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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行动。炮声（土炮）一响，弟兄们在炮手带领下猛攻。有怕死怯阵的，就当场“插”了他（枪毙处死）。如果谁立功，回去就披红授奖。
火车是常被土匪打劫的对象
砸窑是不容易的，每次都扔下一些崽子。如果砸响了（进去了），就花天酒地，残害百姓。让老头和小孩给溜马，女人给他们做饭，要吃啥饭自己点。衣食足，思淫欲。土匪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女人。有时为了争一个女人，匪徒间往往醋性大发，相互争执不下，甚至撕打。
砸窑之后，他们不会停留太久，以防备官兵围剿。往往吃喝玩乐一通，带上值钱的东西赶紧“划了”（撤走）。
有时碰上硬窑，如里边“枪头子硬”，打不进去，但也要想方设法硬攻。1914年，佳木斯“小白龙”攻城砸窑，在爬犁前竖起草把子，上边浇上水冻冰，造成屏障，人在屏障后面驱赶着马爬犁前进射击。还有的，将豆饼垛在爬犁前面浇水冻冰，作为屏障，边打边叫。1923年，洮安土匪“天照应”攻大安城砸窑。因城墙坚固，天寒地冻，无法攻进，土匪就用牛粪火把墙外的土地烤化，从外边招到城墙里的马圈里，终于将这个窑“砸”了下来。（曹保明：《土匪》，第49～52页）
砸窑一般都是势力不太大的小股土匪的“业务”。那些几百人乃至上千人的匪帮，兵强丁壮的，有着大得惊人的胃口，他们一般去砸“框子”（即集镇）、砸“圈子”（即县城）。三十年代胡匪两次洗劫伊通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31年，土匪第一次攻入伊通县城后，街道的商号店铺，均遭到了抢劫，无一幸免，就连县政府保存的民国年间的行政、清乡、检察等档案和簿据及已经编纂完稿的伊通县志共4000多卷宗，均被付之一炬。1932年，他们再次攻陷伊通县城，这次，他们理直气壮地扯起了一面大红旗，旗上写着“天下第一团，是人都该钱，善要他不给，恶要他得还。”这几句顺口溜倒是典型地反映了一般土匪那种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贪婪心态。这次的抢劫比上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如狼似虎地把各商号店铺的贵重财物洗劫一空，而且街道的普通居民家和县城避难的老百姓，都成了他们抢掠的对象。（刘庆祥、李南浦、王中光：《群匪两祸伊通城》）
城门虽然如此坚固，但仍逃脱不了被土匪洗劫的命运。
抢劫一般家室，称砸黑窑或掏窑。砸黑窑者大多是当地的散匪，知道人家根底，如钱物的数量、存的地点，便临时组织几个无赖，拿一枝枪，甚至没有枪，往往以木棍、刀子、假枪做行凶工具，运用一切暴力手段抢劫财物，见什么抢什么，货币、马匹、衣物，甚至袜子也抢。为防人认出，戴上假面具、口罩、帽撸（只露双眼的帽子），趁黑夜入室作案。巨匪称他们是“捅鸡蛋的”、“胡子的小舅子”。这类胡匪，哨聚成窑，分赃即散，与大绺子无内在联系。另外还有“棒子手”（单人的暗杀）、“地崩子”、“打杠子”、“别两子”（劫路）之类的劫匪，他们的作案手段与砸黑窑者类同，只是称呼不同。
土匪劣迹种种绑票勒索
二绑票勒索
1、绑票
“票”一词，意为钱，因绑来的是人，所以称肉票，又称财神爷。在四川一带，则称肥猪。绑架人质的行动则叫“绑票”。湘西一带，绑票叫“牵羊”、“吊羊”。
土匪的绑票勒索信
这是土匪主要的创收渠道之一。匪团无论大小，不管是义匪还是恶匪，都干绑票的勾当。因为绑票勒索“是一种完全可靠的方式，与单纯的抢劫相比它有三个明显的好处：首先，由于这种方式基本上为受害者所接受，因而风险较小；其次，抢夺的赃物很难处置，而绑票的家人肯定会赎出受害者；最后，绑票可以移动，在匪帮迁徙时易于带走。”（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213页）
