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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在供养。在这些并非个别的事件中，纳税人的钱不仅没有换来哪
怕劣质的服务，反而养虎为患，换来了压迫和残害。写到这里，联想到一个让人笑不出来的
笑话。电视里播放的外片经常有这样的镜头：普通公民理直气壮地找政府或警察提供服务，
大到保护个人安全、寻找失踪的孩子，小到丢了钥匙要求警察帮助开门。服务如有不周或延
宕，公民开口就是：
“用了纳税人的钱，你们作了些什么！”当警察要进门问话什么的，连没
什么文化的底层妇女也会气壮如牛地堵在门口：“想要进屋，有搜查证吗？”许多农民看到
这些镜头，百般地羡慕、万般地无奈。一村妇发感慨：“在这儿，你敢！不甩你两耳刮子才
怪。”
其实，甩两耳刮子算是文雅了。农村乡、镇干部动辄和警察一道闯进农民家催款逼债、
牵猪、杠粮连带打人。去年十月，重庆市梁平县农民罗昌荣就因欠镇里 300 元“阎王债”被
十几个收帐干部殴打致死。当罗奄奄一息等待救命之时，找来车的干部们却不是送人进医院，
而是把从罗家牵走的那头价值远远超过 300 元的猪当“战利品”送到屠宰场过秤结帐；当罗
伤得水米不进，不断吐血时，打人者却在聚餐庆功。罗在被打后第二天含恨而死（21）。
六、没有说完的话
由国人纳税意识的匮乏而扯出的问题，竟是如此之多。说到底，除了税制需要彻底改造，
最重要的还是通过体制改革改变纳税人身份被遮蔽的状况和主仆颠倒的关系格局。只有当社
会被安排得使每个人的公民尊严和自豪感可以油然而生，只有当普通的公民可以理直气壮地
说：“我有权知道纳税人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可以理直气壮地以纳税人身份对政府及各职
能部门提要求：“我纳税是为了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可以理直气壮地面
对各种要求、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骚扰说：
“我纳税，是为了没有人再敢对我提要求！
”可以理
直气壮地把警察堵在门外并质问：“想进屋，有搜查证吗？”只有这时，才谈得上普遍自觉
地尽纳税义务。
然而，要实现这一步，我们有太多的事要做，有相当艰巨的路要走。因为，就在这篇文
章要结稿时，报上又披露出广西钦州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黄某及一干涉案者执法犯法大卖走
私车，贪污受贿挥霍公款 1200 万元（22）。而从另一则并非批评性的报道则得知，北京市政
府和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决定投资亿万元人民币，对天安门广场地面进行大规模彻底翻修，用
浅红色天然花岗石去换掉原先的水泥石砖（23）。花上亿元巨资去敲掉尚还基本完好的水泥石
砖，换上豪华的花岗石地面，而穷孩子是否都能上学，下岗工人基本生活是否都有保障，令
绝大多数人忧心忡忡的医疗、养老问题是否解决了……所有这一切，人们却不得而知。
（1）（3）引文出自何家栋：《必须建立公平公开的现代公共财政》（载山西发展导报
98。1。13）；本文关于税收结构，间接税及遗产税的部分内容，也受益于何文，特此致谢。
（2）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第 268 页。
（4）《休漠经济论文选》商务，中译本，第 75 页。
（5）《国富论》商务，中译本，下册，第 428，430 页。
（6）（7）见《南风窗》99。5 期，第 34 页：《朱镕基列数干部问题》。
（8）魏明伦《威海忧思》，文汇读书周报，98。1。3。
（9）南方周末，98。12。4，读者来信：《小食店被宰简史》。
（10）经济日报，93。7。16，羊慧明报道。
（11）文汇读书周报，98。4。11，
《决策性失误是最大的浪费》。
（12）中国青年报，95。4。13，《查查共和国的资产帐》。
（13）“污血案”：80 年代初，法国一些患者因输的血带爱滋病毒而感染该病，有几人现
已死亡。当时，爱滋病在世界上尚属新发现不久的病毒，包括政府官员和一些医务人员对于
这种病毒及其检测手段都还认识不足。对此缺乏足够认识的政府主管部门没有及时从美国进
口最新的验血机器，致使含有爱滋病毒的血液未能被检测出来。
（14）见山西发展导报，98。6。12，《当官的要有良心》。
（15）刘支德：“告知”的意义》
《 ，南方周末，99。1。15。
（16）《保护费》，南方周末，98。12。4。
（17）刘洪波：《司法机关司什么》
，南方周末，98。12。18。
（18）（19）（20）方成、李普、杜导正、邵燕祥、张思之、张黎群、牧惠、谢和赓、蓝翎、
戴煌：《一起天理难容的大冤案》，载《同舟共进》99 年 3 期。
（21）《300 元税费和一个农民之死》，南方周末，98。12。4。
（22）（23）南方周末，99。5。21，第 5 版，第 16 版。
完稿于 1999 年 5 月 25 日
（2）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第 268 页。
随感录二十八
钱玄同（1887…1939），中国现代学者。本文原栽《新青
年》第 5 卷第 3 号（1918 年 9 月 15 日出版）。
既然叫做共和政体，既然叫做中华民国，那么有几句简单的话要奉告我国民。
民国的主体是国民，决不是官，决不是总统。总统是国民的公仆，不能叫做“元首”。
国民既是主体，则国民的利益须要自己在社会上费了脑筋、费了体力去换来。公仆固然
不该殃民残民，却也不该“仁民”“爱民”
、 。公仆就是有时僭妄起来，不自揣量施其“仁爱”；
但是做国民的决不该受他的“仁爱”。——什么叫做“仁民”“爱民”呢？像猫主人养了一
、
只猫，天天买鱼腥给他吃，这就是“仁民”“爱民”的模型。
、
既在二十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一切“圣功”“王道”“修、齐、
、 ，
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
中华民国既然推翻了自五帝以迄满清四千年的帝制，便该把四千年的“国粹”也同时推
翻，因为这都是与帝制有关系的东西。
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止有博爱，断断没有什么“忠、孝、节、义”之可言。
易卜生主义
胡适
（1891…1962）中国现代学者，思想家。本文选自
