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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而变卖家产，因病欠债的家庭有47％存在温饱问题。”我们还得知，“村医疗点中，还有13。2％没有血压计，40。5％没有消毒锅，乡镇卫生院卫技人员中具有本科生以上学历只占14％，中专学历占53％，有36。4％的人员是普通高中及以下水平。”
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问题时说：“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3000万左右，这是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的标准计算。”“如果标准再增加200元，农村贫困人员就是9000万。”“中国东西差距很大，大家恐怕只是从概念了解，我想说一个数字，中国沿海五六个省市GDP超过全国GDP总值的50％。”温家宝总理在这段讲话之前报告了一组令人高兴的数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长速度年均在9％以上，近5年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GDP增长年均在7。7％，2002年达到8％。尽管GDP在提前翻番，但是，在我国“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标准，到2000年，我国还存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县初级卫生基本合格率等3项指标没达到标准。这3项都与农村、农民有关，都与卫生健康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说明，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失衡点在广大农村）；另一方面是卫生事业的发展并没有达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同样，卫生事业欠发达地区仍是农村）。
我推荐一个词组：健康贫困（Health poverty）。其释意是一种机会丧失和能力剥夺，即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支付能力不足所导致的参与医疗保障、卫生保健和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机会丧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健康水平下降导致的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被剥夺，从而带来了收入的减少和贫困的发生或加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曾经指出：贫困不能仅仅视为收入低下，还应视为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从这个角度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看病所要支付相对收入高得多的医疗费所导致的，而是因为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可行性丧失以及因健康水平下降而导致参与经济活动能力被剥夺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对健康贫困的认识将会更深更广。
1991年全国农村饮用自来水人口占农村人口32。8％，1998年为50。4％，2002年为55。1％，数字尽管上升，却还有4亿多农村人口尚未饮用自来水，其中有1亿人口喝不上清洁水。
20世纪末，全国农村地区改厕占农户总数比例为35％，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8。5％（大部分欠发达地区比这还低），有8％的儿童没有享受免疫接种。
环境的污染，医疗条件的匮乏，生活的贫困，必然导致一些疾病的滋生和传播。
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一些重点传染疾、地方病发病率还很高，仍严重危害着农村居民的健康。比如，过去已有效控制的结核病出现回潮，现患疾人数达到500万，占全球肺结核病例的1／4；乙型肝炎依然在我国严重流行，全国现患病人和病毒携带者达12亿，占世界总数的1／3；艾滋病感染率已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估计感染者已接近100万人；大骨节病、地方性氟中毒病、血吸虫病等重点地方病分布很广，危害仍很大，大都集中在中西部的老、少、边、穷地区，现疾病人5100万。“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的改善幅度明显减缓或停滞，城乡居民健康差距进一步加大。1994年农村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是城市的1。9和2。9倍，到2000年已分别上升到3倍和3。4倍。”（录自张文康2002年10月农村卫生工作会议讲话稿）
城乡经济差距在拉大，城乡健康水平差距也在增大。疾病正悄悄地袭击着贫穷笼罩着的生命。
阿马蒂亚还提出过另一个重要的观点：经济学必须关注贫穷。他曾说过，你不能凭富强和繁华判断一个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无疑，农民是草根阶层的终末支。他们的富裕才能显示我们社会的富裕。
是的，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裕与繁华，我们的百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奔放与欢乐。
