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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宾馆保安部的负责人则说，“这些人是胡闹。”
他坦言，“这种事国内哪个宾馆没有呢？连小镇上的招待所也不例外！”
临走，客房部经理请阿东他们以后只管来，并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一定保证你们玩得开心，玩得安全！”
阿东原准备给他们每人一点“小意思”以示感谢，后来被同行的朋友暗暗止住了。
朋友们说，“公安这么查一次房，这个宾馆至少二个月内会生意清淡。我们来这里玩，只要入住他们的宾馆，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
阿东恍然大悟：是啊，来这里住宿的人，谁愿意深更半夜被“大盖帽”从暖烘烘的被窝里拉出来，惊走了美梦不说，弄不好还被勒索一把，甚至还被投进大牢的呢？
“生活需要调剂，性生活尤其如此！”
阿东的妻子、来自香港某银行的温尼说，她参加这种婚外性游戏有二多年了。由传统的“淑女”到叛逆的“荡妇”，此间的辛酸历程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温尼感谢阿东给了她全新的生活，感谢他将一朵快要枯萎的花救活了。
“如果没有阿东，即使我现在没死，我也会在比死更苦的路上徘徊。”温尼如是说。
温尼平静地说，参加性游戏的女性只是想寻求刺激，谈不上热衷和玩命。
“生活需要调剂，性生活尤其如此！”
温尼透露，来参加“性派对”的女性私下里都有一个共识：男人其实差别不大，偶尔换来玩玩，并非出于对丈夫的不满意。因为性生活需要激情，需要一种新鲜感，而“性派对”能够让她实现自己的意愿，大家在年龄相仿的固定圈子里玩，好过“烂滚”，最多花费几百元住宿费。何况每一位新加入的成员都有医生开具的验身报告，虽然有时男方不穿“小雨衣”，也从不怕感染爱滋病和其它“手尾”。
“我们不是‘泛爱的一群’”
另一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的省外事局女翻译高春凤说，这个圈子里的人，有一些是从欧美留学归来，对“换妻”或“换夫”游戏不陌生，也不抗拒，关键是夫妻要有共识。
“有人说我们是‘泛爱的一群’，我认为自己不是。”
高春凤说，婚前她曾有过两次失恋经历，男友都是另寻新欢后离去。现在的丈夫虽然是在酒巴里认识的，但人很聪明，进取心强；虽说心有些野，不过人还是很善良，而且很胆小。
结婚后，她发现丈夫喜欢私下收集“饭岛爱”等成人影碟、照片，常常半夜把玩。在悄悄咨询了心理医生后，她得知那只是一个坏习惯，不是什么大病，于是开始注意与他交流。渐渐地已是无话不谈，也发现了其中的乐趣。
高春凤说，我们夫妻十分珍惜平常在一起的生活，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晚都有肌肤之亲、每一次爱抚都必然是追求高潮的开始。没有“用药”的“博命郎”
长相有点像电影演员章子怡的年轻漂亮的售楼小姐郭姣云说，这个小圈子维系了这么多年，其间最重要的应该也不是偶尔的换伴或大搞“性游戏”，而是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新的感觉，新的经验。
人生只有一次，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丰富自己的人生？参加这种活动不失为一种尝试。
郭姣云细声慢语地说，打从懂事时候起，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设置了一道又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她只能在这条红线里打圈圈，转来转去，碰到的都是面目一样的模糊的人，唯独碰不到真正的自己。她早就想冲出这条禁锢的红线，到自由的天空里去做自由的人。
