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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小就有那么一个乡村情结，为农民做事，我总感到愉快。”
在计生站的6年里，他足迹踏遍了全县所有的乡镇，施行计生手术万例无事故。记不清有多少次吃住在村里、工作到天亮；有多少次既为农村妇女做了结扎手术，又为她们免费做了卵巢囊肿摘除手术。
我最关心关注的还是他的下一站。从某种意义来说，下一站比计生站的工作更苦、更累、更难。
1994年11月17日，他到崇仁县卫生防疫站任站长。据我所知，县级各地防疫站为了创收，派人外出学习妇产科、口腔科、皮肤科，回站后都“不务正业”，担起防疫站生存的重担。“以医养站”，“以药养防”，正业变成了“副业”，留一少部分人搞“计免防疫”的正常工作。裴森茂会走这条路“以医养站”、“以药养防”的路吗？
他回忆起10年前上任的那天，细细的秋雨有点寒意，县委领导和县卫生局领导一起送他到县防疫站上任，开了一个不到20分钟的简短交接见面会。开完会，县领导、局领导告辞后，他就留下来开始了新的工作。到各科室熟悉环境，了解情况，和干部职工座谈，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站里的财务账上几乎是零，水电费已几个月没有付账，相关单位已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新站长到任还不付账就停水停电。前年开始兴建的集资房未经验收就被站职工全部抢占，职工上班议论的是住房问题，下班座谈的还是住房问题，人人无心上班。基本上处在瘫痪状态。或等米下锅，或坐吃山空，或照着前人的脚步走。而他想的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当夜他就和站班子成员一起座谈讨论，研究制定了3条近期的工作目标：一是整治工作作风，把强化免疫等业务工作做实做好；二是增收节支，确保工作能正常运转；三是尽早处理住房问题，安定人心。他从乡里调进县城，按理可以分到一套住房，第二天他就宣布了3条：一是自己不要房，二是成立分房小组，三是宣布抢房无效，限期退出，否则采取强硬措施。分房小组成员组成全部由不要住房的职工代表和领导组成。裴森茂用他的果断与实干，迎来了1995年的春天，上任后的1个月13天，他推行了全方位的改革。1995年他们县防疫站在全市率先实行站科双层双向选择聘任制，实行竞聘上岗，落聘待岗；在全市率先推行卫生防疫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合同制，把全年卫生防疫工作总任务按科室职能进行分解，签订责任合同。
什么叫跋山涉水？什么叫走村串户？裴森茂的双脚会告诉你。防疫站的任务是发放药物、接种疫苗，崇仁县有168个行政村，1228个自然村，裴森茂要求自己用双脚走遍崇仁县的每座村落。离县城70华里的张坊乡有个村叫桃源乡村，该村有个自然村叫游坊村坐落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上，多年来没有准确的儿童接种资料可查，山高路远，10多年没有上级防疫人员直达，存在着漏卡漏种的隐患。仰望高山路窄坡陡，去？还是不去？自己去？还是派人去？请村医带路，爬山，只有爬山，只有上前，没有退路。想想吧，老表的日常用品是怎样背上去的？他们生病了又是怎样背下来的？步行了5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确实有漏种的儿童，逐一地检查，逐一地补种。全县0—7岁的儿童有3万余人，无一漏种。
说到涉水，裴森茂笑了。“不叫涉水，叫落水。”
那是1998年，抚河、乐安河、崇仁河呼啸而过，崇仁县城内涝灾，全县受灾面积过半。为保证大灾之后无大疫，他带领防疫防病消杀工作组深入各乡镇灾区，巡回指导灾区消毒、防疫防病工作。在一次乘坐竹排渡河时，跌入寒冷的洪水里，大家奋力相救爬上岸，全身透湿。第二天感冒发烧，体温达39℃，舌干唇裂，走路都打飘。同事劝他回县休息，病休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这节骨眼上回去养病于情于理都难以说服自己。自己是医生，边工作边治疗吧！走一村，打一针，吃一口药。当大灾过后，没有发生疫病流行时，才真的躺了下来。2003年，他们县有7万多人在广州、北京打工。为了宣传预防“非典”的知识，他依然用自己的脚丈量着崇仁县的土地。他的脚迹走遍了全县的偏僻山村，这是他的骄傲、他的自豪，是他的义务、他的责任、他的欣慰、他的光荣。