绑票首先要物色对象，这里面很有讲究，并不是想绑谁就是谁，调查清楚哪一家是不是有足够的钱财值得他们冒风险，是很重要的。土匪有时候也讲条件，讲求“先礼后兵”。湘西龙山县匪首瞿伯阶，在“吊羊”之前，先摸清楚哪家有钱财，哪家反对他，哪家有何靠山。然后，他送张条子去“开借”（写信索取钱财），根据对方情况，或要鸦片，或要粮食，或要光洋。如果事主按时照数送来，他还出具收据，甚至与这户人家拉上关系。因为他认为这家拥护他。如果事主请了官兵来围剿，他认为这户人家反对他，便乘其不备，率人前来烧屋杀人抢夺东西。如果事主心存侥幸，拖延不交的，他就正式下令“吊羊”，进行勒索。（瞿伯平：《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东北的土匪绺子，在一般情况下，总是“优先考虑”那些有油水可榨的富裕大户，但是，绑这样的票得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到了土匪活动频繁的季节，有钱人家的子女上学堂都有兵来接送，当家掌柜的也不轻易出门，有什么事都让伙计去办，如果有要紧事非要出门不可，也都带上保镖。这一来，使得许多实力弱的小股土匪只能望而却步。弄不好，就会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这样，许多中、小户人家也会成为土匪绑架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家里虽然稍有家产，但还达不到雇保镖的水平。
关押肉票的地方
绑架的人在家庭中应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样家人才肯舍得下大本钱将其赎回去。比如宠爱的独生子，“他们的家庭为了保证血脉的延续，以告慰祖宗，会被迫立即交出赎金。”1919年，土匪“大龙”绺子的人要从“金玉堂”妓馆里赎一个叫张淑贞的妓女，老鸨子小金宝死活不肯，因为张淑贞是她的摇钱树。于是大龙决定绑票。一天，小金宝领着她的独生儿子去逛庙会，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大龙的人就在小金宝儿子的头上抹上了蒙汗药，然后趁小金宝不注意把孩子给绑走了。后来，“花舍子”（匪帮里的联络官）给小金宝送信，她没有办法，虽不为“延续血脉”、“告慰祖宗”，但为换回儿子，只好舍出张淑贞。（曹保明：《土匪》，第53页。）
依此类推，作为绑架的对象也可能是年幼的小孩子。（黑话称为“抱童子”）、待嫁的少女（要求当天赎回，过了夜婆家就不要了，故而黑话曰“快票”）要么是具有相当现代思想文化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姐，“她们往往是学生或教师，因为这类人要比来自传统家庭的妇女更有可能交赎金。”如果当家的是个大孝子，土匪就绑架老太爷或者老太太。也有的土匪绑架全村或全保的主要人物，如保长、村长，由全保或全村筹付赎金。土匪最有可能绑架的还是当家的、掌柜的，因为一来他是这家的顶梁柱，全家生活来源全靠他，不把他赎回来，日后也没法生活；二来当家的或掌柜的是一家之主，说话算数，信写到家里见效快。总之，土匪在揣摸肉票及家人的心理方面算得上绝顶聪明，他们决不会为绑一个值不了几个钱的肉票而冒生命的危险。
除了武力威胁下的强行绑架，土匪精心策划的绑票招数很多，五花八门，异想天开，令人防不胜防。
满洲匪酋
1935年，吉林省九台东部山区的桦树沟附近，住着一户姓姜的大财主。此人腰缠万贯，但又抠得要命，人送外号“姜老抠”。当地有一伙大绺子，大掌柜的姓罗，叫罗明星，报号“三江好”。他三次带人砸姜家窑，都没砸响。“三江好”苦思冥想数日，终于想出一条锦囊妙计。一天，他率领一伙弟兄化了装，抬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姜家祖坟，连哭带喊，挖坑出殡。
姜老抠此时正躺在炕上抽大烟，忽然听见二当家的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哥，咱家谁老了（死的意思）？”
