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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分离和精兵简政的方针，发动全体干部、群众和一切腐败现象作斗争，是我们当前经济
体制改革中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能要求其前进的每一步都是
完全正确的，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探索才能找到通向彼岸的道路。我们应当尊重处于革命高潮
时期的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总结经验，注意避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教训，尽量减少前进中的曲折，那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也是一种严重的失职。
（摘自《改革备忘》，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市场的力量
弗里德曼
美国经济学家，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本文选自弗里德曼《自由选择》，胡骑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有删节。
每天，我们每一个人为了吃、穿、住，或干脆为了享乐，消耗无数的货物和劳务。我们
想当然地认为，什么时候我们要买这些东西，就能买到。我们从不停下来想一下，有多少人
这样那样出了力，提供这些货物和劳务。我们从不问一问自己，为什么街角那个小店——或
者现在的超级市场——的货架上总有我们想买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挣到钱来购
买这些货物。
人们自然可以假设，一定有谁在发号施令，保证以“适当的”数量生产“适当的”产品，
投放到“适当的”地方。这是一种协调大批人活动的方法，即军队的方法。在军队里，将军
下命令给上校，上校给少校，少校给中尉，中尉给军士，军士再下命令给士兵。
但是，完全靠这种方法或主要靠这种方法，只能指挥一个很小的集团。即使是最专断的
家长，也不可能完全靠命令来控制家里其他成员的每一行动。没有哪一支庞大的军队能够真
正完全靠命令来统率。将军显然不可能掌握必要的情报来指挥最低级的士兵的每一行动。在
指挥系统的每一级，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必须注意考虑特殊情况，即考虑上级不可能了解
的情况。指挥必须以自愿的合作来补充——这种合作不那么明显可见，比较难于捉摸，但却
是协调大批人活动的最为基本的方法。
俄国是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它那巨大经济被认为是靠命令来组
织的。但这只是想象而并非事实。在经济的每一层，都有自愿的合作来补充中央计划的不足
或抵消它的硬性规定——有时是合法地进行，有时是非法地进行。①
①参看赫德里克·史密斯：
《俄国人》
（纽约：方形丛书和纽约时报图书公司，1976
年）；并参看罗伯特·G．凯泽：
《俄国：人民与权力》
（纽约：阿瑟纽姆公司，1976 年）
。
的因素，它运行的效率肯定还会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经验悲剧性地说明，完全不要市场，
会使人们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在农业方面，国营农场的全日工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小块自留地上种粮食、饲养牲畜，
供自己用或在比较自由的市场上出售。这种自留地只占全国农田总面积的不到百分之一，但
据说提供了苏联全部农产品的将近三分之一（“据说”，这是因为大概有些国营农场的产品，
暗中当作自留地的产品出售了）。
在劳动市场方面，个人很少受命去做特定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没有什么指导。
倒是用人单位为各种工作提出工资，而个人去求职，这同资本主义国家很相象。只要受雇，
人们就可能被解雇，也可能主动辞掉工作而去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工作。但实际上有许多限制
影响了人们挑选工作的自由，而且法律也禁止任何人成为雇主。尽管如此，却仍有许多地下
工厂为商品齐全的黑市服务。靠强制来大规模地分配工人，干脆就行不通；而且很明显，要
完全压制私人经营活动也是办不到的。
在苏联，各种工作的吸引力，常常取决它们能提供多少非法兼职的机会。莫斯科的居民
碰到家里什么设备坏了，如果找国营的修理站，他可能得等几个月才能得到修理。但他可以
不这样做，而去雇一个兼职的人——很可能就是在国营修理站工作的人。住户的设备马上就
能修好，那个兼职的也可得到一些外快，真是两全其美。
这种自发的市场因素虽然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抵触，但却获得了很大发展，
因为要消灭它们，代价太大。自留地是可以被禁止的，但人们一想起三十年代的饥荒，便感
到不寒而栗。现在苏联的经济已很难说是高效率的典范了。要不是有那些自发的因素，它运
行的效率肯定还会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经验悲剧性地说明，完全不要市场，会使人们付出多
么惨重的代价。
正如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按指挥原则运行那样，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通过自愿的
合作来运行。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些指挥的成分。它们可采取多种形式。可以是直截了当的。
如征兵，禁止买卖鸦片或甜味素，法院禁止被告或要求被告采取某些行动；也可以是非常隐
