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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县位于江西中部，农民收入远远低于南昌市郊。新丰镇新丰村位于流经南城县的盱江支流河汊边。符小俊是这儿土生土长的农民，收入全靠种田。2003年春末夏初，正值“非典”流行，他牙痛，不敢也不愿随便外出就医，找片树叶贴贴，贴了痛，痛了贴，他总希望牙痛会自己好，牙龈肿胀得越来越厉害。
“非典”警告解除后，他到镇上一家牙科诊所拔了牙，原以为病会好，殊知，肿胀没消还见长，又买了消炎药吃了1个月，还没消，他怀疑是假药。悔及了，心痛那几十块钱，决定到县医院求治。
县医院做了检查，建议他到省城大医院进一步查查，长包总不是好事。
2003年8月1日，他夫妇俩早上摆渡过河，搭上了到省城南昌市的班车，听说江西医学院一附院口腔科好，下车后直奔那儿，已是11点钟了，总算挂上了专家号，专家认真摸了摸后，建议他住院手术。他口袋里只有500块钱，他要回家筹钱，5天后他又来到了一附院，缴了1000元的预交金，做了CT，肿瘤范围很大。减去做CT的钱，剩下的用于开刀显然不够，夫妇俩要求出院，1周后，他们夫妇又来了，妻子邱春兰流着泪说：“就只筹到４０００元，为了给丈夫治病，家里买的可以抵的都卖了，抵了。”医生说手术费用估计要５０００元，他们夫妇苦苦哀求，能否少一点。种１０年田也存不了这么多钱哪！医生无可奈何地回答：这些价格都是卫生厅制定的，我们也无权为你降价，能省一定为你省点。符小俊刚过３９岁生日，老婆年轻孩子小，总不能有病不治吧！回到家还卖什么？抵什么呢？第二天病理报告出来了，是恶性肿瘤。这一夜夫妇俩抱头痛哭，符小俊坚决要求出院，不治，坚决不治。妻子邱春兰哭泣着向医生说，丈夫给她算了一笔细账。
他们知道恶性肿瘤手术后也只能活三四年，病后的三四年里，哪能赚到三四千块钱呢？省下这笔钱供老婆活命和孩子读书。不开刀未必马上就死，活一天还能干一天，干一天还可以赚钱。符小俊将要用他的顽强坚韧去战胜疾病，他回家还要下田，还要去养猪、养鸡、养鸭。他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在没有被击倒之前，他要干得比过去更多、更多。他妻子在出院处点着退款，她的手在颤抖。她点的不是一张张人民币，是丈夫一天又一天的生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从8月1日门诊初诊到8月18日明确诊断，19日出院，共计18天，18天里，他们夫妇是三进三出，来省城一趟两人要花去路费和餐饮费近100元，是他们不会计划？是他们没有时间？是3个字：“没有钱！”
就在这个科，就在2003年的8月，诊断已明确了是恶性肿瘤，而拒绝治疗的农民就有4例，分别是舌癌、牙龈癌和2例腮腺癌。应该说，有些恶性肿瘤能接受早期治疗，预后是好的。但是农民没有钱，即使切除了肿瘤，也无法进行后续的放疗或化疗。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9节 埋单的加减乘除（5）
2004年4月11日是一个星期天，我乘车到了南城县，到新丰镇已修了桥，乘中巴20分钟就可以达到。下午4点钟，我和朋友一起在新丰村找到了符小俊的家。邻居说他们夫妇上山捡柴去了，我们在山口候着他。大约40分钟后，他和邱春兰扛着一捆枯枝出现在山间小路上。呜咽、抽泣，对话几乎无法进行下去。他颜面极不对称，右侧面部高高隆起，张口受限，上颌骨下沉，牙齿在口腔像他背上的枯枝一样，松松垮垮，弹一弹就会失落。他沉默不语。他妻子说，回家后一直头痛，靠打止痛针过日子。这种药在村里、镇里都买不到，只能到县医院找主治大夫开处方。每次开10支，打1针费用是1元钱，半夜里痛醒了，村医也不愿赚这1块钱，他只好自己打，买了注射器、酒精，过去1针可以维持七八个小时，现在4小时都维持不了。痛一止，他就做事，砍柴、下田、喂猪。好在这药还便宜，别的药他舍不得吃。我随他走到家中，破屋残垣，家徒四壁，只需用四个字来形容：一贫如洗。一路上他妻子邱春兰的泪水没有断过，她孩子还小，只有5岁。
