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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三道防线的部队是张发奎的第二兵团，所以，陈诚客气地对张发奎说：“张司令，此次要唱主角的是你，你对这个方案谈谈看法。”
张发奎被他点了将，慢慢地站起来，被陈诚按住了，对他说：“张司令是老前辈、老革命了，还是坐着谈吧。请你谈谈你的高见！”
冈村宁次唱大戏（2）
“我与汤司令、霍军长有同样的感受。打仗总不能同下军棋似的，排成一条线同敌人对着干。要设法让敌人钻进我们的口袋，打歼灭仗才行啊。”张发奎又是一个反对者。
陈诚不放弃自己的方案，说：“看来我要解释一下，这三道防线并非是三道木头人组成的呆板的防线，可以互相交替掩护，可以机动歼敌，总之，是步步为营，层层抵抗。”
会议没做出什么结论就结束了。陈诚坐吉普车来到武汉，将讨论的情况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等作了汇报。蒋介石又对整个方案作了调整。调整后的方案是：
利用鄱阳湖与大别山地障，并藉长江南岸之丘陵与湖泊，施行战略对峙，计划在武汉外围与日军作战四个月，并将第九战区主力编成第一、第二兵团，将第五战区主力编成第三、第四兵团。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率25个师担任南浔线及其两侧地区的防务，取外线之势侧击西进日军，屏障南昌；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率33个师担负瑞昌至武昌间的正面防御；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率八个师，担任大别山北麓及正面防御；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率13个师在长江及大别山之间布防，遏止第六师团西进。
部署调整后，蒋介石向全军发表训令，号召全军奋起打击日军的狂妄气焰，保卫武汉。
几乎不约而同，中国军队调整部署时，日军也在调整他们的部署。7月4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先后调集了九个师团另三个旅团和航空兵、海军陆战队各一部，约25万人，编成第十一军和第二军，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指挥，分别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麓合击武汉。
日军第十一军军长冈村宁次，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恶魔。他是十足的“中国通”。1907年，他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国留学生队队长。中国的孙传芳、何应钦、阎锡山等，包括后来发迹的许多大小军阀，都是冈村宁次的学生。1915年，陆军参谋总部为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派战史处参谋冈村宁次到青岛搜集资料。这是冈村宁次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由于他的野心和灵敏的嗅觉，他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回国后不久，他被调任驻扎在小仑的步兵第十四联队，职务是少佐大队长。小仑位于九州，是日本通往中国、朝鲜的小港口，这里常有中国商人来往，尤其中国的渔民比较多。冈村宁次一有空就去找中国人聊天，不到半年，他完全学会了讲中国话。1922年，冈村宁次返回参谋总部工作，安排在第二部中国班。主要任务是到中国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第二年，他被调任上海，担任谍报武官。两年后，冈村宁次调回东京，担任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军衔也同时晋升为大佐。1928年5月，冈村宁次率联队随师团开赴青岛，与中国军队作战。7月，他被调回东京，担任参谋总部的战史课课长。