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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ipon）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1927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暂禁发明”。人们又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建议，这次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的美国国会上，但是它们绝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以明确为实际的立法提案。无论它们有什么人道主义的或其他道德的根源，这样一些政策在一个工业社会中是对最后绝望的一项非常明显的忠告。只有在一个乌托邦中，对发明的绝对禁止才是可以想见的。至少，萨谬尔·巴特勒就是这样构造了他的《埃瑞洪》（Erewhon），它禁止任何可能会打断社会稳定性的创新。然而，文学中的乌托邦并不必须正面对付其绝对的社会选择所带来的实际后果。
过去人们常断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对科学的最大“阻碍”包括由于资本主义的财政或制造的利益，特别是寻求发展或维持一种垄断而压制科学。关于这一假设的对发明的压制，证据是不成问题的事实，即许许多多工业企业拥有大量专利，而并不加以利用。一直拥有某些这样的专利可能确实有损于一般的公众福利。但是，现在证据似乎相当清楚了，在这些未被利用的专利中，很少只是由于狭隘的、自私的利益而遭到抑制的。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在所有专利中，只有一小部分曾经得到付诸利用。正是公司的预防性惯例使它们从事研究，就它们开发的任何事情取得专利，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在通用机器公司所拥有的专利中，例如，只有百分之一弱被证明是有用的。或者，让我们举另一个例子，绝大多数英格索尔…兰德公司的专利从未得到过使用。许多专利是非常陈旧的，它们直到一种更好的设备能够制造出来并获得专利后才是有用的。某些专利之所以未能使用，是因为相应技术的发展不够；因而它们在这样一种希望中被把握着，即它们所需的其他事情即将在研究中出现。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已经获得专利的装置和技术对于它们潜在的购买公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假设任何发现和发明都有某种内在经济性的东西，这是不明智的。某种发明对社会的利益弱于已经存在的满足同种目的的现有设备。或者，如果在利益上是同等的，那么一种新设备的成本可能使之经济性更差。英国经济学家斯坦普爵士说，成本和逐渐过时的因素“不能被拐带走”。无论一个社会多么赞同科学创新，无论该社会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它必须计算科学所提供的新产品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说，“‘抑制专利’不只是专利的事情。它更基本地是与变化着的金钱与社会的成本有关。”
最后一个我们想要认为的做为“抵制”科学及其应用的社会因素，是在现代社会中产业工人总是具有的恐惧，他们害怕新的机器会导致他们的技术失业。因为他们在工业体系中的地位相对比较脆弱，所以他经常抱怨那些一直有利于资本家集团而且也可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的最直接有害的结果。工人对工业中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的反对被斯宾格勒称为“员工对其命运的哗变。”当然，长期以来，这就是产业工人的命运。近三、四世纪的历史包括一系列这样的例子，其中担心总有一天会技术失业的工人们反对把新机器引入他们的工作岗位。例如，戴维·里卡多（David
Ricardo）不认为他们的担心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劳动阶级所认为的机器的使用常常有损于他们的利益这个意见，并不是基于偏见和谬误，而是同政治经济的正确原则是一致的。”
这并不是说，“抵制”新机器或新的工作工艺在工人之中是绝对的。随着工人自己感觉受到未来可能性之威胁的多寡，这种抵制有所不同。当然，在他们熟悉历史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形式的制度压力——即推动不断的技术创新的压力——的范围内，工人们将受制于一种普遍的（如果是潜在的）恐惧，即担心换工作是一种经常性的危险。没有理由相信工人们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例如，没有理由相信工人们对于将由少数人管理的“自动化”工厂的可能性一无所知。经理们可能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更快、更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工会以及在工人们自己之中的非正式消息传播以类似的方式服务于工人，如果这种方式比像《幸福》杂志这样的管理期刊更低级的话。因此，产业工人使用的各种各样精巧的设备保护他们的职位不受太多太迅速的创新的冲击。所有使得“抑制产出”成为可能的技术（当从这个角度来看时），对于那些在工业社会中只有体力可以出卖的工人们来说，都具有有用的作用。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职业具有关键的重要意义，所以劳力替代对于受到影响的个人来说是实质性的社会替代，因此，硬说工人们反对机器和其他组织创新的是职业替代的临时机构。
