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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东汉又是士大夫政治定型的时期，表现为儒生和文吏的融合，阎步克先生就指出：“当儒生进入帝国政府之后，就必须承担起官僚职责，而非单纯的文化角色了。”（《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十章《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8页）这种角色的转变，带来的是儒生进入行政层面成为官僚后，就要用制度、法令或故事来作为处理日常政务的工具，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他们从经学教义中走出来，用更实际、更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政治现实。
矛盾：无法摆脱的君臣之义（3）
因此，在面对皇权危机的时候，士大夫在申述天命的同时，更多的还是援引制度条文、前朝故事来破除外戚、宦官专权，诸如“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案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后汉书》卷六一《左雄传》），“高祖之约，非功不侯”（《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等。但士大夫所要惩治的是控制皇权的那部分人，制度、法令一经遇到皇权，其效力就会大打折扣或根本就无效。
路在何方：自强的出路是武装（1）
但是对制度、法令的娴熟运用，还会出现一种结果，那就是促使士大夫走上一条谋求自强的道路。这里我们来看一则史料：和帝的时候，外戚窦宪派人刺杀了都乡侯刘畅，此案一直拖而未决。当时担任太尉宋由属吏的何敞，要求由他来具体查办此案，但是阻力重重，何敞就对宋由说：“……敞备数股肱，职典贼曹，故欲亲至发所，以纠其变，而二府（指司徒、司空府）以为故事三公不与贼盗。……今二府执事不深惟大义，惑于所闻，公纵奸慝，莫以为咎。……请独奏案。”（《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何敞的大意是讲：查处此案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而司徒、司空二府却认为没有依据，实际上是用典不明，姑息养奸，既然这样，自己就要独立办案了。最终，还是在何敞的带动下，三府联合，将案情查实。
其中应引起注意的是：光武帝削弱相权，造成三公府职能的弱化，三公属吏似乎是无事可做了，这就出现了“三府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视事为高”（《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而由何敞主持，三府联合办案，则在事实上否定了前朝故事。可见，士大夫在明晰制度、法令的前提下，就有了以合理的、适合现实形势的制度来取代限制臣权的不合理制度的取向。
桓帝朝太尉杨秉上奏要求惩治大宦官中常侍侯览、具瑗。这侯、具二人可是当时的强势人物，奏章到了尚书台，尚书可不想得罪他们，便告知杨秉：“他们不归您管，您要管也行，可是制度上有规定吗？”杨秉马上作出了答复：“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这无疑为解决理性行政与皇权压制臣权之间的矛盾，开辟了一个出口。
然而，臣权的自强是建立在皇权危机的基础之上，其初衷是要将外戚、宦官控制的政权转由士大夫掌握。桓帝当年也像后来的灵帝那样，很重视自己的形象，向臣下发问：“朕何如主也？”侍中爰延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化，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后汉书》卷四八《爰延传》）从爰延的话中，我们大致可以悟出：以拯救皇权危机为目的的臣权自强，还需在净化天子上下功夫，使之出离外戚、宦官的控制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可是，行至出口处还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
一条是沿着理性行政的道路走下去，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涉入皇统的继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法定继统程序的维护。延光（122～125）中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就爆发了以九卿为核心的大批士大夫的集体抗争，出现了太仆来历等十余人前往鸿都门的请愿事件，而对于继嗣的北乡侯刘懿，士大夫则视之为“疏孽”（《后汉书》卷五二《崔瑗传》）。至永和（136～141）中，司隶校尉周举就更加严厉地指出：“北乡侯本非正统，奸臣所立。”（《后汉书》卷六一《周举传》）
二是通过“豫议”来掌握皇统继立的主动权。在东汉，一般在皇统中断，需要外藩入继的情况下，士大夫有权在公卿会议上提出继统人选。虽然是在走过场，但提出来，就在表明己方的立场，或可有万一的收获。士大夫的标准，如李固所言：“今当立帝，宜择年长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而且事先士大夫之间也要达成共识，像质帝崩后，李固就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联合达成意向，才在公卿会议上提出了以清河王刘蒜作为继统人选。
