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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奠坤怎么也搞不明白，一个忠诚的苏维埃战士，红色政权的保卫者，怎么一下子会成为“人民的敌人”？他痛感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可信赖的上级，同时，也为苏维埃政权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革命者而感到惋惜。
这时，杨奠坤才明白，为什么“戈比旦计划”迟迟没有实施。随着别尔津的被捕，一个规模庞大的侦察计划也化为了泡影。
1939年夏的一天，伊万诺夫约杨奠坤来到外白渡桥，他们一起眺望黄浦江的一幢漂亮的尖顶四层大楼。那是苏联驻上海总领馆。
“瓦尔德尔，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伊万诺夫非常伤感地说。
“你是要回国吗？”杨奠坤轻松地说，“我恭喜你，你已很久没回到祖国了。”
“可我爱这个国家，爱这里的人民，”伊万诺夫动情地说，“这里有我的事业，我的战友。”
“你随时都可以回来么。”杨奠坤安慰道。
“可能我不会再回来了。”伊万诺夫沉重地说。
“为什么？是因为别尔津同志的事吗？”杨奠坤惊讶地问。
伊万诺夫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才说：“还有另一个原因。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关闭了，后天我将和总领事鲍·米·西曼斯基回国。”
杨奠坤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定了定神他又问：“那么谁来领导我们呢？”
“你的新领导人会来找你的。”伊万诺夫掏出一张旧美元递给他，“记住，他叫乔琪。”
8月的一天，苏军总参情报部派来了新领导人乔琪，他是以美国一家公司经理的身份来到上海的。在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馆，他和杨奠坤见了面。
乔琪面色阴沉，从无笑容，说话生硬，跟伊万诺夫简直是鲜明的对比。
乔琪严肃地对杨奠坤说：“世界形势发生了新变化，中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停止一切暴力行动，致力于搞静态情报。你与以前的上级和同志们联系的联络点和通信都不要用了，完全按规定在外面接头。如果连续三天接不上头，就再隔十天仍在原规定的时间地点接头；仍接不上，就说明是对方出了问题，要立即切掉联系；如果失掉联系，到备用地点，在墙上或电线杆上写1＋15＋8，即1月15日8时，即可联系。”
杨奠坤觉得，乔琪这个人有一套，是个富有智慧的间谍。但钦佩之余，又多少有一些敬而远之的感觉。
1939年，欧洲战局突变。9月1日，德国军队向波兰发动进攻，9月3日，英、法等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30日，德军占领波兰全境。一时欧洲陷入恐慌之中。
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立江南指挥部，一部分兵力在扬州、泰州、天长、六合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宁沪线从此不再太平。
此刻，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诱降阴谋也没有得逞，它的陆军主力陷于中国战场难以机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计划受挫。
一天，乔琪在法国公园内向杨奠坤下达任务，让他独自一人作为信使去香港，取回东京苏军谍报员送来的“十万火急”的情报。
杨奠坤打点行装，乘海轮从黄浦港出发，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到达香港。
在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一幢洋楼里，杨奠坤见到了从东京来的情报员安娜·克里斯蒂安森·克劳森。她是佐尔格领导的“拉姆扎”小组交通员，马克斯·克劳森的妻子。
安娜和杨奠坤互通暗号后，打开旅行箱，将一捆金属棒交给杨奠坤。
安娜郑重地说：“瓦尔德尔同志，这些金属棒都是空心的，里面总共装有30卷胶卷，上面记录着日本、德国的最新军事情报。你一定要将其保存好，送到乔琪同志的手中。”
杨奠坤用手掂了掂五根金属棒，看不出什么破绽，他问：“安娜同志，如果敌人问我带它是干什么用的，我将怎么说呢？”
