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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陈昌浩和徐向前因忙于指挥部队作战，没有出席会议，赶往毛儿盖。会上，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发言，博古作结论。大家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的，因此，才有胜利和发展。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
整个会议应该说开得是较好的，但是，到了会议将近结束时，由于许多人对张国焘近半个多月来的言行很是不满，会议讨论内容突然转向，变成了批斗会。
张闻天严肃地指出：“南下北上不仅是个战术问题，也不单纯是个战略问题，而是个相当重要的两条路线之争问题。”
博古的发言很尖锐，他几乎是指着张国焘的鼻子批评说：“我是坚决拥护北上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国焘同志非要坚持南下，说句不好听的，南下就好似麻雀往阴沟里钻！”
“什么麻雀往阴沟里钻？你也说得太绝对了吧！”张国焘猛然站立起来反唇相讥。
“对其它军事以外的问题，我主张暂缓讨论，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应服从战争的胜利。”朱德发言说，他极力缓和会场上紧张的气氛，对张国焘没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应有个正确的估量。我认为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上是有着很大成绩的，并多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轻，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红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当然，红四方面军部队在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也存在着缺点与不足，希望你们总结教训，加以改进。我希望红一、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
周恩来在这时病得很重，但仍坚持出席了会议，他由于发高烧，脑袋胀痛得厉害，可他的思维是清晰的，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会议最后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各项工作的成绩，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对张国焘退出鄂豫皖苏区、放弃川陕苏区，以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错误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是有利于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和协作的，但会议后期的过火批评对改变张国焘继续与中央对抗的情绪，没有起到好作用，结果却正相反，走向了问题的反面以至把张国焘推向了极端，这是此次会议上对张国焘提出过火批评的人不应推卸的历史责任。
时局发展到此时，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军丧失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黑水芦花会议后，毛泽东等人翻越巴不得包德山、打古山和最后一座大雪山——施罗岗，向松潘县的毛儿盖进发。横在他们面前的是难行的茫茫草地，复杂的党内斗争也更加恶化并有所戏剧化。
第五回 艰难北进一步三停 沙窝分出左右两军
“藤缠树来树依藤，红军穷人一条心。
藤无树儿腰不硬，树无藤儿山不青。”
悠扬的山歌在群山峻岭中回响飘荡。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在行军作战同时，始终保持着又是个宣传队的特征。７月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行民族自决。很快，这些内容就宣传到了山乡村寨。
红军全体指战员都负有宣传使命，通过丰富多采的各种宣传途径，对沿途人民群众进行宣传。除歌舞外，红军在所经过的各地，还留下了许多经久可见的书写、錾刻、张贴的标语和布告。书写和錾刻的标语都是就地取材，因地而异，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积极发挥它的宣传作用。如书写标语口号时，所使用的材料有锅烟、红土、木炭、墨汁、石灰、白垩土等。书写和錾刻标语所选择的处所，在农区村镇多是院墙、碉楼、住房、门柱、城门、牌坊，或是交通要道旁的岩石等醒目地方。为了使标语能够留存时间长，作用久远，红军各军、师，还组织有“錾字队”，专门从事宣传标语的书写与錾刻工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那些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有的仍然清晰可见。在芦花米亚罗沟路旁，有一幅巨大的石刻标语，游人到此，当地人总会重复当年红军讲起的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红军战士，因负伤掉队。属于他自己的衣物食品什么也没有了，但他不肯把手中仅有的武器——凿石头用的工具丢弃。他用生命的最后时间，凿完了这幅“赤化全川”的标语，但落款“中国工农红军宣”这个“宣”字却没凿完，仅凿了一个上半部的宝盖，还缺下面的“亘”字，就倒下了。数天之后，后续部队再经过这里时发现了这位红军战士，大家把他安葬在附近的小山坡上。有人提议，继续完成这幅标语，凿上那个“宣”字中的下半部“亘”。但大家最后还是赞成了另外一种提议，就让这幅未完成的标语如此存世吧，因为它会无言地向来人讲述这条标语之后的一个动人故事。
