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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离死别，
揪人心痛的悲歌知多少！
芸芸众生，孰不爱生？
——秋瑾
你的血液里没有情人和春天
没有月亮
面包甚至也不够
朋友更少……
——顾城
凡事有头，本书亦然。
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
《周易》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天地之大德曰死，死死不已。”有了生生死死才有了世界的进化，有了人间的喜怒哀乐。
人生舞台上，情感之歌千千万万，最为揪人心痛的一曲莫过于生离死别了。而亲历或感受过这揪人心痛之情次数最多的，莫过于医生这份职业了。
我是医生。
太多太多的生死离别的场景在我心底里沉淀着。时光流逝，岁月经久，那沉淀越积越厚，那场景激起的情感越来越浓。我抑制着，我总希望有一天，有一束阳光照射过来，使其慢慢化解。
然而，一直、一直没有能化解。
一切，都那么清晰地从脑海里浮起，一件，又一件……
上世纪60年代，读完了5年医学院的我，一竿子插到医疗卫生部门的最基层，鄂东一家农场的卫生所。这家卫生所只有两名医生两间房，一间是我的卧室，一间是诊疗室。人生第一次遭遇生死离别，阴阳两界就发生在那间不足20平方米的诊疗室里。
是60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的前两三天。
大雪纷飞。虽近黄昏，灰蒙蒙的天地被雪映衬得十分明亮。我一个人守着卫生所，守着一盏油灯。
响起了敲门声，进来两个男子汉，告诉我，他们家嫂子临产，孩子出不来，接生员正急，请我去帮忙。踏着深深的积雪，走了约七八里地，到了。那是汛区，那里农民住房的墙大都是用篾竹或玉黍秆编制，用黄泥巴糊就成的，风雪中像是在晃动。桌上一支燃着的白烛，在风中摇曳，时明时灭。灶间的火通红，比烛光还耀眼，显示出一点喜气和热闹。产妇在里间哼叫着，声若游丝。进屋一问一看，我急了！是初产妇，从没做过产前检查。胎位正吗？孕期血压高吗？各项生化指标正常吗？什么都不知道。接生员是只受过3个月培训的地道农村姑娘。她的出诊箱里只有红汞碘酒、剪刀、钳子、纱布和一支注射器，还不知作了怎样的消毒处理。在这间透风漏雨的房子里，靠两个出诊箱要保住母婴平安，这无疑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险事。我们尽心尽力，孩子头和一只手出来了。我已回忆不起当时的细节，只见阴部在出血，听见产妇在喘气，哇的一声，孩子总算出来了。而那出血用纱布塞不住，用冰冻不住，血压往下掉。我由紧张到害怕，由害怕又回到冷静。抬到诊所打吊针，补上液体，升起血压，抗休克，往下再往县医院送。这儿离县医院有五六十里地，到总场医院也要三四十里，直送恐怕会死在路上。两个男人将竹床翻倒，铺上棉絮。产妇就放进这简易的担架里，深一脚、浅一脚，直往诊所跑。一进屋就输液，找不到血管，瘪了，青紫色都不显现。只好在她大腿内侧切开股动脉推注。血管里已无血可流。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那瞬间我十分清楚，她年轻的生命已经终止了。一阵揪心的痛在胸前漫开。我还是把葡萄糖、升压药强行快速地推进了她的血管。……
任凭岁月之河流淌了30多年，尽管我更换了数个工作单位，那夜的哭泣与惨痛，那夜的内疚与悲哀，那夜的风雪与寒冷，连同那个年轻产妇惨白的脸与她脸上凝固了的痛苦神情，深深地、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屏上了。
我常常在梦里惊醒自责：刚出世的孩子为什么就这样失去了母爱？仿佛那孩子总在追逐着，总在喊叫着：“妈妈，妈妈，我要妈妈……”
两年后，我调到赣州市一家市级医院工作。
那是一个企盼阳光的季节。
绵绵秋雨淅淅沥沥下了七八天。
一夜急诊，平安无事。天亮时分，电话铃响了，总值班通知，马上出诊，地点是湖边公社石灰山大队。因淫雨久浸，那里几家农舍倒塌了，七八个农民被压伤。
