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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仅“那百级天梯就够你匍匐爬行”
。（8）其实，排场和气势如魏先生所描述的那种“公仆
大厦”，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的几个区都可见到。站在这些需要仰视的建筑面前，百姓是产
生不出自己是国家主人的意识和自豪感的。
扰民，朱镕基总理主要指的是天怒人怨的乱收费。其实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令百姓
烦不胜烦的有形骚扰或隐形骚扰。例如，人们不断被要求去做应付各种视察或突击检查的无
用功。又如，通过大会小会、广电、报刊对人进行的精神骚扰……。无论哪种形式的扰民，
在民与官的现有格局下，受扰一方别说没法象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那样理直气壮地
宣布：
“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没有人再敢对我提要求”
，而且就连抱怨的份也没有。下
面几个信手拈来的例子是很有些代表性的。西安某小本经营的小食店店主除按时纳税，还得
应付各种收费的人三天两头光顾、大盖帽白吃白喝、防疫站高价强售劣质“洗消剂”、高价
强售卫生宣传画……。大酒店更是待宰肥羊：街道办事处强索几千元灭鼠费却只收钱不灭鼠，
到检查卫生时只要搜索出一粒老鼠屎，动辄罚款又是好几千元。（9）四川一些城市借各种商
贸节、熊猫节、运动会的由头大收“纸头费”。巴掌大的会标、口号以 50 元一张的高价强行
“卖”给企业和各种车辆的车主，一辆车不张贴若干张，休想出城进城（10）。有些事，就算
激起众怒，也大多奈何它不得。电信业的收费早已千夫所指，但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边
宣布电信资费大幅下调，一边公布明降暗升和劫贫济富的方案愚弄全国消费者。强行进行思
想灌输之类精神骚扰，更是几乎一刻也未停止过，更是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气，动
辄把不服骚扰者划归另类。
至于瞎指挥，朱镕基列举的行政干预、强迫银行贷款、片面追求高指标……，等等，也
都是让老百姓吃足苦头的事。有几个触目惊心的统计数字，瞎指挥都脱不了干系：我国国企
的呆死帐及银行不良资产损失至少在 12000 亿以上，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每年至少 1000 亿
以上⑾；“七五”期间，有数以万亿计的投资不知“漏”到哪里去了。而按市场一般资金运
行效益计算，这么长的周期，这么大的投入，是可以“滚”出数百万亿元巨额资产的⑿。
跑官、扰民、享受、瞎指挥，没有哪一样不花纳税人的钱。也许，有人会认为说“跑官”
花纳税人的钱是言过其实。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花钱，官是跑不来的。至于花谁的
钱，可别太天真，以为这些人都自己掏腰包。近日刚披露的河南某地大宗买官卖官事件，买
者大多是公费买官！纳税人的钱就经由这些渠道大把大把地给打了水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除了这些原因造成的巨大浪费和漏失，还有几个无底洞在无情吞噬人民的血汗钱。一是由于
某些官员的失职、渎职，许多钱换来的是到处耸起的豆腐渣工程和接二连三的桥塌人亡、楼
塌人亡事件。那些“豆腐渣”只要没弄出人命，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管弄没弄出人命，只要
封住了新闻界的口，便没见哪个官员为此丢官下狱。像法国最近正在审理的发生在 80 年代
初的“污血案”，当时的政府总理、卫生部长等多位高官因失职成被告⒀，这样的事在中国
犹如天方夜谭。二是私分、鲸吞国有资产；三是部分官员经常性的腐败消费，诸如陈希同、