这两个方面体现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以确立新君为契机，扭转政治颓势，“国之兴衰，在此一举”。
还有一条路就是将臣权自强发展到极至，行非常之举。这在党人严惩外戚、宦官党羽处，就有了最初体现，像司隶校尉李膺审完权宦张让弟张朔后，随即杀掉；南阳功曹岑晊等虽见赦令，仍旧将桓帝美人的亲属张泛绳之以法；更有甚者，如山阳郡督邮张俭道逢宦官张让母，以其“不避路”而使吏卒收杀……虽然这些都是党人的激愤之举，但却是任权的结果，具备了对抗皇权的态势。
路在何方：自强的出路是武装（2）
而灵帝一朝发生的三件事，则代表了臣权自强的新动向：
第一件事发生在灵帝建宁元年（168）。这一年灵帝刚刚登上皇位，外戚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议清除宦官。在此次事件中有两点需有所明了：
第一点是窦、陈合作的基础。扶风窦氏是东汉著名的权贵之家，与皇室亲密无间，不是皇家的公主下嫁到窦府为媳，就是窦家的女儿入宫做了皇后。东汉外戚专权的“祸首”就是窦武的长辈窦宪。而窦武的女儿又是桓帝的皇后，灵帝自外藩继统，窦皇后成了窦太后，窦武做了大将军，俨然又会走上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的老路子。陈蕃这样的一代名公怎么会与外戚合作？
但窦、陈二人确有合作的基础。拿窦武来说，他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一重身份是外戚，这毋庸置疑。另一重身份是士人，他在经学上有造诣，有过传道解惑的经历，并且还是著名的党人领袖，与陈蕃齐名，位列“三君”之首。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后，窦武以其特殊的身份，挺身而出，官可以不当，侯爷也可以不做，为的就是保全党人的性命。这样的外戚，能不被士大夫接受，视为知己吗？恐怕接受还是比较中性的字眼，窦武理应受到士大夫的爱戴才是。
再就陈蕃而言，陈蕃有恩于窦家。桓帝立后的时候，中意者是田贵人，而陈蕃表示反对，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才最终选定了窦武的女儿。
第二点，控制机要中枢与军队。窦、陈决议清除宦官，随即进行了一次人事安排，史书中记载：“（窦）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后汉书》卷六九《窦宪传》）
尹勋，党人名士，名列“八顾”，因在扶立桓帝亲政中建功封侯，不罹第一次党锢之难；刘瑜，汉室宗亲，经学之士，娴于图谶之术，晓天文历算，对于宦官专权明确表示过不满；冯述，事迹不详。尚书令，是尚书台的长官，尚书台在东汉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前已言明，尹勋为尚书令，无非就是要通过控制尚书台，在政令的制定上为窦武、陈蕃打击宦官提供方便；侍中，比起尚书，与天子更近一层，从制度规定上讲，他大概可以和天子朝夕相处，后来因为发生过侍中的袭君事件，侍中似乎是被剥夺了侍从天子左右的特权，要在省外听命了。但是，这还要因人而异，像外戚、皇室成员，挂侍中衔，还是可以随时出入禁中，窦武子窦机、窦武侄窦靖早于刘瑜做了侍中，三位窦武、陈蕃的贴心人，以职务之便，时时向天子和太后陈说清除宦官的必要性，应该是情理中的事情；屯骑校尉，是北军将领之一。北军是东汉的中央军，由五营组成，分属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承担京师卫戍。窦武曾经担任过越骑校尉，对京师武备应有相当的了解。在冯述出任屯骑校尉之前，窦武的侄子窦绍就任步兵校尉，则北军五营中至少有两营要听命于窦武，由此看来，窦、陈谋议中可能已经有了必要时动用武装来解决问题的方案。
窦、陈合作基础牢固，安排不能说不缜密，最终却没有战胜宦官，究其原因：
一是在行动中过于拘泥，事事要向太后请示汇报，拘捕宦官后还要经过一套司法程序，让他们认罪伏法，还是想走理性行政的老路。此点连陈蕃也有所认识，他就曾经向窦武说，要诛灭宦官，不必遵循常规。况且，太后并不赞成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整个宦官群体，做到“诛其有罪”，适可而止。从而使得宦官在处境危急之际，得以率先发难。
二是北军失控。窦武在得知宦官发难之后，马上来到窦绍的步兵营，进而寻求整个北军的支持，转而对宦官展开反攻。当时，宦官纠集起来的武装主要来自宫内的卫士。而窦武对宫内卫士的掌控，虽然此前也有所顾及，譬如窦靖监羽林左骑，但恐怕还是准备不足。宫内虎贲、羽林仍旧掌握在宦官曹节手中。并且，宦官在突发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操控能力，却为窦武所不及。宦官谙熟皇权的使用，既已起事，首先便是拉天子入伙，进而质押尚书，发布诏书，令周靖、张奂接管北军。北军作为窦武扭转局势的最后希望，却因为素来就对宦官有畏惧之心而最终倒戈，窦武被杀。陈蕃虽然也把自己的属吏和学生武装起来，但区区八十余人，怎能成事？陈蕃受辱而亡。
路在何方：自强的出路是武装（3）
第二件事发生在中平二年（185）的洛阳。名士张玄听说司空张温已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即将率军西征，去讨伐凉州的边章叛乱，便前往张温处，进行游说。他陈述了当今天下大乱的根源是宦官干政，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悬，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中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后汉书》卷三六《张玄传》）张玄说得很明白，现在张温兵权在握，趁着达官贵人为他送行之际，先杀几个罪大恶极者，然后就起兵杀宦官，解除天下苦难。但是，张温却认为自己做不了这样的事。此事作罢。
