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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省城八一大道的江医二附院。刚走到这家医院大门旁，便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拦住一个带着小孩的农村妇女，询问“孩子患了什么病？”农村妇女回答说，孩子得了心脏病，上个星期到省儿童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年龄太大，无法动手术，所以就想到二附院再来看看。中年妇女一听，忙说：“呀，这病可耽误不得，中医治心脏病是最有效的。”并称她认识省中医院一名姓汪的教授。见农村妇女有些犹豫，中年妇女接着说：“孩子的病要紧，你如果不相信我，吃亏的是你自己。”停顿了一会，中年妇女又说：“你儿子认识字啵？我是看小孩可怜，我把汪教授家的地址写给你，你自己去找。”
等中年妇女离开后，记者立即追上了母子俩，在亮明身份后，小孩把中年妇女写给她的纸条递给了记者，并告诉记者他们是南丰人。在这张纸条上，记者看见上面写着“中医厚德路175号”。
记者暗访了这家诊所：走进这家无名诊所，记者看见一名身穿西装有些秃顶的男人坐在桌子旁。中年妇女向记者介绍说，这位就是“汪教授”，随后便离开了诊所。“汪教授”热情地问记者看什么病。记者称是听了二附院门口几名中年妇女的介绍而慕名前来的。记者告诉“汪教授”，自己一亲戚家的小孩在儿童医院诊断为心脏病，但由于小孩年龄偏大不能动手术，不知该怎么办。
“汪教授”说，心脏病属于心血管疾病，动手术是没有用的，用西医治疗病人也只有等死。他说，用中医治疗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而且完全能够治好，但需要很长时间。“汪教授”让记者放心把小孩带来，他今年70多岁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与记者聊了一会后，记者突然问他是哪所医院的教授。此时的“汪教授”则愣了一阵，之后就没好气地对记者说：“你不看病就不要问这问那。”
“汪教授”简单地问了一下病情，就煞有介事地为记者开“处方”。趁“汪教授”低头开处方时，记者环顾四周，见墙上挂着一张《执业医师资格许可证》，但未见《医疗机构许可证》。诊所内除了一排中药柜就只有一张坐诊看病的桌子。不一会儿，“汪教授”便给记者开了6副中药。
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治理“医托”？我想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受害的总是他们——农民父老乡亲，难道用“无知愚昧”、“不懂医学知识”就能完全解释得了吗？我遇见另一位来省城看病的农民，姓邓，来自江西崇仁县，耳垂下长瘤子，五六年了，近数月有痛。县里医生说，要开刀，介绍他到省一附院。医院太大了，外科楼13层，内科楼16层，门诊楼14层，他立在医院门口不知双脚迈向哪里。家乡的山再高他能爬，谷再深他能过，高楼之下，他找谁？来了一个热心的中年妇女问他，看什么病，他说了。中年妇女说：“我得的也是这个病，吃了几包药就好了。不开刀，花钱少，我带你去。”挡不住的热情，简易经济的治疗吸引了他，他的双脚跟着中年妇女移动了。花去了700元，肿瘤依然，疼痛依然。县里医生说，你赶快去一附院吧，再拖就会变癌。他第二次来省城，问他为什么要跟“医托”跑？他的回答很简单，省钱。县里医生说，开刀要花几千元。开刀要流血挺吓人的，吃药能治好，何不去问问？用最少的钱治好病，用最简便的方法治好病，这是每个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这个愿望和要求与一块磁铁石埋在他们心中，只要与这块磁铁石相吻合的另一块很快就会吸引在一起，那力量是趋向的、神秘的、巨大的。
