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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益阳市是重灾区，沅江又是益阳的重灾区，位于洞庭湖的南端，现有血吸虫病人4万。其主要原因就是堵水放水，放水堵水，“三分水域三分洲，三分垸田一分丘”。这儿生活的人离不开水。近30年来，一会儿围湖造田，一会儿退田还湖，一会儿平垸行洪，一会筑堤防水，钉螺只进不出，多生少灭。
湖南血防站一名血防干部告诉我，差不多整个洞庭湖都是疫水了。在沅江疫区，血防工作人员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走村串户宣传上，劝人们不要接触疫水。能不接触吗？
沅江的漉湖有点小名气，是因为有“江南第一苇场”的美名。这儿有11万亩芦苇荡，靠收割芦苇为生的居民几乎是100％染上了血吸虫病，苇场有2000多户人家8000多居民。他们私下告诉我，大人八九成都有这个病，这儿又获得了一个能远扬名声的称号：血吸虫的窝。他们习惯了，他们离不开芦苇，也就离不开血吸虫病，好在又开始免费治疗了，病在传播着，他们的生活也在欢乐地继续着，只当到了晚期，我们才听到悲伤的叹息。沅江双丰乡新民4组的村民，血吸虫到了晚期，要做脾切除等复杂的外科手术，还要用药，最低费用也要3万元。他们家人均年收入为300余元。他只能望湖兴叹了。
经历了几次洪水后，洞庭湖的汉寿、岳阳的血吸虫病人与日俱增，湖中泥沙淤积，洲土扩大，钉螺分布的面积也在增多。
在洞庭湖边，船家几乎都知道洞庭湖是疫水，他们会警告游客，不能随便去湖中游泳、洗手、洗物。一句话，不要碰水。
然而船工们为了生存，又是不得不与疫水接触的一族。有趣的是，我遇了一个从疫区来到疫区谋生的农民。
老沈是湖北监利县朱河镇沈黄村人，他明知这里疫情严重，为什么还到这儿来？他说，监利县外出打工的人很多很多，年轻人大都是为了避血吸虫。外出可以赚钱又可以不染病，该多好。他都快50岁的人了，已是慢性血吸虫病人，到哪边疫区过日子不都一样，这儿有摆渡，有游客，一个月少则赚到300元，多则500元，比乡里好。他还说，老家得了大肚子病也有活到六七十岁的。赚点钱再开刀，何况，国家对治病还有补贴，不怕。他很坦然地面对。
我在沅江血防站听见过这样一段顺口溜：“治完老病人，感染新病人，治完新病人，重复新感染。”在老沈身上确实应了这句话。
我在漉湖镇血防站门口看见这样的标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村民说，这个标语从1970年初写上至今没换过，已经有30年了；再过30年，能应验这句话吗？
登岳阳楼，我想起了另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洞庭湖是壮观的，100多年前是6000平方公里。它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解放初期它的面积是4360平方公里，半个世纪来，围湖造田，失去近半。大江东去，泥沙俱下，每年约有0。98亿平方米的泥沙沉积在湖区和河道湖泊内。由于淤积，洞庭湖已支离破碎，再也没有“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气魄了。湖水不仅有东西南北之分，还有内外之分，内湖就达667个之多，现在的面积是3991平方公里。离开岳阳楼，我心里还在默诵：“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壁，渔歌互答，此乐何极！”我在想，不知登楼者今日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致么？“八百里洞庭”会不会变成“八百里疫水”？那时的登楼者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恐惧？咒骂？悲哀？不屑？望着烟波浩淼、云雾笼罩的湖面，我确实很难表达自己的心情。尽管疫区的一些老百姓谈起血吸虫病时很轻松，很无畏（该是很沉重，很无奈吧）；尽管漉湖的江南烟雨景致十分迷人，迷人得让你情不自禁地念出“草长平湖白鹭飞，夕阳箫鼓几船归”的诗句；尽管那新抽的秧苗和葳蕤的苎麻连成的满目葱绿还在眼前，尽管堤坝上白云下那吃草的牛羊静静地享受着休闲的美好还留在记忆里，尽管，尽管……然而，我总感觉到洞庭湖上烟波升起的是团阴影笼罩在这儿的上空，阴影能抹去吗？
