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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与汪荣华的相识最早是在１年前的杂谷脑小镇。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部队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街头，来到杂谷脑河边，夹道迎候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中央代表团的１０多名成员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头发花白、具有学者风度的林伯渠和戴着眼镜、英姿勃勃的刘伯承。特别是刘伯承，他那“川中名将”的盛誉和传奇般的故事，早已流传军中，令人向往。如今，大家亲眼见到了他，而且距离这么近，看得这么真切，都感到兴奋和荣幸！欢迎的人们高呼着“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口号，鼓掌跳跃，就像杂谷脑河中欢腾的浪花。“那位戴眼镜的代表是谁？”欢迎队伍中，１个女同志低声地问总指挥部的参谋陈明义。
陈明义回头一看，问话的女红军是川陕省邮政局副局长汪荣华，便竖起大拇指回答说：“不认识吗？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承总参谋长！”
汪荣华是又惊又喜，目送着刘伯承从她面前走过。眼睛里，充满了战士对首长的敬爱。虽然，这是汪荣华在那欢腾的人群中第一次见到刘伯承，但却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时候，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大别山年轻的茶山姑娘，１年后会成为刘伯承的终生伴侣。
几个月后，汪荣华因工作需要，从川陕省委调到总部四局工作，这就有更多的机会与刘伯承接触。
当时的四局，相当一部分是管理工作。既要安排机关部队的生活，又要关心照顾好首长的生活。汪荣华知道，刘伯承眼睛不好，而且又受到张国焘的排斥和打击，因此她更加同情和关心刘伯承的生活和健康。每当部队到达一处宿营地，她总是和大家一道，为刘伯承找一间明亮的房子。
刘伯承对汪荣华渐渐有了一些了解。知道汪荣华在１５岁时即已当上了英山县共青团的代表。在以后的鄂豫皖行军作战中，在１９３２年第４次反“围剿”转移西进中，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长征途中，她都能吃苦耐劳，顽强勇敢，为人忠诚老实。刘伯承喜欢上了汪荣华这种高尚的品德，进而决定选择汪荣华为终身伴侣。刘伯承的确有眼力，他不仅在战场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且，在挑选妻子时，也独具慧眼。这时，红军中有来自城市的姑娘，也有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女学生，然而他却偏偏选中了这位来自大别山农村的茶山姑娘。
汪荣华也时常听到红军指战员们赞扬刘伯承精通兵法，能征善战，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特别是她调到总部四局以后，通过多次接触，她感到刘伯承平易近人，诚实质朴，办事严谨，品德高尚。在万里征途中，能遇上这么一位知己，她从心里欢喜。然而，她也有些顾虑。她想，自己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儿，只读了１年私塾，两年学堂，１４岁就当了红军。参加革命以后，经过实际工作和斗争的锻炼，虽然有所提高，但比起刘伯承来，不论资历和学识都相差得很远很远，和他结成伴侣合适吗？
几个月后，两人虽然谁也没有表白自己的心思，但都已是心照不宣。两人再经过半年多的接触，相互之间都有了比较深的了解，由熟悉渐渐产生了感情，继而上升为爱情。两人之间的感情到了过草地时已经发展到水到渠成的程度，只是在过草地前，这层“窗户纸”终因各种原因没有点破。
两人之间的秘密到了甘南后，终于被贺龙、任弼时察觉了。贺龙找到刘伯承，非要当刘伯承和汪荣华的红娘。
“是时候了。怎么样，就让我做这个大媒人吧。”贺龙笑呵呵地说。
“先不要声张，还不知汪荣华同志究竟愿意不愿意呢？我先写封信问问她再说。”
“好，好，我们可是着急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贺龙当真地说。在贺龙的督促下，刘伯承写了这封给汪荣华的信，约定两个人在驻地清源河旁相见谈一谈。
正像许多年轻姑娘接到求爱信一样，１９岁的汪荣华接信后也是又惊喜，又激动得有点害羞。何况，向她求爱的是总参谋长呢！
两人如约来到河边，当刘伯承提出婚姻问题后，汪荣华还有所顾虑，觉得两人之间的经历、学识等相差较大，不太合适。
刘伯承诚恳地解释说：“我们的结合是自由恋爱。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了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汪荣华把心里的话全掏了出来：“你是总参谋长，可我是一个大山里的姑娘……”
刘伯承听了以后，爽朗地笑了，说道：“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穷苦农民，祖父还当过吹鼓手呢。为此，我考秀才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志同道合，就能永远战斗在一起，结成革命伴侣，白头到老！至于知识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你。”
听到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汪荣华心中的顾虑烟消云散。
在这次散步中，他俩还谈到了与张国焘的斗争。刘伯承愤慨地说：“张国焘这个人，为了说服我，要我拥护他的中央，对我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软的时候，他可以流着眼泪给你说好话。其实，这是猫儿哭耗子，假慈悲。硬的时候，他威胁要挟，咄咄逼人，甚至狂言，说我若不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他就把我杀了。我不理睬他这一套，他就要撤我总参谋长的职，叫我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实际上是当个教员。我是带兵打仗的人，敌人的千军万马都不怕，还怕什么排斥、打击、撤职、杀头么！”
