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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前，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无助的我就曾向苍穹发出我的呼喊：你为什么不用雷电将我
劈了，免我在人生的艰难？死亡离生命并不远，它是生命的伴娘。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死
亡。在生活中，白血病的肆虐，大自然的无情，恐怖主义的进攻，都使个体生命显得软弱无
力。思考死亡，不是老者的专利，它也是青春的旋律。我们应当理解法国思想家蒙田说的那
句话：学会死亡。这其实就是解除死亡对心灵的束缚，不要在死亡面前缩手缩脚，而是放心
大胆地去生活，去享受，去创造。人的生命不应只完成它的物质运动，在机体衰老时不得不
离开人世，而要活出生命的尊严，在生活中完成精神的创造，活得情趣盎然，日新月异。以
此作人生的基点，也就有了高质量的人生。向死而生，向苦难而欢乐，这既把选择的权力交
给了我们，也把创造的权力交给了我们。何去何从，将由我们自己决定。
总之，意义自我叫人超越世俗的拘束而达精神自由的高度，青春自我叫人守住生命的热
情，苦难自我叫人伸展情志的深度与广度，如此，人的生命既光彩夺目，又平淡温柔，它才
达到了最佳状态的超常发挥。而将这三个维度有机融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人文自我，
此时的自我具有人文情怀、人文视野、人文目标，不被极端的情感所制约，不为简单的功利
主义所遮蔽，它就能将入世与出世、灵与肉、个体与群体、享受与创造、生与死等统一起来，
在一种仁爱而非滥爱、博大而非庞大中去守护生命、创造生命、去守护文化、创造文化。
一个当代的大学生，难道会不以此自期、自律与自尊？
“高贵的精神隐修院”
——解读“巴黎高师”
莫伟民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报》试刊第
二号，2001 年 10 月。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对位于巴黎拉丁区中心于尔默
“高贵的精神隐修院”，
街的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精辟概括。大师云集，精英荟萃。当笔者有幸在这座心仪
已久的举世闻名的巍巍学府从事哲学访问学者工作时，崇敬之情无以言表。由于培养高水平
教师和从事科学研究并重，巴黎高师建校两百多年来（成立于 1794 年），真可谓桃李芬芳。
其中不仅有像免疫学之父——路易·巴斯德这样里程碑式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有来自物理、化
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的 11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7 位数学最高奖——费尔斯奖的获得者。
有
不仅有“法国地理学派之父”保罗，；维达尔，“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
夫尔，语言学家杜梅泽尔，而且：还有社会学大师杜尔凯姆、布尔迪厄、莱维·布留尔、马
塞尔·莫斯，法国总统蓬皮杜等社会政要。
雷蒙·阿隆、柏格森、卡瓦耶斯、伊波利特、康吉莱姆、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西
蒙娜·韦伊、让凯莱维奇、福柯、德里达、米歇尔·塞尔等，个个都饱享了灵光熠熠的法兰西
文化的恩惠，以其震古烁今的哲学伟绩持久地报答着母校的培育之恩。稍加留意，便可发现，
他们大都是现当代法国乃至世界哲学舞台上的主角，其中不乏哲学界的执牛耳者和翘楚。这
些名声显赫的巴黎高师哲学系系友大都属于或介于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一是有关知识、合
理性和概念的“概念哲学”，一是有关经验、含义和主体性的“意识哲学”
。卡瓦耶斯、康吉
莱姆、阿尔都塞、福柯属于前者，柏格森、萨特、梅洛，庞蒂属于后者，而德里达、米歇尔·塞
尔则试图在这两者进行调和，但张力依然存在。整个 20 世纪的法国哲学不就是在这两者的
冲突之中发展的吗？张力双方此消彼长的历史图景不就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史的一个缩影
吗？
巴黎高师哲学系之所以“群星灿烂”，固然有优秀生源（在校生约 100 人，经几轮严格筛
选，录取率近为 1／20）和铁的作息纪律（规定每天近 14 小时的学习时间）作保障，但更重要
的是因为师生无不受“自由求索创新”这一倡导个性张扬的“高师”精神的泽溉。哲学家贝
尔纳·亨利·莱维曾坦陈，他们以近乎宗教崇拜的心情倾听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
塞、福柯和巴尔特等大师的课程。大师的言传身教引导着年轻学子去解悟无尽的堂奥。结构
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母校执教达 32 年（1948…1980），曾任哲学系主任。拉康从 1964
年起就在高师开设精神分析研讨班。福柯、德里达也曾在母校执教。福柯推翻了近代以来西
方两百多年人类学主体主义及其大写的主体和大写的历史；德里达则解构了作为西方哲学传
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他们的影响早已逸出了哲学圈，渗入史学、法
学、文学、医学、心理学等领域。
巴黎高师并非与世隔绝。罗曼·罗兰称其为“隐修院”，主要是为了强调“高师人”可
在那里随心所欲地自由思考。但在他们眼里，自由思考就是为了采取现实行动，甚至认为理
论就是实践。每逢关键时刻，“高师人”都能挺身而出，把自己自由的思想付诸行动。当我
站在那道镌刻有密密麻麻的殉道者、自由斗士名字的高墙前，才真正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崇
高，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崇敬。如在纳粹占领时期，物理学家、抵抗战土乔治·布吕阿死于
集中营，哲学家、“北方解放运动联络网”创始人卡瓦耶斯惨遭纳粹枪杀等。萨特曾亲历战
争的体验，亲手创建《现代》《解放报》
、 ，支持 1968 年“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在 1972