胡明编《胡适精品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一 易卜生最后所作的《我们死人再生时》（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戏里面有一段话，
很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学的根本方法。这本戏的主人翁，是一个美术家，费了全副精神，雕
成一副像，名为“复活日”。
这位美术家自己说他这副雕像的历史道：
我那时年纪还轻，不懂的世事。我以为这“复活日”应该是一个极精致、极美的少女像，
不带着一毫人世的经验，乎空地醒来，自然光明庄严，没有什么过恶可除。……但是我后来
那几年，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这“复活日”不是这样简单的，原来是很复杂的。……我眼
里所见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来，我不能不把这些现状包括进去。我只好把这像的座子
放大了，放宽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从那地的裂缝里，钻出来无数模糊不分明、人
身兽面的男男女女。这都是我在世间亲自见过的男男女女（二幕）。
这是“易卜生主义”的根本方法。那不带一毫人世罪恶的少女像，是指理想派的文学。
那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写实派的文学。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
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说道：
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读的全是实事（尺牍一五九号）。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
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脏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
病，我们偏说—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
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
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
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一八八○年，他对一个朋友说：
我无论作什么诗，编什么戏，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净。因为我们对于社
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尺牍第一四八号）。
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
二 我们且看易卜生写近世的社会，说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老实话。
第一，先说家庭。
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
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
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赦尔茂，他觉得
同他妻子有爱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的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
、 、 、
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
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他丈夫喜欢什么，他也该喜欢什么，他自
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他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他自己不用有思想，他丈夫会替他思想。
他自己不过是他丈夫的玩意儿，很像叫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所以《娜
拉》又名《玩偶之家》）。丈夫要妻子守节，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节。正如《群鬼》（Ghosts）
戏里的阿尔文夫人受不过丈夫的气，跑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个牧师，很教训了他一
顿，说他不守妇道。但是阿尔文夫人的丈夫专在外面偷妇人，甚至淫乱他妻子的婢女；人家
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师朋友也觉得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妻子对丈夫，什么都可以
牺牲；丈夫对妻子，是不犯着牺牲什么的。《娜拉》戏内的娜拉，因为要救他丈夫的生命，
所以冒他父亲的名字，签了借据去借钱。后来事体闹穿了，他丈夫不但不肯替娜拉分担冒名
的干系，还要痛骂他带累他自己的名誉。后来和平了结了，没有危险了，他丈夫又装出大度
的样子，说不追究他的错处了。他得意扬扬的说道：“一个男人赦了他妻子的过犯是很畅快
的事！”（《娜拉》三幕）
这种极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为人都要顾面子，不得不装腔做戏，
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胆子的懦夫。因为要顾面子，故不肯闹
翻。因为没有胆子，故不敢闹翻。那《娜拉》戏里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戏的
戏台，他自己是台上的猴子。他有胆子，又不肯再装假面子，所以告别了掌班的，跳下了戏
台，去干他自己的生活。
那《群鬼》戏里的阿尔文夫人没有娜拉的胆子，又要顾面子，所以被他的牧师朋友一劝，
就劝回头了，还是回家，去尽他的“天职”，守他的“妇道”。他丈夫仍旧做那种淫荡的行为，
