然被缴械了，直到傍晚才被释放。而且，还找来了二十名他的同事来证实他的身份。
在蒙特瓦勒里昂纪念堂，气氛更紧张。但即使总统看得见，他也未做什么表示。在这个工人住宅区里，这些保安人员估计，只要总统进了纪念堂就安全了。但当总统的车队在这狭小的街道上驶来，在转弯的地方慢下来时，他们又感到很危险，害怕会有刺客伺机行动。
实际上，这正是豺狼选中的时机和地方。
※※※
比埃尔·瓦尔雷觉得烦透了。他又热又渴，军外套紧粘在脊背上，半自动冲锋枪的皮带勒在湿淋淋的衣服上，把肩膀擦得生疼。现在正是开午饭的时间，他知道又吃不成了。他开始有点儿后悔，真不该参加共和国保安部队。
他本来在家乡卢昂的一家工厂里工作，后来被解雇了。当他在劳工介绍所等工作的时候，办事员指着墙上的广告画，劝他考虑考虑。画上有一个身穿制服的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并且注明这是一个有希望、有前途，而且很有意义的职业。画上这个人所穿的制服，做得像是巴黎时装专家的杰作，于是瓦尔雷便报名入伍了。
去后才知道住的那座营房外表像是监狱——过去也确曾是监狱，才知道要操练，要夜间演习，要穿上刺得皮肤发痒的哔叽军外套，要在大冷天或大热天气里在街角上一站几小时，搜捕永远也不会落网的犯人。人人都证件齐全，干的也无非是些世俗的和无伤大雅的事情。
而现在却到了巴黎，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卢昂。他本来以为可以观光一下这个美丽的城市，但没有希望啦！在巴比克特上士负责的小队里当差还会有好事吗？无非还是老一套。
“看见那个挡人的栅栏了吗，瓦尔雷。好，就站在它旁边，看着它，别让人挪动它，没有经过特许的，谁也不准通过，懂吗？你的岗位责任很重大呢，小伙子！”
责任重大？嘿！他们为了这个巴黎解放日，真有点兴师动众啊。从外省调来了数以千计的人来补充巴黎的部队。昨天夜里，他的营房里有来自十个不同城市的人，巴黎的士兵谣传说可能有人想搞什么名堂，否则干吗要小题大作呢？谣言总是谣言，结果屁事也没有。
瓦尔雷转过身子，朝雷纳街那边望去。他看守的栅栏只是一道长栅栏中的一段，它横贯整个街面，从一边的建筑物直到另一边的建筑物，从这里沿着街道到“六月十八日广场”约有250米左右。火车站的正门离广场还有200米左右。车站正门是举行仪式的地方。他远远地看见有些人在广场里标出老战士们、各级官员们和共和国卫队应该站立的位置。还有三个小时，天哪！还有个完吗？
最早到场的群众开始在栅栏前面聚拢。他心想有些人的耐心真是大得出奇啊！你想想，就为了在300米外看看那一大堆脑袋，而据说其中有一个是戴高乐的。
当铁栏杆旁聚集有一百多人的时候，他看见一个老头儿走过来了。他一步一拐地走着，似乎再走不了半里路他就得倒下。那顶黑色军便帽上，已经渗透了汗水，那件长长的军大衣在他膝盖下面左右摇摆，胸前还挂着一排纪念章，铁栏杆旁有几个人充满怜悯的心情望着他。
瓦尔雷想：这些老家伙总是珍藏着他们的纪念章，好像他们毕生就只有这点财产；可能他们中有些人真的只剩下这些东西了。像这个老头儿，连一条腿都牺牲掉了。瓦尔雷望着老头儿从街角拐过来，他想老头儿年轻时一定有两条健康的腿，那时他一定跑过不少地方。这使他回忆起当年在家乡海边时，看见一只老海鸥用一只脚站在沙滩上时的情景。
天哪，如果你在垂暮之年只能靠一条腿一瘸一拐地过日子，再也离不开那根铝制的拐杖，该有多惨啊！
老人跌跌撞撞地走到他面前。
“我可以过去吗？”他畏畏缩缩地问。
“好啊，老爹，看看你的证件吧！”
退伍老军人在衬衫里摸索了一阵，衬衫已经旧得经不起再洗一回了。他掏出两张卡片，瓦尔雷接过来一看：安德烈·马丁，法国公民，53岁，出生于阿尔萨斯省科尔马城，现住巴黎。另一张卡片也是属于同一个人的，卡片上端横写着一行字：残废军人。
“嗯，不错，你是残废人。”瓦尔雷想。
他把两张卡片上的照片都研究了一番。它们都是拍的同一个人，但不是同一时间拍的。
他抬起眼睛，说：“把帽子摘掉。”
老军人摘下帽子，把它捏在手里。瓦尔雷把他眼前的那张脸跟照片上的脸对比了一下，是一样的，不过他面前的人满脸病容。他在刮脸时割破了好几处，割破的地方贴了些小块的纸，斑斑血迹还明显可见。灰扑扑的脸上汗水淋漓，一簇簇灰色的短发凌乱地矗立在脑袋上，因为帽子摘得太急，更加乱成一堆。
瓦尔雷把卡片还给他。“你要上那儿去干什么？”
“住在那儿，”老头儿说，“我靠养老金过日子，我有一间顶楼。”
瓦尔雷一把抓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