“这个我们想到了，”安娜掏出一份写满德文的证明书说，“你带上它，上面有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印章，证明金属棒是一种工业用探测棒。你就是上海办事处的中国雇员。”
杨奠坤乘一艘日本“海云”号客轮返回上海。不知怎么搞的，这艘客轮竟泊在了很小的怡和码头。凭直觉，杨奠坤预感到出事了。果然，从码头窜上一大批日伪警察、宪兵。
一名警察命令杨奠坤打开皮箱检查，当看到金属棒时，杨奠坤拿出证明文件向他解释。这时，一名宪兵曹长走过来，伪警察将文件递给他看，宪兵曹长看不懂，命令将杨奠坤先带到码头警察值班室再说。
杨奠坤拎着皮箱，跟着日伪宪警来到值班室。那个日本宪兵曹长很认真，拨通了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电话，核实情况。一小时后，一个自称是领事馆秘书彼肖夫的德国人来到值班室，看了看文件，表示没问题。然后，彼肖夫便用德语和杨奠坤谈了起来。幸亏，莫斯科的情报学校校长缪勒尔是德国人，杨奠坤学会些简单的德语。便和他应付起来。彼肖夫很热情，亲自将他带出值班室，并一再要求送他回去。杨奠坤婉言谢绝了他，不过表示，改日一定登门拜访。
为防止意外，后来杨奠坤假意去拜访了几次彼肖夫，以示联络感情。
1940年2月末的一天，杨奠坤在外滩附近跟乔琪接头回来，见一群日本侨民围着报摊兴高采烈地议论什么。等那帮日本人走后，他也过去买了一份报纸，展开一看，差点晕过去，只见报纸上用大号字写道：“关东军讨伐队与满洲警方通力合作，射杀满洲共产军匪首、宿敌杨靖宇……”下面记叙杨靖宇于1940年2月23日在江县三道崴子附近战死的经过。最为残忍的是，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向日本天皇“遥拜”，后来又把这颗头颅“献送”新京——伪满洲国首都，报功请赏。杨奠坤再也忍受不了这巨大的悲痛，踉跄地回到住所。
杨奠坤坐到桌前，再次展开报纸，望着杨靖宇遗体的照片，泪如泉涌。他铺开纸，饱蘸浓墨，挥笔写下一首诗：
十冬腊月天，松柏枝叶鲜，
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
然而，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国际情报组“大连行动队”被日本警宪机关破获，负责人A。鲍威尔潜逃，纪守先于8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被大连警宪机关捕获。共产国际满洲情报组织开始暴露在日伪机关的面前。为此，乔琪命令杨奠坤暂时停止活动。
1941年春，经过一段考察，杨奠坤认为罗稷南的妻子倪琳思想进步，聪明能干，便将她发展为情报组织成员。
1941年6月22日4时30分，法西斯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未经宣战就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苏联军民奋起抵抗，从此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都起来保卫苏联。
这时，乔琪又命令杨奠坤恢复行动，搜集日本是否会对苏联进攻的战略情报。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对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同时分兵多路对美、英、荷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进行入侵，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末，由于日本军队进入各国在上海的租界，杨奠坤小组的工作陷入被动局面。遵照乔琪的指示，杨奠坤将老金的那个小组交给了倪琳。从此以后，杨奠坤只同乔琪保持惟一的单线联系。
1942年9月14日，是杨奠坤与乔琪在法国公园接头的日子。可是一连三天，始终没见乔琪的人影，杨奠坤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16日这一天，他磨蹭很晚才回到住处。刚进房门，楼下房东喊他接电话。杨奠坤急忙下楼听电话，里面传出乔琪的声音，他用英语说：“你快走！”接着就听到电话被打掉的声音。杨奠坤立即返回房间，匆忙收拾好用作活动经费的美金就要转移。但没等他下楼，门外闯进来几个持枪的日本便衣，二话不说就将他押上了囚车。
