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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种通过有影响的科学家来起作用的控制模式是隐而不见的，只有少数经验丰富并善于思索的科学家能意识到它的范围和意义。然而当科学的目标变得比较狭窄——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时，这种非正式控制的结构就会变得略为明显，不过即使这时它也不是对所有的科学家都如此明显。在美国科学中，像哈佛大学校长J．B．康南特，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院长瓦涅瓦·布什（vannevar
Bush），前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T．康普顿（Karl
T pton）这样的人和其他少数科学家通过将科学中许多分立的权力和控制中心集合起来，而产生了重大和有益的影响。例如，一项关于战时负责科研的政府机构——科学研究与发展署（0．S。R．D．）——的研究报告说，在最近这场战争期间，“科学研究与发展署的管理分解成布什、康南特和康普顿三人执政。”布什本人则指出，虽然在战争期间有大约三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研究新武器和新医药，但只有“三十五人左右处于［控制的〕高级职位上”。无论我们中的某些人持有多么绝对的反权威主义价值观，这却正是如此庞大和成功的一项事业需要和渴望的。指出美国科学中的非正式控制结构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个人见解常常使我们认不清它的存在和意义。
幸运的是对于非正式影响机制的运行已有详尽的书面描写，所选择的案例是为一个战时科研项目配备人员。首先要选择一个负责这一项目的科学家，这一选择大概主要依靠某些像康南特，布什，或康普顿这样关键的人物的推荐。然后，被选中的科学家，“根据对于其专门领域的广泛了解，来选择扶助他的一组同事。”而这些人又推荐另外四、五十个人作为直接补充。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学术界工作，大概由于已经参加到课题中的人的影响，他们的“离职能够很容易地得到安排。”特里特恩（ Tryt－ten）总结道：“科学研究与发展署主要项目的科学家的召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采取刚刚描述过的这种‘扇形展开’模式。以也许是科学研究与发展署最大同时也是最成功的实验室为例，这一过程以四位国际知名的美国科学家在纽约一间饭店客房里的一次聚会为开端。他们依据其集体的经验选出了四十位年轻、积极而又完全成熟了的科学家。通过这些核心骨干又展开进一步的联系活动……实验室日益增大……最后达到了有一千名专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水平。”
决不应低估美国科学中这种非正式协调的价值。布什在分析与美国具有相当平等机会的纳粹德国为何会在试制原子弹上遭到“惨败”时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科学组织非常糟糕。也决不应看低我们已提到的那些主要美国科学家的巨大管理才能。作为管理者，他们在战时与华盛顿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以及军队将领的成功周旋，曾被描述为“这场战争中的小奇迹之一。”如果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所取得的一些虽然小但却类似的成就能为人们所知，他们在战时的这些成功就不会显得如此令人吃惊了。有些美国科学家有相当的行政管理才能，不过他们却宁愿忽视这种才能，以专心致志地培养其研究兴趣。战争却使他们有机会得以发挥这种潜在的以及那些已经在科学组织工作中得到证明的才能。例如，战时科学工作带来了一整批新型的科学家管理者，他们中有洛斯阿摩斯实验室主任，高等研究院现任院长奥本海默（ J．R
Oppenheimer）；负责雷达研究的辐射实验室主任，现在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火箭研究主任，现在的波都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H·豪佛德（Frederick
H． Hovde）等。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注意有关美国科学中这一非正式控制模式的另一重要事实。那就是大学科学研究的基本重要性乃体现在大多数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的学术联系之中。有时这些学术联系涉及到一些重要技术机构，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正是通过这些培训了许多工业科学家的研究中心，这一影响模式才能传至全国各地的工业和学术研究团体。通过像布什这样的人物，还可确立与私人研究组织的联系，像卡内基研究院这样的私人组织不仅有自发的研究，而且还资助其他组织的研究。按这种方式，主要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将美国科学中所有不同种类的组织联结并部分地协调起来。这种非正式协调是美国科学的一项宝贵财富，并且还是非常重要的财富；因为这种协调，无论它是非正式的还是正式的，都须掌握在科学自己的领导人手里而非掌握在从政治上任命的非科学家手里，这是保证科学自主性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种协调模式的存在既不是科学中的新鲜事，也不独为美国科学所特有。例如，1864年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和一群著名科学家组织了一个X俱乐部，它是一个每周聚餐一次的社团。赫胥黎后来报导了他偶然听到的非该俱乐部成员的两位科学家之间的如下谈话。
