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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国家的栋梁”：克格勃
苏俄间谍组织概况
在间谍世界的隐蔽战线上，相对于活跃在谍海的超级恐龙美国的间谍组织，也只有苏联的间谍组织在规模、设备装置、人员编制以及活动能力上都可以与其一较短长。
英国情报专家威廉·维·肯尼迪在《现代情报战的内幕》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只有两个情报机关才拥有全套现代化搜集情报的能力，其中一个是美国的情报机关，另一个就是苏联的情报机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西方的严峻对峙，以及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和角逐，都是以各自的间谍组织组织和策划的间谍情报活动拉开序幕、并充当重要角色的。与其他国家的间谍组织有很大不同的是，苏联的间谍组织不仅在国际舞台上风光一时，而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被誉为“国家的栋梁”。
苏联有两个主要的间谍情报系统，一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缩写为krB），简称“克格勃”；另一个是军事情报部门，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缩写rpy），简称“格鲁乌”（也有人写作“格别乌”）。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继承了其大部分遗产，当然也包括其庞大的间谍组织，但是，由于苏联间谍组织过去对国内政治生活的过度参与，使其在人民中的形象太差，间谍机关已经丧失了它曾经拥有的政治资源，甚至还不得不承受国内政治局势变化带来的打击，以及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的国力大大下降，再也不能维持庞大的间谍组织，而对其进行不断的调整与改组，在这个巨大的政治变化中生存的俄罗斯间谍组织就不可能还那么风光了，它在国际、国内两个舞台的影响力都已经大大下降，也很难说它还有同美国间谍组织进行同等较量的实力。
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克格勃成立于1954年，是苏联最大的间谍组织。克格勃从它创建的那一天起，就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苏联领导人的苦心经营下迅速发展，直至1991年被解散前，无论在机构设置、组织分工、人员编制、经费预算等方面，还是在活动的手段和规模方面，都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克格勃像一只巨大的蜘蛛，把它吐出的蛛丝编织在世界各地；又像一只多爪的章鱼，把它布满吸盘的触须伸向世界各国的重要部门。它掌握着秘密警察，进行特务活动，管辖边防军，向国外派遣间谍，从事搜集情报、招募间谍特务和进行心战、渗透、暗杀与颠覆活动。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对克格勃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是赫鲁晓夫在国内的耳目，也是他在国外的耳目，是苏联国家政权的一个具有多种任务的工具。”总之，它可以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意图采取任何行动。它远不止是一个秘密警察机关，也不止是一个间谍和反间谍机关，它还是一个进行颠覆、幕后操纵恐怖活动的工具，秘密干涉外国内政的工具。它也是苏联在冷战中进行扩张的一种侵略工具。
克格勃的这种身份和地位，与苏联在冷战中的国际地位和苏联的霸权主义对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更与苏联间谍组织的历史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要认识清楚克格勃，就必须从它的为世界所公认的源头——“契卡”开始。
克格勃的萌芽：“契卡”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继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自诞生之日起，新生的革命政权就面临着来自俄国内部和外面的强烈反抗和威胁：全国仍有2/3的地区掌握在反革命和外国干涉军手中，各地的君主主义者纠集形形色色的保皇势力，向革命政权掌握的中心地区蠢蠢欲动；而在红色政权控制的中心地区里，被二月革命推翻的沙皇政府的旧官吏、旧军官、工厂主、地主，被十月革命解散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连不理解革命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旧职员等中产阶层，都对苏维埃政权持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他们秘密串联、阴谋活动，利用所有可能利用的手段，借当时的饥荒、瘟疫等困难，企图破坏、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
异常严峻的形势要求革命政权迅速伸出两支有力的拳头：对外，坚决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军事进攻和绞杀，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建立全国的统一革命政权；对内，甄别隐藏在革命政权机构中的反革命分子，严厉打击一切针对苏维埃政权的颠覆和破坏活动，惩戒消极怠工、投机倒把等危害社会安定的不法行为，肃清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内部的隐患，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就形势的严峻程度而言，这两条战线上的任务都是空前艰巨的。但相对比较之下，第二条战线所面临的局面要更加复杂、更加困难得多。对付外线的铁拳已经收拢，并开始针对既定的目标准确有力地出击，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红军。虽然，这支军队刚刚经过十月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火洗礼，但其成员中有许多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官兵，他们的丰富作战经验与工人赤卫队和激进的军校生带来的革命热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在苏维埃政府的统一命令和指挥之下，他们很快地投入到前线，有效地挫败了反革命阵营的进攻锋芒，大大减弱了苏维埃革命政权所面临的压力。
几乎在建立了红军的同时，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迅速打出另一只拳头的必要。但对付内部无形战线上的反革命，需要的将是另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手段，对此，一个近于成熟的想法已经在列宁的脑子里形成。