年 11 月 27 日走上街头参加支持入境移民的示威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其“介入现实”态度的
实际体现。而福柯更是身体力行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强调到一个新的高度：1971 年创立“监
狱报道小组” 1972 年与萨特一起为人境移民的权益奔走呼号；
； 1975 年转赴西班牙为遭受不
公正判决的死囚进行请愿活动；1978 年关注伊朗革命；1979 年声援越南船民；1981 年心系
波兰团结工会的命运等。作为社会底层的发掘者，福柯在癫狂、犯人、精神病人、性倒错者
等边缘问题上，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无疑，只有把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有机结合起来，方显
示出“高师人”的大师风采和无尽的人格魅力！
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序
尚传道
本文选自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梅贻琦老师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伟大人物之一。从 1898 年戊戌政
变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半个世纪，在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文化、思想发展
过程中做出卓越贡献、而为知识界和人民群众敬仰不忘的伟大人物，只有蔡元培、张伯苓、
马相伯、胡适、黄炎培等可以和梅老师的名字相提并论。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
综观梅老师的一生，他的突出特点是：
第一，终身献给高等教育事业。
梅师自 1914 年由美国留学回国后，即到清华担任教授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 年出
任校长。抗日战争期间，梅师作为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常委之一，长期独立在昆明主持西
南联大的日常工作。抗战胜利复员时期，梅师又将清华发展到比“七七”以前更大的规模。
1949 年离开大陆，后去台湾，直到 1962 年逝世，他妥善地保管了清华的庚款基金和用此基
金息款购置的图书资料。去台后，他先筹建了原子科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
所，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今天的与北京清华并驾齐驱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梅师于 1962
年病逝。
半个世纪，他把全部精力奉献给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奉献给我们清华。现在清华大学已
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这与梅贻琦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
量献给一个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人，古今中外是少有的，而梅老师就是这样
的一个独特的“粹然儒者”的典型。因而，我们大家从心底深处“翕然称之，胥无异词”。
在政治上，梅老师生活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次合作、两次分离的时代他于 1949
年后虽然离开大陆并后又去了台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恩来总理在京津各大学负责人
的集会上公开表示：“梅贻琦先生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
第二，梅老师一生办大学，成绩卓越。他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带
规律性的精华，上升为理论和方略。主要有以下四点：
他在 1931 年出任校长的当天，就提出：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一）“大师论”
根据这个论点，他长校期间，千方百计地罗致当代各门学科的著名专家和权威学者为教授，
始终荟聚着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为推动清华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奠定了牢固的基
础。
从“大师论”出发，他坚持“教授治校”的办学方针，他把校长
（二）“教授治校”
摆在“公仆”的位置上，以身作则地贯彻为教授服务，为学生服务，为国家的教育长远利益
服务。
（三）“通才教育”“全人格”教育
、 他主张大学阶段要重视各种基础课程的学习知识面
要广，以奠定进行专、深研究的基础。主张对学生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
人格”的教育和熏陶，以造就为国家服务实际有用的人才。
（四）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也就是主张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有允许百家
争鸣，才能得到百花齐放。
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梅老师的教育主张是否合于真理，我们从他实践的
结果，得到肯定的答复。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从 1931 年梅师长校到 1950 年的 20 年中，
清华出的人才特别多，它产生了一大批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具有世界权威的大师、学者、
专家，真正是繁星灿烂，光照宇宙。即以我毕业的 1933 年级（大学第五级）为例，就产生了
钱钟书、曹禺这样的文学、戏剧大师；张明觉，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试管婴儿之父”；孙
增爵，得美国专利近 60 项，是驰名世界的石油化工专家；卓牟来，在美国经营航运，于纽