与裴森茂交谈是愉快地，他爽快、洒脱，他自豪地说：“过去我手握手术刀，一次只能解救一个病人，如今我送药送疫苗，是为了崇仁县老百姓将来不生病或少生病。这个工作远比开刀意义大多了。这个喜悦与那种喜悦是不一样的。这种工作有时是寂寞的、孤独的，不被人理解的。因为，看不到近期的效果。如果不认真做，防病的这座堤坝、这张网络就会彻底崩溃腐烂。这工作危及的不是个体生命，而是群体安危。”他们县的计划免疫工作，多次受到上级专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库尔博士的高度赞扬，也就不足为奇了。1997年崇仁县被评为全国计划免疫先进集体，2001年崇仁县再次荣获“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先进单位”称号。裴森茂自豪。我也为他自豪，1995年他们县基本消灭疟疾，1997年基本消灭了碘缺乏病，1998年消灭了麻风病，1999年基本消灭了寄生虫病。他，裴森茂自然地评上了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裴森茂还很年轻，今年他还只43岁，他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山，还有水，还有坡，还有沟，也许他毕生的精力都会倾泻在这跋山涉水间。他是愉快的、知足的，他为崇仁县子孙后代的健康献出过自己的青春，为千家万户的安宁洒过自己的汗水；他是痛苦的、内疚的，像许多有成绩的男人一样，他不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不过，我相信，在他父母、妻子、儿子的心中，他一定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的。
话别后，他匆匆上路，2004年的6月6日天空下着小雨，他走进风雨中，望着他的背影，我突然想起了“风雨兼程”4个字。他的成绩、他的荣誉是他用这双脚走出来的。
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6节 用生命编织呵护生命之网（3）
3无悔的选择
一位名人说：人生即选择。每次选择是痛苦的，也是欢乐的。正因为有了选择，才有了多彩丰富的人生，才有了充满竞争、充满魅力的生活。
这次采访的是一位乡镇卫生院院长，他就是在选择中度过了他的一轮又一轮闪光的青春。他的名字就叫谢光轮。
他是赣南老区宁都县东山坝镇人。
有必要介绍一下宁都，它太偏远，太陌生了。宁都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赣州市东北部，东邻石城、广昌县，南接瑞金市、于都县，西连兴国、永丰县，北毗乐安、宜黄、南丰县。面积4053平方公里，面积居赣州市第一，江西省第三，其中山地占70。78％，耕地占1116％，水域占3。93％，概称“七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总人口70万，居赣州市第三，其中农业人口60万，城镇人口约10万。有畲、壮、土等9个少数民族计2087人，汉族占总人口的99％以上。有行政村348个。
也许你还没有概念。大革命时期，这儿是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这儿留下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曾山的战斗足迹，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重要战场。解放初期，一部于蓝主演的《翠岗红旗》就是以县郊翠微峰剿匪的故事为背景拍摄的。这里不通火车，没有水路。距南昌318公里，距赣州162公里，距厦门514公里，距深圳700公里，距京九线兴国火车站80公里。农村人年均收入1339元。
我还想说出一座城市的名字：山东烟台市。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知道烟台市的人一定比知道宁都县的人要多。
烟台靠海，是发达省的发达城市，风景优美，交通方便。