“我说 A，你知道X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吗？”
“哦，是的， B，我听说过它。他们做些什么？”
“他们管理科学事物，而且说真的，总的说来他们干得还不坏。”
这一俱乐部只维持到其创建者的有生之年，它对学术职位和科学协会内的任命及晋升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科学的非正式控制的一般模式内，产生了两种补充的社会组织模式。第一种像一般模式一样，是非正式的。许多美国科学家以个人身份独立从事其研究，或在“小组”中进行其研究，这小组的领导人并不怎么像官方领导者那样以“首长”的身份自居，而很经常地是以师傅对待晚辈、对待缺乏经验的学徒的姿态出现。这种非正式模式在许多科研领域中是必不可少的，以后我们还将多次回过头来讨论它对于科学进展的基本作用。我们尤其将在第九章中论述这一问题，因为它与发现和发明的社会过程有关。第二种模式是正式的或等级制的、“科层制的”，它在一般的非正式模式中保持开放，但却与之不同，有时似乎还与之有冲突。这一模式在美国科研中正日益频繁地出现，它反应了科学自身以及科学与“自由”社会其他部分的关系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海军研究署的威尔逊·F·哈伍德（Wilson
F．Harwood）指出，“大型实验室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它尤其是过去二十年的产物。他指出，“举例来说，在1938年，在华盛顿的负责海军研究与发展的海军研究实验室，只几栋房屋和数百雇员，其年预算实质上低于五十万美元。今天同一实验室有大约一百万平方英尺的实验室面积，大约三千名雇员和每年一千八百万美元的经费。”这不过是美国大学、工业和政府科学中众多类似例子中的一个。
科学社会组织中的这一变化自然只是现代“自由”社会向着日益“科层化的世界”的更大变化的一部分。当我们讨论科学中的计划时，我们将看到这一更大的趋势是如何影响科学中的这一变化的。而我们现在所关心的仅是与科学内部正式组织增 加特别有关的那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科学日益增强的应用性，科学日益卷入到政府和工业科层制中，以及科学自身内部的某些变化。
首先让我们考虑日益增强的应用性对美国科学社会组织最近发生的变化的意义。现代科学的迅速成长，即基础概念体系的普遍改善，意味着在更多的实用场合中，科学理论被证明是有用的。作为几个例子，可以指出在化学和电子工业，在医疗及农业方面，基础科学现在是可以应用的。也许将基础科学应用于有限和能确定的目标的最明显和近期的例子是原子弹的研制。也只有在具有有限和能确定的目标这样的社会情形中，正式的社会组织才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与反对“科层制”的意识形态相反，等级结构的社会组织并非魔鬼的工具。毋宁说它是一项我们仍在加以改进的伟大的社会发明，是一种坦率地说带有某些缺点但却合理的社会手段，它有助于实现有限和能确定的社会目标。所以它不仅目前在我们的社会中被使用，而且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在其他社会中被使用。例如在古代中国以及在许多社会的军队中，正式组织就曾很好地被用来为人服务。所以，毫不奇怪，在实用场合中科学有用性的增强意味着寻求应用基础科学的等级制组织的数目的增加。虽然，如我们将看到的，在科学中有些场合不适于采用这种社会组织，但是也有许多其他场合同样不适于采用非正式组织。这里我们只须再次回想一下原子弹的例子。
无论在应用科学中还是在基础科学的某些有限范围内，正式组织都特别适于达到给定的目标，这一点当社会危机使目标变得特别紧迫时，就会显得更加明显。例如，在最近这场战争期间，电子和原子研究领域中的大型正式组织被迅速地建立起来，前者是为了开发像雷达、无线电引信这类的新指定的研究目标。原先制订的战时科研计划曾想让每个科学家仍留在自己的大学中。但是随着工作量的增加，需要迅速的协商、相互帮助和指导，此外还需要为着同一有限目标工作的科学家之间能保持频繁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促成将所有这些科学家纳入到同一大组织之中。研究科学研究与发展署之历史的J·P·巴克斯塔写道：“从大群体合作研究中所能得到的好处太多了，以至不能对其置之不理。”大型正式研究组织分别在伊利诺大学，西北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建立起来。仅在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的全体职员中，就有六十九人来自不同的学术研究机构。
科学与主要为其他目的而设立的科层制——如工业和政府的科层制——的结合，也增加了科学中正式组织的份量。当然这部分地也是科学不断增加的可应用性的一个结果。但是，即使在有些地方，科学的应用性并不那么至关重要，或至少不那么紧迫，科学家群体仍面临着要将自己更加正式地组织起来的压力；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以一种正规和有序的方式来与它所参与的科层制的其他部分相适应。我们将看到，即使在大学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时科学家必须选出自己的“官员”来负责“管理”。这样做的必要性在其他已经科层化的组织中就更大了。的确，有时甚至当科学家实际上并未卷入到官僚机构中，只是依赖于它的财政资助，而在法律上仍独立于它时，这种促进正式组织的压力都可能存在。例如，许多大学科学家发现非常需要建立正式组织，以便与日益成为他们研究经费的主要提供者的那些官僚机构——即政府和私人慈善基金会的官僚机构——保持联系和进行周旋。有时拨给经费的条件就是分立的研究单位必须结合成一个较大的整体，以便能够更有效地与拨款机构打交道。