湖南省最近提出要实现的最新目标是，到2005年，全省居民血吸虫病患病率由现在的7。23％降至5％以下，垸内（堤内）钉螺面积由目前的5。9万亩减少到4万亩，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全部达到疫情控制标准。一位领导还说，希望通过退田还湖，到2010年洞庭湖面积达到4577平方公里。
但是，一些基层血防干部对完成这个目标并不乐观。他们说，洞庭湖每年都要发洪水，那些被洪水漫过的地方又有钉螺，重新成了疫区，钉螺怎么灭得过来？洞庭湖的环境不改变，钉螺就不可能消灭。孰是孰非，谁能验证？
专家们说，自然因素变化已使常规防治措施对湖区的血吸虫传播控制能力逐渐降低。再加上人为的因素，使这场人民战争持续了半个世纪，回答只能是：任重道远。
6余江写下的启示
1986年国家决定撤销中共中央血吸虫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移交国家卫生部领导。其后，国家卫生部管理、协调，全国血防工作职能逐步削弱。“人民战争”再也难以组织发动起来了。1956年成立的中央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包括有水利、农业、卫生等相关部门。那时，一声令下，各行各业齐动员，千军万马齐上阵。
江西省卫生厅一位领导感叹地说，卫生部门有多大的权？有多少钱？能叫得了谁，又有谁愿意听你指挥？大部队调不动，小部队、专业部队举步维艰，溃不成军，岂有不败之理？
在2004年春，我读到了这样的报道：国务院决定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同志出任组长。吴仪同志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抓住源头，综合治理，坚决遏止血吸虫病疫情回升势头。
我又读到另一篇报道：余江县创造了连续45年没有血吸虫病的奇迹。人们会问，难道这45年间，余江真没有出现过钉螺？如实地说，出现过，第一次是1973年的冬天，邓埠镇农民于青海在白塔河邓埠浮桥边无意中发现了一只钉螺。县委连夜召开常委会分析研究对策。第二天，县领导带头，发动全县干部群众3000多人，从马荃镇至邓埠镇铁路桥共39公里范围内，一个地段接一个地段仔细排查，连续查了3天3夜，直到未发现第二只钉螺才鸣金收兵。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打的还是“人民战争”，这次是1983年，在省水稻原种场突然发现新螺点，有螺面积2481平方米，组织灭螺队，全面灭杀。为了验证灭杀成功，捕获了618只螺，解剖了500只，全部阴性，又用49只小白鼠做了感染试验，仍全部阴性才放心。21年过去，这期间大规模查螺23次，参加查螺群众2。6万人次，发现一个螺奖励30元。用他们的话说，46年来已把疫区像梳头一样反复梳了几十遍，余江用“关注、科学、投入”给血吸虫病流行画了一个句号。
在湖区，像余江县这样梳理，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的那股执著的精神，那倾情的投入，那科学的态度，那全力的关注，不该值得学习借鉴吗？
如果说，余江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树起的一面红旗，这面红旗不能倒的话，那么，四川的满江县用科学的精神开拓了一条山丘型地区灭螺的方法，是改革年代的全新思路。满江县地处川西平原西南边缘，曾是四川省血吸虫病重流行区之一。从1996年到2002年，全县通过实施、综合治理工程，有效遏制了血吸虫疫情的进一步流行。工程项目主要包括整治塘库、人畜饮用水工程、改造沟渠、改造下湿田、退耕还林、沼气池建设以及疾病控制等，项目总投入达9046多万元，分属农业、水利、林业、卫生、畜牧等多个部门。
2004年春国家卫生部疾病控制司组织有关专家对他们的做法进行考查，认为他们做法是可行的、有效的。县卫生局负责同志说，隶属卫生部门资金不到300万元，也就是说，政府各部门投入了9000多万元。
还是关注，科学，投入。这不仅仅是对血吸虫病，也应是针对痢疾、肝炎、结核、艾滋病等常见病、多发病，不仅仅是针对一次性的暴发或流行，而应是动态地不间断地对农村公共卫生投入，不应鼓励预防系统自己“活血”、“造血”，应该给这些无法对投资有回报的单位有计划地“输血”。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7节 “救救我的乡亲”（1）