他，谢光轮，1984年考入赣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华东地勘局262大队职工医院。一年后随队迁往烟台市，该职工医院同时被评为二级甲等医院。这样的城市，这样的医院，在今天的大学生眼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他为人厚道，工作踏实，技术上肯下工夫钻研，组织上准备让他担任业务副院长，并同意把远在江西赣州市工作的爱人调来烟台。一切变化都在静悄悄地发生着。同事等待他们夫妇团圆，领导希望他们夫妇尽快相聚，安心全力地投入工作。风云突变，谢光轮突然提出回家，回到老家宁都去。领导眼睛瞪大了，同事们眼睛瞪大了：吃错了药吧！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怎么吃回头草，回到又穷又偏僻的地方去呀？
我与他就这样开始了对话。
谢光轮的嗓音低沉厚重，身材健壮魁伟，他的回答太简单：
是家乡农民渴望健康的无奈眼神迫使我作出了选择。真的，我来到了海边，听海浪拍打礁石，我感受到的仿佛是家乡的高山松涛在高唱：归来吧，归来吧！故乡的游子。
我原有一个哥哥，8岁时因患脑膜炎夭折了。我成了家中的独子。离家的日子，我老想到父亲、亲戚、朋友那渴求我去治病的目光。很简单，很简单。烟台不会缺医生，我走了，这个缺很快有人填上。而在家乡，走了一个人，走了我这样一个大学生就不知哪年哪月能补上了。此时说再多的大道理都是无力的，解释也是无用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应选择贫穷与落后。
那是1991年的早春二月，我告别山东烟台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我可以选择留在县医院，但是我做出了第二个选择，来到了条件十分艰苦的黄陂乡卫生院。一切从零开始，我从一名普通的最基层的临床医生做起，到技术骨干、医疗组长，在这里干了7年。
这7年里，我有过愧疚，也有过喜悦。其中，让我难忘是1992年的12月30日，我父亲病逝，我正在家里操办后事，突然接到单位通知，附近刚发生一起车祸，有36个人受伤，大部分伤势严重。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强忍着心中的悲痛，撇下父亲的丧事，投入了抢救伤员的战斗中。经过几天的抢救，在伤员基本稳定后，我才回到家中，这时父亲的后事已经办完。虽然我没有给父亲送行，但我想，父亲在天之灵，会原谅我的。记得还有一件事，使我灵魂受到了深深的触动。1994年的5月，一个16岁的男孩，患有结核性胸膜炎并发左侧胸腔积液，病人家庭十分贫穷，住院5天后，就要求出院。在这种情况下，如拒绝治疗，病情会出现反复，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着一个贫困无助的年轻生命，我心里非常沉重。让他出院，等于让他走向死亡，继续治疗，谁为他埋单？当时，我的工资只有120块钱，为了挽救这个病人，我咬咬牙为他垫付了500多块钱的医药费。虽然给家里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紧张，却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我感到欣慰，感到值得。
面对设备条件都很落后的农村卫生院，我不敢丝毫懈怠。心想，回家要为家乡人民服务，除了满腔热血和奉献精神外，最重要的是掌握内外妇儿全面过硬的专业技术。通过进修和自学，结合临床实践、摸索、请教，我先后在乡卫生院开展了乳癌根治术、子宫全切术、甲状腺次全切除术等9项中大手术，使黄陂卫生院从一个只能开展一般普外手术，发展到今天普外、泌外、矫外、肿瘤外科等各种手术都能开展的一级甲等医院。
黄陂乡卫生院刚刚起步，组织上决定调我去大沽卫生院任院长。大沽乡是一个偏僻贫困山区，卫生院11名职工中，没有一个正规科班生，门诊楼是20世纪60年代建的土木结构一级危房，医院没有任何设备，只有“老三件”。接到通知时，我犹豫了，我是搞外科的，到一个连“三大常规”都无法开展的环境，凭1把手术刀、6把止血钳就能开展外科手术，就能给病人解除痛苦？既然不能，我去又有何益呢！也许领导是对的，那里是贫穷、是落后、是缺医少药，你责任心强、技术过硬才派你去开拓呀。我是共产党员，年轻人应该接受挑战，这是我的又一次选择——选择挑战。在那段年月里，我以加强医务管理为先导，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添置设施。全院上下同心协力拼搏了一年，经济收入竟翻了一番。我心里舒坦极了，职工的脸上也出现了笑容。胜利的喜悦非常鼓舞人心，我和职工们一年又一年地继续努力，将一座30万元的门诊大楼竖立起来。先后又配齐了化验室、B超、X光机等新设备，基本实现了人员、房屋、技术、设备、管理五配套，开创了年业务收入50万元的业绩。