在农村一个家庭，男人倒下了，这个家庭基本上就是倒了。她不知自己的丈夫还能挺得住多少日子。如血的残阳渐渐西沉，我望着破屋下他们的背影，我真不知安慰的话如何出口，也许一切安慰的话在此时都是枉然。
符小俊用拒绝治疗表达了对妻子、孩子的爱，他要把省下来的医疗费留给他们。他这是不是明智之举呢？
求生是人的本能，尽心是中国人的美德。人们对医学总是寄托了许多美好的愿望，希望奇迹出现在自己的亲人身上。
双桥乡是江西赣南一个贫瘠的小山村，从那块红土地上走出了无数位红军将领。他们当年举起刀枪闹革命，就是为了让后人世世代代不受贫困的煎熬。
改革开放后，一些农民是富了，赖旺新就是其中一个。农忙已过，他正筹划着旧房换新居，农民辛苦了一辈子就盼望着盖幢房。赖旺新关节痛已半年了。一是忙，二也是想省几个钱，就在乡卫生院买了几块伤湿止痛膏贴贴。病情加重，走路瘸拐。拖到隆冬盖房进县城购材料时才顺便到县医院看看。拍了X光片，医生告知，可能是长了瘤子，要他到省城医院再查查。他屈指一算，路费、住宿费、伙食费，没有三五百元怕是打不下来。先就近找个土郎中看看吧。他包了几服草药敷在痛处。无效，病情逐渐加重。他只得启程到省城，挂号、拍片、血液，还做了CT……各项检查完毕，回程的盘缠还差几个。医生威严地警告说，是恶性肿瘤，要迅速住院开刀。住院预交费是3000元，他找谁乞讨呢？不能白白等死，搭车返乡借钱，卖了猪、鸡，卖了耕牛，最后还卖掉了刚破土动工的全部盖房材料。腿锯了，命保住了，出院了。望着他那在寒风里晃动着的空裤脚，我落泪了，他将如何度过余下的岁月呢？患病的农民都在唱着一支支无言的求生悲歌，凄凉、寒碜、悲痛。但愿悲歌尾声少一点寒意，多一丝温暖；少一点孤寂，多一点慰藉。
6死去无声：人生中最后的那个春天
农民如果患了恶性肿瘤，或是患上了需要支付巨大医药费用的疾病如肾炎、血液病、心脏病，要做肾移植、人工肝、人工肾时，那就意味着他们靠近了死亡。
生活中，许多农民到城里求医的目的只是讨个“说法”。是恶性的无钱治，是良性的舍不得治。说白了，这个说法就是“死因”：我是得什么病死的。
患了恶性肿瘤固然是生命的无奈。同是无奈，步入城市的大医院在肿瘤科病区或在优质病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病人躺在洁白的床单上，抗癌药，一点一点在闪烁的阳光下流进他们的血管。昂贵的药费使他们生命得以延伸1年，2年，甚至3年、5年，也许只有2小时、4小时、6小时。床头上的鲜花，室内的空调，年轻护士的微笑，老专家细心的检查和叮嘱。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享受着人间的温暖与亲情，当药物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安详地闭上眼睛。曾有一个医学院的学生颇有兴趣地对肿瘤放化疗的病人做了个简单的调查统计，他惊讶地告诉老师，农民患癌症的少，干部患癌症的多，占总人数的80％。老师笑了，告诉他，不是农民患癌症的少，恰恰相反，农民患癌症的人要比城市多，只是他们无力接受需要巨额费用的放化疗。干部或是公费，或是保险。学生哑然。社会会哑然吗？农民的健康、生与死会就这样悄悄地淡出众人的视野吗？
死是人生的终点。病了，谁都希望得到良好的医治，在医生呵护下无憾地死去，而不是痛苦地辗转于贫病交加、求生不能的人生旅途上，更不愿等待死亡静静地到来。然而，我经常会听到或见到这样的悲痛的事，就在某一个冬天的夜晚或是某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一个农民的家中，一位老人几声咳嗽、几声哮喘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无声无息死在家中。中国农民普遍有这样的习俗——死在家中。贫穷正好满足了他们的这个心愿。他们难道不清楚这个习俗对于他们是生命的不公么？
