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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重建。这是科学进步的一条重要途径。在十九世纪末，许多科学观察与牛顿的概念框架不能相符。爱因斯坦理论的巨大优点就在于吸收了这些以前得不到解释的观察数据。
这样，我们又一次看到科学不只是大量“事实”的集合。相反，它是根据某种概念框架的事实的集合与排列，这种框架在其应用过程中或者技术的使用导致新的事实时，总是受制于重建。概念框架和技术大概从未完美地整合过，这经常是由于在许多事实与概念框架之间出现了不符。当然，我们用“许多”所指的是这些事实适合那些曾具有较大普遍性和系统性的概念框架的构建。康南特校长在他关于他所谓的“科学之战术与战略的某些原则”的讨论中，为我们详细考察了概念框架与我们刚刚谈论的技术之间的关系种类。这个问题已经触及了所有领域的科学进步的核心。
或许我们现在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基于高度普遍性的概念框架之上的高度发达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动态事业。无止境地改进概念框架，把动力因素引入到科学活动之核心。人类理性以这种方式承担着未尽的动力来改变天地，因为在概念框架上或早或迟的变化造成在日常失活和日常技术上的变化。维布伦曾经说过：“任何认真的研究的结果，只可能是在以前有一个问题的地方逐渐出现两个问题。”这是科学的一个特征，是科学具有一种动态的品质，现代人不仅必须学习之，而且必须学着承认之。因为这是科学之未尽的社会影响的来源。以后当我们讨论这些社会影响时，我们将更多地谈到这一点。
关于科学本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科学的概念框架与通常所称为“常识”的信仰与知识整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任何人类社会最少也有一种理性经验知识或者相对不发达的科学的集合。这种知识——我们也许可以把它认为是“初期科学”，更成熟的科学也许可以从中而成长——构成了通常所认为的常识的一大部分，并且对行动提供相当有效的指导。但是，尽管所有的知识是基于某种隐含的、特殊化的抽象，但关于这种经验知识之有效性的局限现在也应该是显然的了。常识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概括化的和系统的知识，像高度发达的科学的概念框架那样，所以它不是可靠的知识，或者如同我们可以稍微更专业性地评价的那样，它不是确定的知识。就是说，相对而论，常识不知道在哪些确定的条件下它关于事实和事实之间关系的断言实际上会发生。当这些未知的条件变化时，事实将发生变化，而没有对这些条件有确定理解的常识则对进一步的行动给不出令人满意的指南。常识之不可靠性，常识在面对它不能描述的、条件发生变化时的矛盾性，或许在常识之言论和格言中大量的不一致和矛盾之中最有可能看到。常识总是而且依然是无数谬误、欺骗和误解之集合体的继承者，这一点可以在伯根·伊万斯教授的《废话的自然史》一书中得到检验。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像赫胥黎所说过的，科学不只是“有条理的常识”。这就是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当然，如果人们把赫胥黎的意见当作意指我们所主张的某些其他东西，即常识和科学在人类理性中具有部分共同的起源，那么赫胥黎的评价是对的。
我们可以说，任何社会在其经验知识的确定性上都有一定的范围。哪里只有经验的知识，哪里的常识之理性知识将只包含相对窄小范围的确定性。但是，哪里有高度发达的科学，哪里的确定性范围将大得多，从常识到科学本身都是如此。这就是在我们社会中的情境。确实，在我们的社会中，承认科学知识所具有的较大确定性，已经相当广泛地成为常识的一部分了。这对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条件。然而，常识也许部分地同科学对立，而且非常强烈地使之逆转也许是不可能的。以后当我们讨论存在于我们社会中反科学的来源时，我们将考察之。
即使是在常识承认科学之优越性的地方，也可能只对科学具有的较大的可靠性有一种含糊的理解。科学的概念框架现在是非常高度专门化的观念系统，只有那些在有关领域接受长期训练的专业人员才可得到。就未受过训练的外行人理解这些观念而言，他抓住的只是某些基本思想，而不是完整的专业综合性。因此，只有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意义的最含糊的观念，才可能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之上。的确，我们中的大多数对该理论甚至连一种含糊的理解都没有，而只是以许多牛顿时代的人的方式感到爱因斯坦的新的和明显荒诞的观念似乎与常识相冲突。牛顿的理论是基于对他的同代人来说最不可能的假设。在远处作用的力的观念很不同于直接推动的观念，而我们的直觉和常识对力的理解正是以后一种观念为基础的。当然，在牛顿的情况中，概念框架与常识以某种方式是逐渐相调和的。“以后，一代人或如此之多的人设法使他们自己确信在一定距离的作用是一种合理的和令人称心如意的思想。”。至少，概念框架和常识很少彼此相困扰。最后，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我们是确实的，即牛顿的观念逐渐被认为在直觉上是显然的，是常识了。就像马赫（ Mach）已经指出的，“不平常的不可理解性已经变成了平常的不可理解性。”