当我把大沽卫生院整治得有了一定规模时，组织上又要我去湛田卫生院主持工作。我真不明白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两个月前，因抢救一位重症肺炎患儿无效死亡后，引发了一次医疗纠纷和集体上访事件，湛田卫生院处于瘫痪状态。县领导郑重指示卫生局选派一名能力强的同志去管理，尽快平息事态，恢复工作。正在县北部边沿山区一隅忙碌的我，没有想到，组织要派遣的人，竟然是我。当时，我的母亲、妻子和儿子都住在黄陂卫生院，距大沽仅有10公里，往返方便。如果去了那里，既交通不便，路途又远，犹如天各一方。妻子一听说这个消息，坚决反对。她为了支持我扎根农村，已经从赣州市调到了山区，作出了牺牲。现在好不容易安定下来，我又要离开她们，说什么理由都接受不了。全家要我辞去院长，回黄陂当医生。此时，组织、领导为难了，上门做我爱人和母亲的工作，情真意切。我也向家人表示，是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农村孩子培养成为一名大学生，现在组织这样信任我，我去！家人见我这样坚决，思想也通了，由反对转向支持。于是，一家4口分为3处，一是妻子照顾年近八旬的母亲住在黄陂乡，二是把赣州退休的岳母接到县城照看16岁的儿子读书，三是我卷起铺盖，走上了新的岗位。
来到湛田卫生院，面对16万多元的外债，职工连续5个月没发工资的现状，30多双无奈而苦涩的目光，我深切地感受到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尤其是这里医患关系紧张，人心思散，80％的职工纷纷申请调走，他们认为湛田卫生院已经“病入膏肓、回天无术”了。我无法说什么，也没有胆量作出任何口头承诺。只是静下心默默观察、调查、分析，逐步理清头绪。首先求助县卫生局担保，赊购了1。7万元常用药材，恢复正常业务。一个月后，推出《湛田卫生院经济目标和岗位责任综合管理方案》，实施“走出去、请进来”的发展措施，两年后，实现了扭亏为盈，业务增长同比翻了一番。
回顾我的选择之路，从烟台到宁都，从黄陂到大沽，从大沽到湛田，3次选择、3次挑战，我先后管理的这几个单位，由落后转为先进，从倒数跃入前茅，我的心血没有白费，我的价值得到体现，我能为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奉献一份绵薄之力，感到无比的充实、幸福和满足。
他的叙述像宁都城边的梅江水，潺潺流动，像翠微峰上的映山红轻轻地飘着馨香。我感到眼眶有点湿润。他胜利了，胜利得有点悲壮。他成功了，每一次成功都作出了巨大的付出。我如实地说，在乡镇卫生院这样勇于自我牺牲、勇于自我奉献的人太少了，太少了。而我们的政府给予他们的扶助、支持同样也太少了。他们要担当那么大的风险，要承受那么多的压力。我总在想，对那些有志于农村的科技人员而又干出了成绩，尽管不是惊天动地，名垂青史，而能有利一方的有志之士，为什么不可以给他们以更多的优惠和奖赏呢？
4希望之星
驱车往贵溪市。
贵溪市不大，城区只有12万人，它的名气在：有我国最大的铜工业集团——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有中国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亚洲最大的世界特大型炼铜厂——贵溪冶炼厂，铜产量占全国产量的2/3；有华东电网主力电厂的贵溪发电厂；有全国四大磷胺肥厂——贵溪化肥厂；还有首钢四建、有色五建、桥梁厂等一批中央、省属建筑企业，驻扎贵溪。
没有在贵溪停留，车向南，又行驶了26公里到达了我采访的目的地——塘湾镇。
塘湾镇在贵溪应算个大镇，有198个自然村，15个行政村和1个居委会。全镇有人口3。3万人，农民占90％，村级卫生院40个，村级医务人员44个。
小车驶过了塘湾镇中心卫生院，我看见了一张照片，是院长江斌医师与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的合影。一名医生告诉我，这是2002年6月8日，张文康到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