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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西方民主不可取，不可仿”，颜元叔“邀请”牧惠去台湾“参加席开千桌的造势大吃会”，
见识一下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什么货色，如此等等。
柏杨也好，牧惠也好，都没有说西方的东西通体漂亮，必需全盘西化，连他们的毛病也
照搬无误。柏杨除了提出“崇洋，但不媚外”外，还正面地反对全盘西化（他有一篇文章的
题目就是《可别全盘西化》。他批评鲜卑族元宏（即北魏孝文帝）当皇帝后的全盘汉化，把
）
汉族落后的门弟世家制度也照搬不误；他肯定日本在向中国学习时就没有把科举制度也“引
进”，只学习中国的好东西。照我看来，文化只有先进与落后、健康与病态之分，没有什么
东与西的问题。那些公开提倡全盘西化的人，要求的只不过是现代化，他们并不赞成把西方
的花柳病也全盘接受过来。他们提出这个口号，或是出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能分割，向
西方引进“船坚炮利”的同时，有必要采取西方的先进文化；要么，多半出于鲁迅形容的那
样，为了促使闭关锁国的顽固派同意改革，明明是主张在墙上开了个窗户，却硬说非得把房
子的上盖都掀掉不可，使得顽固派只好同意开窗户。
至于西方民主，台湾的民主政治运作如何，用不着去台湾参观也可以略知一二。似乎是
邱吉尔说过，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目前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我们只能选择民主。
何况，好与不好，得看同什么比。同封建专（和）制一言堂比较起来，当然是民主制度好。
“千
席造势大吃会”固然不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文（和）革”的封建法
西斯暴行造成的损失，可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最近克林顿因绯闻被搞得很狼狈，美国为
了区区此案，光调查他的案件就耗费了四千多万美元，两党围绕着这个问题闹的纠纷使得老
百姓极不耐烦，并且还将带来不少不良后果。这方面确实显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弊病；但是，
即使是总统这样的大人物，只要他有错误，他犯了法，记者有权曝他的光，大法官有权让他
老实招供，克林顿只好乖乖地听候发落，这一点就很好很好。可以效法。去年克林顿访华，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他看见到站在两米高台子上的小姑娘壮壮，等她走下后，握住她的手问
她为什么站在那么高的地方，壮壮说：“只有站在那儿才能看见你”。克林顿被逗笑了，问：
“你很想看见我吗？”壮壮说：“是的，因为你是美国总统。“你知道美国总统是做的什么
”
的吗？”
“美国总统是管美国人的。 克林顿用手托着下巴，
” 沉思了一下，很认真地对壮壮说：
“应该说是美国人管美国总统。”一位总统（含总理、主席或什么头衔的大官员）受百姓管
而不是一言九鼎地全由他说了算，总不会是一件坏事吧？相反，陈希同之流所以变得那么坏，
原因之一是事发前没有人能管他。颜元叔的“民主只会使中国崩溃”论充满了酱缸的怪味。
民主只会使陈希同式的贪官污吏倒台，这才是人民最迫切的愿望，也是打破这只陈年酱缸的
重要手段。
①《丑陋的中国人》为台湾学者柏杨的文化随笔集
编者旁白
所谓“启蒙” 在近代中国语境，
， 是指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先觉觉后觉”。
站在现代价值立场，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进行批判，企求国人都能
挣脱传统束缚，接受民主与科学等现代观念，此即“启蒙”。用鲁迅更具体明确的说法来表
达，便是：“改造国民性”。与启蒙相对应的另一词叫“救亡”“救亡”
。 ，即拯救国家民族于
危亡。
“救亡”一语的流行，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因此，
“救亡”一语，在当时
是特指把中国从日寇的铁蹄下拯救出来。
本来，“启蒙”与“救亡”是两件事，似乎不相干。但近代以来，二者在中国却有着纠
缠不清的关系，既同根共生，又相互排斥。近代中国屡受外敌欺侮，民族存亡成为一个最严
峻的问题。如何才能救中国，如何才能免予亡国灭种，如何才能使中华民族毫无愧色地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每一个有头脑的国人都要思考的问题。而一代代最敏悦也最先进的中国
人，在经过冷静反思、比较之后，终于意识到近代中国所以衰弱不振、被动挨打，最根本的
原因，还是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上落后于西方。因此，要让中国真正强盛，最重要的是要让
广大国人都认识到传统的陈腐和荒谬并摒弃之，同时认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和合理并虔
心接受仿效之。质言之，“启蒙”就是要所有国人都心悦诚服地学习包括日本在内的一切外
国的好东西。可以说，国家民族的危亡直接引发了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但麻烦的是，国
人须谦虚地向之学习的这些对象，又恰恰是国家民族的敌人。它们使我们的国家民族陷入危
亡，从而“救亡”便更尖锐地摆在了国人面前。而“救亡”之结果，又不可避免地引发民族
主义情绪的高涨，一方面是对敌人的憎恨，一方面则是盲目的民族自信和自大。这样，“启
蒙”与“救亡”之间便有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当然，所谓难以调和，是指某种历史共相。在鲁迅、胡适等少数最清醒最坚定的启蒙者
眼里，这二者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而且“启蒙”是“救亡”最切实最
重要的手段，“启蒙”的目的当然远远大于“救亡”，但也包含“救亡”。我们当然要反抗列
强侵华，但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对方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因遭欺侮而把他人说得一无
是处，并盲目地自信自大，是典型的阿 Q 精神。“九一八”事变后，本土曾出现了一股日本
研究热，除了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者散布的低能言论外，稍为有点内容的，却都是从日本人对
自己的研究中窃取的。针对这一现象，鲁迅写了《“日本研究”之外》，说道：“在这排日声
中，我敢坚决地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我们
”
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别国……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
文化怎样，社会怎样……”辞世前不久，针对当时喧嚣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文化复古潮流，鲁
迅在《半夏小集》中又说道：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
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
好。”对“救亡”声中出现的盲目排外情绪和文化复古倾向，胡适也有着深切的忧虑并多次
’
予以批判。
但鲁迅、胡适纵有三头六臂，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随着反
帝图存主题的日益突出，“救亡”终于压倒了“启蒙”“救亡”对“启蒙”的挤压、排斥，
。
造成了极为可悲的后果。对此，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有较详的阐述。
中国思想文化界重新认识到“启蒙”的重要性是在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作为“五
四”新文化运动基本目标的“启蒙”，长时间被扭曲、被清算、被抛弃，使得中国在现代化
道路上徘徊不前，甚至后退。“文革”某种意义上也是“救亡”压倒“启蒙”后所结出的一
个恶果。中国要真正全面地实现现代化，中国要真正把自己建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
治国家，重新点燃“启蒙”火炬，重新高扬“启蒙”旗帜，十分必要。
（王彬彬）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李泽厚
（1930…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李泽厚《中
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有
删节。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众多论著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
果。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初步探讨。
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
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
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
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第 475 页）并指出从变法（维新运动）到革命（推翻