救护车出城，在105国道上向北疾驶，走了10几里地，向西拐进窄小的泥泞乡村公路，厚厚的泥沙黏打着轮胎，坑坑洼洼，车速很慢。行驶了近2个小时，车停了，车前是溢满了秋水的稻田。雨雾中，可见稻田一边有人家，已听得见鸡鸣狗叫了。
司机按了几声喇叭，来了一个头戴斗笠的农民，自称是大队长，陪我们走进了一条更滑、更窄，泥胶更黏稠的山间小路。一弯又一弯，进了村，路两边是黄泥墙黑瓦房，又一拐坍塌的泥房呈现在眼前。迈过瓦砾，受伤的人安置在还没倾倒的里间和邻居家的厅堂上。桌上躺着的是孩子，竹床上卧着的是成人。村里人都来了，是围观还是在关心相助，说不清。一名赤脚医生简单地讲述了经过：大概在夜半（乡下人没有钟，只能是估计），雨大风猛，这几间房子哗啦啦地散了架。周围的人都醒了，抬的抬，叫的叫。我还以为只是压断了腿，擦破了皮。一看，我慌了手脚，这场面我从没见过。我急忙找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找大队长。大队长说赶紧往公社打电话。
没等他介绍完，我就向伤者扑去，首先抢救小孩，抠净他们鼻孔口腔里的泥土，尽管是全身发紫，我还是进行了口对口人工呼吸，做心内注射，做心脏挤压，总指望能救活一两个。近百双眼睛望着我。焦急、期待，希望出现奇迹。奇迹没有出现，我们晚到太久太久了。他们受伤已过去了9个小时，如果能及时赶到，如果当时可以就地抢救，一定会有生存者。有几个硬是活活窒息而死的！
在这偏远的山村，没有给氧的设备，没有输液条件，也不可能有呼吸机。他们没有抢救的基本知识。这儿只有“红汞碘酒，擦了就走”的简陋卫生所；只有“头痛发烧，APC三包”这样治疗水平的赤脚医生。医疗救护之神宛如是月亮里的那棵桂花树。
死者一共是6人，4个孩子，2个大人。最小的还只有3岁。
我只在做学生时，走在解剖室里才面对过这么多的尸体。每次学习解剖课前与后，我都会向死者深深地鞠一躬。是他们为医学的献身，才使我能顺利地走进神圣的医学殿堂。此时此刻，我低下了头，不知该祈祷什么呢？
祈祷雨季不再来？祈祷来生他们会更好？失去了子女，失去了丈夫，失去了骨肉，也许，也许这一切原本都不会失去。
救护车启动了，车后那呆滞、悲痛、无望的目光一直尾随着我。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隧道，几十年来时不时地扎向我的脊背。
在赣南的日子里，因为我是大学毕业生，是“臭老九”，几乎年年是巡回医疗队的成员，我到过10余个县，几百个村庄。感谢那段日子的生活，使我明白了什么叫刻骨铭心，什么叫终生难忘，什么叫痛苦、悲伤，什么叫忍受、坚强。
大由乡隶属石城县，其西边一个叫罗田的小山村与瑞金县大柏地相邻。四面环山，山路弯弯，细窄坎坷。每年秋后送公粮的农民都是人挑肩扛，无公路可行。完全是出于好胜与好奇，每次下乡我都决心走遍每座村落，这次也不例外。
天亮出发，翻山越岭，下午2点到达生产队部。那天生产队的赤脚医生高兴而激动，他说，我是第一个到他们这儿出诊的城里的医生。他还说，有几个老农当年参加过反“围剿”。我惊奇的是，他们当中居然会有人背诵毛泽东同志那首《大柏地》：“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背诗的老人总架着腿，村里人叫他“老烂腿”。他右腿膝盖下方系着一块灰色的破布，血迹斑斑。我要帮他看看，他说：莫看，莫看，莫用看，已经不痛了，是死肉了。我还是为他解开了那块灰布。这刹那，我全身立毛肌都竖了起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伤口上蠕动的一条条白色的虫子，竟会是蛆！蛆的下面是白净的骨头。
老人说，3个女儿远嫁外乡，他只能厮守着这山、这山下的溪水、家门口的鸡狗过日子。就这样守着自己的生命直到死去。这辈子，他去过两次县城，已经很满足了。脚烂后，就再没出过村。
是同情？是怜悯？是悲哀？是叹息？是质问他的女儿不孝？是责怪赤脚医生不尽责任？留下了出诊箱里仅剩的半瓶150毫升雷佛奴尔液（一种防腐剂），我沉痛地离开了老人。
并非世上悲哀痛苦的事总喜欢光顾于我，我相信，每个曾在农村工作过或接诊过农民患者的医务工作者，在他们的记忆里，一定都储存过或还储存着这类凄怆悲凉的故事。
下面记录的文字发生在今天，讲述者是我的学生。