致富之路已开拓一新。
但许多人又返贫了，抑或他们从来就没有富过？原因有很多很多……
有一组许多人都很熟悉的数字：我国卫生资源的20％分布在农村，而我国城乡人口比例是3∶7。
80％的卫生资源，那是大多数；70％的人口那更是大多数。这组数字不能不说是农民致贫返贫的原因之一。
这么多年来大多数人在呼喊，在叹息，在啜泣，许多有识之士在为他们呼喊、献策、出力，一直没有吸引住更多人的眼球。
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终于，他们被推进了世人的视野。
第一部分 契机：他们被推进了世人的视野第2节 感谢最后的“非典”（1）
人类忘不了２００３年。
中国人更忘不了２００３年的春末夏初。
感谢“非典”，他们的呼喊，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存环境，乃至他们的足迹，终于吸引住了国人乃至全人类的眼球。
“非典”放大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农村与农民的某些局部和细节。
农村，波峰浪谷的剪影。
南风卷着夕阳的余光洒在山间的小路上，一声又一声的敲击声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滑向山坡，落进山谷，滚进路边的黑瓦灰墙的农舍，填进锣声与锣声的间隙中的响声是一个农民的沙哑嗓音：“预防‘非典’，人人有责。有人返乡，立即通报。以法防‘非典’，科学治‘非典’……”
农舍门前趴着的那条狗已习惯了这样的叫声，不像第一次听到锣声、叫声那样惧怕惊吓，疯似的扑向敲锣者和叫喊者。它只是懒懒地抬起头，摇摇尾巴，发出几声吠吠之音后，钻进了门口边那扇狗洞。
敲锣者喊叫者远去的背影与他们的声音一起渐渐融化在黄昏的雾霭里。
黄昏的雾霭里怎么也融化不了从他们胸腔里喷射出的那支高亢的兴国山歌的旋律：
哎呀嘞，伢唱山歌你听清，
“非典”预防最要紧。
干咳少痰病初起，
喷嚏一打传疾病，
同志哥，赶紧到医院量体温。
哎呀嘞，全身关节都酸痛，
三十八度往上升，
有了病情早报告，
相信科学要认真。
熟悉的旋律在宣传着疾病预防的知识，熟悉的旋律似乎还在传播着山里人那股坚定和自信。我们仿佛感受到了一种文化的穿透力，穿过了战争的风雨，穿过了艰苦的岁月，在顽强地表达着叙述着什么。我们寻找出一些基因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遗传，一幅幅画面早已定格成为历史，历史的责任是要告诉未来……
今天，我写下这节文字时，那夕阳下戴着草帽，汗水浸透衣裳的村医背影已在我脑海里凝固成一幅沉甸甸的油画。在那个苦夏的日子里我去了趟江西省永丰县。这个县的每个乡、每座村都有由1名村医和2名农民组成的巡视组，在走村串户发送宣传单，宣传抗击“非典”的知识，检查监督流动人口的返乡。责任重大，工作艰辛，方法原始。就是这样原始的方法，已经让许多农民知道了“非典”的知识，知道了发热就要报告，知道了染上“非典”就要隔离。山里农民不担心自己染上“非典”，他们最担心是外出的子女，山高路远，捎不上信，他们只有烧几炷香，对远方默默地祈祷，只有对敲锣者投去祝福的目光……
人类与“非典”不期而遇，毫无准备地进入了非常状态。
“非典”的传播速度在于两点：一是传染源，二是人口流动。
这两点都已具备：疫区民工可能是传染源，返乡人流是巨大的流动链，这就是蔓延的途径。
已返回的４００万人口和还有在继续返回的流动人口，一时成了全世界媒体关注的话题，成了我国防疫战线研究实施的课题。
能阻住“非典”向农村蔓延吗？
村医们那些原始的方法能发挥作用吗？
2003年４月２３日，国家财政部公布２０亿元“非典”防治基金用途的引文中，摆在第一位的是农村、农民：
５月１日，胡锦涛总书记到天津视察防治“非典”情况，作为应倾力预防的对象，他第一个指出的就是“农村”，呼吁打一场防治“非典”的人民战争。
５月１１日—１４日，胡锦涛总书记又来到四川省视察，强调指出，农村地区防治“非典”是整个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人口占全国的70％，疫情一旦在农村扩散，后果将十分严重，一定要把农村“非典”防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得紧而又紧，实而又实。
5月6日，国务院在京召开了全国农村“非典”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总理强调农村“非典”防治工作要落实９项措施：一是加强领导；二是开展宣传教育；三是加强农村疫情监测；四是建立救治机制；五是加强培训和巡诊；六是实行“三就地”原则，切断疫情传播疫道；七是对农民患者一律实行免费医疗；八是齐抓共管，群防群控；九是实行部门和地区预防联控。从国务院到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政府都在一条一条地落实。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莫格尔结束考察中国“非典”疫情后，发现我们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存在4大问题：
一是缺乏专业公共卫生人员，尤其是乡镇地区公共卫生人员得不到专业培训。
二是疾病监测报告体系较落后。在他考察过的北京、上海、广东、河北、河南诸省市，所见到的乡镇中，只有一个乡镇运用了电子系统报告疫情，其他都是以手工制作报表或电话通报，疾病报告系统都没有评估环节，无法了解数据是否准确到达指定地方。例如，省级疾病控制中心起初未将数据报告到国家疾病控制中心，而是通过国家卫生部转移数据。
三是数据分析迟缓。疫情报告数据包括数字、发病地区、症状、是否群聚感染等。北京在４月下旬疫情暴发后，仍未分析病例数据，一半以上病例传染源不清晰。
四是实验室检测能力不足。河北、河南等农业大省防疫部门缺乏健全的实验室检测系统。
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尤其担心中国边远省份的‘非典’疫情，在那些地方，监督和报告体制可能不够灵敏，不足以查到所有可疑似和可能的病例。”