1932年2月，他被提升为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曾经作为日方代表，数次来南京同中国外交部谈判。几次见过蒋介石。这年6月，他调往东北，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曾与何应钦商谈签订《塘沽协定》。1934年，他又调回东京，担任参谋总部第二部部长，掌管情报工作，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搜集有关中国的军事、政治情况，研究和制定对华政策。到职不到两个月，就以商人身份秘密到中国，以旅游为借口，在沈阳、大连、旅顺、北京转悠，尤其在南京住了两个月。目的是通过和中国人交朋友，了解中国的军事情报。何应钦留日读书时，冈村宁次是他的老师，关系相当密切。他在何应钦家住了一段时间，学会了烧中国菜，特别喜欢吃千张结红烧肉。据他在日记中透露，他一次能吃一斤千张结红烧肉。然后，他又到广州，多次拜访广东军阀陈济棠，有时李宗仁也陪着交谈。冈村宁次遇到情绪好的时候，邀请陈、李二人上饭店喝酒，在交杯换盏、笑谈风月中搜集了大量关于蒋介石的情报。由于搜集情报有功，他被破格提升为中将第二师团长。这个职务非同一般，因为那时整个陆军总共才有17个正规师团。1937年4月，他率第二师团来东北作战。镇压当地的抗日武装。1938年6月30日，他被提升为第十一军军长。也就在这一天，他回东京拜谒天皇，受领了御赐神酒和赏金，接受了进攻武汉的使命。
7月12日，冈村宁次率领新组建的第十一军司令部人员在上海登陆。15日到达南京，向烟俊六报到。烟俊六向他介绍了日军下一步作战进攻武汉的方案，目的是除继续寻歼中国军队主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就是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而蒋介石在武汉，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在武汉。日本政府认为，只要占领武汉，便可事实上摧毁国民政府。至少把它赶到西南一隅，降至“地方政府”的地位，有利于引诱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出来与日本合作，重新建立一个听命于它的中国政府。这年年底，汪精卫果然逃出了重庆，投进了日本的怀抱。另外，选择武汉作为下一步作战目标，是因为武汉在长江边，便于举行海陆空三军立体作战，能充分发挥日本战舰的威力，也便于沿长江水路对大部队进行后勤补给。也就是说，粮食、弹药在日本长崎上了船，几天工夫就可以直接到达武汉。
烟俊六还向他介绍，投入武汉战役的日本陆海空军近40万官兵，同时，大本营为配合武汉作战，向中国增兵40万，增拨作战费用32。5亿日元。
冈村宁次唱大戏（3）
烟俊六介绍完情况，拍拍冈村宁次的肩膀说：“进攻武汉说起来两个军，第二军从合肥经大别山向武汉进攻，绕道走远路，途中必然遇到中国军队的阻击。走大别山的这一路行军步子慢，我不指望他们有多大贡献，我的意图是牵制中国人的兵力，进攻武汉的实际操刀手是你，希望你不辜负天皇对你的信任。”
冈村宁次说话谨慎，没有拍胸脯下保证，只是耸耸肩说：“让我试试吧，不行另请高明
。”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虽然知道中国军队在武汉有120个师，110余万兵力，相当于进攻武汉日军兵力的三倍。而且，武汉外围地形恶劣，加上天气炎热，这一仗不是好打的。可是，不可一世的他，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有必胜的信念。
几天以后，冈村宁次来到彭泽，他先用一周时间熟悉双方情况和地形，尔后又用一周时间制定作战计划，他准备起用波田支队作为进攻九江的尖刀部队。
波田支队的实力相当于日军的一个旅团，而支队长波田重一的军衔却比一般旅团长的少将衔还高一级，他是中将支队长。波田支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台湾人。甲午战争后，中国在黄海大战中败在日本人手里，美丽的宝岛割让给了日本，台湾成了日本的“领土”，台湾人也成了天皇的“臣民”， 许多台湾人起了日本名字，波田支队的官兵习惯了台湾的亚热带气候，武汉又是出了名的火炉。因此，冈村宁次认为，选择波田支队进攻武汉，是最理想的选择。