现在可以说，技术失业工人所遭受的经济和社会的损害是暂时的和短期的。科学技术在长期是对社会有利的，在长期它们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水平的一般生活水准，但是关于这一点的一般的和非个人的知识，即使有时提供给技术失业工人，也不能使他们遭到的损害减缓多少。斯坦普爵士1936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主席就职演讲中说：“所有这些好处‘在长期看来’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人必须生活在‘短期’，而且在任何既定的时刻都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对‘短期’失调的夸大，以至造成真正的社会困难”，在当时技术失业的问题比现在要紧迫得多。在现代社会中，产业工人没有他自己的资本，能像工业企业那样长期维持他自己的生计。他整个一生的生活要靠他现在收入的剩余来维持，因此他必须生活在短期。在最近一段时间，各种形式的“社会化资本”有助于他维持生计。现在，政府和贸易联盟的失业保险资金可以帮助工人克服由技术的或其他种类的失业所引起的短期困难。在这样一种情境下，现代产业工人可能能够承受在其工作环境中更频繁的创新。否则，他可能把他的敌意转向那些是其痛苦之有形来源的机器，就像路德分子在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所做的那样，或者他可能转向在科学本身中的更遥远的来源。
因此，这些就是几种同科学创新互动的社会因素，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对科学的影响有所控制。那些把这种互动说成是“抵制”的言论暗指科学过多地受到了控制或者受到那些错误事情的控制。但是，在现代时代的其他人则感觉到科学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控制。里彭的毕晓普所呼吁的“暂禁发明”大概只是这种感觉的一种强烈的表述。关于对科学的控制，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只要我们可以预言重要科学发现的出现，并且预计它们的社会后果，科学就可以比现在受到更多的控制。科学可以以它所希望的方式来利用科学。根据这个观点，一些社会科学家非常认真地试图预言科学的进程及其后果。
在考虑就科学发现做出特殊的预言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笼统地谈谈预言。因为一个社会的若干部分是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明确方式相联的，所以对社会生活的预言是有可能的，这一点是我们理解科学的社会方面之整个努力的前提。预言是在某种特殊的经验社会环境下关于这些确定关系中某些关系的陈述。当我们在我们的下一章中讨论社会科学时，我们将更多地谈论预言这种可能性。这里我们只是想陈述我们的假设，以便我们即将对于就科学之进程做出特定预言的已有尝试进行的批评，不被认为是在原则上对预言进行的一种批评。表明这些在预言上的早期努力为什么一直不适宜，是合乎需要的，这只是为了继续讨论那些不仅是关于科学之影响而且是关于所有社会生活的更科学的预言。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预言科学发现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章中就此问题的言论应该对我们有所帮助。在做为真正新事物的特殊发现与发明的范围内，当然不可能对于这些新事物是否或什么时候出现有绝对确定的预言。这一点只是重复科学的进步是无法绝对确定的。可以说，创新是科学家和发明者们自己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做的成功预言的实例。如果除发明者以外的其他什么人可以预言某个特定的新事物，那么他自己也就会成为发明者了。例如，《技术趋势与国家政策》一书，“在预言某些即将来临的比较根本的发明上，甚至在关注它们的可能性上，存在着一些令人惊讶的失败。例如，在航空交通部门，对喷气发动机和直升飞机没有予以注意，尽管这两者那时都处于活跃的试验阶段，而且当时的结果好得足以至少引起非常仔细的考察。”虽然如此，因为新事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科学遗产的一种产物，所以大概预言从科学知识之已有结构中派生出来的某些产物是有可能的。例如，在1920年预言科学很有可能会在某一天发现怎样把一种元素嬗变成另一种元素并且因此释放原子能，这是有可能的。正是在那时，丹尼尔·索迪爵士说，“无论是需要几年还是几个世纪，人工嬗变和获得能量的供应终将实现，这种能量供应就像燃料超过牲畜能量那样大大地超过燃料的能量供应。”或者，让我们谈谈更近期的事情，现在预言在光合作用领域很有可能有重要发现是有可能的。在这个方面，化学家法林顿·丹尼尔斯已经说过，“现在，沿着几条不同的路线，正相当迅速地积累着相当一些基本事实，它们将会迅速使我们对于光合作用的理解豁然开朗。”英国科学家萨谬尔·利莱，在考虑发现的预言是否可能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时说：“预言者的教训是：不预言个别发明的细节——这通常是浪费时间。把精力集中在两件事上：第一，对现在趋势的外推（例如，已有的汽油驱动陆地运输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预言状态，这将变得有可能成功。”当索迪和丹尼尔斯以像“无论是需要几年还是几个世纪”和“将会迅速使我们豁然开朗”这样的短语来限定他们的预言时，他们两人都同意这一建议。