王秀秀是我的室友，在大二那年她母亲患上了食道癌，她陪母亲看病检查，晚上在女生宿舍里母亲和她挤在一张床上，白天母女俩就在学生食堂用餐，秀秀多买1个菜，妈妈都不同意。她妈妈说，两个辣椒就可以了。她妈吃菜不是为了营养，不是为了品味，仅仅只是为了下饭。食道有梗阻，她妈就用开水泡饭，秀秀买了碗饺子，她妈舍不得吃，留着秀秀下晚自习吃。她妈说，孩子读夜书，辛苦，肚子会饿的。检查完了，诊断明确了，要住院，她妈带的钱也用完了。妈说，回去筹钱，过了半个月，没见妈来复诊，秀秀急了，托人带信回去询问。妈说，就在乡下吃草药土方。老郎中说，土方可以治好“嗝食病”（食道癌），秀秀希望出现奇迹。3个月后，她突然接到父亲电报：速回。一切在意料之外，一切都让秀秀百思不得其解。母亲出走了，生死不明，留下一张便条，还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秀秀，我走了。你一定要好好读书。母亲小学毕业，歪歪斜斜的字，看得出母亲写这几个字时手在抖，心也在颤抖。母亲生前老实巴交从不麻烦人，母亲死后也不愿麻烦任何人，她就是这样离开了人间吗？秀秀说什么也不相信。父亲说，母亲的病已到了晚期，米汤都很难喝进去，每天到卫生所注射葡萄糖，打一针要10块钱，开始是父亲陪她去，因农忙，母亲一个人去。母亲离家出走后，才发现母亲根本没去打针，那钱，妈存起来了。秀秀回家后，父亲从箱子里拿出来递给秀秀。秀秀才知道那是母亲省下来留给她读书用的。用报纸包了一层，又用塑料包了一层，最后用手绢包好用细红绳捆了一圈。父亲说，可能就只60块钱，第七天的早上她就走了，爸爸从田里回来，发现了这张纸条。60块钱对城里人来说，算什么？在母亲手里是多么重多么重呀！母亲走了，这又是一种母爱。秀秀说，人世间最伟大的是母亲，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是母爱。母亲选择了这种方式让女儿能完成学业，能安心读书。任何一句安慰秀秀的话都是多余的，都是苍白无力的。那天我在她对面坐着，默默地坐，直到月光笼罩在我们身上。
那夜月光下秀秀的目光、秀秀脸庞上闪闪的泪珠和她的话语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我不是哲人，我对这话的理解是迟钝的。我是一个从医近40年的医生。我相信一点，记忆的留存一定会经过情感和良知的筛选。那些农民生老病死的场景经过年复一年的过滤沉淀蓄积在记忆里，已经浓得抹不去，挥不走了，在膨胀，已凸起，要从心底喷射出来。
诚然，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农民亦然。
然而，生，生在他们不该出生的地方；死，死在他们不该死亡的年龄；病，病了没有获得他们该享受的权利；老，老了少有或没有亲情相伴。
于是，我清理了我记忆中有关生与死故事里的农民；于是，我记录了当今农民讲述的他们生与死的故事。
我喜欢这段话：有一种生活，我们没有去经历过，就不知有揪心的艰辛；有一种艰辛，我们没有去尝试过就不会有切肤的感受；有一种感受，我们没有去亲密接触就不会从心底去理解，去认识。经历了，体会了，品尝了，理解了，认识了，我们就会去思考，去投入，去呼吁，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温暖他们的生存，尊重、他们的生命，关注他们的渴望，关怀他们的生死——他们是中国人的大多数——我记下了他们生与死的故事，于是有了这本书，会吸引住你的眼球吗？——我堆砌起来的这些微弱的文字？
第一部分 契机：他们被推进了世人的视野第1节 没有吸引住眼球的大多数
一个聪敏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多得多。
——恩格斯
我始终相信，只有我们用放大镜来看自己的错误，而用相反的方法来对待别人的错误，才能对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
——甘地
没有吸引住眼球的大多数
先叙述两件不起眼的小事。