蔽的，如征收重税来劝阻人们吸烟——如果这不算命令的话，可以说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对
另一些人的一种暗示。
两者如何搀合，关系极为重大。或是自愿的交易基本上是地下活动，其发展是由于占支
配地位的指挥成分过于死板城是自愿的交易成为主要的组织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指挥成
分的补充。地下的自愿交易可以防止统制经济崩溃，可以使它艰难地运行，甚至取得某些进
展。对于主要以统制经济为基础的专制统治来说，它起不了什么破坏作用。另一方面，自愿
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内部就具有促进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力。它也许在这两方面不能完全
发挥其潜力，但就我们所知，凡达到过繁荣和自由的社会，其主要组织形式都必然是自愿交
易。不过我们要赶紧补充一句：自愿交易并不是达到繁荣和自由的充足条件。这至少是迄今
为止的历史教训。许多以自愿交易为主组织起来的社会并没有达到繁荣或自由，虽然它们在
这两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独裁社会大得多。但自愿交易却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
通过自愿交易进行合作
有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名叫“小铅笔的家谱”①，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自愿的交易怎样使
千百万人能够互相合作。里德先生用“铅笔——即所有能读书会写字的大人小孩都熟悉的普
通木杆铅笔”的口气，异想天开地这样开始讲他的故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怎么造
出来的。”然后他就讲述制造铅笔的前前后后。首先木头来自一棵树，
“一棵长在北加利福尼
亚和俄勒冈的笔直的雪松。”把它砍倒，运到站台需要“锯、卡车、绳子……和无数其他工
具”。这些工具的制造过程涉及许多人和各种各样的技能：
“先采矿、炼钢，然后才能制造出
锯子、斧子和发动机；先得有人种麻，然后经过各道工序的加工，才制造出了又粗又结实的
绳索；伐木场里要有床铺和食堂，……伐木工人喝的每一杯咖啡里面，就不知包含有多少人
的劳动”
①载《自由人》杂志；1958 年 12 月。
接着，木料被运进木材加工厂，在那里圆木被制成板条，然后把板条从加利福尼亚州运
到威尔克斯巴勒，在那里做成这支讲这个故事的特定的铅笔。但这还只是铅笔的外皮，那个
铅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铅。它最初是从锡兰开采出来的石墨，经过许多复杂的加工，最后才
制成铅笔的铅心。
铅笔头上的那一圈金属是黄铜。他说：“请想想看所有那些开采锌矿和铜矿的人吧，想
想看所有那些运用自己的技术把这些自然的产物做成闪亮的铜片的人吧。”
那个我们叫做擦子的东西在铅笔制造业上叫“疙瘩”。一般以为那是橡皮的。但是里德
先生告诉我们说，橡皮只用于结合的目的。起擦除作用的实际上是“硫化油膏”，这东西看
起来象橡皮，其实是用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产的菜子油和硫氯化物反应
制成的。
讲了这一大通之后，铅笔说：“有哪个愿意出来反驳我上面说过的那句话：地球上没有
一个人知道怎样制造我？”
成千上万参与制造铅笔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需要铅笔去干那一行的。他们中间有
的人从未见过铅笔，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每一个人都把他的工作看作是取得他所需要的
货物和劳务的方法——而这些货物和劳务则是我们为了得到我们所要的铅笔而生产的。每次
我们到商店里去买一支铅笔，就是在用我们的一点点劳务去交换那制造铅笔的成千上万人的
一小点劳务。
令人惊奇的是，没有谁坐在中央办公大楼里，号令那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宪兵队来强制
人们执行不曾发布过的命令，但竟然制造出了铅笔。这些人居住在许多地方，讲不同的语言，
信不同的教，还可能互相仇视——但是这些区别全都不妨碍他们合作生产铅笔。这是怎么回
事，亚当·斯密在二百年以前就给了我们答案。
＇以下删除＇
价格的作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主要思想，简单得常常使人发生误解：如果双方的交换是
自愿的，那就只有在他们都相信可以从中得益时，才会做成交易。经济上的谬论，大都是由
于人们忽视了这个简单的道理，而往往认为，就那么一块饼，一方要多得就必得牺牲另一方。
斯密的这一见解在两个人之间的简单交易中是容易理解的。但要懂得它怎么能使生活在
世界各地的人们合作来促进他们各自的利益，就困难多了。
价格制度就是这个机制，无须中央指导、无须人们相互对话或相互喜好，就能完成这个
任务。你每天买铅笔或面包时，并不知道铅笔是谁做的，麦子是谁种的，是白人还是黑人，
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价格制度使人们能够在他们生活的某个方面和平地合作，而每个人在
所有其他方面则各行其是。
亚当·斯密的天才的闪光在于他认识到，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愿交易中——简单地说
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人们各自谋求自身利益，却能
使每一个人都得益。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秩序可以作为许多各自谋求自身利益的人的行动
的非有意识的结果而产生，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思想，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价格制度运行得这样好，这样有效，以至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感觉不到它。直到它的