利剑出鞘：一张影响苏俄历史的便笺（1）
1917年12月10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张便笺，上面明确地写道：
“目前，我们要以非常的措施与反革命和怠工的人们进行斗争。”
就在同一天，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召集了紧急会议。在会上人民委员们讨论了列宁的指示和捷尔任斯基的报告。随后，人民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立即成立“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的决议。
“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直属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由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出任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办公地点设在了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权没收的原全俄保险公司大楼（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即现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大楼）内。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还规定了“契卡”的基本任务：
1、在全俄罗斯的所有城市和农村范围内侦察、发现和制止、肃清一切反革命及怠工的企图与行动；
2、将所有的怠工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送上法庭进行审判，并制定与之进行有效斗争的策略和措施；
3、为有效地、成功地镇压一切危害革命政权的阴谋活动进行前期的侦察和必要的预审工作。
可以看出，“契卡”的工作权限范围最初并不十分显赫，不仅如此，它在组织系统的权力归属上也不十分明确。它在直属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同时，还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会的牵制。在“契卡”诞生的最初时间里，除了大量的侦察和监视工作之外，如果没有以上两个人民委员会批准，“契卡”的工作人员和下属机构根本没有判决和执行死刑的权力，甚至连逮捕嫌疑人犯的权力都没有。然而，从1918年初到1921年这短短的几年中，“契卡”的权力急剧上升。
催化“契卡”的职权范围和组织结构在短时间里急速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被十月革命风暴摧毁的沙皇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残余势力趁苏维埃革命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在国外资产阶级势力的支持下，很快纠集了强大的阵营，对苏维埃革命政权形成了全面的包围之势，企图在短时间内将革命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
1918年3月，一直游弋在科拉半岛附近海域上的英国舰队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英美军队组成的武装干涉军踏上了俄国的领土。接着，美国和日本军队也在太平洋上组成了干涉军，4月份在西伯利亚的沿海港口登陆。外国干涉军的介入仿佛为蛰伏在俄罗斯各地的沙俄旧军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驻扎在俄国的外籍军团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各国驻俄罗斯的使领馆和形形色色的间谍情报机构也空前地活跃起来，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方法煽动、怂恿社会上一切对苏维埃政权深怀仇恨和不满的势力，纷纷开始从事有组织的破坏和颠覆苏维埃革命政权的活动。
1918年5月25日爆发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掀开了俄罗斯国内战争的序幕。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沙俄军队俘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战俘组成。在俄罗斯二月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通过外交和其他有关渠道说服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把这一批为数几万人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战俘重新组建为几个师的外籍军团，在仍然继续的世界大战中由俄国指挥与德国作战。但是，当这支部队被派遣到前线后不久，临时政府就被十月革命推翻了。为了减轻新生革命政权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在列宁的主持下，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停战协定》，并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达成协议，在俄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保持中立，不介入当时发生在俄罗斯各地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并从乌克兰转道欧洲战场，继续参加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作战。随着英美等国干涉部队由沿海各港口向俄罗斯腹地的推进，各国外交使团和情报机构加大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挑拨和蛊惑宣传。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当地的俄国白匪相结合，成为俄罗斯国内的一支最大的反革命武装组织。
另一方面，在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内部发生的一系列的争论和意见分歧，政府机关尤其是一些至关重要的部门发生的有组织的怠工活动，与白军作战前线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和部队的集体叛变，日益蔓延的白色恐怖活动，也都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革命政权。