这是一个极大的受人类关注的悬念！
永丰县在江西省中部，正是肚脐眼的部位。
说到永丰，知道的人一定不多，凡读过毛泽东同志诗词的人大概都能背诵出这样的诗句：“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龙冈就是永丰县境内南端的一个乡，是革命老区，更是贫困地区。县城恩江镇１０余万人，没有水路，不通火车，只靠公路。全县有４７万人，外出人口达８万，已返乡３７００余人。面对这３７００余人，县卫生局要求要一个个查体温、问症状，登记他们返乡的时间、车次，接触过的人员。凡从疫区返回的统统隔离。不能漏人，不能少项。就像排雷一样，一个一个地排除，下村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不是走形式，这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漏一个就有可能害一群。
第一部分 契机：他们被推进了世人的视野第3节 感谢最后的“非典”（2）
那是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６日，县卫生局副局长刘勇检查完工作后从乡里返回县城，已是晚上８点钟，途中又接到电话：离县城１００公里地的一座自然村有个返乡农民发热。他们无暇顾及吃饭，买两块面包，匆匆上路。大家抓紧车上片刻时间打个呼噜。乡村公路颠簸难行，午夜才见到病人。测体温，问症状，送到乡卫生院看发热门诊，查白细胞。隔离１５天是叫人为难的事。乡卫生院没有条件，所谓村卫生院实际就是村医自己家的厅堂。隔离期间，谁做饭送饭？只能回家就地隔离，关在家中那间泥舍里。几次深夜，我与刘勇通电话，他都在车上，“非典”的日子里，他的脚没落过家，他的任务是找、查、问，安排返乡民工就地隔离、观察。在南方许多县镇，对于已返乡进村的外出民工只能做到这点。
以后，村村设卡建哨，返乡的民工统统隔离，住在村外临时搭建的简易凉棚里。不愿居住的偷偷跑走，四外流窜。事实上，他们哪儿也去不了，各村各户都在严防死守，城市各旅社宾馆都要登记造册，城镇居委会挨家挨户查询，许多县乡医院大都开设了发热门诊，免费为农民２４小时开放。流而难动，２００３年春末夏初的中国南方农村返乡流动人口大致处在这样的状态。
尽管人才、物力、财力有限，县卫生局乡镇卫生院，村医和农民兄弟一起，还是尽职尽责地把守着每个乡镇大门。
江西省吉安县是革命老区，是一个贫困县。全县人口46万，外出务工人员有8万之多，大多集中在北京、广东等疫区，在“非典”流动之初，返乡的就有5000人；进入4月，每天返乡有300人。对先期返乡的要采取医学观察措施，发现问题的要落实、隔离。他们的方法是各个县级领导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村组长包户，责任到人，层层签订责任状，户户签订保证书，对外出人员一个不漏地登记，对已返乡人员全部实行专人监控，每天为隔离对象测两次体温。在返乡农工仍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各乡镇领导开展了劝阻工作。桐梓镇组织在京的党员劝阻了340名意欲返乡的民工。永阳镇下边村肖桃英在广东务工，其父去世，买好车票欲回家奔丧，镇、村干部知道后，立即打电话做工作，讲道理，最终使她退掉了回家的火车票。尽管做到了未雨绸缪，尽管筑起了层层防线，并非是高枕无忧。吉安县张和平县长（现在已是县委书记）与我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确确实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新兵，更多地是在接受洗礼和考验。不过，那段日子留给我的感受和体会将会够我一辈子咀嚼回味。那情那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众志成城。可还是有一名“非典”患者还是突破了防线。
那是4月20日傍晚6点50分，吉安县值班室接到上级疾病控制中心电话，告知，在北京打工的吉安县梅塘乡农民李何锦4月中旬因发热住院，现已确诊为“非典”，在北京隔离治疗。其妻聂春兰携孩子已于4月25日乘车返回吉安。疫情就是命令，县政府立即组织起来寻找聂春兰的下落。到了梅塘乡，没有；到了聂春兰各亲戚家中，仍没有；查询了20多家旅社，仍然是一无所获。这正是27日早晨6时，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长时间戴口罩，一夜未眠，不仅又饿又困，还处在缺氧状态，脸色苍白，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城管同志说，离汽车站很偏僻的地方还有家小旅社，会不会在那儿呢？是漏查了吗？赶到这家叫西苑的旅社，翻开住客登记处，果然有一栏写着梅塘乡李何锦。找到房间，聂春兰已起床，正准备回家。测体温，问病史，登记在册，立刻将聂春兰一家3口送到县医院隔离观察，这时，离清晨７点还差10分钟。从接到通知到找到人，把与她密切接触过的人进行隔离观察整整用了１２个小时，疫情没有扩散，大家长长吐了一口气。
今天重述聂春兰的诊断与治疗经过，不是复习病史，而是想让读者从中明白，为了救治一个农村妇女，政府投入了多少精力、人力、物力、财力，医护人员倾注了多少关注、关切，多少爱心真情。从这次投入和倾情，我们可以延伸开去，思考另一些有关的问题。
那是第五天下午，即５月２日１５点多，聂春兰体温骤然升到３８。８℃，胸片检查，肺部有片状阴影，符合疑似病例的诊断标准。５月３日上午，县医院用了半天的时间，将院内仍在住院的１００多名病人紧急转移安置到县城其他医院，凡与聂春兰接触过的人迅速加强隔离管理。空空的医院只剩下聂春兰一家人，一家人也要实施严格管理。院内分成核心区、防护区、警戒区，3层隔离封锁，由公安人员２４小时外围警戒。也就是说偌大个县医院，几百号医务人员正全力以赴为聂春兰一家人服务。
这天晚饭后举行了会诊。这是一次庞大的会诊，省、市、县各级有关领导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