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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政协学习会，
‘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
‘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
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协调若一。我们来自四面八方，要协调就要求同存异。……我对当
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准备专门写篇文章。
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
而我的亲属和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年过八旬的梁漱溟当然清楚，此时此地，他再没
有不说话的自由了。在某些与会者的软硬兼施下，他连“不能公开”的堑壕也告陷落。在无
路可退的情势下，只好公开见解。
1974 年 2 月 24 日和 25 日，81 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整洁，拿着皮包，就像当年在北京
大学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样，斯斯文文地走进了“政协会议室”。他打开皮包，取
出里面的讲稿、参考书和笔记本，整齐地摆在会议室的茶几上，庄严地站起来，和课堂上的
教师一样，就“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为题，有声有色地讲了两个半天。消息传开，
轰动丁北京。
梁漱溟说：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
是在今天回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
角度来评量。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
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
这于孔子倒无损，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整个讲话分“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伦理
情谊”“社会家庭化国家天下化”“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孔子反独断的理性主义”
、 、 、 、
“传统文化消极失败的一面”“中西文化之长短得失”“汗明无执与仁厚有容”“何以欧洲
、 、 、
分裂而中国浑融”等十段。
梁漱溟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然后肯定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他说：
“中
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
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的中间，
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他明确表示：“我的观点，是与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的。”这就
是对江青之流全盘否定孔子的答复。
针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编的所谓《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文件”，梁漱溟说：
“林彪是
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盂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 他公开表示：
”
“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梁漱溟这番言论的后果，便是由“批林批孔”发展到“批梁”。从 1974 年 3 月至 9 月，
“批判梁漱溟”的运动搞了整整 7 个月，大小批判会开了 100 余次，赠予他的新帽子是“孔
老二的孝子贤孙”和“孔盂之道的卫道士”。
在 3 月 11 日的会议上，他表示“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从此以后，历时半年，每
会必到，态度是：沉默！
“批梁”运动打算 9 月底告一段落。作为结束前的高潮，政协开了次总结性的集中批梁
大会，批判会的主持人奉命一再追问梁漱溟对批判的感想。梁漱溟在 9 月 23 日的座谈会上
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
11 月 18 日，梁漱溟还写了《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
再次重申了“不可夺志”的明确立场。
有人要梁漱溟对这两句话做出解释。梁漱溟在会议上侃侃而谈：
“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
‘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
夺掉他，但是这个‘志’却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他的‘志’”
。
面对苦难四题
周国平
（1945…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周
国平《人生哲思语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
2001。题目为编者所加。
1。 面对苦难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遭受苦难。所谓苦难，是指那种造成了巨大痛苦的事件和境遇。它
包括个人不能抗拒的天灾人祸，例如遭遇乱世或灾荒，患危及生命的重病乃至绝症，挚爱的
亲人死亡；也包括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例如失恋，婚姻破裂，事业失败。有些人
即使在这两方面运气都好，未尝吃大苦，却也无法避免那个一切人迟早要承受的苦难——死
亡。因此，如何面对苦难，便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