长征途中，红军还用青翠的叶片作传单，在上面用石片树枝写上文字，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战士们亲切地称这种传单为“叶报”。在有的红军部队，这种“叶报”到后来演变成小报，从长征路一直“出版”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森林地带，由于山石多为参天大树所遮盖，为了扩大宣传效果，红军还因势利导地创造了“树标”，即选择路旁的大树，在树干上用刀剥下一块树皮，再将标语口号刻、写在树干上。这样即可显而易见，又能经久不脱落。这种“树标”在松潘县的毛儿盖、茂县的松坪沟和黑水的小黑水地区最为多见。有的“树标”在上述地区，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可见。在牧区草地，红军则使用小石块在草地上镶嵌成标语。在靠近国民党统治区一带，凡属河道较宽、水流量较大的地方，如汶川等地，红军就用木板写上标语、文告，投入岷江中，使木板顺流漂下，向国民党统治区扩大宣传影响，直流到坐镇成都指挥“剿赤”的蒋介石脚下。
有些标语还真的出现在成都城下江水中，蒋介石惊呼：
“清澈的岷江要变成赤水河了！”
川西北岷江的源头上，红军仍频频把蒋介石不愿听到和看到的战报送到成都。
时川西北战幕刚刚开启，毛泽东在继指挥大渡河之战和中止松潘战役后，又指挥红军进行了翻越大雪山后规模较大的毛儿盖地区战斗。
毛儿盖是该地土官属下１８寨地域的总称，方圆１０００多平方公里。７月初，国民党军１０多个团在有空军配合下赶到这一地区进行防堵。胡宗南特别命令第１师西北补充旅加强营营长李日基带队抢占毛儿盖，驻军于索花寺内，并向南面数里的夏藏派出１个班，在营部前面的山头上部署了１个班担任警戒，又向寺院西面山顶派出１个排，其余３个连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寺后山头上和寺院东南角上的一座独立寺庙内。胡宗南向李日基营下达的战斗命令是７个字：搜索、警戒、打游击。
红军在攻松潘的行动失利后，位于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便成为绕攻松潘、北出甘南的必经之地。中革军委命令，红１军团主力配属红３０军担任北进毛儿盖的前卫，尽快夺取毛儿盖，打开北上通途。
红军先头部队由沙窝经阿基等地于７月９日下午抵近毛儿盖，与国民党守军接火，迅速拔除了李日基营设在外围的３个警戒哨据点，并逐渐形成对敌之包围。夜间，红军向寺后山上国民党军阵地发起攻击。由于国民党军占据有利地形并有事先构筑的阵地为依托，而红军的武器装备弹药较弱，因此，红军在之后连续５天发起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
红军逐渐缩小包围圈，一次次发动新的更加猛烈的攻势。李日基只好命令所部全部退缩到索花寺内固守，并连电胡宗南，请求增援。红军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了国民党军李日基营，但因缺少重武器，步枪子弹也有限，难以向寺内发起强有力的攻击，只好以喊话宣传等政治攻势辅助军事进攻，并在暗中向专内挖地道，但被李日基部察觉。一场血战肉搏后，红军的地道行动没有能成功。
李日基频频急电胡宗南求援。１４日，红军击毙国民党军把守寺庙大门的副营长吴剑平和第１连连长郭全喜，李日基及其部属军心大震。１５日夜，浓云遮月，李日基在接到胡宗南的准许撤退命令后，借助夜暗率全营６００余人由寺庙东北方向突围，直奔松潘方向。红军发觉后一路追打过去，俘敌１００余人。１６日下午，红１军团侦察连、第２师第４团和红３０军第２６８团两个连将李日基营包围于腊子山以西２５公里处。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士兵纷纷举枪投降。李日基抱头缩成一团，从山上一直滚到山下，才得以溜走。
毛儿盖一战，红军击毙国民党军副营长以下官兵２０余人，俘虏４００余人，缴获步枪２００余支，轻机枪１６挺，重机枪４挺，无线电台１部及其它军用物资。
在毛儿盖战斗同时，红４军一部也由小姓沟以南向北发动猛烈攻击，当面之国民党军是胡宗南部的丁德隆独立旅。红军进占牦牛沟右岸一线，迫使丁旅退守牦牛沟左岸阵地。岷江东岸红军也由镇坪向北进攻，首先与占据金瓶岩的国民党军李文第２旅的第６团接火。国民党军驻守镇江关的第４、第５两个团奉命增援，双方展开激战。战斗中，红军击毙国民党军第４团团长李友梅及两名营长，国民党军全线溃退。红军乘胜追击，在北定关再击溃国民党军李铁军第１旅第２团，该团团长杨杰带伤而逃。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空军为了配合胡宗南部的地面作战，每天都出动飞机对红军所在地区进行侦察和轰炸。有时在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就有６架飞机一同扫射和狂轰滥炸。７月１７日，国民党空军第３队副队长朱嘉鸿和队员郭诗东驾驶的第３０３号飞机，飞至黑水石碉楼上空进行侦察时，红军战士一齐举枪射击，打中飞机尾部。朱、郭两人企图驾驶受伤的飞机逃跑未逞，被迫降落在别竹河坝，当即被红军俘获。８月３日，国民党空军第６队队长王伯岳、队员谢集泰驾驶第６０１号飞机在腊子山、羊角塘一带进行低空侦察，为了避开红军密集的弹雨，于慌乱中撞在千流水山坡上，王、谢两人当即毙命。
飞机被击落的消息传到成都，蒋介石手捏电报骂娘：“你们这些白痴，怎么把王、谢两个人安排在一架飞机上呢？这次好了，王、谢真的成了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周围的人直到这时才明白蒋介石原来是联想起了唐朝刘禹锡的《乌衣巷》诗。
时在沙窝的毛泽东得知王、谢毙命的战报后，也在吟诵《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的欣喜心情与蒋介石截然不同。
从７月中旬到下旬，红军在西到南的弧形战线上与国民党军激战不停，多呈拉锯状态。时驻军在松潘的胡宗南接连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可胡宗南并无捷报可发，而红军攻打松潘的枪声却听得越来越近，急得胡宗南在城中直跳脚。为了鼓舞士气，能向蒋介石有个好的汇报，胡宗南把指挥部搬到了城南的塔子山上，并增调部队拚命向南反扑。
