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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工作了，这可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呀！这所大学是美国一流的名牌大学！
这里的研究人员也是从其它国家来的：雷玛是俄罗斯人，珍妮博士是印度人，飞利
浦虽是华裔，但他是从澳洲移民来美国的，而且不会讲国语。我简直像在联合国里！
刚来的一段时间，雷玛没有安排我做实验。她给了我一叠实验操作程序和几篇
研究论文让我下班后带回家读。好几天我干着同样的事情，我问雷玛：“我什么时
候能开始做实验？”她说：“斯达不希望你马上动手，我们的实验样品很宝贵，你
先看我怎么做。”很明显雷玛对我没有丝毫信任。飞利浦看出我有些不情愿，安慰
我说：“你不要着急，自己做实验压力很大，结果不好时，斯达会很生气。”飞利
浦担心我听不懂，与我讲话时速度很慢，而且尽量避开使用生疏的词汇，当我仍然
听不明白时，他便在纸上写出来。飞利浦对我说：“斯达脾气很暴躁。”我说：
“我来了几天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他说：“他发脾气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实验出了
问题。”飞利浦是华人血统，我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族裔关系，他与我的距离近一点
儿。一次他对我说：“我建议你多花些时间学英语，你听不明白斯达讲的话，他不
会让你单独做课题的。他不了解你在想什么，你有什么样的计划，甚至你解释不清
楚你的实验结果。”我说：“我可以写给他看。”他说：“不、不，其他老板或许
会这样，但斯达不会。”
有一次，雷玛忙完实验后，从墙上的壁柜里拿出一本很厚的活页夹交给我，要
我把她的实验结果誊写到印制好的表格上去，她要在下班时交给斯达。我看了一眼
漂亮的实验结果，赞扬道：“雷玛，你的实验做得太棒了。”我的称赞是发自内心
的、由衷的。听到我的赞扬，她脸上浮出几丝得意的表情，对我说：“谢谢你。”
她很高兴，这是几天来我看见她最高兴的时候。我埋头抄写她的实验结果，抄得非
常工整。这是一份要交到斯达手中的报告，我似乎不是在用手和笔写，而是在用心
写。我期待通过我抄写的这份报告，使斯达能了解我是一个做事很认真扎实一丝不
苟的人，即使是抄写一份报告也是做得极其精细。我希望，我的一双灵巧的手能帮
助我越过我与他之间无法通过语言沟通的障碍。
雷玛看着我交给她的这份抄写好的实验报告很惊异，嘴里喃喃道：“太好了，
太好了。”她拿着报告到斯达的办公室去了。没多久她回到实验室，我刚好在收拾
实验桌准备回家。她用很慢的速度一字一句地问我：“你在中国测定过激素没有？”
我摇摇头说：“没有。不过我用放免仪测定过血液中的甲胎蛋白，我想机理应该是
一样的。”她说：“好的。明天你试着测定血标本中的心钠素。”她担心我没听明
白，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实验操作程序给我看。我一阵惊喜：斯达终于让我走出第
一步。在美国我真正开始动手做实验，虽然只是极为简单的按照实验程序测定血液
中的心钠素的含量，但这意味着斯达已经对我有了一点点信赖。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爬起来，吃了两片面包，喝了一杯没有热的牛奶，比平常
早了许多到达实验室。这是我的第一次实验，我不能给自己丢面子，做不好的话，
斯达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动手能力同语言能力一样糟糕的人，以后略为复杂和重要
一些的实验是不可能交给我做的。实验室的门还是锁着的，整层楼十分清静，静得
只听见走廊里低温冰箱启动的嗡嗡声。电梯门突然打开了，雷玛出现在电梯口，我