运行受到阻滞，我们才认识到它的良好作用，但即使到那时，我们也很少认识到麻烦的根源。
1974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石油禁运之后突然出现的排长队买汽油的现象，和 1979 年伊
朗革命后的春夏两季再度出现的同样现象，是最近这方面的显著例子。这两次石油危机，使
原油的进口供应陷入了极度混乱的状态。但这在完全依靠进口石油的日本和西德并没有导致
人们排队买汽油。而在自己生产许多石油的美国却导致了排长队，其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
是由于政府部门执掌的法规不允许价格制度起作用。在一些地区，价格被指令控制得过低，
而价格稍高一点本来是可以使加油站有足够的油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的。石油按命令分配给
全国各地，而不是按在价格上反映出来的需求的压力，其结果是在一些地方过剩，而在另一
些地方是缺货和排长队。价格制度的顺利运行——数十年来它保证了每个消费者能够随自己
的便在任何一个加油站不必怎么等待就买到汽油——被一种官僚主义的即兴之作代替了。
价格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起三个作用：第一，传递情报；第二，提供一种刺激，促使人
们采用最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把可得到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的；第三，决定谁可以得
到多少产品——即收入的分配。这三个作用是密切关联的。
传递情报
假设，不管是什么原因，对铅笔的需求有所增加——也许是因为出生的孩子多增加了学
生人数。零售商发现铅笔的销路增加了。他们会向批发商定购更多的铅笔。批发商会向制造
商定购更多的铅笔。制造商会定购更多的木料、黄铜、石墨——用于制造铅笔的所有各种产
品。制造商为了使他们的供应者更多地生产这些产品，就得出更高的价钱。较高的价钱会促
使供应者增加他们的劳动力，以便应付增加了的需求。为了得到更多工人，他们就得出较高
的工资或较好的工作条件。这样，就象水波似的愈来愈扩大，把消息传给全世界，知道对铅
笔的需求增加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对某种他们生产的东西的需求增加了，他们可
能知道其原因也可能不知道其原因。
价格制度只传递重要的情报，而且只传递给需要知道的人。举例说，木材商并不需要知
道，铅笔的需求增加是因为小孩出生得多还是因为有一万四千份政府公文要用铅笔填写。他
们甚至无需知道铅笔的需求增加。他们只需要知道有人愿意为木料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这个
价钱会维持很久，值得去满足这种需求。这两种情报都来自市场价格——前一种来自现时价
格，后一种来自期货价格。
要有效地传递情报，一个大问题是保证每一个能使用这种情报的人得到它，不让那些不
需要它的人把它束之高阁。价格制度自动解决了这个问题。传递情报的人受到一种刺激，去
寻找能使用情报的人，而且他们最后是能够找到的。能够使用情报的人也受到一种刺激去获
得情报，而他们最后也是能够得到情报的。铅笔制造商同卖给他木料的人接触。他总是试图
找到新的供应者，能够提供较好的产品或是要较低的价钱。同样，木材商人同他的顾主接触，
并总是试图找到新的顾主。另一方面，那些眼下不从事这些活动而且将来也不打算从事这些
活动的人，则对木料的价格不感兴趣而予以漠视。
通过价格传递情报，当今由于有组织良好的市场和专业化的消息传送设施，而大为方便
了。看一看《华尔街日报》上每天的行情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且不说许多更专业化
的商业出版物。这些价格几乎是当即反映全世界发生的事情。在遥远的一个主要产铜国家发
生了革命，或是由于其他原因，铜的生产中断，铜的现价会立刻陡涨。要了解熟悉行情的人
估计铜的供应会受多久的影响，你只需要查一下同一版上的期货行情就行了。
即使是《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大多也只关心少数几种价格。他们可以不管其他的价格。
《华尔街日报》提供这种情报，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也不是因为它认识到这个经济的运行
是何等重要。促使它提供情报的，就是那个它促进其运行的价格制度。它发现，公布这些价
格——即另一套价格传递给它的情报——能增加报纸发行量从而赚更多的钱。
价格不仅把情报从最终的购买者那里传给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和拥有各种资源的人，
它们还以其他方式传递情报。假定有一处森林失火或是工人罢工，使木材供应减少而木材的
价格上涨，这就告诉铅笔制造商应该少用木料。如果还生产原先那么多铅笔而又不能加价售
出，那就要吃亏。铅笔的产量缩减，会使零售商提高价格，而加价会使使用者把铅笔用得更
短或者改用自动铅笔。使用者用不着知道铅笔为什么涨价，而只需知道铅笔涨价就行了。
阻止价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状况，会妨碍情报的精确传递。私人垄断——由一个生产者或
生产者卡特尔操纵一种特定的商品——就是一个例子。这并不妨碍通过价格制度传递情报，
但它的确歪曲所传达的情报。1973 年石油卡特尔把油价提高三倍，传递了很重要的情报。
但是这个价格所传递的情报并不反映石油供应的突然减少，也不反映关系到未来石油供应的
新技术知识的突然发现，或是别的什么能够确实影响石油和其他能源供应的事情。它只是传
递了这样一个情报：一些国家成功地达成了定价和分销协议。
美国政府对石油和其他能源实行价格管制，妨碍了价格把石油卡特尔的影响精确地传送
给用油者。其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