郭雪保是吉水县农民，20岁当兵，两年后退伍回家，自学成才读了夜大，到深圳打工。父亲患了癌，他陪着来医院治疗。他在广州、深圳一带打工已深深地感受到被歧视的痛苦、自卑和愠怒。回到家乡，陪着父亲住院，他再一次获得了这种感受。因为无钱，整个医疗环节无法有效地衔接；因为无钱，常被停药，整体治疗无法到位。更让家属无法接受的是，城市的病人在临终前一分钟还在继续抢救，而农民离死亡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路时，医院、医生害怕你欠费就变相地逐渐终止治疗，劝家属病人回家。当然这些话都是好话好说：“你们赚一点钱很难，不要人财两空，早点抬回去吧！”
如何活，农民是无法与都市人相比的；如何死，那也是农民与都市人无法相比的。其实，如何死可以视为对如何活的另一种诠释，是如何活的一种意义上的延伸。关怀死，归根结底也是关怀生。郭雪保绝不可能代替或试着感受父亲濒死的滋味，但，他目睹这种死前的状态，无异于是一种感受。死是人生的无奈，死是人生的必然，死是人生的终极。在这种必然与无奈之中，郭雪保感受到了什么呢？自己无力去尽孝？自己无力献上这份亲情？这种无奈与必然会淡化或戕害我们的交往和情感吗？会蚕食或风化我们的道德与伦理吗？
周桂典是江西省上高县瀚堂乡有源村的农民。他是属于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1966年“文革”开始那年出生，1984年考入上高县重点中学——上高二中就读文科班。
上高县地处江西省中部，丘陵地占了65。79％，无水路，铁路还是省级内部线路，往南只到新余，目前尚只开展货运。与外界交流仅靠320国道。每个县总有他的自豪与闻名之处，抗日战争之初，举世闻名的上高之战就发生在这儿。上高人常以此自豪，周桂典在中学就暗自决心把上高县的壮烈用自己的笔表达出来。1987年他高中毕业，不幸的事发生了，母亲患直肠癌去世，父亲悲伤过度发生了脑梗塞，偏瘫卧床不起。他是老大，那年他19岁，他不能继续升学，一是没有钱，二是家里的田要他耕种，妈妈治病借的债要偿还，弟弟还小，这个家要靠他支撑。就这样，他开始了新一代的农民生活。
他勤劳，有文化，山后的竹林，屋前的稻田，谷场上的鸡，圈里的猪都给了他满意的回报，他准备盖新房子。他还不满40岁就可以盖新房，这是大喜事呀！打好地基，盖了1层楼，全家迁进新居，他眼前一片光亮。花开花落，春来秋往，炎日寒风，绿叶金果，平淡的日子像是屋后的翠竹、门前的绿树一样悄然向上。结婚，生孩子，如果什么事都不发生，如果生活像云彩那样安详，日子像溪水那样平静，房子该又升高1层了。世事没有如果。
周桂典总感到自己易倦，不久又咳嗽。该买点止咳药了，妻子小晏常在半夜听见他强忍着咳嗽的闷咳声：“到县医院去查查吧！”“不就是感冒！”他舍不得花钱。还是妻子硬拽着他，做了一次检查（可惜没有照胸片），医生说是感冒，慢性咽喉炎。病情变重了，痰里带血点，出现胸闷。再去医院拍胸片，报告是肺癌，夫妻俩匆匆赶到江西省肿瘤医院：被告知的是，已失去了手术的机会，肺癌进入了晚期。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法祖主编的《外科学》中对肺癌治疗的预后是这样叙述的：早期肺癌经手术治疗后，约有半数病人能获得长期生存。
2004年的春节，上高县二中的1984级同学相约，相聚。相识的那年正好唱了那支歌：“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周桂典没能参加这次聚会，他已经卧床不起了。细瘦的双腿已无力支撑他曾挑起过岁月重担的双肩。他知道爱妻的悲哀，她在四处寻找秘方为他治疗，求得一线希望；他知道慈父在为他暗自流泪到天明，老人不愿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很清楚，晚期肺癌是活不了多久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也许2004年的春天是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天，等待吧，等待。把这不多的日子留给父亲，留给妻子，留给还只有11岁的儿子吧！
