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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拜倒在俞平伯脚下。（梦想不到！冯雪峰是作协副主席，党内文艺元老。俞平伯何许
人？不是解放初期人人知道的改造对象吗？）甚至还要冯雪峰写了自称有”犯罪感”的检讨。
随后上边又定调子，说李希凡、蓝翎写这篇文章是无比勇敢的英雄行为，别人谁也看不到，
谁也写不出。这些，我当时就感到，真不符合事实啊！但是原因是想不出来的。我只觉得李、
蓝两位真是运气好。他们二位只是把这人人都能看到、人人都写得出的问题写了一下。别人
之所以不写，有的是觉得俞平伯反正是资产阶级人物，不值得跟他讲马列主义。有的人是觉
得俞的著作只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几个小册子，如宝玉爱喝汤之类，并非在解放后向共产党大
张旗鼓地挑战，何必那样对待人家？他两位年轻，不考虑这些因素，写篇文章一碰，一下子
就成了名。真碰巧，运气好！
接着是批《武训传》
，捎带《清宫秘史》，接着是批胡适。批胡适，我基本上没有参加，
无多可记。批《武训传》，就是由我在共青团中央的邻居杨耳（许立群）写的文章。他写那
文章时，真的只是作为一篇一般的电影评论写的，就觉得那片子吹武训吹得太高，好像那样
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也违反马列主义常识。他写了投了稿，万想不到一登出来
竟变成大事。什么”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毛泽东语）啦，由江青把他找到中南海亲自接
见啦，全国铺开地大闹腾。好像是全国的文化界都在支持《武训传》。起码是杨耳本人，本
来是一篇随便写的小文章，闹成轩然大波，之后江青老找杨耳，要他写这个抓那个，他实在
感到不堪其扰，曾对我们当面说过。
尤其令人想不通的是附带打击《清宫秘史》，说是”卖国主义的影片”
。这个，我就感到
更与前两个问题不同了，这不是马列主义常识问题，而是违反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
了。以光绪帝与慈禧来比，谁是开明的谁是守旧的？以戊戌六君子与荣禄比，谁是爱国的谁
是卖国的？这不是我们在中学念历史时就知道的吗？马列主义总不能违反历史吧。那时候我
们还很尊敬苏联，学苏联。苏联不也肯定库图佐夫甚至肯定彼得大帝吗？骂戊戌变法是卖国
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但是，这句话终归是附带骂的，我就马虎过去了。而且，我由
十几岁时培养起来的对党忠诚，十分牢固。又是刚开国不久，那一片万象更新的气象掩盖了
一切，我就没有再深思了。后来由于习惯地接受上边一切”布置”，我也就习惯地接受了这
个我实在没有想通的小小一句话。一句话算得了什么！我的脑子自此不大受自己支配。换一
句话说，变”僵化”了。
还有一件肃反中的故事，那实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到 1985 年才觉悟的。杨述有一
位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初期，他原在国民政
府交通部工作。后来抗战展开，他到武汉，碰见杨述和他们这一大家子弟妹全是救亡青年。
他说，想跟大家一起去延安。想积极为党做贡献的杨述，当即把这件事秘密报告了住在八路
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中央调查部的） 问共产党需不需要这种人才。
， 李克农当即表示： 好呀。
”
叫他打到国民党里边去，把破译到的情报交给我们。不要他上延安。”于是，李克农亲自秘
密召见了这个人，布置了任务，而且决定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此加入了军统局戴
笠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如此一干数年，一直升到少将，戴笠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秘密
活动。和他联系的共产党人，只有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周怡一个。这样的单线联系，
在周怡被调往延安之后就中断了。他失去了关系，在那个特务系统里继续做破译日本电码工
作。至解放前夕，他忍受不了，脱离了那系统，刚一解放就跑来北京找关系。周怡已死，杨
述把这人又来的事情报告了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同意由军委技术部录用他，而且交代过：”
可重新入党。”可是没过多久，肃反运动一起来，忽然听说他以反革命罪被捕。我们简直诧
异万分。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被定成战犯，被拘押在徐州战犯集中营里许多年。释放回
上海，无事可干，只好到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他们技术部调查部，都是共产党内的绝密部
门，外人无从打听，更无从过问。这时杨述和我就分析：此中必有特殊机密，那种部门既肯
录用他，忽又拘捕他，一定是发现了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他一向置身于戴笠系统，又脱
离组织那么多年。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婶母）那里去，曾有特务跟踪过。后来他回重庆
又没事了。于是我们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发现了他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才来盯梢；后来
又能解脱开，准是他叛变投降，把党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这事我党过去不知道，大概到建
国后组织上才调查清楚。这可是件神秘而又机要的大案子！这样越分析越像，我们始终对这
种推理相信不疑，因此到杨述去世为止，我们一直对他冷冷的，也是这个缘故，他来北京，
也不热心招待他。
1984 年初夏我为了改小说去上海，小说的背景牵涉到我婆婆那段生活，于是我去访问
他，问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事。他很坦率地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里两派之争，两派都想要
他。后来他赶回重庆面见戴笠，戴笠一句话就把这事解开了。我一听，已经有点感到他的事