宪兵将杨奠坤押到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连夜开始审讯。杨奠坤只说自己做买卖拿佣金，有时也倒卖外币。审讯官追问他与乔琪的关系，他就说是在回力球场认识的，两人一起喝过酒，喝过咖啡。审讯的人见他不吐实情，就对他用刑，一次、二次、三次，他一口咬定和乔琪是普通朋友。杨奠坤明白，进了日本宪兵队，别想活着出去。多说早死，少说迟死，不说也死。
第二次审讯时，审讯官向杨奠坤抛了一点诱饵：“乔琪是苏联派来的破坏分子，反对皇军。你反不反对皇军？”
杨奠坤开始飞快地思考：总在乔琪身上兜圈子，对自己不利，不如用单纯的爱国主义思想把事情岔开。于是，他爽快地说了一句：“反对！”
审讯官一听大感意外，想不到这么快就打开了缺口。忙问：“你为什么反对皇军？”
杨奠坤说道：“日本人侵略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反对，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审讯官大概觉得有门，竟耐心地开导他：“皇军不是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我们都是亚洲人，要共存共荣，中日要亲善。”
杨奠坤立即接口反问：“既然是亚洲人，要亲善，为什么要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
“皇军杀的都是坏人！”
“在南京杀害了十几二十万的中国平民，难道他们都是坏人？！”
“不许你诋毁皇军！交代实质问题！”
“把中国军队派到日本去杀光、烧光、抢光，你反对不反对中国人？”
“混蛋！良心大大的坏了！”
日本人看杨奠坤针锋相对，步步不让，大骂他顽固，继续对他用刑。几个大汉在地板上将他摔了好几个跟头，用大皮靴狠踢他的头部，又用火烧他的大腿、胳膊、手指，直到把他打得昏死过去，又拖到院里用冷水泼醒。
第三次审讯，审讯官更进一步交底了，他说道：“乔琪承认与你秘密进行了反对皇军的事。你还把一个女人介绍给乔琪，又转而介绍到另一个外国人手里。”
杨奠坤一听立刻明白，上级下级都被捕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说：“他们说的都是假话，要么就是你们造谣！我介绍女人给他是作朋友的。”
“那你不是承认了反对皇军吗？凭这一条你们就是同党。”审讯官指责道。
“我反对皇军侵略中国，没有对皇军采取破坏行动，充其量只是个思想上的问题，你们无权把我和破坏分子连在一起。”杨奠坤申辩道。
审讯员骂道：“你的狡猾、狡猾的。”接着又恶狠狠地对他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照样杀你的头！”
杨奠坤心想要杀就杀吧，反正自己也活够了。与其这样活着，不如去黄泉路上见自己的好兄长杨靖宇去。
1942年11月30日，江湾日本军事法庭对杨奠坤等人进行公开宣判。杨奠坤因为刚患了一场大病，又加上受刑，人已站不起来，只好由两名宪兵架着他走进法庭。他模模糊糊地听到：杨奠坤因参加苏联派遣的破坏团进行反对皇军的活动，被判处8年徒刑。首犯苏联人乔琪被判处10年徒刑，倪琳判2年徒刑。随后杨奠坤被押解到了南市监狱。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的多方援救下，已被关押近5年的杨奠坤终于获释出狱。随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被转送到青浦的新四军淞沪支队根据地。不久，杨奠坤转入华东局，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第七章 “谋略放火团”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6年2月，苏联，莫斯科。
阿尔巴特街兹纳缅斯基胡同的一座深灰色大楼的宽大房间中，代理情报部长谢苗·彼得洛维奇·乌里茨基将军从办公桌后走了出来。他满头黑发，黝黑的脸膛儿，胡髭修得很窄，一双棕色的眼睛闪着聪慧、坚毅的目光。共产国际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站在他身旁注视着他。
乌里茨基停在廖雯初的面前说道：“瓦西里，你记录一下。”他思索片刻说道，“鉴于日本军阀在满洲地区不断地加紧对苏联的敌对行动，我命令：满洲境内的各个情报小组应以空前的热情行动起来，破坏日军的军事设施及交通，给日本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各小组均独立作战，不发生任何联系。每个小组以作战成绩来进行奖励的评定。”
廖雯初见乌里茨基停顿下来，便问道：“将军同志，您还有指示么？”
乌里茨基微笑道：“没有了，亲爱的瓦西里同志，你可以发报了。”