约市中心自盖摩天大楼的大企业家；乔冠华，国务活动家，国际知名的外交家，政论家；柯
召，数学权威，四川大学校长；谷霁光，史学权威，江西大学校长；程裕淇，地质专家，地
质矿产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吴组缃，国际知名的文学家，冯玉祥将军的老师，北京大学教
授；王竹溪，物理学权威，北京大学副校长；赵力章、傅承义、顾功叙，我国地球物理学的
奠基人；李国干，著名经济学家，画家，台湾大学教授；张天开，从事国际劳工运动的著名
专家；王铁崖，北京大学教授，国际驰名的国际法学权威；沈同，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生
物化学家；张昌龄，水利专家，三门峡水利工程的主要设计人等。
在纪念清华八旬大庆时，冯友兰老师发表论文，说：“清华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迈代学
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是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
历史。”这个论点是完全正确的。1929 至 1931 年间罗家伦校长和冯老师等是这个过程的创
始人。从 1931 年至 1950 年的 20 年间，梅贻琦校长完成了这个过程。我国当代文、理、法、
工、农各门类独立的科学、技术的创建人、奠基者都产生或荟聚于这个时期的清华园，列举
他们的芳名如次：
钱三强——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为我国核科学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钱学森——“中国的氢弹之父”
；
钱伟长——力学物理的创建者；
华罗庚、陈省身——数学大师；
王大珩——光学大师；
贝聿铭——建筑设计大师。
清华各院系的奠基人有：
施嘉炀，顾毓琇、刘仙洲、陶葆楷等、是工学院的创建人；
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吴宓、赵元任、王力是国学、文学、语言学的奠基
者；
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贺麟是哲学系的创立人；
蒋廷黼、刘崇鋐、吴晗、是历史系的奠基人或高才生；
陈达、吴景超、潘光旦是社会学系的建立者；
浦薛凤、王化成、钱端升、萧公权、张铣是政治学系的奠基者；
陈总、萧遽、余肇也是经济学系的创建人；
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任之恭是物理学系的创建者；
张子高、高崇熙、萨本铁是化学系的奠基者；
熊庆来、杨武之、赵访熊、庄圻泰、许宝骤是数学系的创立者；
赵九章、傅承义、顾功叙是地球物理、地震学的奠基人；
陈桢是生物学的建立人；孙国华、周先庚是心理学的建立人；
翁文灏、谢家荣、袁复礼是地质学、黄厦千是气象学的创始人。
以上列举的并不完全，但由此可见建立我国独立的现代学术的概貌。所有这些学术的规
划和负责人物都是在梅校长领导下工作的，是梅校长的不朽功勋。
还有一点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西方人主持的诺贝尔奖金，在远东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和
李远哲教授，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都是梅校长的学生。
北大校长论北大
北大之精神
蒋梦麟
（1886…1964），中国现代教育家，1923—1925 年
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0～1945 年任北京大学
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
海出版社
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之事。这几年来，我们全校一致的奋斗，
已不止一次了。当在奋斗的时候，危险万状，本校命运有朝不保夕之势；到底每一次的奋斗，
本校终得胜利，这是什么缘故呢？
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这是说一个人能容，才
可以做总握万机的宰相。若是气度狭窄，容不了各种的人，就不配当这样的大位。凡历史上
雍容有度的名相，无论经过何种的大难，未有不能巍然独存的。千百年后，反对者、讥议者
的遗骨已经变成灰土，而名相的声誉犹照耀千古，“时愈久而名愈彰”。
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
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如死了的一般。
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
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
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
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
“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
“里”要好驶飞艇才好！
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
胆小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惊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
出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个思想上的胆小鬼，被本校渐渐地压服了。本校是不怕越出
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
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
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
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
故本校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