刘伯承在党内斗争中的原则性和高尚品格，深深感动了汪荣华。能和这样的人结成伴侣，她从心里感到幸福。在与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的艰难岁月中，特别是当刘伯承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以后，汪荣华就紧紧和刘伯承站在一起，真心实意地支持他，鼓舞他。
当他俩从河边回来时，汪荣华深情地望着刘伯承的眼睛说：“你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小楷字，多亏眼睛呀！”
刘伯承诚恳地说：“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严肃认真喽！”
汪荣华甜蜜地笑了。
自从在清源河边谈心以后，刘伯承和汪荣华的关系更亲密了。
１９３６年９月初，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的欢乐之中。在甘南成县清源河畔的曲子镇，圆月当空，刘伯承和汪荣华的婚礼在此举行。
汪荣华在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婚礼极为简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酒宴，只有战友们的衷心祝愿；没有崭新的被褥，只有跟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的简单行李；更没有红烛新房。在我们相识的这段时间里，从杂谷脑相见，到共同走过雪山草地，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在这样的环境里结婚，我们感到是那样的幸福，那样的富有意义！”
婚礼晚会上，有人赋诗赞美：
你是否记得杂谷脑河中翻滚的浪花？
你是否记得党岭山雪中盛开的奇葩？
如今呀——浪花奔腾出北上的铁流，
如今呀——奇葩萌生出新莲的春芽。
总参谋长的至深爱情哟，
就像天上那圆圆的月亮，
穿过长征路上千山风云，
闪射出万里皎洁的光华。
雪山草地滞留了刘伯承，使其在此经历了许多磨难；雪山草地作媒，回报给刘伯承一个聪慧美丽的妻子。
第二十九回 甘南众将领大争吵 漳县张国焘泪长流
１９３６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处于社会大动荡前夜一个风雨变幻的年代。中国工农红军所面临的最大国际问题是日本企图进攻绥蒙，隔断中苏关系；最大国内问题是“两广事变”发生。为此，中共中央根据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和已与东北军张学良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新情况，重新制定红军总的战略方针，即：紧紧抓住当前有利时机，配合东北军，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基本行动计划是１６个字：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
具体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约１．５万人攻取宁夏，其余保卫苏区；１２月，红四方面军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一些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３州前进；以红二方面军位于甘南，作为几块苏区之间的联系。这个部署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的作战计划。如果各种条件不允许，红军则只好决心再作黄河以东的计划，把３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
中共中央并判断到如果暂时放弃占据河西的计划，会有如下损失：１．被迫放弃现有的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２．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３．无法避免与南京政府在军事行动上的冲突。４．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机会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５．宁夏、青海、甘肃等反苏维埃势力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红军在此后的西进行动困难。
这个西进计划即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力主实现的最新战略方针和部署。
８月５日，中共中央将调整后的战略发展计划报告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指出：“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时两广事件已和平解决，使蒋介石免除了后顾之忧，能抽出手来再次集中力量对付西北地区的红军。他急令刚开赴长沙向两广施加压力的胡宗南部迅速返回西北，实现“灭共”计划，并趁机分化东北军和撤换张学良。
８月９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占领兰州是整个计划的枢纽。其方法：用东北军守城，红二、红四方面军攻击城外之毛炳文，胜利后红军一部转向兰州上游给马步芳以打击，然后以一部取甘、凉、肃３州，一部取宁夏配合东北军之１个军出绥远抵御德王的进攻，树起抗日的旗帜。红军之另一部，则在陕甘宁交界控制黄河东岸，并准备南下策应东北军主力抵抗蒋之进攻。”
为此，中共中央急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要求红二、红四方面军尽力夺取岷州地区，控制洮河两岸之一段，作为临时根据地，伺机配合东北军行动，完成中央战略任务。
这时，陈昌浩正指挥红９军和红５军围攻岷州县城，因城坚难摧，连攻未下。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驻在岷州以西的三十里铺，徐向前率领前敌指挥部驻在漳县。
徐向前根据中央的部署和红军总部的指示，命令红４军一部攻克渭源，红３０军一部逼近陇西，造成了威胁兰州的态势。
不久，中央发电征求朱德，张国焘等人的意见，问：依据现有力量，假如以红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你们认为是否有充分的把握？
张国焘在电话中问徐向前：“把握如何？”