第一件事。前两年我外出到湖北巴东，是枯水季节，江边港口从趸船到出码头口坡陡阶多，爬上去不亚于攀登都市六七层高的楼房。在趸船上我遇见一个中年汉子，肩上背着鄂西川东特有的竹篾背篓，篓里装着被宰的半边肉。我和他一起登阶爬坡。他弓着腰，双手几乎触地，赤脚套一双不合尺码的解放鞋，拇趾和后脚跟都露在外面。登一步，脚指头伸一点，发出吱吱的响声。中途，他只歇过一肩，反背篓斜靠在坡石上，在篓底置一根有横柄的手杖支撑着。总算可以腾出手来抹抹汗，伸伸腰。我只喘气，汗流浃背，我不敢与他多言，怕他累。卸了货，歇一口气，我见他额上的汗珠一串又一串，同情地问一句：背一趟收费多少？他说，三五块钱。凭我医生职业的直觉和观察，他肯定刚患过肝胆疾病。他眼眶内球结膜呈现的黄疸还没褪尽呢！我开门见山地问：你得过胆囊炎还是甲肝？他睁大了眼睛，显示出惊讶。我继续问，你的病还没好全吧！就急着外出打工？身体要紧哪！他一声长叹：没得法子哟，家里几口人张着嘴，等米下锅。地里的包谷填不饱肚子。年初，我大病了一场，是肝炎，要救命，连牛都卖了，种不成地了。活命难哪！他告诉我，他是江对面官渡口镇的农民。晚上还要花钱过江，白天要吃饭，如果货源少，一天扛不上几次，连盘缠伙食费都赚不上。
城镇很多用人单位大都没有对农民工进行体检。我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农民是带着病痛外出打工或荷锄种田的。他们舍不得花钱治病，事实上，他们也无钱治病。是他们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么？
第二件事。在从武昌开往南昌的汽车上，遇见几位由湖北毛市、新河乡、棋盘乡到江西打工的农民，他们都是来自血吸虫疫区。用他们的话说，不是逃荒，是“逃疫”，“逃虫”。
他们家乡那儿血吸虫病又死灰复燃，变本加厉了。
村里几乎80％的村民患上了血吸虫病。坐在我身后的杨武还只15岁，已经有5次治疗血吸虫病的经历了。老李学会了烙饼的手艺，在南昌已居住了5年，他们珍惜生命，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
“虫”和“疫”是怎样复燃蔓延开来的呢？他们为什么要逃离呢？
不起眼的人，不起眼的事，不起眼的生活细节，不起眼的问题，很难引起众人或媒体的关注。
我们就以这两件不起眼的小事为着眼点，拉开我们的视野。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卫生部制定了在20世纪末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改革和规划目标：即到２０００年，全体人民都能获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总体上达到与小康水平相适应的健康水平，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这一目标的确定不仅是我国政府对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全球性卫生战略的积极响应与承诺，更是出于卫生发展与社会和经济战略目标相适应的考虑。
今天，我们已经跨入了２１世纪大门，我们已向前迈了几步，我们应该回首看一看，这一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目标实现了吗？
20世纪末据国家卫生部提供的数字，我国有8％的人没有获得医疗服务。这个比例是低的，但按8％计算就约有1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1个亿的绝对数相当于一个人口大国。1999年国家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公布的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的初步报告中告知，65。25％患者因经济困难需住院而未住院，33。18％的患者需就诊而未就诊。
2002年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10月29日的讲话中告知我们：“约90％的农民自费医疗，在一些贫困地区农村有24。3％的家庭靠借钱或欠债支付医药费，55％的家庭为了看病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