这时，红军攻击部队由于张国焘的拖延，难以形成合力，失去了战机，战局已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变化：原来担负追击任务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和川军正从东南方向压来，北线兵力众多的胡宗南部已集中到地形非常险要的松潘一带，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基本完成了堡垒线的构筑，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取以逸待劳之势，红军的攻击显然难以取胜，原来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已难以实施。
红军就此失去了一次歼敌的机会。后来在１９４３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庆谈到松潘作战的情况时还心有余悸地说：“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我想起了我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周恩来，他会关照我的。”
结果呢？是胡宗南没有去求周恩来，他应感谢张国焘的故意拖延时间。由此，８月初，毛泽东、朱德等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８月３日，中央军委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初步拟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路军北上。１０多天后，又对部队编组作了一些调整。
毛儿盖战斗结束后，７月２２日，徐向前、陈昌浩率主力部队从芦花出发，向北进军。
“会师了，大家应该和和气气商量好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不应该争争吵吵。”徐向前说。
“张主席说，现在是革命低潮时期，我们红军应该把苏维埃的旗子卷起来，南下到川康边暂避一时。可中央许多人不这样认为，分歧也就难免，但我们真希望他们很快统一意见，否则，我们夹在中间难受。”陈昌浩也表示不理解。
在这时，徐向前和陈昌浩对中央政治局黑水芦花会议的结果还不知道，但他们此时是同意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计划方针的，因此一路上想的和谈的都是如何消灭敌人和北上的问题，自然也谈到了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张国焘和毛泽东不要再如此“斗心眼”。
就在这川西北龙虎相斗——毛泽东即要与蒋介石斗，又要与张国焘斗，斗得天昏地暗时，川西北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变。
战暇中抽闲，眼睛始终盯在川西北地图上的蒋介石、毛泽东和张国焘，忽如家庭中兄弟之间打架，在互相扭胳膊抵头相斗时，透过对方的肩膀突然看到正有强盗闯入家中行窃。本来力气小的一方很想抽出手来，把强盗打出家门，可力气大的一方就是死死揪住对方不放，想把即将摔倒在地的对方彻底打翻后，再回过头来追打强盗。
如此互不相让中，川西盆地盆沿上众人的眼光透过剑门险关、岷山雪峰，看到川外世界。
这时，华北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消息迟迟传到川西北。有消息报道：日本于上月初占领丰台，炮击北平，并令汉奸组织所谓“华北国”、“正义自卫军”。红军指战员得此消息，惊叹：“华北偌大山河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矣！”
８月１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日。８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打响第一枪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８年后正在川西北高原，他们在为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与张国焘争论得面红耳赤，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寻找新的根据地。
就在这时，远方的第三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却悄悄地放弃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提法，继而提出了取而代之的新口号：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殖民地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时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王明，选取了中国工农红军建军日，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致抗日。这即是著名的《八一宣言》。
中共中央在川西北的要人们在这时还没有时间顾得上考虑世界大事，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在即，红军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时代列车，尽快乘坐上去。张国焘不可能认识到，毛泽东也没有认识到。
此时的毛泽东为红４军军长改了一个名字，把“许士友”中的“士”字改为“世”，说道：“这个字一改，你就成为世界之友了！我们的红军战士，不但要事事处处想到中国，还要放眼世界哟！”许世友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名字。但是，毛泽东眼下的紧迫任务还不是“胸怀全球”，而是赶快想办法如何摆脱这川西北困境，走到一个能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地方去。
抗日的问题，中国国民党政府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在忙着“安内”。８月５日，忙于在川西北“剿赤”的蒋介石，除自己亲临前线指挥“围剿”大草地以南的红军外，还限令福建国民党军在３个月内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