冈村宁次同波田俩人密商了三天，决定对九江采取偷袭。
7月22日晚上，大约八九点钟时，夜色如墨，微微细风，九江城内的第二兵团指挥部，张发奎正在同房东王老汉下棋。走了没几步，张发奎便听到窗外的雨声，心里不觉烦躁起来，他推开棋盘，站起来走到门口，只见门外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不觉自语道：“这鬼天气，真是糟糕透了，鬼子就是进了九江城，恐怕我们还不知道呢。”想到这里，他实在不放心，便拿起电话，与第十八军军长黄维通话。叮嘱他说，“今晚天气恶劣，要提高警惕，防备敌人进攻。尤其是姑塘第十一师，要加强值班。”最后还强调说，“彭善师长今晚不能上床睡觉。”
半夜，狂风大作，长江及鄱阳湖的水面上，波涛怒吼，搅海翻江。浪涛声、风声淹没了日军数十艘军舰的马达声。波田支队迅速在姑塘登陆。守军哨兵发现后鸣枪报警，等部队起床，日军已冲到了营房前。张发奎急令第十一师反击，同时命令第十五师、第一一八师增援，务必于拂晓前将波田支队赶下湖。
天亮了，张发奎满以为日军已被赶下了湖，谁知他拿起望远镜一看，竟被吓得呆若木鸡般愣在那里。映入他眼帘的是日军的几十架飞机轮番地轰炸，湖面上净是日军的军舰，增援的两个师被炮火拦在半路。第十一师孤军奋战，被波田支队撵得四处逃散……
张发奎急调四个师增援，却如泥牛入海无济于事。24、25日两天，反击失败。25日晚上，波田支队和第一○六师团蜂拥攻入九江城。
蒋介石对日军在九江登陆十分气愤，连下了三道命令，要张发奎夺回九江。张发奎是进是退决心难下，他手中的预备队第四军，在北伐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时，被誉为“铁军”。这是他起家的老本，他估计敌人攻势太猛，第四军拉上去恐拍也难以扭转乾坤。前思后想，他决定不做血本无归的事，如果部队拼光了，以后还凭什么来打持久战？权衡再三，再三权衡，张发奎做出决定，不能进只能退。
26日晚，张发奎一声令下，中国军队全线向牛头山、金官桥、十里等地转移。
九江陷落，对蒋介石是个巨大的打击。他没想到九江会这么快落入敌手，以后在多次会议上，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大骂特骂张发奎，就差没把他的祖宗八代都骂出来。接着，他下令由第二兵团司令薛岳接替张发奎的职务，让张发奎靠边站。
冈村宁次拿下九江，没再继续追击。原因是他的部队普遍得了霍乱，冈村宁次迁怒于中国的老百姓，下令在九江城内捉拿染病的人。遵照他的命令，九江所有生病的老百姓统统被抓去活埋，无一幸免。
万家岭大捷（1）
7月30日，九江城外师范学校内，冈村宁次在这里召开作战会议。计划兵分两路，向武汉进攻。一路以第九、第二十七师团、波田支队主攻瑞昌、鲁溪、幕阜山断粤汉线，然后迂回南昌之南；另一路以第一○一、第一○六师团，循九江至南昌铁路挺进，直接进攻南昌。
军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对着地图指指画画，说完作战方案后，冈村宁次对第九师团长吉住良辅、第二十七师团长本间雅晴说：“幕阜山是你们师团前进的大障碍，天气又格外炎热
，你们要辛苦了。中国军队我十分了解，上层腐败，下层素质差，他们不太讲战术，真正的敌人不是我的敌人，而是复杂的地形。因此，可以说，敌非敌，地形是敌。”
他又转身对第一○一师团长伊东政喜、第一○六师团长松浦淳六郎说：“你们两个师团沿铁路走，大部分地形比较平坦，估计打得比较顺利，但是，我也有顾虑，”他手指地图说，“万家岭、马回岭，还有庐山以南的隘口、泽泉、金湖、德安等地，是丘陵地带，据飞机侦察，有几座不太高的小山，你们千万别被中国军队诱至山里，一定要牢牢地盯着铁路走。”
冈村宁次讲完后，几个师团长表示说，一定记住他的话，请他放心，他们都充满信心地表示说：“请司令官在九江城里等着我们的捷报吧！”
冈村宁次有个特点，一旦作战方案下达后，他就不再干涉下面的具体事宜。他对部下很放心。大胆地放手让他们干。这次也不例外。他认为自己已把如何打法，包括注意事项都说得清清楚楚了，几位师团长也肯定能领会他的意图，他相信他们会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命令。冈村宁次喜欢钓鱼，一有空闲，他就坐上吉普车，到塘边钓鱼去了。上午开完会，他下午就带着卫兵，来到了甘棠湖边，静静地等待鱼儿咬钩。