王宝森、孟庆平、李乘龙这些人，他们多是敛财大盗兼采花大盗，不光把纳税人的钱拼命往
自己包里装，还大把公款包二奶，对小密一掷千金，公款公车出入舞厅、赌场……
五、纳税人购买到了什么样的服务和公共产品？
当来自人民的税、费除了支撑包括大量冗员的政府机构，支付官员的工资和制度性特权
开支、腐败开支、奢糜型浪费、决策性浪费、失职渎职造成的浪费和每天一个亿以上的资产
流失外，在为人民提供教育、环卫、市政建设、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
社会保障等必要的公共产品上，钱只好捏得很紧了。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不仅远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大大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世界排位末尾。每个儿童本该
享有的免费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变成要用金钱来交换的权利，越涨越高的收费把许多
穷孩子无情地关在了校门外；同样应该对国民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也因经费紧张，
收起钱来；公园、名胜更是大幅涨价，历史遗留下来的、每个公民应该共享的人文、自然景
观变成了不纳买路线便不得入内之处。社会保障又做得如何呢？发达国家通过税收和社会保
障转移支付来调整收入差异，社保方面的支出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 20—30％，为低收入者提
供了必要的社会保障。相形之下，我国用于社保的钱少得可怜，近一、二十年，在“把一切
推向市场”的非理性狂潮中，本来就覆盖面小、分配不公平、缺陷甚多的社会保障体系受到
巨大冲击和破坏，变得更加脆弱。
低水平的公共产品与低质量的公共服务难分难解地系在一起，或者说，如形影相随。否
则，如果各级政府部门都尽职尽责了，哪会每年上百万孩子失学辍学？哪会来那么多假冒伪
劣品充斥市场？如果政府部门克尽职守保护人民的生命钱，又怎会假酒假药屡禁不绝，一次
又一次酿成众多人伤亡的惨祸？如果权力与责任成正比，又哪会出现那么多豆腐渣工程危害
人民？如果不是多年的失职、渎职和决策失误又怎会在 1998 年长江来水量远不及 1954 年的
自然条件下，造成的洪灾却远大于 1954 年；而且，如果早作防范，又何至于需要百万军民
苦战数月，何至于造成死亡数千人和达几千亿人民币的直接损失？
与低水平服务相映成趣的是传媒奉行的扬善隐恶宣传方略。恶事、错事很少曝光，做了
一点份内的事就当作大善拼命宣场。纳税人出钱养了官员，还得每月另出电视收视费去看“表
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官员活动图，去看百姓如何地对谁谁谁的“亲切关怀”和“救助”
感激涕零。如果说百姓的感激是不知道自己作为纳税人有权在遇到危难时得到国家援助，是
因纳税人身份被遮蔽而发生的蒙昧，那么，宣染这些情景的传媒就是在清醒地制造蒙昧了。
低劣的服务总还可以叫作服务。所以，最糟的还不在于此。
近来，拧开电视常有如下场面：一群穿制服的执法者在大街上把街头小贩撵得如鸡飞狗
跳一般四下逃窜。来不及逃的摊子被掀翻，东西被没收，盛在容器里待出售的食品、佐料统
统被倒掉。电视中还有推土机如何把尚还有许多人要居住的房屋推倒，一大群顿失栖身之处
的民工敢怒而不敢言地站在一旁……。别以为这些场面是艺术加工的电影镜头，而是地方新
闻；别以为是暴露性镜头，而是在展示地方政府“为民办实事”，展示执法者“执行公务”，
“采取果断措施”清理占道经营、违章建筑。
诚然，占道经营、违章建筑堵塞交通、有碍观瞻，清理是必要的。但占道摆摊者大多是
下岗职工或本来就缺乏稳定收入的底层民众。而且，街道办事处已向他们收了钱，许可或默
认了他们占道摆摊。各种违章建筑也同样，不经过办事处这一关是建不成的。街道办事处乃