望着老父泪水朦胧的眼眶，望着爱妻饱含着怜爱的双眼，望着儿子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他痛苦的脸上开始露出了微笑，没有钱，没有财产，留下的应该是坚强。远处的田还要种，那是一家人生存的依赖。这幢房还要修缮，猪栏里还有20头小猪，上有老，下有小，全拜托爱妻了。
当初迟迟不去医院是为了省钱，现在死期已定又何必再去浪费钱呢。就这样默默地守着家，守着亲人吧。
2004年的早春2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上高二中1984级在江西工作的20多个同学乘了几辆车，来到他家，他惊讶、高兴、激动。算一算还真20年了。20年前唱《再相会》的那支歌，今天在这儿唱起来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映入同学眼帘的是空空荡荡的厅堂，一把他父亲从旧货市场购回的旧沙发，摇摇晃晃，只能放物，不能坐人了，用塑料绳子捆绑了一圈又一圈，还有晃动，像是被老鼠啃噬的锦纶毯子铺在其上。厅堂里找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两把木椅还是40年前的。中柱上有面镜子，已经碎了，也是被细麻绳紧紧绑着的。他妻子拉着几个女同学的手早已泣不成声，悄悄地在一边说：“他死活不愿去治，我忍心么？不治，我对不起他呀！”还只30岁的小晏，看上去十分老态。尽管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小晏见同学们来了，还是端出一盘葵花子、一盘红枣、一盘花生、一盘糖摆在桌上。
已经开始借债了，小晏不是在叫苦，每次外出为丈夫捡药，她都是回娘家讨的钱。丈夫病成这个样子，家中还要承担抚养偏瘫的公公半年。这是与弟弟协定的规矩，病成这样做哥哥的周桂典也没有提出废掉。同学中没有大款，大家尽了最大努力，凑了6000多元，只是杯水车薪，是片羽之情，每个人心里都明白。
分别时突然下起了春雨，小晏扶着他不停地向远去的汽车挥手，透过车窗向外望，他俩立在风雨中。
同学们都流下了泪，这，这是最后一眼吗？这，真的会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天吗？在本书快付印时，我接到上高一个朋友的电话告知，小晏在收到同学们微薄的赞助后的2个多月后，周桂典告别了人生，走了。工作在高安的同学又去了他们家，那借钱买回来的中草药，一包一包堆在那里默默无声伴着3个黯然无声的人。他儿子光膀子正在剥麻，想为妈妈减轻一分操劳，那忧郁的目光始终没有上抬过。他们寄来了一张照片。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10节 埋单演绎和诠释出的故事（1）
1孝敬：一道流血的伤口
厚生是年香大妈的遗腹子，他在娘肚子里5个月时，据说父亲因患脑溢血过世了。我们科里的医生认识厚生是年香大妈来做肾透析的日子。大家很敬佩厚生的孝道，也很敬佩年香大妈的坚强。孤儿寡母，在贫瘠的乡村把孩子养大是多么艰难。厚生说，他死过好几次，应了那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话。厚生还记得母亲背他下田的情景。他们家的田在对面山沟里，清明时节，下田抛秧，母亲怕他乱爬，总把他捆在背上背着。有次，母亲背他走到田中间突然脚一歪，倒了。母子俩横卧在水田里，厚生刚过1岁，只哭了一声就闭气了，险些被田里的泥水呛死。山沟里风大水冷，母子俩一身泥一身水，回家后高烧了两天。还有一次，厚生刚学会走路，喜欢四处跑。夏天，一阵雷雨，山水如注，厚生走到门外找妈妈，一下跌进门前的水沟里，沟窄水急，厚生被冲走了几米。好在邻居在他家门前扎了个竹栅，是拦鱼虾用的，厚生才没被冲走。厚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