姜老抠50多岁，秃头胖脸，一脸老奸巨滑的样子。他家大业大，大院套四周筑有炮台，雇有12名炮手护院，平日深居简出，就怕绑票。当他一听二当家的来报丧信，立即心生疑窦：“会不会是土匪扮演的？”就又派人去查看。可是派去的人回来比二当家的还着急：“不得了了！墓子已打好了！快要埋了！”姜老抠一听，再也顾不得细想，腾地从炕上跳下来就走。等走到他家祖坟地一看，当中果真摆着一口棺材，一些披麻戴孝的人正在哭哭啼啼，喇叭匠子还吹着丧乐《九条龙》。姜老抠气得破口大骂：“日你祖宗，是谁这么狂？”那伙人却好像没看见姜老抠似的，哭得更来劲了。姜老抠再也忍不住，撸起袖子就要动手打人。时机一到，哭声嘎然而止，土匪们一下把姜老抠按倒在地，其中一个把大红棺材盖一揭说：“来吧，就等你呢。”一下子把姜老抠给按到棺材里去了。就这样，姜老抠中了土匪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被“三江好”及众弟兄逮个老实，顺顺当当做了一回“肥猪”。（曹保明：《土匪》，第53～55页）
宽城子有一个叫孟昭惠的接骨先生被绑票时也很有意思。
据说有一天，孟医生出诊坐火车回家。同车的两个人坐在他对面，有意向他脸上喷烟，他气得训斥了几句，那两人当即寻衅动手。这时，坐在不远的另一个人，作见义勇为状，三下五除二，几拳脚就把那两个家伙赶跑了。孟医生感恩不尽，和他聊了起来，那人自述家母不慎折腿，此行是去请接骨医生的，不巧医生外出。孟医生听后就跟他下了车，到了土匪窝，才知上当受骗。就这样，孟医生被土匪巧妙地绑了票。（曹保明：《土匪》，第53～55页）
对于穷凶极恶的土匪来说，从富人那儿敲榨出大油水，固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但当富户为免遭土匪祸害纷纷避居城内，或者富户已被敲榨勒索得没啥油水的时候，穷途末路的匪帮也会退而求其次，把穷人也列为绑架目标。
以山东为例证，据文献记载，1918年“山东土匪绑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可是进入二十年代，山东匪帮的绑架勒赎竟发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架的地步，票价也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河南的土匪也是如此，“从前只拉富户，今则不论贫富，逢人便拉。”洛阳的土匪就曾经公开叫嚣：“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大规模的匪帮在洗劫村镇时，会不管贫富，顺手拉走数十成百的“肉票”。
刚到手的肉票
2、折磨肉票
绑票到手，“秧子房”（专门关押绑来的肉票的地方）要养票。首要的是要把肉票看牢看严，防止他们逃掉。然后是采取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肉票，目的是给票主施加压力，痛痛快快按绺子开出的价码赎票。
东北胡匪有个很是损人的折磨肉票的办法，美其名曰“熬鹰”。这种刑法常常在匪帮行走、转移的途中使用。比如，当土匪队伍停下来的时候，“秧子房”掌柜的会迫令所有肉票围着一堆炽燃的火坐下来，然后取出一只拨浪鼓或铃铛之类，逼使肉票每人摇五下再传给下一个，依次类推，一圈又一圈不停地摇下去，传下去。如果谁偷懒打盹，铃铛传到他那里没了响声，立刻会挨土匪一棍子，不得不强打精神继续摇，这就叫“熬鹰”。如此煎熬法，个个精疲力竭，即使让跑也跑不掉了。据说有的人熬得实在受不住了，摇着摇着便一头扎进火堆里被活活烧死。
福建土匪折磨肉票的方法更是别出心裁，叫“骑墙”，就是把墙凿穿个洞，将人锁在墙内，而将其一只脚由墙洞伸出，用木锁横锁着，使肉票不能够进退，也不能够转移，痛苦和倒悬一样。
枪决绑票土匪。当时这些天津土匪连续撕票三十多人。
有时变个花样，用膏药或胶水将肉票的眼球糊住，使之动不得，跑不掉，天长日久，有的肉票被折磨得双目失明，回家也成了残废，这叫“戴眼镜”。还有“鸭子凫水”，就是将肉票四肢用细麻绳捆住，“飞行式”吊起来，背上再加以重物。也有的时候为了省事起见，用长钉或竹签将肉票的手脚钉在地上或木板墙上，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逃掉。最残忍的，是用细棕绳箍在人头上，另用小木棒一根插入绳中，渐渐扭紧，使人忍受不住，疼昏过去，这叫“临安套头”。
残忍成性的土匪们常以折磨虐待肉票为乐趣，拳打脚踢鞭子抽是家常便饭，还想方设法从肉票身上寻欢作乐。有的匪队把抓来的妇女剥光衣服，在乳房上系两个铃铛，强迫其去攒面条，铃铛晃动乱响，土匪把这种面条叫作“响铃面”。