“性派对”为她展开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景观。在这里，不仅仅是性的压抑得到了释放，更重的是心灵的压抑得到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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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明天去死，过了今晚，我也可以从容而去。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郭姣云扬了扬眉头，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没有一丝的阴影。她说，每次参加“派对”，大家的都感到很刺激，因为不知几钟后的“亲密朋友”是谁而大造神秘气氛。当男人们在楼下抓阉的时候，女人们在房间里也并没有闲下来，除了将房间好好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布置一番外，大家还打电话到各个房间去“大开玩笑”还搞过“竞猜中奖”的附加游戏，谁猜对了配对的男人，谁就会得到一份神秘的奖品。
总之，大家充分发挥各人的想像，什么稀奇古怪的都行。真是不怕做不到，就是想不到，开心极了。
尤其有意思的是，猜来猜去，结果从房间进来的那个人说不定还是你暗恋已久的梦中情人呢。
即使没有这么美好，男女双方也十分体贴和尊重，没有任何一方会受到强迫。
而且，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人了，彼此都能轻松自如地调情说笑，制造温馨浪漫的氛围，很少有“土老帽”一进门就直奔主题的。
“还有一点让我高兴的是，我也从没碰上‘用药’的‘博命郎’。”郭姣云最后强调说。
痛不欲生的第一次“堕落”
即使是经常参加这类活动的人，也并不是人人都只看到“性派对”的“光明面”，而掩饰它的“黑暗面”。
“‘性派对’是毒药，有毒的人越吃越上瘾，无毒的人越吃越体弱。” 深圳德成广告公司经理彭进喜打了一个并不恰当的比喻。“问题是，无论有毒或无毒的人，一旦进了这个圈子，要想金盆洗手，倒也很难。”
如果说，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人第一次参加“性派对”都是在事先对这个游戏规则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彭进喜却是个例外。
说起痛不欲生的第一次“堕落”，彭进喜至今还耿耿于怀，说自己“惨遭暗算”了。
据彭进喜介绍，他玩这种游戏已经有五六年历史了。最初那次是只身参加一位朋友在私家游艇上举行的生日联欢会，因不胜酒力要找床休息，结果撞上了同事间的换妻游戏。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怀里，以为碰到了女鬼，吓得赤裸裸地跑到游艇上痛哭。
阿东后来证实，那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因为当时联欢会中多来了一个女生，阿东是临时得到消息的。他来不及向彭进喜作过多的解释，原想等吃完饭后找他单独谈，如果他不愿意，就劝退一个女人。没想到，他一时逞能，没几下就被人灌得烂醉，早早地进房休息了……
醒来后，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五点多了。一切该发生和不该发生的事都发生了。
当彭进喜悲痛欲绝地跑到游艇上时，那个女人竟穿着睡衣，端着一杯浓茶来到他的身边，并轻轻地说，“你到这儿来醒醒也好。昨天晚上，你吐得太多了。”
人都是肉长的。女人轻轻的两句话，将彭进喜五脏六肺都翻了个底朝天。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时糊涂，出了多少洋相，也扫了别人多少兴致。
彭进喜同那女人回到房里，尽管洒了不少香水，但房间还是残留一种难闻的酒臭味。他感到十分内疚，很快洗了一个澡。
作为报答——不管醉酒后，他是否与那个女人发生过关系——彭进喜与那个温柔体贴的女人在黎明清醒的时刻，用尽力气作了一次精彩的生命表演。
克服了第一次“心理障碍”，以后就变得风调雨顺了。
后来，彭进喜虽然多次讲述“遭暗算”的第一次，但那不过是为了给生活增加笑料，特别是为那些新加入进来的成员扫除“障碍”而现身说法，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这个团体的凝聚力。
最有意思的是，为了方便行事，他竟又左试右探，好说歹说，居然将太太陈思佳也“拉下了水”。
“拉上太太入局，是我生命中的一大挑战，至今想来还恍如梦中。”彭进喜笑嘻嘻地说。
“半推半就，我就是这么入了‘党’”