1918年7月，俄罗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借1918年1月布列斯特－利沃斯托克和谈失败而组织领导了未遂的叛乱。同年8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进行演讲时遭到暗杀，身受重伤。在这同一天，彼得格勒的“契卡”主席乌里茨基也遇刺身亡。事后，经过苏维埃政府部门周密侦察得知，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是有预谋、有组织、并且有着国际背景的阴谋活动。而前线变节红军将领策划的阵前叛变，造成了对苏维埃革命政权更加惨重的损失。原红军东部前线司令员、前沙俄军队上校穆拉维约夫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组织的叛乱相呼应而在前线部队中组织叛乱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穆拉维约夫的部队驻守在伏尔加河沿岸的重镇喀山，从此沿河向南就是当时苏维埃政权东部的行政中枢辛比尔斯克（后来改名乌里扬诺夫斯克），这里集中了苏俄政权在这一地区的许多重要行政机关、粮食和物资储存以及准备抵御东部白军进攻的大批部队和辎重，同时，在各级行政机关和部队中也集中了大量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喀山和辛比尔斯克地区时连接俄罗斯中心地区与西伯利亚地区的要冲地带，具有丰富军事经验和战术指挥能力的穆拉维约夫选择这里叛乱时经过了周密的考虑的。开始，穆拉维约夫利用职权，先将其认为异己的部队逐渐调出这一地区，接着，又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分批地向这里集中，并且，下令将一些在十月革命初期产生过极大破坏作用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社会渣滓施放出狱，使之成为一支为己所用的武装组织。
1918年7月10日，穆拉维约夫正式发动了叛乱。他率领部队乘船沿伏尔加河顺流直下，在辛比尔斯克登岸，占领了这座城市的火车站、邮局和电报局，包围了当地苏维埃革命政权的驻地，逮捕和劫持了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即后来的苏联红军元帅）在内的当地苏维埃各级军政领导人。接着，穆拉维约夫公开宣布反对苏维埃革命政权，并且通电俄罗斯全境，在俄罗斯各界煽动继续沙皇俄国政府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民族战争”。穆拉维约夫组织的军事叛乱行动使苏维埃革命政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了平息这次叛乱，红军中有几万将士牺牲了生命。而在这同一时期，与上百万外国干涉军和白军遥相呼应的大规模内部叛乱有数十起之多。打着各种旗号成立起来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各种名目的“民族军”以极端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无数的红军官兵、苏维埃工作人员和红色政权的拥护者，给新生的社会主义工农国家带来了破坏性的恶劣影响，对红色苏维埃革命政权构成了空前严重的威胁。
一道尚方宝剑：紧急法令
面对遍及全国的内战烽烟，面对自己身边和内部日益嚣张的敌人，全俄苏维埃的领导人们再一次地意识到，必须使用非常的手段和严厉的措施，才能使革命政权在这种空前困难和危险的历史关头保住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使刚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得以生存和发展。
1918年底，列宁亲笔签署了一项标题为《社会主义祖国处在危难中》的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法令，向全体俄罗斯人民说明了当时严峻的国内形势，号召所有拥护苏维埃革命政权、热爱俄罗斯祖国的政府工作人员、红军官兵以及各族人民，与各级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保卫既得的革命成就，保卫人民自己的红色政权，同革命的敌人作决死的斗争。针对隐蔽战线上已经接近白热化的残酷斗争形势，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在这个法令中明确指出：“敌人的代理人、受派遣者、投机倒把分子、刺客、恶霸、反革命煽动分子、外国间谍，一旦被我抓获，应立即就地枪决。”
这一项具有极大权威和效力的特别法令很快就在全俄各地得到贯彻和执行，各级苏维埃政权在领导同白军坚决作战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对内部和身边隐蔽敌人进行斗争的力度。作为这条战线上的尖兵，全俄契卡在这一非常时期对敌斗争的权限和能力在法律及组织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首先，对于契卡来说，这个相当于宣布全俄罗斯进入紧急状态的法令，非正式地使契卡获得了可以不经过任何审判和不通过任何司法程序即能够在无论是前线部队还是后方机关中执行死刑的权力。尽管契卡为此也作出了诸如其工作人员在因情况紧急而未经法律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批准，但在执行之后须向所在的契卡组织和上一级契卡机关做出详细汇报的规定，但是，这一补充性的规定在当时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的条件下，几乎无法认真执行。而且，已经把生杀大权掌握在手的契卡，其他方面的权力也正在迅速扩大、膨胀，这种本来就难以产生根本性束缚作用的补充规定，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之下能够起到多大的制约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除此之外，全俄苏维埃中央和全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采取了多项具体的组织和行政措施，使全俄契卡的组织系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第一，鉴于苏维埃革命政府建立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革命领袖和政府高层领导人遭到敌人刺杀的恶性事件，全俄契卡开始对内部的保卫工作予以高度的重视。为此，全俄契卡专门建立了两个特设的组织，以担负保卫全俄苏维埃党政高级领导人的特殊使命。这两个特设的组织是特务支队和特别部队，他们都直接听命于全俄契卡。前者多以秘书、司机、随从的隐蔽身份出现在领导人的工作、居住、外事和考察等场合；而后者则更多地负责以上场合的外围环境和苏维埃政权的所有党政、财经和军事重要机关及设施的警卫工作，必要时则须参与全俄契卡领导下对较大规模的反革命叛乱、颠覆及其他直接危害全俄苏维埃政权存在和正常工作的阴谋活动的直接行动。无论从装备上，还是从人数上，后者都大大多于前者。但是，前者在对每个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要求上要比后者高得多。
第二，在全俄契卡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在俄罗斯各地也建立了契卡组织，构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协调打击隐蔽反革命势力的高效反应网，从而使得全俄契卡在与俄罗斯全境范围内乃至境外的所有隐蔽敌人进行的斗争中能够无处不在地发挥其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