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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镇慈母村是南昌市郊，坐汽车40分钟可到，地势平坦，是产粮区。全村有3800亩田，1120户人家，2003年年人均收入3100元。这里外出打工的人多，实际上，年均收入低于700元的特困户有26家，贫困户占40％。
2004年春末，我驱车来到这个村，慈母村村委会万主任陪着我，每到一家有病人的农舍，望着风可以穿过的墙壁，难以落座的椅凳，看着老人或女人想找一个给我盛水的像样子的茶杯都艰难的尴尬神情，望着女人抱着或牵着的幼儿稚女，我木然地立在他们的房里，一股沉重的气流冲击着我，笼罩着我，使我触动，使我无从启齿。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这儿的世界真无奈。我怎么能说得出“面包会有的”这句话呢？
他们是勤劳的，他们是贫穷的，他们同样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怜悯与同情似乎已失去了效应，他希望有一种力量支撑，支撑起他们的肉体、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房屋、他们的田园。
不知这家能不能算得上是典型的特困户？
公公患的是老慢支、肺气肿，因为太穷，3年前终止了治疗。每次气喘发作，他都硬挺过来了。婆婆因白内障失明，只能在这走了30多年的屋内帮媳妇做点事。大女儿读初中二年级，二女儿念小学。大女儿已决定辍学，准备到城里去打工。母亲劝住了，她下决心让女儿读完初中。“路总是人走出来的。”女主人说。
屋外布谷声声，各家各户的田都绿了，她家的呢？
“都包给别人种了，我只想要点口粮，不挨饿。”她已到城里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医院里做清洁工，月薪250元，晚上又到另一家医院的手术室守夜，月薪280元。减去伙食费150元，还可以结余380元；也就是说，这是她一天24小时工作的纯收入。她没因劳累而痛苦，她因自己的勤劳博得两家医院的信任而自豪。“村里像我这样的女人，都在城里擦皮鞋，不要什么成本，不要什么技术，擦1双皮鞋赚1块或2块。刮风下雨就没得赚。我累点，保险。”
家务就靠病残的公公婆婆和两个女儿支撑着。
生命是那么脆弱，又那么坚强。她家的田有返绿的一天吗？
慈母村的邹家，男人老邹48岁，患了“隔食”（食道癌）。妻子害怕他倒下去，在农村，一个家庭中的男人倒了，这意味着这个家庭基本上就崩溃了。夫妇俩四处借钱，从家到医院，从医院到家奔波了1年，花去了近5万元。他的大女儿还只有14岁，念初中。一种做父亲的责任支撑他，期望哪一天又下田，期望在政策越来越好的今天，让老婆和孩子也过上几天快乐的日子。借钱，借钱，人去财空，盖房子的积蓄花光了，还负债3万多元。14岁女儿的稚嫩肩膀能扛起这沉重的债务吗？
该村另一位万家农民，病重期间正逢女儿要高考，尽管女儿成绩优秀，有把握进入大学，面对重病的父亲，她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为父亲的医药费而奔走。
前几年，产粮区的农民收入偏低，该村一个姓杨的村民，40岁，种稻田20亩，年纯收入5000元，孩子尚小，读书的负担不大，一家4口人过着平安温饱的日子。前一年年男人患了急性白血病，只几个月，欢乐、平和的家庭一下就跌入了黑洞洞的深坑。盖房子、买电视机的梦境成了碎片。走过他家门，听见最多的是女人的哭泣和叹息。我只能这样说，拒绝治疗的是一种对家庭亲人的爱，积极治疗的也是对家庭对亲人的爱，这两种爱都足以令人心碎。
万主任说，在农村，失去了丈夫或儿子的家迅速成为贫困或特困户。他们村26户特困人家有2／3是孤儿寡母或2个老人抚养着孙儿孙女。
走访中，他们对看病的回答是，误工费时划不来。除了小男孩生病会抱到医院去看看，一般大人、老人病了都是抱着被子睡觉，小女孩病了，也是以拖为主。
赣州市蛤湖乡是山区，去年有些村还不通公路，农民外出不方便。该乡有2067户居民，8976人。20世纪末，曾对100户农家做过病后求医的调查，71％的家庭回答是，在家睡觉或熬点草药吃，不上医院看，熬不过也只到卫生院打瓶吊针。一些老婆婆从小到老没有离开过蛤湖乡，得了病挺得过是命，挺不过也是命，没有上大医院看病的概念；也就是说，从生到死，没有进过医院的门。