未必如我们过去的推测。此时潘汉年、杨帆等几个”铁证如山”的案子已经证明全属子虚，
我心中既无把握，也便怀着疑问告辞。
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 年春，他的结论来了。那个结论本身很不公道（承认了他在李
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同时却又说他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按投降起义论），且不去说，
最令我吃惊的是，全部结论没有一句是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或出卖党的机密的罪行，他的全部
罪状只是在国民党内所任的各级职务，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神秘，没有机要！他们逮捕他
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少将！看来肯定是那一年摘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够”职务线”的
一律或审查或拘捕，就这么糊里糊涂让他坐了这么些年牢！
我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采取
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我也
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更觉得遗憾万分的是，杨述至死也不知道，
年轻时曾影响过他的堂兄并未犯罪。他从前是对我讲过的，最早给他进步书籍看的，就是这
个在上海上大学，回乡度暑假的四哥。他热心介绍四哥去参加革命，但到最后却完全相信了
哥哥就是坏人。悲剧！无可挽回的悲剧！这悲剧，当然得由我们俩自己负一部分责，可是，
能完全由我们负责吗？
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
心伤到如此程度！
青春是可怕的
钱理群
（1940…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拒绝遗忘》
，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
1966 年 8 月 18 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 101 中学的红卫兵从天安
门游行回来，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怎么干呢？斗坏人！于是，一群
红卫兵狂叫着，把出身于旧军阀家庭，因画过裸体像、又因〃侮辱女同学〃等罪名判过刑的美
术老师陈宝坤揪了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后，又
将他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遍体鳞伤的陈老师在污泥中挣扎着，全校红卫兵与师生里三层
外三层地围观着，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围着池边狂喜地笑着，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
落水狗〃，一边扔着石块。就在陈老师拼命地躲避开水花，咬着牙抓住荷花池栏杆的刹那间，
〃通〃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身上，〃通！〃又一块石头重重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腰部，他刚刚触到
栏杆的手松开了，〃通〃像一块大石头，一下扎到了水中，当他沉入水底时，水花息了。这
正是下午 4 时 14 分（请永远记住这历史的一刻！）他死在围观的人群心满意足的目光下，
死在一片欢乐的狂呼声中……
据说这是“第一个死在红卫兵手下的人”，当时把“八·一八”这一天叫做“红卫兵的
革命盛大节日”。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却令人毛骨悚然：其震惊之处，正在于残酷的虐杀竟
然是在青少年的狂欢之中完成。
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一段名言…
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统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
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的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
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拿破仑，一
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
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的一连串评价都出了差错。我对青春产生了一种很深的仇恨，
同对又夹杂着对历史罪人的一种自相矛盾的宽容，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
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玩笑》）
20 世纪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创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为青春提
供的“一个游乐场”：中国的红卫兵一知半解却狂热地相信人们教给他们的“革命雄心壮志”
以及相应的“豪言壮语”
，决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中国改造成纯而又纯的“革命圣地”，
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与中心——他们把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理想与“中华民族（文
化）中心梦”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也正是这“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既是真诚又是虚假