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
然而，事实上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列车
会突然翻出轨道。
“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
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做例外。
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所以，不论谁想从苦难
中获得启迪，该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材料的。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那种一交好运
就得意忘形的浅薄者，我很怀疑苦难能否使他们变得深刻一些。
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须历尽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体悟毕
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
幸福的反面是灾祸，而非痛苦。痛苦中可以交织着幸福，但灾祸绝无幸福可言。另一方
面，痛苦的解除未必就是幸福，也可能是无聊。可是，当我们从一个灾祸中脱身出来的时候，
我们差不多是幸福的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大难不死”即福，何须乎后福？
2。 苦难的价值
人们往往把苦难看做人生中纯粹消极的、应该完全否定的东西。当然，苦难不同于主动
的冒险，冒险有一种挑战的快感，而我们忍受苦难总是迫不得已的。但是，作为人生的消极
面的苦难，它在人生中的意义也是完全消极的吗？
苦难与幸福是相反的东西，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直接和灵魂有关，并且都牵
涉到对生命意义的评价。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
苦难时，它便醒来了。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悦源自对生命的美好意义的强烈
感受，那么，苦难之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
而使灵魂陷入了巨大痛苦。生命意义仅是灵魂的对象，对它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否定，只
要是真切的，就必定是灵魂在出场。外部的事件再悲惨，如果它没有震撼灵魂，仅仅成为一
个精神事件，就称不上是苦难。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
紧张状态，应当说必具有某种精神价值。
快感和痛感是肉体感觉，快乐和痛苦是心理现象，而幸福和苦难则仅仅属于灵魂。幸福
是灵魂的叹息和歌唱，苦难是灵魂的呻吟和抗议，在两者中凸现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或正或负
的强烈体验。
幸福是生命意义得到实现的鲜明感觉。一个人在苦难中也可以感觉到生命意义的实现乃
至最高的实现，因此苦难与幸福未必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在苦难中
感觉到的却是生命意义的受挫。我相信，即使是这样，只要没有被苦难彻底击败，苦难仍会
深化一个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
痛苦和欢乐是生命力的自我享受。最可悲的是生命力乏弱，既无欢乐，也无痛苦。
多数时候，我们是生活在外部世界里。我们忙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忙于工作、交际和娱
乐，难得有时间想一想自己，也难得有时间想一想人生。可是，当我们遭到厄运时，我们忙
碌的身子停了下来。厄运打断了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们与外
界事物拉开了一个距离，回到了自己。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个机会，肯于思考，就会对人生
获得一种新眼光。古罗马哲学家认为逆境启迪智慧，佛教把对苦难的认识看做觉悟的起点，
都自有其深刻之处。人生固有悲剧的一面，对之视而不见未免肤浅。当然，我们要注意不因
此而看破红尘。我相信，一个历尽坎坷而仍然热爱人生的人，他胸中一定藏着许多从痛苦中
提炼的珍宝。
至于说以温馨为一种人生理想，就更加小家子气了。人生中有顺境，也有困境和逆境。
困境和逆境当然一点儿也不温馨，却是人生最真实的组成部分，往往促人奋斗，也引人彻悟。
我无意赞美形形色色的英雄、圣徒、冒险家和苦行僧，可是，如果否认了苦难的价值，就不
复有壮丽的人生了。
领悟悲剧也须有深刻的心灵，人生的险难关头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灵魂深浅。有的人一生
接连遭到不幸，却未尝体验过真正的悲剧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风顺的人也可能经历巨大
的内心悲剧。
欢乐与欢乐不同，痛苦与痛苦不同，其间的区别远远超过欢乐与痛苦的不同。对于一个
视人生感受为最宝贵财富的人来说，欢乐和痛苦都是收入，他的账本上没有支出。这种人尽
管敏感，却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在他眼里，现实生活中的祸福得失已经降为次要的东西，
命运的打击因心灵的收获而得到了补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输掉的，却在他描写赌徒
心理的小说中极其辉煌地赢了回来。
对于沉溺于眼前琐屑享受的人，不足与言真正的欢乐。对于沉溺于眼前琐屑烦恼的人，
不足与言真正的痛苦。
我相信人有素质的差异。苦难可以激发生机，也可以扼杀生机；可以磨炼意志，也可以
摧垮意志；可以启迪智慧，也可以蒙蔽智慧；可以高扬人格，也可以贬抑人格——全看受苦
者的素质如何。素质大致规定了一个人承受苦难的限度，在此限度内，苦难的锤炼或可助人
成材，超出此则会把人击碎。
这个限度对幸运同样适用。素质好的人既能承受大苦难，也能承受大幸运，素质差的人
则可能兼毁于两者。
痛苦是性格的催化剂，它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暴者更暴，柔者更柔，智者更智，愚
者更愚。
3。 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