河南省南阳市市长何东成下乡调研农村医疗问题，抽样调查显示，全市2707户贫困户中，有1280户属于因病致贫、占47。3％；9647名贫困人口中，有4630人属于因病致贫，占贫困户总人口的48％。
2003年东北地区民政部门统计，农村贫困人口有超过50％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永丰县民政局刘美雪副局长给我分析说，农村特困户有这么几种：一是弱智；二是懒汉（这两种毕竟是少数）；三是残疾，更多的则是患病。病人又分几种：一是丧失了劳动力，二是巨额的医疗费用的亏空无力填补，三是家中失去了丈夫或儿子。
他给我提供了几户因病返贫的典型家庭。
永丰县藤田镇老圩村宁德根，40岁时正逢耕田责任到户，几年辛劳，几年积蓄，盖了房，还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2003年8月患上了白血病，不到1年的时间里，20年的积蓄一夜精光。治疗费花去了4。5万元，我去采访时，每周还到县医院治疗，每次治疗费840元，现已向银行贷款1500元，向村里借了1100元，拖拉机也卖了。身体彻底垮了，是继续治还是终止治疗，全家人举棋不定。他们所剩下的家产就是那幢新房子了。
比他们更惨的是沙溪镇不塘口村的叶元香，她38岁时丈夫患了癌症，夫妻俩恩爱勤劳，20世纪90年代初就盖了砖瓦房。丈夫患病3年，开刀两次，花费5万元，最后是人财两空，留下3个孩子，分别读高中、初中、小学，教育费用负担很重。叶元香没有弯腰，她坚决要把孩子抚养成有文化的人，她卖掉自己和丈夫用血汗砌起的新房。他们一家人搬出的那一天，会是怎样一种悲痛的心情啊。她将到县城去打工。她有力气有智慧，她相信，孩子有文化就会有出息，就能再盖起一幢新房。她说这话时眼睛噙满了泪水。
中国农民勤劳勇敢世世代代过着俭朴的生活，他们不怕苦，他们相信用自己的双手能战胜苦难，战胜贫穷，这些年政策好了，更坚定了她的信心。
在农村，像叶元香这样坚强好胜、不向苦难低头的人，我见了很多，他们怕什么呢？怕病痛，怕意外伤害。
对于在贫困线上徘徊的农民，不是谈看病难的问题。看病难是指想看病治病，医疗机构无法满足患者的需要，现在是病不起、医不起、怕生病的问题。一病就穷，已成公害。
就这样迫于经济重压，农民失去了求医治病的权利，他们生存的时间与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他们惟有听命。
4早生贵子：在家生子，何贵可言？
“早生贵子”是中国人人生中的大喜之一。在城市，百姓和医生正在热议，剖腹产的孩子是否聪明，是否性格急躁时，贫穷的山区，偏远的农村，还在延续着把接生员请到家中生孩子的古老传统的方法。
江西省星子县位于庐山西南麓，因有秀峰而闻名。
原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同志曾作词曰：“鄱湖苍茫庐山碧，湖山之间一县立，雄壮秀峰世无匹。谁查悉，有多少名胜古迹？”“一县立”就是指星子县。靠秀峰附近的居民沾了旅游的光，旅游旺季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而远离秀峰的蛟塘、横塘、华村诸乡的农民，依然是种田为生。
老农陈述贵是星子县蛟塘乡人。他在这儿生活了67年，那是20世纪３０年代末，接生婆把他从妈妈肚子里“拉”到这个世界上来。一把剪刀，一盆热水，几块破布，幼小的生命就这样开始了人生之旅。他发出了第一声啼哭，陈家迎来了添丁之喜，破旧的茅草屋里发出了笑声。出生的小房现已改作了柴房和仓库。
30年后这个老农当了爸爸，茅屋换了平房。他儿子的出生仍然在家中，在他的卧室里。灶里柴火通明，鸡蛋、米酒在灶台上，接生员守在他老婆身边，等待他的第一个儿子降生。只不过盛水的盆子不是木制的，换成了搪瓷的；包布也不是破旧的，而是从百货公司买回的崭新的棉布。第一个是这样的，第二个也是这样的，他的5个孩子都是在这间房、这张床上诞生的。他相信这会是卫生的、安全的，接生员接的那口出诊箱上面有个红十字，箱里有亮晶晶的剪刀，有洁白的纱布，有红药水、紫药水。现在孩子的出生不比30年前好多少倍。老陈这样感叹。