政府最基层代表，它收钱允许违章，政府下属的执法部门又撵人毁物。这好比一拨人收了人
家买路钱，他们中另一拨人又横在路中不让通行。如此为民办实事，民实在不好消受。我不
知道，那些被追撵着、被没收被倒掉原想用以换几个小钱的货物、食品的底层谋生者会多么
心疼自己蒙受的损失，下一步又以何谋生？那些因房屋被推成一片瓦砾而顿失居所的民工们
将以何处栖身？几乎就在地方新闻播放这些场面的同时，法国科西嘉岛发生几个宪兵纵火烧
毁一违章建筑的事件。宪兵非但不能享有“以果断措施执行公务“的赞誉，相反，他们作为
肇事者被捕。接下来被捕的还有涉嫌与这一事件有牵连的科西嘉前行政长官，这位长官非但
不能因毁了违章建筑而获“为民办实事”的美称，还与几个宪兵一道面临被起诉的命运，而
且，法国政府也因此陷入一场危机。此间，我无意比较，因为，这两个类似事件的当事人的
不同际遇，使人民在各自的国家里占有什么样的份量，已在不言之中。我也无意以这两个事
例的对照为违章占道经营或违章建筑作辩护，而只想说，清理行动一要先解决被清理者的谋
生、栖居等事关生存权的后顾之忧，二要合法。不先行解决被清理者的谋生、栖身问题的“清
理” 说得客气是政府失职，
， 说得不客气是不顾百姓死活；而粗暴“执法” 本身就是
， “不法”。
不过话说回来，这一幕虽然让纳税人不受用，毕竟还有部分合理动机可寻，可以让天下
最受得气、最有忍耐力、最善解官意的纳税人心理上横竖取得平衡。但另一些情况就不行了。
北京有 10 万来自河南的民工。他们出苦力，干别人不愿干的脏乱差活，还整天到处被驱赶，
过着这边撵、那边挤的边缘人生活。设在北京的河南劳动厅驻京办事处为河南民工做了些什
么事呢？一张成本仅两角的劳动输出卡，省物价局批准收费 1 元，层层加码到建设厅成了 6
元，到劳动厅驻京办事处就要收费 25 元，还扬言如不加盖他们的章就不准在京打工⒁。如
此“公仆”，与占山为王，收取买路费的山贼又有何异？在湖南，岳阳有刑警姜某光天化日
下率人闹市抢民女，并抢杀其夫⒂；来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子、警察李某对辖区居民跋扈如
占领军，横行不法如黑社会。他挨家挨店强收“保护费”，不交就砸店打人；因与某村民发
生冲突就带枪冲进村，两天内一死四伤⒃。安徽枞阳县农民被不合理负担压得喘不过气，三
位中南政治学院法律工作者抱不平，控告该县一个镇政府。结果，参与起诉的农民上了“黑
名单”，县检察院及镇村干部组成的“特别行动队”一路逼抢，“所到之处，鸡飞狗跳”，三
名法律工作者人身安全受威胁⒄。
如果说这几起事件还是少数贪官、不法警员和腐败司法人员的小打小闹，那么，十位著
名作家联署的《一起天理难容的大冤案》
（简称《天理难容》）⒅披露的事件则是地方恶势力
与一个牵涉面甚广的巨大腐败网联手进行的司法谋杀：1998 年 9 月 25 日，与腰缠万贯、恶
贯满盈的村霸联手的郑州市公检法、河南省高级法院秘密抢杀了风华正茂的青年、有强烈正
义感和秉公办事的西韩砦村民选村民组长曹海鑫。原村民组长、村霸曹新豹在任期间蛀空了
两千多万元集体资产，1995 年春，在选举中败北。新组长曹海鑫一上任，就积极配合上级
查帐。他用收回的钱给村民办好事，解决实际困难，并定期公布帐目。久遭村霸压迫的村民
终于扬眉吐气，有了当家作主之感。但曹海鑫的祸端却由此而生。村霸团伙对他恨之入骨，
在多次寻衅滋事之后，干脆持械聚众，深夜闯入曹海鑫家大肆殴打。歹徒人多势众，曹海鑫
在劝阻无效和报警受阻的情况下，被迫操室内猎枪自卫。领头歹徒、曹新豹之弟曹新春与另
一歹徒围上去夺枪，争夺中猎枪走火误中曹新春。曹海鑫再次欲用电话报警和向医院求救却
再三遭其他歹徒阻碍、殴打。夜闯民宅的歹徒曹新春就这样被他自己的同伙耽误了抢救时间，
流血过多而死。在村霸曹新豹活动下，郑州市公安局以“故意杀人罪”逮捕了在自己人身安
全受严重威胁时实施正当防卫的曹海鑫，并迅速移交检察院。郑州检察院不到一周就准备好
了起诉书，又神速送达郑州市中级法院。起诉书颠倒黑白，隐匿歹徒聚众持械夜闯民宅、殴
打无辜的事实，隐匿了曹海鑫被迫自卫以及猎枪走火误中夺枪歹徒后三番五次欲报警、求救
的事实，把正当自卫说成“开枪行凶杀人”。西韩砦村民成群结队四处上访，为曹海鑫申冤。
郑州市中级法院在事实十分清楚的情况下无视真相、不顾冤情，以莫须有的“故意杀人罪”