第三件事发生在中平五年（188）的冀州。冀州刺史王芬聚集了一批豪杰之士，他们是：陈逸、许攸、周旌、襄楷等人。陈逸，陈蕃之子，在陈蕃罹难之后，得到陈蕃友人的保护，逃匿民间。许攸，前面已经做过介绍，是“奔走之友”的成员之一，他在冀州的出现，莫非是有使命在身？周旌，事迹不详。襄楷，这是一个与早期道教和佛教东传都有关联的人物，善“天文阴阳之术”，也正是基于他对天文变化的预测，“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才使得王芬等人决计乘灵帝北巡之际，废灵帝立合肥侯，并以地方盗贼横行、侵扰郡县为名，募集到了一支兵马。后灵帝取消北巡，刺杀行动流产，王芬自杀。
在这三件事中，窦武要控制北军，张玄看重的是张温手中兵权在握，王芬要募集郡国兵，思路基本一致，就是以武力为依托，消灭控制皇权的势力，乃至废旧立新。看来，武装已经成为解决东汉政治难题不可缺少的工具，而窦武的失败，张温的不作为，王芬的自杀，又使得武装能否为士大夫所用成为问题。
而桓灵以来，名士任侠蔚为风尚，士大夫出现武人化的倾向，使得武装必将成为士大夫的囊中物。
先来看名士任侠，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不陌生，前面讲“奔走之友”中就有“力能兼人”的侠客伍孚，那位党人名士张邈也是侠肝义胆。伍孚后来作为海内名士进了何进幕府，在那里他并不孤单，同气相求者有王匡、鲍信等人；王允也是文武兼修，“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还有那洛阳公子的任侠仗气，这洛阳公子中不仅有袁绍、袁术兄弟，还有日后将在汉末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曹操。仗气是年青人的性格特征，无需深究。而任侠，就要有些功夫了，所以韩非子会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这里举曹操的一个例子：一次曹操偷偷摸进大宦官张让的房间，被张让发现，曹操就展示了一下他的武艺，“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于是，就有人评价他说：“才武绝人，莫之能害。”（《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此外，任侠者多权谋、喜兵法。袁绍为何进出谋划策，引外兵进京勤王，是一例；曹操汇集诸家兵法，编成了《接要》，还为《孙子兵法》作注，又是一例。
这些任侠的名士们，后来大都要与军事结缘，有着一段或长或短的军旅生涯。像袁绍，担任过西园军将领；曹操，要比袁绍更早地接触到武装，他曾经作为骑都尉，率部进入颍川，与黄巾作战。后来也进入西园军，任典军校尉。那时他的理想就是能够为“国家讨贼立功”，封侯做征西将军；袁术，从折冲校尉做到统帅宫内卫士的虎贲中郎将；王匡、鲍信等回到家乡招募兵马，有了自己的武装……
担任军职，加速了士大夫的武人化进程；接触武装直至控制武装，使得士大夫在理性行政之外，又有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强有力工具。窦武的覆辙不可重走，张温的不作为成为过去，更不能像王芬那样被逼上绝路，武装最终要为士大夫所用，中平六年宦官斩杀何进，使得士大夫的武力得以释放，外戚、宦官两亡，京师的武装理应置于士大夫的掌控之中，他们也要为东汉的政治前途作个选择了。
路在何方：自强的出路是武装（4）
但是，时间却不容士人仔细去研判得失。从洛阳的西北方向杀来一支令人生畏的凉州军，于是，一切情理之中的事情就由此被打乱了。
*武人崛起
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运，皆武人屈起。 ——《后汉书》卷二二范晔论
武人的士人化：有功无名的尴尬
东汉安帝以来，西部边事不稳，羌人的袭扰，足以牵动帝国的政治神经。对羌战争开始不断升级，边地武人在军事上随之崛起，名将辈出，“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就是他们的代表。
边地武人能够在沙场上冲锋陷阵，斩将夺旗，为国家立功边境，但要在朝堂之上有话语权，把军功转化为政治权力，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也让他们很苦恼。路在何方？他们在思考，他们在摸索。
索性武人不做了，放下剑戟，做个读书人，看这样做行不行？皇甫规做了十四年的私学经师，沉下心来，精研《诗》《易》，教授门徒多达三百余人；张奂曾拜当时经学名家朱宠为师，专修《欧阳尚书》，对《牟氏章句》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撰写了三十余万字的《尚书记难》；段颎也“折节好古学”。但是，战事一起，就有人坐不住了，要毛遂自荐，要请缨出战，而且在朝臣眼中，你再饱读经书，也还是个武人，不去打仗，还能做些什么呢？
或者在情感上与士人沟通一下，凡是士人所痛恨的，也是自己所不睬的，希望他们真心地把自己当作一家人来看待。像皇甫规不与外戚大将军梁冀为伍，说他是尸位素餐之徒；党锢之祸的时候，还要上书附党……但是，到头来还是“虽为名将，素誉不高”（《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再说张奂，学问做得不错，功劳也不小，终于进了朝堂，却糊糊涂涂地掉进陷阱中，成了宦官镇压窦武的爪牙，“扬戈以断忠烈”（《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范晔论），这可怎么能让士大夫接纳他啊！
或者做个“识时务”者，盘结权贵，像段颎那样，甘愿为宦官卖命，去缉捕太学生；投天子所好，花钱买个太尉。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