马上迎了上去，我一边跟着她往实验室走，一边尽量找点儿话题说，我必须想办法
与她多交流以便习惯她的发音。我说：“我在楼上等了好一阵子了。”她说：“你
可以叫斯达开门，他在办公室里。”我听懂了她的话，又接着问：“他每天都来这
么早吗？”她说话速度稍微快了些，我尖着耳朵听她说：“他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到
办公室，晚上九点多钟回家，周末也这样。”我吓了一跳，这哪里是在工作，这不
是玩命吗？难怪曾听人说美国是青年人的战场。斯达是快到五十岁的人，对做科学
的人来说这个年龄不算年轻，如此工作狂似的生活，他的家人如何忍受得了？我对
雷玛说：“斯达博士的家人一定很不容易，他天天这样工作一点儿也照顾不了家里
人。”雷玛耐着性子听我咬着字句慢慢讲，不以为然地说：“他没有结婚。”我没
有再问下去。我担心讲多了，雷玛会失去耐心而对我反感。
上午我一边做着实验，心里总在想着雷玛讲的那几句话，脑子里浮现出斯达的
影子来。我突然觉得他挺可怜，我庆幸起自己来。虽然我只是他手下的一个打工仔，
但比起孤独的他，我多了一个家庭，多了一份牵挂。虽然我的语言造成我与周围人
的沟通困难，但我的心是不孤寂的。
我总惦记着给宁静挂个电话报个平安。电话公司已经开通了我房间的电话线，
可电话机呢？我去过一趟电器店，一台电话机至少得花二三十元钱，我没舍得买。
听唐太太说，遇上yardsell（在自家门口出售家里用旧的东西），两三元钱可以买
一只旧电话机。我想试试运气，星期天一大早便起了床。吃完早餐，我到马格雷塔
路上溜达。沿着马格雷塔路往南走，那一带住家人多，说不定吉星高照，我还能省
下几十元钱。马格雷塔路上一只墨绿色的塑料垃圾筒旁的一堆杂物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台旧电视机与废弃的杂物放在一起。我马上跑了过去，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我
猜想这台电视机或许还能工作，哪怕看不清图像，能听听声音也行，我正需要提高
英语水平呢！把电视机挪到一边，我又在杂物堆里翻来翻去，寻找可能用的东西。
一根长长的电线绞住了我的手指，我扯起电线，扒开四周的杂物，手下居然是一部
旧电话机！我心中大喜：好家伙，今天没白来。当我把电视机和电话机搬到家里，
我的腰已经累得直不起来。
终于可以给宁静挂电话了。宁静压低了声音但语调中明显地带着欢乐说：“肿
瘤所的导师帮我在日本联系了一个进修位置，对方付我工资，邀请信已经传真过来
了，对方催得急，我要赶回去办护照。”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一下不知
是喜还是忧。我早计划好一旦被斯达正式雇用，有了工资，就接她和露露来美国团
聚。瞬间这一切又变了！我问她：“你以后来不来美国了？”她说：“日本只给我
一年的资助，我做完这一年就从日本去美国，等你在美国呆满三年我们再一同回国。”
她愉悦的声音一扫刚才的悲伤，我却暗自叫苦。一年，一年时间好漫长，孤独的滋
味不好受呢。我真想开口阻止她去日本，却又不忍心让她扫兴，心想：我没有理由
剥夺她对自己未来道路的选择。宁静说：“你以后就写信吧，电话费很贵。信在手
中可以多看几遍心里踏实。以后我们打电话最多不超过五分钟，你再讲半分钟我们
就挂电话吧。”半分钟，就半分钟！我看着手表，竟然想不起半分钟内我该讲什么
话。还有最后几秒钟，我再也想不出有什么关键的话要讲，慌忙之际说了一句“再
见。”我听见电话那头宁静依依不舍地说了一句“再见”，电话便挂断了。我若有
所失，眼睛凝滞在手中被挂掉的电话筒上，心中涌出一阵伤感来。我想起离别时宁
静舍不得吃的盒饭，想起住在城市里的家人没有电视、冰箱，不禁有些心酸。
第三章
一天，斯达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从中国邀请你到我的实验室，我期
望你能开展分子生物学实验。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沟通，我不可能每天用笔同你交流。