廖雯初合上文件夹，转身离开了乌里茨基的办公室。
廖雯初，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时被错捕，遣往苏北科美自治共和国劳动改造。在中共中央的过问和关怀下，1951年回国，恢复中共党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研究员。1964年病逝。
第2节 “满洲”第一情报组
“自昭和九年秋开始，前后经过七年时间，依靠极端暴戾的抗日意识和根深蒂固的妄想而形成的，联系顽固而巧妙的组织网，以智能的、化学的手段睨视日、满、中枢轴要港——大连地区及以此为中心的各地国防用材，已完成百余件令人为之战栗的谋略破坏工作，并进一步企图向满洲、支那的重要地区及朝鲜、日本本国的重要城市加强和扩展其潜在势力，逐步而断然地实行对重要设施的破坏工作，以达到其搅乱后方，使日本的势力衰减，进而消耗日本军队活力阴谋。这一暗中活跃的阴谋组织，便是可憎的对日大谋略放火破坏团……”
这是1941年2月6日，大连《日日新闻》发表的一篇题为“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大检举”文章的部分内容。其中被日寇称之为“可憎的对日大谋略放火破坏团”，就是共产国际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领导的“国际抗日行动队”。
1934年7月23日，刚刚从苏联归来的国际情报组织成员纪守先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巴拉斯咖啡馆，秘密会见了国际情报组织中国地区负责人A。鲍威尔。
A。鲍威尔，苏军少将，总参情报部情报专家，以美国公司商人的身份坐镇上海，指挥中国境内各情报组织的工作。
鲍威尔向纪守先下达了命令，迅速建立以大连为中心的国际情报组织，对日军后方基地进行最猛烈的破坏。同时他让纪守先留在上海做他的助手兼翻译，全权处理各地情报组织的工作事宜。
这样，从工作代号上被称作“满洲第一情报组”的情报组织开始了活动。
由于A。鲍威尔的极度信任，情报组织的工作部署、人员调动、经费分发等都由纪守先来完成。各地情报汇报也要经过纪守先，尔后再上报鲍威尔。黄振先为天津地区负责人，兼上海、天津、大连的交通联络员；赵国文为大连地区负责人，兼管安东；李志贤为安东地区负责人，后兼管营口；营口地区的负责人是安得利；旅顺地区的负责人是李寿山。A。鲍威尔还向日本大阪、神户、长崎和朝鲜派遣情报人员。1934年夏，各地情报组织负责人各自就位后。A。鲍威尔曾数次听取纪守先的工作汇报。他指示各地，特别是大连，要迅速扩大组织，发展情报队伍、大力进行放火爆破活动。
1934年夏，国际情报组织派进大连地区的第一个负责人是赵国文。
赵国文，1912年2月生于河北省昌黎县一个店员家庭。1920年因生活所迫和母亲一起迁居吉林。第二年母亲病逝，入哈尔滨第一孤儿院， 1925年靠公费入滨江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加入抗日铁血救国团。后又加入李海清义勇军、东北民众救国军等抗日组织。1932年返回哈尔滨，经北满国际情报组织成员王北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入党。后经杨奠坤介绍，于1933年12月赴苏联受训。回国后即被派到大连开展工作。
赵国文来到大连后，由于没有找到有利于开展活动的掩护职业，不久就被派遣到奉天，随后又被派往安东。此后，上级又调旅顺地区负责人李寿山为大连地区负责人。李寿山来大连后，发展了第一个情报员邹立升。但不久，李寿山在大连找到了公开职业（汽车司机）作掩护，由于收入不薄，从此对情报工作消极起来。上级决定调李寿山去天津受训，李怕受到上级处罚，逃跑了。1935年，纪守先先后把他在北平发展的王耀先、张守义派来大连为负责人。王耀先在大连时间不长，就被调往唐山开展工作；而继任的张守义则由于私吞活动经费，也很快被召回天津受训。1936年3月，上级将秋世显由北平调来大连。
秋世显，生于长春一个官宦之家。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当过旁听生，后在北大附属景山实习学校学习。1932年11月加入反帝大同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2月经张守义介绍加入国际情报组织。
不久，上级又将赵国文从安东调回大连。在赵国文、秋世显的共同努力下，工作有所发展，并发展了石永贵、宋德贵等一批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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