悍然下达死刑判决书。而此前一个月刚审结的一起真正的故意杀人罪，对连连开枪导致两死
一伤且事后伪造现场的罪犯，同一个郑州市中级法院下的却是“防卫过当”的结论。在曹海
鑫上诉后，在村民们再次掀起的上访高潮中，在新华社力促公正审理、连发三次专供高层领
导参阅的材料，全国最高法院也干预之后，河南省高级法院仍然置事实于不顾，驳回上诉，
并于 1998 年 9 月 25 日秘密处决了曹海鑫。早就自称在公检法有“铁哥们”的恶霸曹新豹，
在其弟死后扬言以百万巨资买曹海鑫人头，他真的是如愿以偿了。秘密行刑后，第二天河南
高级法院贴出一份编造得比检察院的起诉书还要颠倒黑白和更难自圆其说的所谓曹海鑫罪
状。这份奇文被愤怒的村民撕下，作为控告这帮无恶不作的贪官的铁证。
这一可怖事件的性质，用《天理难容》的作者们的话来说，是公检法某些人“帮助恶霸
枉杀好人”（李普）“是党政及公检法系统从基层到上级机关内一些握有……实权的坏人执
；
法犯法”“蓄意制造的大冤案”
， （邵燕祥）。
诚然，前面列举的警察逞凶杀人或行政机构充当拦路打劫的山贼角色，并不是普遍现象，
否则，民众就将人人自危了。但这类事件肯定也不能说是很个别。即使在我国传媒受约束甚
多的情况下，类似事件也不断爆出。诚然，曹海鑫案也不是普遍现象，否则，人民就根本没
有活路了。但无论上访村民、抱不平的新闻界，还是最高法院的干预都未能阻止这一司法谋
杀，这幕后的力量就很不简单了。这一案件成了一个危险信号——“是对中国人权中最基本
的生存权的挑战，是行政司法权力与社会恶势力勾结形成‘黑金政治’趋向的信号”（邵燕
祥）。顺便提一下，这起恶劣的司法谋杀中还有一个应该被钉在耻辱柱的人，那就是与地方
和司法黑势力沆瀣一气的法律学界败类——郑州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兼职律师刘德法。他在
曹海鑫一案是已死歹徒曹新春家属代理人，在前面提及的那起两死一伤的真正故意杀人案中
是杀人者辩护人。两案前后相距一月，他以截然相反的两种法理逻辑先是把在无人夺枪情况
下连开数枪，见人就射杀的杀人狂说成有理，要求轻判；一月后又把自卫的曹海鑫说成故意
杀人犯，要求从严（19）。如果说曹案中党政司法部门中一些人的所作所为是行政司法权力与
社会恶势力勾结而趋向黑金政治的信号，那么刘副教授的丑恶表演则是知识界、律师界败类
卖身投靠社会黑势力，与黑势力联手作恶的信号。
骇人听闻的曹案和类似于岳阳、耒阳个别警察及河南劳动厅驻京办之所为有典型性但尚
不具普遍性，另外一个情况却是普遍的，这就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各级党政机关门难进、
脸难看。从《天理难容》一文可以看出，河南省一些领导机关对上访群众的冷漠、敷衍、推
托无疑是导致曹海鑫枉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戴煌披露，因冤苦层出不穷，河南省委、省府
门前每天都有上访者。如此多的冤苦本来就值得政府反省，而当平民百姓的冤情发生，他们
无权无势无可依傍，又到处求告无门。在这种情况下，为他们伸张正义，对他们进行司法援
助和其他形式援助，就成了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对政府主持正义的期待则是冤主们最后
一线希望。然而，高宅大院深似海，一道门卫就把许多上访者最后的希望击碎了。一对到河
南省政府请愿的夫妇，连去数次不接待，绝望之下要自焚，传达室仍然不闻不问。当夫妇二
人浇上汽油，就要准备用打火机点火，门卫竟然说：
“你自焚，我给消防队打电话。
”这种毫
无人性的态度把夫妇二人驱上了绝路，双双在省政府门前烧死（女的未当场烧死，但伤势过
重，四天后死亡）（20）。
无论是曹案中的公检法，还是被媒体曝光的行凶警察、揩油官员或是冷漠无情的“衙门”
中人，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在供养。在这些并非个别的事件中，纳税人的钱不仅没有换来哪
怕劣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