又过了20多年，他儿子做爸爸了，那是1998年。他孙子出生依然在家中，在这间房子，依然是箱子、剪刀、布，依然守着灶前望着欢笑的炉火，等候房内生命诞生时发出的那灿烂的哭声，全家人一起吃红蛋，分享新生命到来的欢乐。
蛟塘离星子县城要坐近半小时的汽车，坐公交车时间可能还要长点。蛟塘乡到槎垅村步下陈家又要近1个小时（我就是这样走的）。
如果说那个年代这儿不通车，只靠步行或坐独轮车，外出求医难于上青天。老陈在家出生合情合理。
那么，解放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为什么还在家中生产呢？到了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甚至２００４年，他们村里的孕妇临产前基本上都是在家待产、生产。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8节 埋单的加减乘除（4）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５日，我来到他们家。因夫妇患病，家境贫寒，老陈家没有盖新房，两个儿子尚未分家。3个孙子都在家中。他大儿子回答我说，在家里生孩子便宜，接生费只要３０元～４０元，如果生的是男孩，全家高兴，多给几块也行，或６０，六六顺；或８０，八八发，没有超过100块的。到县医院我们吃得消吗？一年累到头的收入刚够生一个孩子。何况生孩子不是生病，根本不用上医院，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在家里生的，一个个不都健康，不都会耕田！在他们村我询问了十几户人家，回答几乎都是相同的：“省钱”，“不是病，不必住院”。他们村孕妇几乎是100％在家待产。他舅舅郭家大屋村离乡卫生所近点。近点，舅舅家的孩子也舍不得花这笔钱。
在家里生孩子到底是一种习俗还是出于一贫困呢？
九江县离星子县只有１小时的汽车路程，九江县的江州乡位于长江中，这里农民以种棉花为主。江洲前埂村（也叫洲头村）的农民坦言说，不上医院，还是没钱，穷嘛，穷就不敢上医院，没有底气。我们洲上人家代代不也是在家里生孩子，接生婆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几年，富了点，有钱的人家就会把媳妇送到乡卫生院。再说，有些媳妇读了几年书，也晓得生孩子的重要和危险，自己会要求到医院去检查，要求住院。
在乡医院顺产，只要花了四五百元。
3位数的价格对他们压力不大，种粮区的农民握着四五百元就显得十分沉重了，这是一年一亩地的纯收入啊！
钱、习俗和对卫生知识的认知程度，都是让农民在家里生孩子的原因，其中贫穷起了主导作用。
周月华是1962年毕业于九江医专助产专业的医师，她回忆起那段到农民家中接生的日子说，有轻松，也有紧张；有顺畅，也有棘手。
她给我讲述了两个回忆起来还令她心怵的病例。
第一个例子。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她刚参加工作，夜半被人接到家中，产妇正在房里号啕大哭大叫，2个老人，大概是公婆用棉絮死死地抱住产妇，一个着黑衣的女人，用棍追逐着敲打产妇，去叫周医师的是产妇的丈夫，他说，你快救救我老婆吧，她会被活活打死的。产妇被追得筋疲力尽，“叭”地像门板一样倒了下来，那棍子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劈啪劈啪往产妇身上落。产妇在颤抖，在抽搐，被子在一起一伏。“不能打，再不能打了！妈！这是迷信啊！”
“是鬼附了身，不打死这鬼，你也会倒霉的！”又是一阵棍棒。