阿尔文夫人只好牺牲自己的人格，尽力把他羁縻在家。后来生下一个儿子，他母亲恐怕他在
家，学了他父亲的坏榜样，所以到了七岁便把他送到巴黎去。他一面又要哄他丈夫在家，一
面要在外边替他丈夫修名誉，一面要骗他儿子说他父亲是怎样一个正人君子。这种情形，过
了十九个足年，他丈夫才死。死后，他妻子还要替他装面子，花了许多钱，造了一所孤儿院，
作他亡夫的遗爱。孤儿院造成了，他把儿子唤回来参预孤儿院落成的庆典。谁知他儿子从胎
里就得了他父亲的花柳病的遗毒，变成一种脑腐症。到家没几天，那孤儿院也被火烧了，他
儿子的遗传病发作，脑子坏了，就成了疯人了。这是没有胆子、又要顾面子的结局，这就是
腐败家庭的下场！
三 其次，且看易卜生论社会的三种大势力。那三种大势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
道德。
第一，法律
法律的效能在于除暴去恶，禁民为非。但是法律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法律是无有
偏私的，犯了什么法，就该得什么罪。坏处也在于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条文，不通人情世故，
不知道一样的罪名，却有几等、几样的居心，有几等、几样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却有
几等、几样的知识程度。法律只说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节，该得某某罪，
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识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娜拉》戏里有两件冒名签字的事：—
件是一个律师做的，一件是一个不懂法律的妇人做的。那律师犯这罪全由于自私自利，那妇
人犯这罪全因为他要救他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全不问这些区别。请看看这两个“罪人”讨
论这个问题：
（律师） 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老实对你说，我犯的那桩使我一生声
名扫地的事，和你所做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 你！难道你居然也敢冒险去救你妻子的命吗？
（律师） 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 如此说来，这种法律是笨极了。
（律师） 不问他笨不笨，你总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
我不相信。难道法律不许做女儿的想个法子，免得他临死的父亲烦恼吗？难道法律不许
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命吗？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总该有这种法律承认这些事的。你是
一个律师，你难道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吗？柯先生，你真是一个不中用的律师了。（一幕）
最可怜的是世上真没有这种入情入理的法律！
第二，宗教 易卜生眼里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种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变成毫无生气的
仪节、信条，只配口头念得烂熟，却不配使人奋发鼓舞了，
《娜拉》戏里说：
（郝尔茂） 你难道没有宗教吗？
（娜 拉） 我不很懂得究竟宗教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我进教时那位牧师告诉我的一些
话。他对我说宗教是这个、是那个，是这样、是那样。（三幕）
如今人的宗教，都是如此。你问他信什么教，他就把他的牧师或是他的先生告诉他的话
背给你听。他会背耶稣的《祈祷》文，他会念阿弥陀佛，他会背一部《圣谕广训》。这就是
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是为人而作的。正如耶稣说的：“礼拜是为人造的，不是人为礼拜造的。”
不料后世的宗教，处处与人类的天性相反，处处反乎人情，如《群鬼》戏中的牧师，逼着阿
尔文夫人回家去受那淫荡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极不堪的惨痛。那牧师说，宗教不许人
求快乐，求快乐便是受了恶魔的魔力了。他说宗教不许做妻子的批评他丈夫的行为；他说宗
教教人无论如伺总要守妇道，总须尽责任，那牧师口口声声所说是“是”的，阿尔文夫人心
中总觉得都是“不是”的。后来阿尔文夫人仔细去研究那牧师的宗教，忽然大悟：原来那些
教条都是假的，都是“机器造的！”（《群鬼》二幕）
但是这种机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这样兴旺呢？原来，现在的宗教虽没有精神上的价
值，却极有物质上的用场。宗教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使人发财得意的。那《群鬼》戏里的
木匠，本是一个极下流的酒鬼，卖妻卖女都肯干的。但是他见了那位道学的牧师，立刻就装
出宗教家的样子，说宗教家的话，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祷，把这位蠢牧师哄得滴溜溜的转（二
幕）。那《罗斯马庄》（Rosmersholm）戏里面的主人翁罗斯马本是一个牧师，后来他的思想改
变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时想加人本地的自由党，不料党中的领袖却不许罗斯马宣告他脱离
教会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党里很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罗斯马的名誉来号召那些信教的
人家。可见宗教的兴旺，并不是因为宗教真有兴旺的价值，不过是因为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
处罢了。如今的“基督教青年会”竟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