只要考虑预言的第二个问题，即预测某些特定发现的社会后果，就会出现两个新困难。第一个是在大量存在于任何时期的短暂的新事物——它们很有可能得到发展或具有重要的社会后果——之中存在的检验的困难。这个困难一直是被提及的，但只是在斯特恩教授那里消失了，他自己在《技术趋势与国家政策》一书中是预言家之一。他说，“发明的编年史被创新挤满，它们起初做为划时代的成就而受到欢呼，然后逐渐变成零。”甚至很难知道它们已经出现过。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成为所有科学领域甚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领域”（例如像物理学或化学这样的大领域）的专家，足以知道所有最近的重要发现。不可能想像生物学家会知道发生在化学知识前沿上的事，物理学家对生物学领域中类似的事也不甚了了。检验并报告在科学之不同领域的重要新事物最好必须由完整的一群机敏的专家来执行。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群体也会有其局限性。因为科学家同其他人是一样的。尽管在这方面或许弱一些，但他们倾向于对他们密切注意的那些发现的重要意义和潜在后果抱有热情。在专家的圈子中，每一位专家都会因为他把他自己与其他专家联系的“训练有素的能力不够”而丧失洞察力，科学家们不可避免地会有夸大他们自己的技术专业的倾向。
即使在一项创新已经发展到明显将有深入的社会影响的地步时，在预言上也仍存在第二种困难。例如，就像奥格本教授已经尝试过的那样，在预言飞机——一项明显的重要发明——的社会影响时，存在着许多困难。我们可以以一种相当不确定的方式随着他说，飞机将有重要的社会后果，但是对这些后果将是什么做出确定的和有用的陈述，是不可能走得很远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飞机的发展及其使用同许许多多不同的社会因素有关，我们不能假定这些因素将保持不变，就像考虑影响美国出生率趋势的不同社会因素时我们可以假定的那样。我们可以把后一项趋势外推，因为有关的社会因素是恒定的，即使我们不完全知道这些因素，但是对于飞机我们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在增加或阻止其使用的社会因素中有巨大的差异。如果飞机的作用与社会条件的反应使得另外的发展进程有更大的范围，那么不可预计的“阻力”就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然而，这并不是说发展的进程完全是不确定的，只是说它的确定性较弱，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少的趋势远比像人口趋势这样的事情是我们能够预测的。的确，即使对于人口增长，我们所掌握的确定性程度也是相对的。让我们举另一个重要的例子，即原子能的例子。纽曼和米勒在他们关于原子能的书中说：“众所共认的是，最博学的核科学家和关于核物理科学的未来发展及这种发展之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最具有洞察力的社会科学家，他们的预言能力并不惊人。内阁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很少但却笼统地（注：非常不确定的陈述）在起草法案上帮助他们，以面对新的技术时代以及在社会制度上可能的革命性变化。证词所提供的分析对妨碍变化之本质的揭示，与判定这些变化将要到来以及将具有重要性的断言相差无几。”显然，我们还没有对于那些将影响整个社会的重要发现做出长期预测的能力。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其他重要的事情。我们依然可以采纳比较适度的目标，来利用我们做出一系列短期预测所必须具有的知识，或许我们因此可以建立起我们的知识，以便我们可以最终使预言的范围不断扩展。让我们注意：这并不是一种令人失望的劝告，而是一种建议，它对于有用地预言发现与发明的社会后果的可能性持审慎的悲观主义，处在我们知识的这个阶段，这一点对我们是最有帮助的。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预言的特殊特征，它将使我们都更加倾向于做短期预测而不是长期预测。正是社会生活之特殊的条件，就是说，做为物质与生物环境的对立面，使得预言本身变成了影响科学创新的发展与后果的互动着的社会条件系列的一部分。因此，关于某种发现将有某种特定影响的预言实际上可能会刺激对那种影响的认识。如果是这样，它就是所谓的“自我期望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或者，与此相反，对某种影响的预言可能会刺激一些“障碍”，以减慢其实现，甚至完全同化之。社会预言的这种效果一直被称为“自杀性预言”（“suicidal
prophecy”）。当然，并非所有的预言在社会过程都有同等效力。某些在改变历史进程中可能会成为主要的因素。例如，据说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就具有这样的重要意义，这些预言可能已经阻止了革命，至少在德国和英国，马克思曾预言革命会在这两个国家突然爆发。大多数社会预言在与其他社会条件的互动中，影响的程度似乎要低得多。然而，因为预言本身有这两种不同的后果，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做出连续的短期预测方面，我们确实做得更好一些。因此，我们只能不断地评价存在着的新环境，因为它不仅与以前的存在因素互动，而且与预言本身互动。
到这一点，我们刚刚谈到同对科学及其社会影响的进一步控制有关的事情。现在，我们不得不来考虑一群科学家，他们认为科学在现代世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直受到过多的控制。这一群体就是所谓的“科学人文主义者”，他们抱怨“科学的挫折”。这个群体的成员大多数由英国科学家组成，其中许多是相当著名的，但也有一些美国人持同样的态度。“科学人文主义者”，主要是那些做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渴望更好地通过所有科学的手段和可能性来体验人性。他们直接了解科学改善社会的实际与潜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