在一般情况下，土匪不会把肉票无限期地“养”起来。因为他们流窜时得带着肉票走，这是挺麻烦的事，所以他们希望尽快出手。东北的匪帮，对那些长期无人来赎的肉票，随着活动淡季的到来，都要处决，而不是释放。这样做虽然残忍，但对土匪来说却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被绑架者的家庭出资赎票，否则他们会抱有将来释放的幻想。处决所有的剩余肉票便断绝了任何其他门路，想要人就得拿钱来换。在一定意义上，土匪可谓是成功的民俗心理学家。
但有的时候，对更重要的肉票，他们会舍不得“撕”，转移时也带着。1913年，辽阳“徐老帅”绑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才4岁，花舌子送了7封信，他家也不来赎。他家是个老太太当家，极其吝啬，说：“孩子还小，长大也不知是个葫芦还是瓢。不赎！”可徐老帅又舍不得这个票，反正孩子也小，就让一个老胡子缝了个大皮兜子，把孩子装在里边背着，几个月过去了，两人也有了感情。后来看那家人真不要这孩子了，老土匪竟收下这孩子为干儿子，这孩子认老土匪为“继父”。（曹保明：《土匪》，第55页。）
有些舍不得撕的肉票被绑在马上，日夜行走转移，屁股都让马背铲烂了，大腿里生了一堆一堆的蛆。土匪留着这些人质，既怕他们死，又舍不得给他们用药，于是常常用车轱辘采火烤肉票腿上的蛆。那火一烤，肉票疼得拼命嚎叫，爹一声娘一声，令人目不忍睹。
土匪犯下的暴行
在有些地方，肉票在匪帮之间甚至可以买卖。出卖肉票的匪帮多半是因为组织性较差，缺乏安全的藏身之所才卖给更有实力的匪帮的。比如在广东，就有专门的肉票市场，有专门充当这种交易的中间人。广州周围的肉票买卖现象已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有个叫利利厄斯的外国人在《我与中国海盗一起航行》一书中写道：“有时恰巧另一个海盗头子也希望得到同一个人，当他得知他所要的肉票已被别人绑架时，他常常会出价买下这个肉票。由于出现了买卖被绑架受害者的现象，便产生了暗探网络……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提到可能的‘主顾’的名字，情报无疑马上就会泄露出去，接着就会为占有那个受害者而大忙一阵。先得手的匪帮通常好处最多，尽可能迅速地使自己赎身也符合受害者的利益……”。
绑票的买卖在别处也很常见。四川广汉地区的土匪在出卖拉到的肉票时，有的几百元几元一个也卖。对于那些实在卖不上价钱的穷人，他们甚至说：“我们当拉了一只鸡一样，总要卖几个钱。”（侯少煊：《广汉“匪世界”》）
民国初年福建惠安巨匪汪柴水除自己派出匪帮绑架肉票外，还向仙游等地散匪“收购鲎仔（即肉票）”，每个“鲎仔”估计可以勒索赎身银多少，按20％为收购价收进，然后转手勒赎。他还把在惠安抓到的小孩卖给外县以获取钱财，拆散人家骨肉。1933年，有三个英国海员在东北遭到绑架，附近一个绺子愿意以200万元外加150枝步枪的代价换取他们，但是大当家的要求双倍的价钱和400枝步枪，最终因意见不一致，交易没有达成。
为换取银元，土匪也会把那些因家庭贫穷、无法筹足赎金的青少年男女卖作他处。雷州半岛的李福隆、妃陈仔、造甲三、蔡阿兰等几大股匪，就把青年男子当做“猪仔”贩卖到南洋群岛等处做苦工，把青年女子卖入妓馆：样子好看的被卖入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妓院为歌女或妓女，卖出的身价，大约为七八百银元；样子不那么好的，则四五百银元卖到江门、海口、安铺、北海等地妓馆为娼妓。不少女子，因此挨皮肉之苦，身心受到摧残。从1913…1933年间，仅徐闻一县的青少年男女，被土匪缚掠辗转倒卖者，就达四五千人。（梁国武：《雷州半岛匪祸见闻》）
如果绑票的目的是为了钱，就要设法通知其家人赎回去，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现代劫匪通常以充满威胁恐怖的声调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