“问题不大，红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西。”徐向前回答。
徐向前在得知中央有这个战略意图后，立即命令参谋人员收集河西的敌情、地形资料，准备适时挥师西渡黄河，独力进据甘西，接通新疆。
这一时期，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地区艰苦转战，相机打击敌人，对下一步的行动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９月上旬，朱德、张国焘等人提出了两个战略行动方案：一是红军出西北，据黄河以西的甘、宁、青３省地区；二是出川、陕、豫、鄂。
毛泽东对此代表中央复示朱德、张国焘：“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２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不要再提“打倒中央军”及打倒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而要提“联合抗日”的口号，希望红二、红四方面军依据这个方针，改变宣传工作。
为保持出西北或出东南的机动性，中央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率领红二方面军向陕南交界的凤县、徽县、成县、康县一带进击，由红四方面军继续发展甘南根据地。
９月１０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告之国民党军第１师师长胡宗南及毛炳文、王均部３个师准备进攻通渭，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原、隆德之间。
住在漳县的徐向前接到电令后，反复思考，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主要考虑两点：第一，大敌当前，在西兰公路附近与敌作战不利。那里交通方便，利于敌人的左右夹击；第二，陕甘北地区人口稀少，仅４０万人，９座县城，粮食困难，不便大部队集结。因此，徐向前向朱德、张国焘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州，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攻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
但是，徐向前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中央接到朱德、张国焘、陈昌浩９月１３日建议电后，复电称：彼此意见大体一致，“唯我们意见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者。”并指出：红一方面军主力不宜离开陕甘宁边区南下作战，“对东敌作战宜以红二、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红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增至１个军协助之。”
张国焘在接此电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感到中央的态度有变，他非常不满地发牢骚：“这也就是说，在西兰通道与胡宗南决战的任务，事实上就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承担，而不是原来所说的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南北夹击。”他把中央的电报扔向一边，决定暂时采取不表态的静默态度。
徐向前接电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忙于按照中央电令标图的参谋说：“这一仗很难打，但是我们还是得准备硬着头皮干！”
毛泽东把电令发给张国焘后，却迟迟不见张国焘的回音，即连电再催。心怀疑虑的张国焘这才不得不决定在岷州召开西北局会议。
９月１４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远方回电已许我们所请，请用全力准备宁夏工作。”同时，中央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帮助。”这天，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请用全力准备宁夏工作。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
毛泽东并依据当前敌情，对红军３个方面军的行动作了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１０月底或１１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１２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１０月或１１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１２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互相策应；由陕北派出游击队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的侧后。
这时，整个红军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如何对付胡宗南部？针对这个问题，红军内部发生了新的分歧。
９月１５日，毛泽东等人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陈昌浩等，提出对３个方面军行动的意见：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红二方面军之支队直出宝鸡以东；红一方面军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可派兵力协助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并通报了国民党军的部署情况和红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以１个师出隆德大道，策应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指出：“红四方面军宜在５～７天内以主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