科学自身内部的某些变化也促成了对于正式组织需求的增强。这些内部变化中的第一个是科学工作中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增强。在社会生活中的任何地方劳动分工都会带来对于协调和控制的需要。尤其是在对具体问题的应用上，科学中的这种控制或“组织”必须是正式的而不是非正式的，但是对于那些较基础的研究，这一点也可以是成立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前主任，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前主席，已故的朱厄特（Jewett）先生曾对以前所举的不同的科学专业为了同一实用目的，必须联合起来加以应用的例子作过如下评价；“在许多领域中，产品可能包含相当广泛的物理、化学和生物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如此绞缠在一起，以至需要从许多角度进行科研攻关。这样我们就需要有大型研究组织，它具有许多领域中的专家和专业设备，并且把这些人和设备组织起来，保持协调一致。”他觉得：“经验已经表明这是处理复杂问题的最有力、有效和经济的方法。它大大优越于将问题的各部分交给单个实验室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在工作的各个阶段诸种要素相互作用，在某领域中所能作到的将决定在另一领域中能作到什么或不能作到什么。”
生物化学研究基金会主任埃利斯·麦克唐纳曾描述过在更基础的研究中要求许多专家进行合作的类似情况。在谈到从土壤细菌中获得的一种“能阻止并杀死细菌的微生物”时，他说道，“它是由微生物学家发现的，由那些操纵梁式压缩空气驱动离心机（Beams’air－driven
centrifuge）的人加以分离。它被交给细菌学家和细胞学家以决定其性能和威力，交给微生物化学家以分析、辨别、鉴定它的可能组成部分，交给有机化学家进行分馏，交给光谱学家进行描绘并鉴定其光谱仪差异……这些微生物又交给细胞学家对动物进行毒性和其他实验，交给显微学家记录其晶体结构，交给外科医生以研究它对严重感染的伤口的外部影响，交给物理化学家以测量其物理常数并对其结构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把这一整个过程叫‘经受磨炼’。所有这些都出自我们全体成员的工作，是我们共同的程序安排。”在这样的劳动分工之上，显然需要正式的、有组织的控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作的每一阶段都由非专门人员来指导，但的确需要某种专门的管理职能。
加剧对于正式组织需求的第二个科学内部的变化是发生于某些（但非所有）研究领域中的变化，它乃是由于仪器设备的发展能导致许多个体研究单位在同一时间里都特别繁忙。在核物理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在这里磁力回旋加速器和电子回旋加速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加州理工学院的现任院长李·杜布里奇曾描述由此导致的结果。他说：“若干问题可以平行地被加以研究，为了保持机器的运转和进行不断的改进，需要所有团体的联合努力。”他指出，一般说来，“由于核物理学中的现代工作所需要的某些设备是如此之大和如此昂贵，以至需要众多的人员才能操纵和充分使用它们……我相信发展若干巨大的研究中心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中心对于核物理学的进展将是极其重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正式组织的需要是很显然的。
总而言之，由于我们已经给出的这些一般原因，大型正式组织在科学中越来越常见了。但是，无论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中还是在科学的许多部分中，这类组织都不可能完全取代非正式组织模式。尽管如此，科层制模式仍搅扰了某些科学家，即使在科学中需要它的地方也是如此。这倒很像科层制在其他领域中的确立曾搅扰某些“自由”社会的臣民一样。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技术主任考瓦斯基（ L·Kowarski）指出，“引入一种有组织的结构，无论其是多么灵活和精简，都会引起专职科学家的遗憾，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迄今为止都过着一种独立小生产者的日子。”
除了某些科学家所可能感到的这种广为散布的遗憾之情以外，还有对于科层制模式现在带给科学家的问题的真诚的关心。等级组织这方面的某些问题乃是这种社会组织本身所固有的，与按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群体的具体目标——是科学的或其他方面的——无关。这些问题中的某些也曾出现于其他科层制中，如政府部门，工业界及工会组织，在理解和控制这些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科学组织的管理可从对于正式组织这些困难的普遍分析中受益匪浅。不过，仍然有一些为科学所特有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引导“纯”科学工作者进入某些一般领域并为他们提供资助和设备的同时，又保护他们的基本自主性和独创性。至少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很难以更具体的方式来陈述这一正式问题。也许，我们充其量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