就新的爱因斯坦的概念框架而言，同样的过程似乎在重现。爱因斯坦关于物质世界之基本原则的断言与我们的牛顿式常识相冲突，其方式同牛顿的机械论观点曾经与更早的中世纪常识的有机论观点相冲突的方式一样。“那些自然地或在直觉上根据一个弯曲的宇宙（其几何学的性质取代了万有引力）来思考的人，如果有，也可能是非常少的。”幸运的是，尽管它们在其他方面是伟大的，但是在我们关于空间、时间和运动的常识与现代物理学所引出的观念之间的偏差，就我们所关心的日常生活而言，小得可以忽略。在乔治·伽莫夫（ George
Gamow）之令人喜爱的书《汤普金斯先生在仙境》中，人们对于稀奇古怪的平凡生活会是怎样（如果这并非如此的话）可能有一点了解。汤普金斯先生的梦境——现代物理学的新观念得到了认识——可能只是一些梦想，而不是日常的现实。
当然，在科学中，并非所有的新概念框架都如同牛顿与爱因斯坦的概念框架那样是革命性的。这种伟大的科学综合不会发生得非常频繁。然而，在科学之专业的概念框架和我们日常的常识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不断的、也许是在扩大的裂隙。这种裂隙对于科学家和门外汉都具有相似的社会影响，就像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但是，重申一下，这样一种裂隙总的来说为常识所容忍，是科学进步之值得庆幸的条件。之所以如此，既是因为我们对科学在道义上的尊重，也是因为我们确信科学对于解决人类社会之实际问题是非常有益的。
《科学与社会秩序》
伯纳德·巴伯著
第二章 科学的历史发展：社会对科学进化的影响
在简要地探讨了科学的本质——它在人类理性之中的来源，它在概括与系统化水平上的差异性，它与常识的联系——之后，现在我们要通过追溯科学进化的历史过程来对科学的本质做出某些进一步的发见。当然，这里的讨论只能是一种梗概。科学的历史比我们所想像的要更加悠久和更加丰富得多，而对于我们来说，科学史成为现代的学问只是近四、五十年的事情。虽然有许多许多工作依然有待我们去做，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足够多的东西，我们对于我们的人类科学之传统是怎样的古老和精深可以有一些认识了。
我们对科学之历史发展的考虑将强调六个重要的主题，尽管所有这些讨论必定十分简要，但这六个方面的讨论对于理解科学的社会方面却是基本的。所有这些主题或一致性，在以前对科学本质的分析中都是或明或暗的，而在这里将为之寻找历史的例证。这六个主题是彼此独立的，尽管我们将进一步指出，所有这些主题都是互相关联的：
1．人类理性的普遍性。
2．科学演化的连续性。
3．科学在整个历史上活动与成就水平的变化性。
4．各种不同的社会影响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5．被视为社会要素之一的科学的相对自主性。
6．科学与其他社会要素之间影响的相互性。
在进行历史的讨论之前，对这六个主题每一个都做一些一般的说明，将有助于澄清它们的含意和内部关系。
对于我们的第一个主题，人类理性的普遍性，除了小结一下我们已经讲过的关于这个主题的话之外，需要再说的也许是最少的。对于所有想在人类对经验理性的一般态度中寻找科学之来源的人，它是基础。对于这一点，我们将自然地注意到这个事实，即科学出现在史前的和古老的社会之中，出现在世界所有部分的所谓“原始的”或无文字的群体之中，出现在古希腊－罗马的、中世纪的和近代的世界之中。
第二个主题，即科学进化的连续性，它存在于近代世界之中。部分是因为直到最近才可避免的历史的无知，部分是因为对于更早期的和其他的社会有一种理性主义的偏见，我们中的许多人觉得，经验的理性和科学都独一无二地是近代的。但是，这些方面，如同其他方面一样，在历史上一直没有过彻底的间断。不仅是某种形式的科学已经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之中，而且几种形式的科学已经各自在历史的前提上得到了建立。至少在近三、四千年，甚至超出这个范围，科学进化的记录十分连续地扩展而没有不可逾越的断裂。现在，记录的扩展有时很缓慢，有时又稍微快一些，通过其持续不断的和积累的过程，我们可以追溯科学的源流。这里（无论何处），通过非常详细地考察历史的记录，可以增进我们的理解。我们所有关于历史记录的过于琐碎的知识，过多地组织在关于科学之宏观历史“时期”的描绘之中：古希腊科学、阿拉伯科学、近代科学；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时期是怎样相联并彼此融合的。我们常常看不到古代近东的科学怎样是古希腊科学的部分基础；看不到古希腊的遗产是怎样由古希腊式的亚历山大人（the Hellenistic Alexandrians）传送到阿拉伯地区，并因此转送到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欧洲也通过教会直接接受了古代科学；最后，我们也不知道中世纪教会和文艺复兴对古希腊科学的再发现是怎样对近代科学的建立做出了基本的贡献。我们也没有看到，在进化过程中的各个时期对整体所做的附加贡献。科学的成长更多地是通过许多小步骤而不是少数大飞跃进行的，它更多地是像一种缓缓扩大的珊瑚礁，而不是像帕里库廷火山（a Paricutin）那样由剧烈的火山喷发而产生的。
不幸的是，我们将无法勾划出科学成长中连续性的轮廓。但是，如果我们还必须根据大的时期和伟大的运动来进行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总是要试图说明早期事件与后来事件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总是存在的，即使我们无法谈论它们。以后，当我们描述发现与发明的社会过程时，我们将回到科学进化的连续性这个主题上来，但是那时将采取一种分析的方式，而主要不是历史的方式。到那时，我们将表明每一位科学创新者与那些在他之前去世的科学家们的密切依赖关系。
