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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劣根性的方法之争，变成了权力之争，利益之争。人的劣根性又在这些权力和利益之争中
得到淋漓尽致的表演，造就了一幕又一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这些不同的抑制人的劣根性的方法其所以发展为冲突，信息闭塞是一个重要原因。假如
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经常互相对话，
几位先哲思想会不会发生碰撞和融合呢？这种设想近于荒谬。但是在今天可能成为现实。信
息高速公路有可能使全球不同信仰、不同思想相互融合。当然，融合过程也是伴随着摩擦和
碰撞的。
21 世纪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形成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这是和现代市场经济相
适应的价值体系；这是兼容了人类所有精神财富的价值体系。它既不是亚洲价值，也不是欧
洲价值，也不是伊斯兰价值，而是全球价值。
正是这种价值体系制约着人的劣根性，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我同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朱厚泽先生讨论过 21 世纪的中国。他同意我上述“三大
矛盾”的看法。他认为，这三大矛盾最后都化解在“五个一般”之中。这“五个一般”是：
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本身没有社会属性。不能把市场经济分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请注意，在社会主义后面没
有“的”字）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形容词，而是条
件状语。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是经过 20 世纪反复
较量之后得出的结论。它是人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有效形式。迄今为止，还没有另外
一种形式比它能更好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现代民主政治一般。也就是民主法制国家一般。权力高度集中，没有权力制衡，非腐败
不可。
现代公民社会一般。也就是现代民间生活一般。国家主义思潮泛滥是 20 世纪突出的问
题，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民族国家没有建立起来以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有它一定的进
步意义。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在殖民主义瓦解以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就成为有害的东西。
希特勒把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联在一起，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而这个“国家社会主义”
却成为 20 世纪的一大灾难。21 世纪要实现从国家回归社会，即从 20 世纪所发生的国家主
义的危害中走出来，恢复社会生活的生机和活力。现在让国家消亡是不可能的。但国家要从
不必要的领域中退出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就是让国家退出
若干领域，让社会自身来解决问题。通过社会之间的协商、对话，用契约来联结相互利益。
以信息化、网络化为特征的当代科学技术一般。信息化网络化的新技术浪潮会波及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城，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也逃
避不了信息化的浪潮。
以人为本的多元开放的现代人文精神一般。20 世纪是现代迷信的世纪，是造神运动的
世纪。在这个世纪，一元独断的、封闭的思维方式在一些国家大泛滥。这种思维方式和政治
权力相结合就会造成大灾大难。必须弘扬当代人文精神，这就是以人为本、多元开放的人文
精神。
这“五个一般”是全球现代化的一般。这是历史的趋势，谁也避免不了。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当然，实现这“五个一般”，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还会有种种摩擦和冲突。
朱先生这“五个一般”具有历史的深刻。我认为这“五个一般”就是现代化的具体内容。
不过，在其每一个方面都将和中国的民族基因相对接，都会带有中国特色。中国要实现现代
化不能过急，不要迷信突变。而是要根据中国国情，稳妥地一步一步地前进。只要按照邓小
平以后的趋势，稳步走下去，不再搞大折腾，中国是有希望的。
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
·喻希来·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语言出现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对于新旧词汇
的厘清与阐释，其潜在的涵义尚未被世人包括中国本国的知识精英所领会。例如世界秩序这
样时人十分耳熟的言词，倒退几十年或者十几年，就绝不会出现在中国外交界人士的谈吐中。
那时高唱入云的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秩
， ，
序”二字何从谈起。秩序意味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态势，以及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家
间关系准则和行为规范，而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新中国与“帝修反”的旧秩序是没有共
同语言的。翻开《周恩来外交文选》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
“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