这天下午，四个师团分别向南昌推进。向幕阜山方向迂回的这一路日军，因途中多为山路，又是大热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加上遇到中方军队的阻击，走得不很顺利。沿铁路走的一路两个师团，第一○六师团打头阵，他们出九江不远，在金官桥遇到了中方军队的猛烈阻击。第一○六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在望远镜中发现是中国军队，阵地上有坚固的工事，便与军部联系，要求派飞机轰炸。很快，约十几架飞机飞来了，敌机轮番轰炸，中国军队阵地上火光冲天，烟尘蔽日，阵地被严重摧毁。松浦淳六郎对官兵们说：“冲锋吧，支那军已被我们的飞机炸昏了，成了飞不起的野鸭子，你们赶快去捡野鸭子吧。”
第一○六师团官兵端起枪，冲出不到50米，却意外遭到中国守军的阻击，一个个趴在地下观察。因为后面有督战队，逃跑者都会被当场击毙。所以，双方展开了对射。
接替张发奎的薛岳，掌握了日军进攻的特点，将守军欧震第四军、李玉堂第八军、李觉第七十军、李汉魂第六十四军布防在金官桥的东西方向，一字形摆开。第四军在这次阻击中，担任第一梯队。他们果然不负“铁军”英名，在前哨争夺战中，每次冲锋前，从军长到连长，都在队伍的最前面，放开嗓门大叫着：“弟兄们，你们跟我冲啊，如果我后退，你们就打死我。如果我后退，士兵不用请示，就可以打死长官。”只要敌人炮火延伸，第四军就向敌人冲锋，鬼子怕遭合围，见中国军队冲锋就后退。
松浦淳六郎见屡攻不动，便下令施放毒气。守军十九师毫无准备，一个个昏倒在地。这样，日军第一○六师团才占领了第七十军阵地。
日军正在得意，却不料从东南方向杀来一支中国军队。松蒲淳六郎在望远镜中见来的是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认为完全可以解决，便命令部队成迂回队形，向这支部队扑了过去。这支中国部队见日军杀了过来，采取且战且退战术，始终与日军保持着若即若离态势，日军只能眼看着却追不上。后来，日军被带进了薛岳的“八卦阵”。
薛岳在国民党中，是个传奇将军。他出生在广东乐昌，原名薛仰岳，说起这个名字，有一个故事。他出生时，正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第二年，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他父亲看着这个呱呱坠地的儿子，起了个薛仰岳的名字，希望他长大后能以岳飞为榜样，精忠报国。薛岳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后，自己将仰字去了，索性就叫薛岳。1926年北伐时，他还不到30岁，就担任第四军副军长之职。1927年至1937年，他一直在江西、福建、湖南指挥部队围剿红军。1937年春天，他探亲回家乡，他的父亲见到他时十分生气，指着他的鼻子说：“薛岳，你向岳飞学了什么呢？岳飞从不打自己人，而你却以打红军发了迹，从士兵升到了上将。你难道不脸红吗？现在日本人打来了，有种的将军应该马革裹尸还，你应该和日本鬼子在战场上拼一拼。”
薛岳觉得父亲的话是对的，他发誓要为保卫国家而尽力。“七·七”事变以后，他曾三次向蒋介石请缨杀敌。薛岳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他指挥部队在河南、上海、南京一带打了几次漂亮的歼灭仗。
张发奎被靠边站后，蒋介石、陈诚命令他指挥20个师，在九江至南昌一线打阻击。九江至南昌铁路称南浔路。战前薛岳带着参谋班子，在南浔路来回三遍地看地形，他们发现南浔路东边的庐山以南崇山峻岭，山连着山，山树茂盛。便设想着在此搞个八卦阵，将敌人引到这里来打。
万家岭大捷（2）
作战会议上，他指着沙盘对几个军长说：“你们看到没有，庐山下面的小山头我们可以撒网捕鼠，敌犯右则中左应，敌犯左则中右应，我则可退可进，敌进迷魂阵，叫他有进无出。”大家十分赞同他的这个方案。
第一○六师团被薛岳引进了八卦阵后，由李觉的第七十军截断了敌人的退路。几个山头全部被中国守军占领了，日军在山与山之间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先前紧跟的中国军队。正
在疑惑，突然炮弹、手榴弹从天而降。日军被炸倒一大片。这里因为是山地，树多草多，日军根本看不见炮弹、手榴弹从何飞来。战至8月中旬，第一○六师团的九个步兵大队主力被打光，零星的被打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