苦难是人格的试金石，面对苦难的态度最能表明一个人是否具有内在的尊严。譬如失恋，
只要失恋者真心爱那个弃他而去的人，他就不可能不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同为失恋，有
的人因此自暴自弃，委靡不振，有的人为之反目为仇，甚至行凶报复，有的人则怀着自尊和
对他人感情的尊重，默默地忍受痛苦，其间便有人格上的巨大差异。当然，每个人的人格并
非一成不变的，他对痛苦的态度本身也在铸造着他的人格。不论遭受怎样的苦难，只要他始
终警觉着他拥有采取何种态度的自由，并勉励自己以一种坚忍高贵的态度承受苦难，他就比
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地提高着自己的人格。
凡苦难都具有不可挽回的性质。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只是指不可挽回地丧失了某种
重要的价值，但同时人生中毕竟还存在着别的一些价值，它们鼓舞着受苦者承受眼前的苦难。
譬如说，一个失恋者即使已经对爱情根本失望，他仍然会为了事业或为了爱他的亲人活下去。
但是，世上有一种苦难，不但本身不可挽回，而且意味着其余一切价值的毁灭，因而不可能
从别的方面汲取承受它的勇气。在这种绝望的境遇中，如果说承受苦难仍有意义，那么，这
意义几乎惟一地就在于承受苦难的方式本身了。弗兰克说得好：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
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证明了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事实
上，我们每个人都终归要面对一种没有任何前途的苦难，那就是死亡。而以尊严的方式承受
死亡，的确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最后一项伟大成就。
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项巨大成就，因为它所显示的不只
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是整个人性的高贵和尊严。这证明了这种尊严比任何苦难更有力，是
世间任何力量都不能将它剥夺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受难者如同伟
大的创造者一样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
知道痛苦的价值的人，不会轻易向别人泄露和展示自己的痛苦，哪怕是最亲近的人。
喜欢谈论痛苦的往往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而饱尝人间苦难的老年贝多芬却唱起了欢乐
颂。
面对社会悲剧，理想、信念、正义感、崇高感支撑着我们，我们相信自己在精神上无比
地优越于那迫害乃至毁灭我们的恶势力，因此我们可以含笑受难，慷慨赴死。我们是舞台上
的英雄，哪怕眼前这个剧场里的观众全都浑浑噩噩，是非颠倒，我们仍有勇气把戏演下去，
演给我们心目中绝对清醒公正的观众看，我们称这观众为历史、上帝或良心。
可是，面对自然悲剧，我们有什么呢？这里没有舞台，只有空漠无际的苍穹。我们不是
英雄，只是朝生暮死的众生。任何人间理想都抚慰不了生老病死的悲哀，在天灾人祸面前也
谈不上什么正义感。当史前人类遭受大洪水的灭顶之灾时，当庞贝城庞贝城：意大利坎佩尼
亚的古城，位于意大利南部维苏威火山东南麓，公元 79 年被火山喷发物掩埋。城市被毁时
人口约 25000。该城是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海港。居民被维苏威火山的岩浆吞没时，他们能
有什么慰藉呢？地震、海啸、车祸、空难、瘟疫、绝症……大自然的恶势力轻而易举地把我
们或我们的亲人毁灭。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灵魂的敌手，因而不能以精神的优越自慰，却愈发
感到了生命的卑微。没有上帝来拯救我们，因为这灾难正是上帝亲手降下的。我们愤怒，但
无处泄愤；我们冤屈，但永无申冤之日；我们反抗，但我们的反抗孤立无助，注定失败。
然而我们未必就因此倒下。也许，没有浪漫气息的悲剧是我们最本质的悲剧，不具英雄
色彩的勇气是我们最真实的勇气。在无可告慰的绝望中，我们咬牙挺住。我们挺立在那里，
没有观众，没有证人，也没有期待，没有援军。我们不倒下，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肯让自己倒
下。我们以此维护了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尊严——人在大自然（=神=虚无）面前的尊严。
面对无可逃避的厄运和死亡，绝望的人在失去一切慰藉之后，总还有一个慰藉，便是在
勇敢承受命运时的尊严感。由于降灾于我们的不是任何人间的势力，而是大自然本身，因此，
在我们的勇敢中体现出的乃是人的最高尊严——人在神面前的尊严。
人生中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然活着，还得朝前走。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有权利证明，
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属于同一种能力。没有被苦难压倒，这不是耻辱，而是光荣。
佛的智慧把爱当做痛苦的根源而加以弃绝，扼杀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当做爱的
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化为生命的财富。
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
人们爱你，疼你，但是一旦你患了绝症，注定要死，人们也就渐渐习惯了，终于理智地
等待着那个日子的来临。
然而，否则又能怎样呢？望着四周依然欢快生活着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人类个体之间
痛苦的不相通也许正是人类总体仍然快乐的前提。那么，一个人的灾难对于亲近和不亲近的
人们的生活几乎不发生任何影响，这就对了。
幸运者对别人的不幸或者同情，或者隔膜。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侥幸：幸亏遭
灾的不是我！
不幸者对别人的幸运或者羡慕，或者冷淡。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委屈：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