清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其他一切，包括启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顾
及。例如邹容①《革命军》中的民主启蒙思想并没得到重视和普及，完全淹没在呼号革命的
军事斗争中。孙中山在辛亥后赠以“大将军”的美谥，倒正好是这样一个象征。宋恕②《六
斋卑议》中反宋明理学的突出的启蒙思想，更被挤到角落里面，几乎至今无人注意。
辛亥之后，尽管并没有多少真实的进步，但历史毕竟翻开了新页。皇帝没有了，“学而
优则仕”的旧封建路途不再那么正规，但政局一塌糊涂，思想异常混乱，控制相对放松，意
识形态似乎成了空白。一方面，旧的体制、规范、观念、风习、信仰、道路……都由于皇权
崩溃，开始或毁坏或动摇或日益腐烂；另一方面，正因为此，强大的保守顽固势力便不断掀
起尊孔读经、宣扬复辟的浪潮，想牵引局面恢复或倒退到“前清”时代去。对知识者特别是
年轻的知识一代来说，国家和个人的前景何在，路途何在，渺茫之外，别无可说。
上一代革命者的热忱衰退了。除了一些仍围绕在孙中山的身旁做些力不从心效果不大的
政治、军事斗争外，很大一批消沉下来。范爱农、吕纬甫、魏连殳……连鲁迅本人也沉默几
乎十年，以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来排遣时日。正是在这万马齐喑、闷得透不出气来的黑暗王
国里，陈独秀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
问题的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
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
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如上引陈独秀
的话，这个“最后觉悟之觉悟”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
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
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
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扔弃传统 （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
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
不再受欺侮受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
权力”——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
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
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
例如，“五四”前后之激烈抨击孔子，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自袁世凯到张勋都用孔
子做他们搞政治复辟活动的工具。“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复古主义披靡一世，什么忠孝节
义，什么八德的建议案，连篇累牍地披露出来，到后来便有帝制的结果。可见这种顽旧的思
想，与恶浊的政治往往相因而至。”
“我总觉得中国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
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拼命
在圣人上作工夫，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
”
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做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做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
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
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哪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此外，这批
旧学深厚、饱读诗书的知识者之所以能如此彻底否定传统，接受西方文化，又仍然与自己文
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束缚，积极追求改善自己（“自强”“日新”）、一切以理
性的考虑做标准和依归有关。即不管传统的、外来的，都要由人们的理智来裁定、判决、选
择、使用，这种实用理性正是中国人数千年来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的基本精神。它最早成熟
在先秦各家的社会政治哲学中，而在孔学儒家传统中表露得最为充分。所以，有趣的是，这
些反孔批儒的战士却又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承续着自己的优良的传统，承续着关心国事民瘼
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传统。
以上种种，使得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
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
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
流在一起了。
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
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不同于以前的是，这次
既同步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复杂关系。
有些事例是相当典型而意味深长的。戊戌前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
改革，康有为回答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前严复在伦敦遇到孙中山，严也劝孙先生
办教育，孙的回答也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万年太久，来不及了。康有为是主张兴
民权开议院的，但在戊戌变法的当口，却相反地强调要尊君权，要求光绪皇帝独揽大权实行
变法。孙中山是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但他晚年却反复强调：“……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
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身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
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再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己”，
“如果时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
所有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
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
权利的注视和尊重。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吃饱穿暖，不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压侮辱，这个头
号主旋律总是那样地刺激人心，萦绕人耳，使“五四”前后所谓“从宇宙观到人生观，从个
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这种种启蒙所特有的思索、困惑、烦恼，使所谓“从孔教问题、妇女
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改造问题，都在
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都很快地被搁置在一旁，已经没有闲暇没
有工夫来仔细思考、研究、讨论它们了。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然后是十年内战、抗日战争，
好几代知识青年纷纷投入这个救亡的革命潮流中，都在由爱国而革命这条道路上贡献出自
己，并且长期是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
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
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
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
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
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
1949 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