拦住，一定要拦住。周医师冲上去，用自己的身子扛着，并迅速打开被子，只见产妇已是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嘴唇发紫，不是休克就是虚脱，不是缺氧就是晕厥，周医师顾不了棍棒落在自己身上，和她丈夫一起，把产妇搬上了床。在这偏僻的山村，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惟一的方法就是推萄葡糖，就是喝糖开水，她冷静地在大脑里翻阅着“妇产科学”。在“产后子痫”这一章，她停住了，对，这是子痫。测血压，测呼吸，医生护士就她一个人，她决定给产妇推注硫酸镁，产妇的血管已经干瘪了，昏暗的煤油灯靠近床前，仍很难寻找出静脉，她担心一针不能见血，果然，几次注射都未成功。绿豆大的汗珠往下掉，没有安慰，没有鼓励，有的只是咒骂，再失败。产妇就有可能被他们折磨死。狗急了跳墙，人急了生智。产妇还没穿裤子，手上血管找不到，找大腿内侧的静脉，那里好找，成功了，推进了硫酸镁，产妇平静了，她没敢离开产妇家中，写好了药名，给了钥匙，要产妇的丈夫跑一趟，去卫生所取药。直守到第二天上午，吃了早餐，病人平稳了，她才背着出诊箱返回。
第二例是个产妇，事情发生也是在半夜。
孩子出来了，产道出血，周月华判断是胎盘滞留；也就是说，胎盘不剥离出来，产妇会因出血致死。接生的手套已经污染破裂，接生箱里没有了备用手套，容不得犹豫，把手伸进阴道，再往里，伸进子宫，血顺着手往外流，产妇卧着，周月华蹲着，血流到了手臂，染红的衣衫，染红了肌肤。为了操作方便，她双脚跪着，已经不知膝盖与砖头相接的疼痛，不知大腿挤压的麻木，只一心想快、快，尽快把胎盘剥离出来。别节外生枝，别把子宫剥穿了，要快中有细，要轻巧，周月华叮嘱着自己。这个女人的命就在你的手中，千万、千万呀！跪在血水里，也跪在汗水里。当胎盘完整剥离出来，她的手从子宫、从阴道里滑出来时，她已瘫在血与汗的水里。她命令自己不能倒，还有事要做。用热水洗净了手，给产妇推注萄葡糖，喂药。现在的青年人会想到当年在农村医生担起的艰苦和风险吗？什么脏和累，什么苦和难，都已经远远地抛在后面了。在心中只有一件事：病人平安，平安！
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在家中接生却没有成为历史。一些助产士，一些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接生婆还活跃在贫困的农村。
我们记住了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是城市3倍的数字，我们感受到这3倍的悲痛吗？
一个花季姑娘走进洞房，结婚了，怀孕了，要做妈妈了，幸福、喜悦如春天的阳光洒满在她的人生路上。当孩子在肚子里拳打脚踢时，做妈妈的激动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少欣慰啊！然而，这在哪一天早上或晚上，这个要开花结果的女人就死于产后出血，她没有听见这个孩子的哭声，孩子来到世界就失去了妈妈。在孩子的人生字典里，在哪一页去寻找妈妈的笑脸，去听妈妈的笑语呢？
这就是“3倍”的悲剧！
联合国2002年儿童特别会议提出，每个儿童都应有一个尽可能好的人生开端。想想吧，在农村的孩子，他们人生的开端是怎样起步的呢？一位儿科医生告诉我，由于接生条件差，接生方法不正确，很多新生儿来到人间就大病一场，这病无疑对今后的体质、智力都有影响。有的农村，孩子几乎0—3岁的整个过程都是吃着药物度过的。
0—3岁是孩子发育的关键时刻，只能这样说，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孩子在生命开始就是一步一个趔趄，整体发育落后于城市孩子，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大多数，大多数的身体素质就有了潜亏。
5病中苦吟：一支支无言的求生悲歌
20世纪末，我母亲在武昌湖北省人民医院住院，我在陪护中结识了一位从鄂西山区来的病友。今天提笔写他，心里还隐隐作痛，他患的是甲状腺癌。他说，肿块小的时候可以在当地医院开刀，穷，没钱。拖大了，那里医生不敢开，要到省里来，要保命，只好借钱。交了２０００元押金住进院。每天我见他都是白开水泡饭，拎着一瓶从乡下带来的泡辣椒，每餐就靠从瓶里夹几个咽饭。我想到那一餐要吃掉几百或几千元的招待款，望着他，心中浮起了阵阵心酸。他只想尽快把病治好，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苦，没去想城里人的富。他惟一的希望是想早点回去种田，快熟的庄稼还等他去开镰。近开刀之日，医生还要他交３０００元说，手术中要输血，手术后要用药。天哪，他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