清敌友。“在国际战场上，有朋友，也有敌人。
” ”对于敌友显然不能采用相同的关系准则与
行为规范。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承认世界
秩序的前提是承认世界整体的存在，即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性世界。这一点认识看似简
单，实际上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路程，才最终接近了它。几十年来，先是“两个阵营”─
─“我们的阵营是和平的大本营，统帅是苏联”（周恩来语）；然后是“三个世界”（毛泽东
语）；再后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语）。
直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外交文献中才首次出现“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
均衡的世界”的提法（见江泽民和希拉克 1997 年 5 月 16 日签署的《中法联合声明》，我们
）
把它简称为“一个世界”。在此前后，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重申了“现在的
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则首次提及“全球化趋
势”，表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发展开放型经济”。了解了从“动荡”到“秩序”，从“两个阵营”──“三个世界”──“东
西南北（方）四个字”到“一个世界”的大背景，才能真正领会“世界秩序”这个概念的重
要性，进而探讨什么是“世界新秩序”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与世界新秩序的种种复杂
关系。（以上删除）
世界秩序的三种结构
喻希来
（1951…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喻希来《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选择》原载《战
略与管理》，1998（2）。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世界一词，源出佛家语，与宇宙同义。世指时间，界指空间。
《楞严经》曰：
“世为迁流，
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
来、现在为世。”后来，世界也被用来指世间、人间。直到近代以前，汉语中的世界并不具
有国际体系的意思。当代国际政治学中世界体系的概念，则有两层不同的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指国家间关系体系，简称国际体系。根据罗伯特。蒙代尔、亚历山大。斯
沃博达、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的说法，一种国际体系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第一，要有“多种
多样的实体”，它们可能是进程、结构和行为者，甚至也可能是行为者的属性；第二，这个
体系具有“有规则的互动”的特征，也即可以在共同特征始终不变的连续性基础上，发生从
偶尔的接触到国家间深深的相互依赖的变化；第三，要有某种调整行为的“控制的形式”，
它可以是这个体系的非正式规则，也可以是正式的规章制度。再者，它还有一个含义，即这
个体系必须有一些将其与其他体系以及其所处的巨大环境区别开来的界限。直到现代史开始
之前，地球上还没有任何单一的国际体系，而是存在着好几个国际体系，并且相互间很少有
甚或没有任何接触。世界体系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全球体系。全球体系是历史上的国际体系长
期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是国际体系在规模上的扩大，而且具有更加复杂的结构；它不仅是国
家间关系体系，而且是多层次的多元体系，其主体不限于主权国家。
世界秩序既可指地球上某一部分的国际秩序，也可指整个地球的国际秩序，即全球秩序。
基于上述定义，读者从本文后面的分析中不难理解，为什么笔者在题目中选择了世界新
秩序这一用语而没有采用更加流行的国际新秩序。
根据体系内“互动”的“实体”之间调整行为的“控制形式”的不同，可以定义三种不
同结构的世界体系：世界帝国或称霸权结构，世界多极化或称均势结构，世界共同体或称一
体化结构。在历史上，这三种世界体系的理想与现实是依次出现的。每一种世界体系，均有
相应的世界秩序。
霸权结构
弗兰茨。舒尔曼指出：2500 年以来的世界史中，有一些（并不是太多）混成的通常是
由（但也不一定是由）皇帝统治的疆域庞大的帝国。在西方，有些像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寿
命很短，有些像罗马帝国和奥地利帝国则延续很长时间。在非西方世界，最大最悠久的帝国
是中华帝国，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的帝国则是波斯帝国（公元前 550—331）。帝国不仅意味着
征服，而且给广大的疆域与众多的人口带来了一种秩序，将其隶属于帝国所管辖的政治体系
之内。2500 年以来，由某些长久存在的帝国产生的世界秩序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要政治形式。
鉴于世界秩序在历史上如此重要，应当有一个有别于帝国的词来描述之。他认为，用中文的
“天下”一词较为妥当，
“天下”可译为英文“world realm ”（世界王国）。
一个世界王国得有如下特征：
（1）有一个强大的政体，有效地统治庞大的区域和文化上
多元的人口，
（2）有一个世界秩序，有效地在其管辖领域及其周边地带维持和平和繁荣，
（3）
形成一个文明，被自己以及他人所接受，却不用取代任何民族特有的文化。
在近代欧洲形成国家体系或曰国际体系之前，国家秩序与世界秩序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在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让位于“文明状态”时，国家秩序与世界秩序是结伴而生的。
一个文明国家的成熟，离不开对它有利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庞大国家机器的建立往往需要具
有在世界体系内汲取资源的能力。匈奴一旦失去对西域与中亚的控制，它本身的帝国便无法
维持；而蒙古世界帝国的形成，正是蒙古民族国家诞生的前提条件。根据中国儒家的思想传