1．穷帽子与富帽子
一位农村问题专家在2003年惊心动魄的5月里，尖锐地指出：在大陆农村还有比SARS更值得关注的事，农村重新出现的肝炎、血吸虫病等，比SARS更致命。目前真正困扰、危害农村的疫情是肝炎、妇女病、性病等过去已消灭今又卷土重来的病，不应该被SARS所掩盖，中国应该加强对农村公卫防御体系的重视。
就在2003年5月14日国家卫生部办公厅发布了两个疾病的应急处理预案，一个是血吸虫病，一个是疟疾，即《疟疾暴发流行应急处理处案（讨论）》。也许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送瘟神》的两首诗，媒体的目光大都汇聚在血吸虫病疫区和血吸虫病人身上。
疟疾，俗称“打摆子”，它肆虐人类已有5000年历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仍有92个国家和地区处于高度和中度流行，每年发病人数为3亿，死亡270万人，其中2／3是儿童。在非洲，曾经每30秒夺走1名儿童。在我国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四川曾是疟疾的主要流行区。新中国成立之初，广东省105个市县均有疟疾流行，年发病率达3。5％～4。9％。
1969年全国发病人数超过1000万，1970年发病率达到296％，20世纪70年代末发病率逐渐下降。近几年，由于人口流动，发病率在回升。广东省在70年代末发病率下降到0。73％，90年代中期回升到1。24％，四川省报告的恶性疟疾疾病到2004年截至7月比2003年同期上升91％。回升的原因是什么？
疟疾是疟原虫经按蚊传播的寄生原虫病。在农村，没有能封闭的卧室，没有空调，没有消灭按蚊的有效药物。患者最多的自然是农民。顺便说一句，过去，我国的嗜人按蚊只分布于北纬33°以南低山丘陵区。近年的研究已证明，在我国东北辽宁也发现有传播疟疾的嗜人按蚊。该蚊在我国分布仅次于中华按蚊，其传疟作用比后者强20倍。有嗜人按蚊的地区，如粤、鄂、川、豫、苏、沪等，每年的疟疾发病数占全国疟疾发病总数40％。这是气候变暖的原因；其次是农业结构的调整，把原来种粮食的旱田改变为种养经济价值高的水生作物，在淮河以北屡见不鲜，这为中华按蚊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环境。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河南省商水，农民在原来的田里放水养藕，结果一年全县就出现上千名疟疾病人。
面对传染病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我们再不应简单地认为仅仅是一种病毒或细菌的传播与扩散，应该看到医学科学中的社会学成分的浓度与日俱增。在社会的变革与转轨过程中，社会因素往往成了某一疾病发生、发展转轨等过程中的主要因素。专家们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祸，疫情漏报、瞒报和不正规治疗是导致5省及全国其他地区疟疾疫情回升的主要原因。河南省调查发现，2000年该省商水县疟疾病例超过700例，重点村发病率超过2％，但全县无一例病例报告，2001年1—7月该县报告病例344例，但实际病例超过1500例。安徽省五河县2001年1—8月报告病例233例，而实地调查病例数不少于5000例。湖北省枣阳市2000年报告病例174例，不到实际病例的20％。江苏省泗洪县2002年1—8月上报104例疟疾病例，检查发现漏报的达到90例，其中一个乡有19个病例，但无一上报……上述情况在目前淮河流域比比皆是，就此疟疾流行开去。
像艾滋病、性病的流行和蔓延，慢病发生和发展中的生活行为方式，已经不仅是疾病的成因，而是成了疾病的主因，一些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如癌症、乙肝、艾滋病、结核病、糖尿病等，生物学手段已经无能为力，或者是收效甚微，主要的预防手段是人们生活行为方式的转变，或生活环境的改变。
9亿农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袭击他们疾病的种类方式、力度与速度也在发生变化。如果按九江一个朋友所言，把血吸虫病视为一种疾病符号，完全可以证明社会因素的凸出。明知是疫水，为了生存，农民还得天天与疫水打交道；明知是疫水，农民无法离开故土。他们不得不与血吸虫共舞。