如果你想继续呆在我的实验室，你就跟着雷玛做实验，否则你可以另外找工作。”
我想：我到美国才一个月，两眼一抹黑到哪里去找工作呢？即使我找到工作，同样
也有语言难关要过。我对斯达说：“我愿意留下。”
语言障碍搅得我寝食难安。为了尽快提高英语听说能力，我买了一只便宜的随
身听，无时无刻不戴着耳机听广播和英语磁带。一天，唐太太对我说：“刘先生，
我看见你走路时也戴着耳机，很危险。汽车拐弯时你注意力不在街道上容易出车祸。”
她告诉我，住在我对门那间屋里的关先生以前在成人夜校学英语。我心想我哪有多
余的钱付学费，嘴里却说：“成人学校学英语一个月交多少学费？”唐太太说：“
听关先生说是免费的。”我不相信，追问道：“学校哪有不要钱的，你听错了吧？
学校在哪儿？”唐太太摇摇头：“我不知道那么多，你去问问关先生。”
搬来快一个月了，我还没与关先生打过照面，只是常常晚上很晚听到洗手间放
水洗澡的声音。听说他以前在国内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到美国来开公司，不到半
年钱都赔进去了，只好把公司关了，去餐馆打工。那天晚上我等到半夜，等关先生
从餐馆收工回来，我向他问了成人英语学校的事。第二天晚上我便乘车去了阿尔罕
布拉市高中校园报名。
进了成人学校英文班，我的生活节律完全变了。每天下午下班后，我改乘途经
缅因街的巴士到阿尔罕布拉市图书馆下车，步行几分钟去高中成人学校。三个半小
时的课程完了，再到大西洋路搭乘巴士回到蒙特利公园市的住处。每天到家时已经
是晚上十一点多钟，做好晚饭，已是关先生回家的时候。偶尔他驻足在厨房片刻与
我聊上几句，他问我：“找到成人学校没有？”我说：“已经上课几天了。等巴士
的时间太长，晚上巴士班次少，一小时才有一趟。碰上巴士刚走，在停车站等的时
间比走路回来还长，昨晚我走回来只花了四十多分钟。”关先生说：“走路危险，
带二十块钱放包里，流浪汉找你讨钱时，把钱给他。”我开玩笑说：“二十块钱不
够怎么办？”他认真地说：“把手表给他，再问你要，你就把上衣脱给他，保条命。”
我说：“给二十块钱加上手表足够我买一辆自行车啦！”他说：“你是应该去买部
自行车，安全也节省时间。”
我真的下狠心买了一部旧自行车。最初我考虑骑自行车去上班，一个月可以省
下二十多块车票钱，两个月时间就可以把买车的钱挣回来。但我只骑车上了一天班
便放弃了。从住地骑到总医院，路上需要一个多小时，下班后赶不上英语课。于是
我改变了主意，自行车成了我每周往返成人学校的交通工具。
一天晚上，我下完课，骑上自行车朝着家的方向骑去。昏黄的路灯下人影憧憧，
我沿着高中院墙外的人行道骑着车，这个区域是阿尔罕布拉市最安全的地方。高中
对面是市政府和警察局，过了街口那幢高大的深色建筑是法院，法院后面有一个很
大的停车场。我脑子里转着：如此大的法院和停车场不知每天有多少人因为鸡毛蒜
皮的小事在这里耗上半天时间。我正想加快速度骑过交通路口骑往人迹稀少的对街，
忽然一阵刺耳的警车鸣笛声从不远的地方响起。在第二大街上慢慢移动的小汽车都
纷纷停了下来，腾出道让警车通过。警车突然鸣笛一定有紧急事件，我也踩住刹车
跨在自行车上等待警车笛声由远而近从身旁经过。
警车驶进了前面路口，在附近放慢车速。警笛鬼哭狼嚎般响着，撕破了平静的
夜空。一道强光从警车顶部射出来，把我周围的街道和高中院墙照得惨白。警车顶
部一排红黄蓝三色灯光随着警笛嘶鸣声疯狂而有节奏地来回串动着。我愣在路口，
不知周围发生了什么情况。我看见一个黑人警察从摇下的车窗口拿着喊话器对着我
这边叫唤。我听不清楚他在叫喊什么，我转过头看看周围，附近除了一两个下课后
走路回家的年轻人外，没有其他人。我恐惧起来：这个警察究竟在对谁嚷呢？或许
他们在追捕躲在附近的杀人犯？罪犯狗急跳墙时会不会猛地从我身旁的某个地方闪
出来，用枪顶着我的脑袋抓我当人质？我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想到这，
我骑上车准备离开。突然，那位黑人警察从车子里钻了出来，对着我大吼：“站住！”