陈思佳在广州《女巫》杂志当编辑，为了约稿，她经常出差，也碰到不少写作界的所谓名人。编辑部内部规定是“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拿到名家或非名家的好稿。稿子上了，你的旅差费统统报销，还给你出差期间每天三百元的补助；稿子没上，对不起，一切都得自己掏钱。”
激烈竞争的现实，使陈思佳的危机感特别强烈，她每天都在跟全国各地的写家打去甜甜蜜蜜的约稿电话。
在这种全方位的“工作狂”状态下，对于家中男人的墙外开花一无所知。说真的，如果不是彭进喜“老实坦白”，她至今还会被蒙在鼓里。
但是，当彭进喜向她讲述自己的“暗算经历”和随之发现的“快乐新大陆”时，陈思佳当时的反映就是“这家伙疯了！”
可是，彭进喜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编故事逗乐，更不是为她的杂志提供素材，而是“事实真相”，陈思佳气疯了：想想自己在外地约稿，面对种种引诱，她都婉言而坚决地予以拒绝，没想到“丈夫鼓励我去偷人！这是什么世道！”
但一个星期后，陈思佳还是答应去看看究竟是一些什么“玩主”！她承认“当时的确有一种探密的奇妙感，想为杂志社写一篇轰动性的文章”，但是参加了几次同事联欢会后，感觉这些朋友并非流氓，待人友善，又尊重女人，就同意去试试——“反正自己的男人已在染缸里了，我要出污泥而不染，也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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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碰巧安排了一场唱歌比赛，陈思佳获得第一名，并得到客户赠送的美容券。
“半推半就，我就是这么入了‘党’。”
以后几次，陈思佳看到大家玩的内容丰富，彼此尽兴，大家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不吸毒，也不玩变态的几龙几凤、SM，就彻底放开了。
“这种渐变的过程和心灵的挣扎真可以写一本好书。”
陈思佳优雅地吸着女式香烟，语气平和地说，“不过，要好玩，人多当然好，但首是要投缘，知底细。不是为‘做’而‘爱’，而是为‘爱’而‘做’，虽然这有一点困难，但还是可以努力一试的。”
“学问博士生，性爱小学生”
这种“高学识、低性识”的状况并非个别现象。多年前，在一部揭露中国性爱生活的报告文学中，一对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患了“不育症”，到医院去检查，竟发现女的仍然是个处女！
原来，这对“高级活宝”（老百姓后来这么戏称）居然认为男女双方只要平静地躺在床上，那么，他们从教科书得知的所谓的“精子、卵子”就会自动地从各自的身体里“跳出来”，“电流一般地结合到一起”，然后就可以生出小孩来了。
无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禁忌”和长期以来国人对“性知识”的缺乏所造成的。
有着博士头衔的刘然对“性知识”的了解虽然比上面这对“高级活宝”略胜一筹，但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差别。
刘然说，他从小用功读书，心不旁骛，一直读到博士，拿到学位后，先在珠海一家大公司任总会计师，管理着三四十人，常常听不懂他们说的笑话。后来辞职，应聘到了深圳大学，一直任教至今。
在接触这个圈子里的人前，刘然结婚已经五年多了，但与妻子共处时方法十分简单，“原始而粗鲁”，可以说根本不懂得女人的需要。
刘然曾听人说起男女做爱时，男人要有所谓的“驭女术”，他还一直认为太无稽，漠不关心。
结果，第一次参加“性派对”，其中的人比自己小十岁，却经验老道，令他大开眼界。
为了对得起人家，刘然那天晚上由“最基础”的ABC开始，在女方“由浅入深”、“手把手”地耐心教导下，他足足当了半个晚上的“小学生”。
最有意思的是，一年后，他俩第二次“派对成功”，当热情大方的女事主又主动表示愿意“辅导我的功课时，却发现我已经运用烂熟，两人不禁都笑出了眼泪。”
刘然说，目前他们这个圈子里共有二十几对，平常不大走动，电话都懒得打一个。但他们多会选择在周末行事。因为有时女人“不方便”，所以全体成员凑齐的机会也不多见，但每一次活动至少也有七八对夫妻参加。
“能够在一起，不管相识不相识，都是缘的体现。珍惜缘分，珍惜在一起时的分分秒秒，是我们的基本共识。”