然而，对科学进化之总体的统一性如此强调，并不是要否认在此过程的细微之处存在某些多样性。在科学历史进程中，并非任何一步都是不可避免地、直接地在前人基础上迈出的。在前进的细节上，一直存在着独立的发展路线，但是在更大的洪流中，这些涓涓细流都汇入一条单独的大渠之中。在科学中，一直存在着重复的独立发现，我们将在以后的讨论中，在一个更适当的地方给出一个重复独立发现的长长的清单，但是从更大的眼界来看，所有这些只是连续的和统一的科学进化的组成部分。当然，随着在人类社会之间交流程度的提高，科学成长的统一性大概也提高了。随着过去的许多社会已经通过交流联系更加紧密地与现在的世界相结合，科学在细微之处以及大的方面都几乎变成了一个统一体。即使在今天，社会之间交流的效果都有提高，但科学之偶然的多样性仍然存在，人们仍然看到重复独立发现之现象的残存。由于交流的政治障碍的增多，这种多样性甚至可能会稍稍增多一些。但是，这决不应该模糊科学之远大的前景，科学在此之中因其基本的本质而成为一种进化的统一体。
我们对科学之总体的进化统一体的理解不应该使我们犯这样一个错误，即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达林顿（C．D．Darlington），一位英国生物学家，说过这种错话：“大多数人大概可以想像到科学的进步就像一辆蒸汽压路机，以不折不扣的和不屈不挠的力量一个一个地使问题得到解决。”但是，较近的对科学史上任何单独的进步的考察，揭示出这种观念是多么谬误。科学总是艰难的，其进化总是“蹒跚的、复杂的、几乎是非理性的。”当我们在以后讨论发现的社会过程时，我们将看到在科学中每迈出新的一步是多么困难，多少新的发现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需要个人创造性的发挥。总的说来，大的进化连续性依然是存在的。
我们的第三个主题，科学在整个历史上活动与成就水平的变化性，对于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主题之一是一个补充，而且如果我们想要在我们关于科学进化的观点中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我们就必须总是联系起来考虑这两个主题。如果只是因为它所表达的一致性一直是具有代表性地得到过分的强调而不是遭到忽视，那么关于第三个主题就没有多少必须说的。对于从经验理性的不存在到其在近代得到高度发展的所有途径，都考虑到了变化性，对这一点一直是过分强调的。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迹象表明，变化性的范围比实际存在的要更加宽广。继续保持的变化性的范围是足够真实的，而且对这一范围的不断认识是有价值的，如果它致使我们探究其来源的话。
这直接把我们带到了第四个主题，各种不同的社会影响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现在，是这样一个主题，即到这一时刻，尤其是在它以这种非常概括的并且是相当含糊的方式被表达出来时，它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似乎是像一种老生常谈。然而，事实上并非总是如此，即使是在相当近期之内也并非如此。存在着某种所谓的“纯粹科学”的东西这种观点至少是迟至二十年代才出现的，我们以此来指一种完全未遭社会因素作用所污染的科学，这种观点已被广泛接受。那么，关于科学本质的主导观点，或许在科学家们自己当中并非就是最不主要的。
现在，如果我们对这一事物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不可能如此之多地是一种更伟大的理智理解的结果，尽管我们的确也有这种理解。这种变化大概更多地是由于一系列完整的社会事件，它们自1930年以来纷至沓来，如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加上它“对科学的破坏”，我们将在以后谈论之；纳粹德国的兴起，它对“亚利安科学”的鼓吹，以及它对犹太科学家的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原子弹的爆炸中它对科学之急迫的、大规模的应用达到顶点——所有这些社会事件使科学家们，也使我们中所有其余的人，都深切地感到存在着对科学的重要社会影响。“纯粹科学”之陈旧的幻想再也站不住脚了，至少在一度所持的极端形式上再也站不住脚了。在什么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谈论“纯粹科学”，是我们必须推迟一会儿才能讨论的事情。无论如何，人们最好去读一读自三十年代以来科学家们的讲话和著述——例如，英国或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年度主席致词——看一着旧观念是怎样消失了的。我们的社会智者在哪里使我们失望，历史就在哪里迫使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科学的社会本质。
然而，智者实际上并没有使我们失望，关于科学的社会观点，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中有相当明确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就曾相当直接并且详细地断言，科学依赖于它存在于其中的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已经由一群德国社会科学家扩展为Wissessozioloyie［即知识社会学——译者注）或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试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