他身材高大，穿着绷得紧紧的藏青色的警服，剃着短平头，样子很凶。他腰间配戴
着手枪、警棍、对讲机，与他身后两头乌黑发亮中间雪白的警车，让人感到威严不
可侵犯且极具攻击性。我呆住了：难道他是来抓我的？我犯了什么罪？
警察向我走过来，朝我喊道：“下车！原地不动把手放在头上，背朝向我。”
面对突如其来的喝叫，我吓懵了，一松手，没有支脚的自行车“咚”的一声倒在地
上。此刻我无法设想发生了什么事，脑袋里完全是一片空白，空白得像一幅放完影
片后被电影放映机聚光镜的强光照射得通白的屏幕一样。我本能地转过背，举起双
手抱住头，毫无反抗地顺从警察的命令站在原地，犹如一个待毙的囚犯等待着背后
“叭”地一声枪响。
警察走近我，嘴里叽里呱拉吐出一大堆话来，紧张之际我居然没有听懂他在讲
什么。他大声喝令道：“坐下！”我在街边的路基石上坐下来，他继续对我讲了一
些话，我还是一句也没听懂。无可奈何中他只好拿出对讲机讲了一大通。放学路过
的人顿住脚在不远的地方注目观望，又有几个人围过来看热闹。刚才在校门口分手
的张剑也走了过来，我一脸苦笑，他小声地对我说：“老兄你犯法了，加州法律规
定学校附近不可以骑自行车。”听他一说我反而镇静了下来，悬着的心落定了。那
黑人警察还在讲话，我趁机问张剑：“他会怎样处置我？”他瞅了一眼警察说：“
吃罚单，或者上法庭听讯。”警察听到我在讲话，对我大声叫唤道：“不要说话！”
我闭上嘴，警察也不再说话，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没有多久另一辆警车驶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华裔警察，他与黑人警察交头
接耳了一番后走到我面前，用中文对我说：“你知道在这儿骑车是违法的吗？”我
满脸歉疚地说：“我刚来美国一个多月，不知道这儿不可以骑车。”我像遇到救星
般，从钱包里拿出工作证递给他，“我在南加州大学做研究，刚下课赶回去吃晚饭。”
他听说我还没有吃晚饭，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面色顿时温和了不少，他
对我说：“你触犯了法律，我们应该处罚你。要遵守法律，下次再碰上同样的事我
们一定要处罚你。”他把证件退还给我，与黑人警察交谈了几句，随后两人回到各
自的警车里，看样子他们会放过一马，这让我庆幸不已。我有一种化险为夷的轻松，
但在原地却不敢乱动，惟恐那位牛高马壮的黑人警察又重新回来。
警车终于开走了，围观的人群也散去了，当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才如噩梦初
醒，从地上扶起自行车。我不敢再跨上自行车，推着它往对街的法院大楼方向走。
过了法院大楼，过了大楼后面的大停车坪，我继续推着车走。看热闹的张剑也从这
条路走回家，他在我不远的地方走着，当他走近我时开口对我说：“你现在可以骑
车了。”我点点头却没有上车，对这一幕有惊无险的插曲，心有余悸。那一天晚上
我是一直推着车走回家的，想着：如果我听懂了那个黑人警察的话，他就不会呼叫
华裔警察过来，罚款几十块钱是跑不掉的。尽管历经劫难，却多少让我有一点情不
自禁的喜悦。
第四章
很快到了六月下旬，洛杉矶的白天变得灼热。雷玛去夏威夷度假了。这一头的
实验间只有我一个人，空间忽然像大了许多。几个月来在雷玛眼皮底下小心翼翼做
媳妇般浑身不自在的感觉一下子没了，我有一种挣脱了压抑后的轻松感。一天，斯
达出乎意料地到实验室找我，他肥硕的身体在我面前站定后，温和地问我：“实验
做得怎样？”我说：“我正在做雷玛安排的实验，测定临床研究中心送来的血样本。”
他又问：“你提纯的G 酶还保留着吗？”我说：“还放在冷冻箱里。”他向我要了
一张纸和笔，坐到实验台前的椅子上，一反常态用很慢的速度边写边讲起来：“G
酶的生物活性没有了，但它的免疫活性和结构没有变，我们仍然可以用它做些别的
实验。”他讲完后面带疑虑地问我：“你确信你已经明白了我讲的意思？”我确定
自己看了他在纸上画的图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