刘然强调说，“缘分并不是一定要讲三年五年，甚至就是一辈子，其实有些缘分只有一天，或者就是二三个小时。不能强行将缘分拉长。强扭的瓜不甜嘛。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夫妻生活不正常，原因就是将本来三五年的缘分硬要拉成一辈子，能有激情吗？”
游戏规则：“只做爱不相爱”
针对日益泛滥的同事间换妻游戏，日前广州《新快报》刊登了一则报导，称“这个圈子里有性无爱，跟网络‘一夜情’相比，它更为放肆和大胆……”
消息讲述了一位女士的经历。
这位潘姓女士是某私企管理人员，今年二十六岁。和她身边的朋友一样，她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收入，四年前大学毕业进入这家公司，不久后被同事带入了这个隐秘的性爱群体。
在这个“圈子”里，大家彼此之间都很熟，要么是同事或同学，要么是朋友的朋友，都知道谁有女友或男友，谁结了婚，也都认识他们的另一半。
他们在舞厅、酒巴聚会时，只要找到一点感觉，大家就会彼此放任自己的身体出轨。
他们的共识是：“只做爱不相爱”。
潘姓女士坦言：“记不清跟多少个朋友做过了。”记者问她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性游戏”时，潘姓女士想了想，说，“一半是报复，一半是空虚吧。”
说到这里，她眼里流露出无奈和茫然。
“花心男人”或“遭遇劫匪”
当今都市里的男女，网络为他们提供了男女私会最迅速、最直接的“入门方式”。
“过去人们见面时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吃饭了吗？现在这句问候语变成了：你做爱了吗？”
二十九岁的导游小姐仇玲似笑非笑地说。
仇玲也尝过网络情，那是她在很偶然的一天，她在聊天室碰见一个取名叫“花心男人”的网友，这个网名让仇玲的第一感觉就是“很酷”。
她想：也许这个人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花心”吧。
聊了不到几分种，仇玲就感到对方真是“情场高手”。
仇玲说，像她这样自视甚高的女人并非轻易就被俘虏的，但这个“花心男人”就有这种本领，让她“一见”就难以舍下。他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中文，字打得非常的快，而且特别幽默风趣。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每一字都可以让他拉扯到与“性”相关的联想上去。
仇玲真是服了他。骨子里来讲，她希望遇到的男人不是那种纯洁处男式的“愣头青”，但那也不能过于经验老道，让人想起与别的女人在一起也不舒服，她觉得“花心男人”就属于她希望的那种“中间状态”的“理想男人”。
交谈了没几回合，双方都觉得有劲，留下了真实的电话、地址，并火烧火燎得到了“非见面不可的地步”。
于是，一个周末，仇玲买了张机票，飞到“花心男人”所在的沈阳市。
有一个光头站在出站口朝她笑，直觉告诉仇玲：这个“酷”男人就是这次投奔的对象。
果然就是他。
仇玲问：“为什么对我笑，你怎么知道要接的人就是我？”
“花心男人”说：“这点本事都没有，你还会从广州飞到这里来吗？”
一见如故。
两人直接打了个的士，来到他的单身住宅。
没有更多的话语，“花心男人”直奔主题，简直是有些粗暴地“强奸她”，但是她喜欢。
而最令仇玲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竟真的爱上了这个“花心”的“杂种”！
然而，“花心男人”坦率地告诉她，当天晚上十二点，他要乘机去新加坡。如果有机会，他还会回来找她的。
气得仇玲当场真想给他一个耳光。但她忍住了。
毕竟她也不是小家子气的人。她从床上坐起来，说，“好吧，我们同时走吧。送了你后，我再回广州。”
这番大义之话，说得“花心男人”都很感动：“真不应该挑动你来。”
仇玲惨然一笑，说，“来了也好嘛。知道了什么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花心男人’！”
从沈阳回来后，仇玲再也不敢轻易上网了。
她可以放任自己，但怕的是不小心动了“真情”，那样就太伤身体了，也太让自己瞧不起自己了。
仇玲的同事中，不少人有性伴侣。有时在带队时，团里的男性会一再“放钩”。不少女导游就频频地与一个又一个男团员周旋，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丰收”。
但仇玲觉得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