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在家国与天下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适
用于家庭和国家的秩序也就是天下的秩序。章百家认为：事实上，直到 19 世纪中叶，中国
与任何国家还不存在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那种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中国人虽然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创造并使用了“外交”这一词汇，但这个词最
初的含意是“人臣私见诸侯”“外交”指的是天子脚下诸侯之间的擅自交往，仅限于华夏文
。
明的范围之内，华夷之间的往来并不在此列。中国大一统的“天下”观实际是只知有王权，
不知有国权。在处理对外事务和国与国关系的时候，古代中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宗藩和纳贡
制度。它的主要特点是，中国周边国家的统治者承认中国皇帝的权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
定期向中国皇帝朝贡，并接受中国的保护。这一制度是统治中国的“天子”对内至高无上的
权威在对外方面的一种自然延伸。它的核心是王权之间的主从关系。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制
度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念。不过，这一看法却很难得到中国
人的认同。因为，事实上，古代中国人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是怎样的几乎毫不关心，没有谁费
心去构想所谓“世界秩序”的问题。在外部世界看来存在着的“中国中心观”，对中国人自
己来说，则始终是一种若明若暗的意识。直到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后，清廷才开始翻译国际
法，被迫同意与西方国家交换使节，将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天下秩序”纳入西方主导的“国
际秩序”中。蒋廷黼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
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份由
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瓦解，世界性帝国或曰世界王
国的历史阶段便告结束。曾经有人想要重温旧梦，例如希特勒便企图建立所谓“千年帝国”。
也有人说，根据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如果“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冷战中占了
上风，就会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帝国。但是，20 世纪所有的帝国梦都以失败告终，希特
勒自杀身亡，“社会主义大家庭”不仅没能扩张到全球，甚至连其大本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也自身不保。
均势结构
有些学者将多极化世界进一步分为两类：二元结构，即两个势力强大的国家控制和调节
各自实力范围内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行为关系；均势结构，即三个或更多的国家通过施展外
交手段手段、更换盟友以及挑起公开冲突来控制相互的行为；并认为前者是比较不稳定和相
对短命的。然而，究竟何者更为稳定，在学者之间还有争论。在本文中将不作这种区分，只
是把二元结构视为均势结构的一种特例。
均势结构在世界历史上最初以“欧洲均势”的形态出现。第一位系统提出“均势原理”
的是伯纳多。鲁塞莱（1449～1514）
。他运用这一原理分析了当时意大利北部梅迪西、斯图
萨斯、维斯康提和邻国之间的争斗。马基雅弗里曾讨论过意大利城市国家佛罗伦萨、米兰和
威尼斯之间的外交角逐，指出这些国家“关切的是力量的均衡”。英国人用以维系自己对欧
洲大陆影响的“均势原理” “没有永久的敌人，
是 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英帝国利益”。
1713 年参加西班牙继承战争的各交战国签订的“乌得利支和约”第一次把“均势”载入国
际文件。18、19 世纪英、法、俄、普、奥欧洲五强争雄，都把均势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
则。这个时期被称为“均势理论”的“黄金时代”。1789 年，杰里米。伯塞因在《立法原理
和道义概念》一书中首先使用了“国际关系”这一词汇。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的出现与国际法渊源甚深。而国际法赖以存在并不可缺少的条件则是均势结构。《奥本海国
际法》第 2 版中明确指出：“只有在国际大家庭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平衡即一种权势均衡时，
国际法才可能出现。”反过来说，国际法的出现，又给均势结构带来了一种合法性。亨利。
基辛格说：（合法性）意味着所有大国都接受这种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或者起码是没有哪
“
个国家像缔结凡尔赛条约之后的德国那样对国际秩序如此不满，以至于用一种革命的外交政
策来表达自己的不平。一种合法秩序不可能消除冲突，但却能限制冲突的范围。……传统意
义上的外交（即通过谈判来调整差异）只可能存在于‘合法的’国际秩序中。”近年来，中
国领导人开始重视国际法，多次带头听取国际法讲座，显然是思想解放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均势结构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从欧洲均势逐渐扩展到全球均势，最终以单一的世界秩
序取代了几个彼此隔绝的世界秩序。不论多极化还是二元对峙，或者一超多强，都是均势结
构的变种，都没有改变权势均衡的基本规则。均势结构虽然能够带来暂时的和平，但它没能
避免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没能控制冷战时期疯狂的军备竞赛和消除人们对核毁灭
的恐惧，更不用说几百次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