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
，却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他们也同样把中国专制主义的残
忍，嗜杀、灭绝人性，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集“天使”与“恶魔”于
一身：这就是中国的红色卫兵；“天堂”的梦与“地狱”之门并存，伊甸园与集中营同在，
应该这样来把握与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从来都是说：“青春是美丽的”——这是作家巴金的名言，也是中国作家、现代知
识分子的共同信念，甚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正视：“青
春是可怕的”——连同所有与“青春”相联系的乌托邦幻想，一切非理性“抒情诗”都有导
向“专制”的可能。正如昆德拉所说：“人世间凡属于上帝的一切也可以属于魔鬼。
”
昆德拉的另一判断也同样发人深思：应把“青春”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
躁不安”。——我们在 20 世纪中华民族身上，也同样发现了这种“青春期”的“烦躁不安”。
上一世纪末，沉迷于中华中心梦的古老的中国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世界的婴儿，于
是产生了“期待着长大”（赶上世界，潜意识中依然没有放弃“中华中心梦”）的焦躁。我们
这个民族从“五四”时期就不断呼唤“青春”，这绝非偶然，它表现了中国现代民族蓬勃向
上的精神，也显示了它的不成熟性；以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视“青春”为历史的正题，而
忽视了它的负面。在某种意义上，20 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不断为青春的表演提供“游乐
场”，而最终演出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青春的专制暴力的大浩劫。20 世纪的民族青春史，
也就从正面转向了负面，这可以说是历史对我们民族不成熟的一个无情惩罚。
但受到惩罚的民族并不会自动走向成熟。如果我们仍然沉湎于青春的狂梦与焦躁中，不
敢正视青春的“可怕”，我们的灾难就不仅是长不大，
“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疯狂还会以另一
种形式莅临于我们的国土，那位 101 中学美术教师的阴魂就会继续追随我们每一个人——多
做做这样的“噩梦”可能没有坏处。
社会记忆
康纳顿
美国当代学者，本文选由《社会如何记忆》，纳日
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我们应当把社会记忆和最好称之为历史重构（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的活动区分
开来。过去的全部人类活动，只有通过了解其遗迹才能加以了解。无论是罗马要塞里掩埋的
遗骨，还是作为诺曼城堡惟一残留的石堆，或者是其使用或方式显露了一种习俗的希腊石刻
中的一个词，还是由某个场景见证人，写的口述记录，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遗迹：即其本
身已无从知道的某种现象所留下的可感知标记。仅就把这种标记理解为某物的遗迹和证据来
说，它已经超越了仅限于叙述这些标记本身的阶段；把某物算做证据，是就他物，即证据所
指的对象，进行陈述。
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做法是推论。他们对证据的研究，就像律师在法庭上反诘证人，
从证词析取不明显包含的信息，甚至和其中包含的公开声明相反的信息。由先行陈述构成的
那部分证据，绝不占优势；在历史学家看来，据称属实的一段先行陈述，和其他类的证据并
无优劣之分。历史学家能够拒绝被告知作为证据的事物，代之以自己对事件的解释。即便他
们接受先行陈述的内容，那也并非由于那段陈述的存在而被视做权威，而是由于经过判断认
为它符合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真实性的标准。历史学家远非依赖他们在思想上必须保持一致的
自我以外权威的陈述，他们是自己的权威；他们的思想相对于他们的证据是自主的，就是说，
他们有用来批评证据的标准。
因此，历史重构不依赖社会记忆。即便历史学家不能根据连贯的传说，从见证人那里得
到有关一个事件或者习俗的陈述，他们依然能重新发现被完全遗忘的东西。历史学家可以这
样做，部分是通过考释其文献资料中包含的陈述——这些陈述声明或暗示有涉及历史学家主
题兴趣的所谓事实；部分是通过利用我们所说的非文本资料，例如涉及同样主题的考古资料，
把这些说成是非文本资料的目的，是要表明，由于它们不是文本，它们不包含现成的陈述。
但是，即便是在社会记忆对一个事件保持直接见证的情况下，历史重构仍然是必须的。
因为当历史学家研究一个近代历史问题，对证据提出的问题本身得到直接现成的答案时，他
要对此陈述能否作为证据提出质疑；即便历史学家的答案是从目击者或历史学家所关注事件
的当事人那里得到的，事情也仍然如此。历史学家不再对其信息提供者的陈述提问，因为他
们觉得信息提供者想欺骗他们或者欺骗自己。历史学家继续对其信息提供者的陈述提问，因
为如果他们按其表面上说的那样加以接受，那就等于放弃了敬业的历史学家的自主性。他们
于是就会放弃他们相对于社会记忆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基础在于，他们要求有权按照自
己学科的适当方法自己拿主意，决定如何正确解决在此科学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那些问题。
尽管有此相对于社会记忆的独立性，历史重构的实践可以在主要方面从社会群体的记忆
获得指导性动力，也可以显著地塑造他们的记忆：当国家机器被系统地用来剥夺其公民的记
忆时，这种互动就会出现尤为极端的例子。所有极权主义都有这样的行为方式；极权统治剥
夺臣民的记忆之日，便是他们受精神奴役之始。当一个大国想剥夺一个小国的民族意识时，
它使用有组织忘却（organized forgetting）的方法。仅在捷克的历史上，这种有组织忘却被
实施了两次：1618 年以后和 1948 年以后。现代作家被放逐，历史学家被开除，那些被迫沉
默和被开除的人，变得无影无踪，被忘记了。在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侵犯人的尊严，
而且还在于这样的恐惧：可能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