变革转轨的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贫富两极。那些没有甩掉贫穷帽子的农村和农民，生存环境受到污染，生活条件简陋不洁，接受教育机会偏少，文化素质低下，身体营养得不到保障，社会信息渠道难以通畅，他们自然成了疾病袭击的主要对像。
1999年有一份调查统计，报告我国城市居民病伤死亡原因的前4位是：恶性肿瘤（24。93％）、脑血管病（20。43％）、心脏病（17。61％）和呼吸系统疾病（13。31％）；农村则是呼吸系统疾病排第1位（22。46％），脑血管第2位（18。95％），恶性肿瘤排第3位（17。73％），心脏病13。08％列第4位。与1957年相比，处在前3位的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肺结核。于是有了这样的结论：六七十年代，肝炎被称为“黄病”，面对这无药可救的“黄病”，世人谈病色变。到了7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事业的进步，地方性甲状腺肿、克山病、夜盲症、佝偻病等营养缺乏病已经大大减少，也陆续消灭了霍乱、鼠疫、斑疹伤寒、黑热病、其他传染病及死亡率迅速下降。
不仅城市如此，在农村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趋势，要富裕与健康同行。我国百年来疾病的变化，生动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百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跻身到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中，由于贫困而引发的疾病逐渐远离我们，而由于营养过剩和不平衡所带来的后果则悄悄浮出水面。
富裕了，一些新的疾病正悄悄向已经富裕起来的人们靠近，所谓“富贵病”，主要是指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肥胖病、脂肪肝等等，也就是祖国医学所称的“逸病”，是由于“过食膏粱厚味或过逸于舒适少动”而导致的疾病。医学专家分析，由于人们在生活改善后过多食用高热量、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从而导致这些“富贵病”的产生。
这种结论，对于农村是否为时过早？我读罢，大感不惑。“黄病”并没有走远。中国是“肝炎大国”，我国人群中乙肝病毒阳性者（携带者）约有1。2亿，农民是肝炎队伍中的主力。病毒性肝炎是由肝炎病毒引起常见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强，流行面广，发病率高，传播途径复杂的特点。病毒性肝炎分甲、乙、丙、丁、戊5型。其中乙、丙型肝炎都具有病程长，部分病人难以治愈，并有变成肝癌的可能。
社会上常说的乙肝指的是病毒型乙型肝炎，平均每年约有27万人死于乙肝相关中末期肝病和肝癌。全国慢性乙型肝炎现症者约有2000万到3000万人。70％的肝癌与乙肝有关，全球每年100万人死于与乙肝病毒相关的慢性肝病。
2“乙肝大国”：戴上帽子的都是谁？
1991年9月13日下午，国家卫生部会议室里。
国家卫生部原部长陈敏章教授召集部肝炎领导小组、部肝炎专家咨询委员会全体成员，对推开全国新生儿乙肝免疫行为做最后一次论证，他们就免疫接种程序、疫苗质量保证、疫苗供应渠道等等议题一一展开讨论。会议确定，这场大战从1992年元旦开始，先城市后农村稳步推进，用50年时间，将我国人口乙肝带毒率从10％降至1％以下。
一个月后，陈敏章来到湖南湘潭，向来到这里的全国卫生系统干部发表讲话：“我国有一亿两千万乙肝病毒携带者，每年还有百万新生儿进入这个行列，再不能等了！卫生部决定，实施新生儿乙肝免疫策略，通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
按照国家卫生部制定的全国统一的免疫接种方案，在婴儿降生当日接种第一针乙肝疫苗，待其满1月龄、6月龄时再分别接种第二、第三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