一方面许多疾病确实无法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少的费用去治疗；另一方面，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师在为农民治病时，有多少人会去考虑怎样为农民省钱省时呢？许多医院都实行了科室目标管理制，经济不达标，医护人员就无法拿到奖金。这种机制下，收费系统还怎样运转呢？比如说，用药，是用价格便宜的青霉素还是价格偏高的阿奇霉素？再比如，下颌骨切除，可以用肋骨，可以用钛板，后者是前者费用的四五倍。如果是前者医生要担风险，前者的总花费近2万元（上海地区近3万元），农民治得起吗？
九江市庐山区赛阳乡金桥村有个姓孔的农民，孩子出生后患了眼疾，当地医生劝他到省城治疗。下了火车就被“医托”骗走，700元病没治成，口袋被掏空。再到二附院眼科就诊只剩下挂号费了，算是问清了治病的费用要1000元，夫妻俩把孩子带回家。1000元要存两三年。当孩子4岁时来到医院，医生说已失去了治疗的机会。夫妻俩抱头痛哭。医生说当初你为什么不取钱就来。答，我到哪儿去取钱，乡下人要一点一点存，我们存了3年哪，3年就得到一个不能治的结果！站在漫漫的求医路上，他们无可奈何地选择了被骗，他们又何尝愿意受骗？像这样受骗后失去了眼睛，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生命的例子还少吗？
5老有所医：一道很难平衡的方程式
廖细佬老了。老了他不急，他比好多老人强，他养了4个儿子，根据4个儿子的协议，他不用种田了，每个儿子家住3个月。儿子是他的骄傲。养女的人家就苦了，女儿嫁出去了，两个老人谁养，郎（女婿）自己的父母还要养哩。在他63岁那年，小儿子外出打工，被汽车撞伤，成了残疾人，一只脚永远离开了他。虽然装了假肢，可挣钱难多了。他提出，请兄弟们照顾，不承担父亲的养老。3个哥哥条件还好，没多考虑，同意了。从此，廖细佬一年跑3处。现代生活总是多变，老大不知哪年患了肝炎，当肚子里有了水，才晓得已是乙肝晚期。有一年，老大半年住在医院里，哪有能力赡养老人？他也像弟弟一样提出不承担养老的义务。这次老二、老三没有同意，你不养，他不养，谁来养？和睦的一家人转眼反目为仇。这年春节按顺序该到老大家，老大卧病在床，实在不能接纳，老二、老三说绝不能开先例。小儿本想接父亲过年，他老婆反对：“接客容易送客难，要是老人不走，怎么办？”结果是，廖细佬夫妇在自己曾辛苦共养育了4个孩子的破屋里渡过了一个寒冷的春节。从此，廖细佬的脸上再也看不到那自豪欣慰的笑脸了。疾病击倒了他的儿子，也冲走了他晚年的幸福。老人一旦生病，谁支付医疗费，在农村，自然落在子女身上。子女中有人外出打工挣点钱还好商量。如果兄弟都是以种田为生，经济拮据，一年所获只能供老人温饱，病了怎么办？住院了，医药费兄弟之间平均摊分。日常生命吃药就复杂了。吴老三是修水县黄沙桥乡一个农民，每年冬天气管炎犯病，犯病就要吃药。原来冬季在小儿子家住，夏季在大儿子家住。想到每年支付的药费，说什么，小儿子也不同意这种方案。他们又将冬天再次分割，亲兄弟，明算账，谁也不能吃亏。这样做，确实有悖于中国的孝道。年迈体弱的父母完全理解子女，他们也不愿增加儿子的负担，也不愿伤害两兄弟的感情。老人病了，不能动了，总得去一个地方，总得有人为他们送终。无疑，患病的老人们给贫困的农民带来的是雪上加霜，破屋逢雨。
金色的黄昏，夕阳的美好，三代同堂的幸福，一家人进餐的温馨在这个时刻，这个状况似乎都消失了。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哪怕子孙你死我活的勾心斗角，只要长辈活着，一个大家庭或四世同堂，或三世相聚都要在老人的威严下维系着，这是脸面，这是正常，这是伦理的必需。进入市场经济后，在农村，女儿长大成人后嫁给外姓，与父母劳燕分飞，远离故土，如果是独子，那就是几代同堂，如果有两三个儿子，那肯定逐渐分家，各自东西。老大盖新房，老二也不会落后。这样多儿多孙的家庭，面临的问题是：两个老人落户谁家。如果有劳动力，尚能做做家务，照护子女，应了一句古话：家中有个老，胜过有个宝，谁都想要；如果身有残疾，患病卧床，谁都不想要。不是子女不尽孝，有病的老人请进屋，立马需要支出的是治疗费、医药费，谁埋单？
当我们诅咒金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依赖金钱，没有金钱，没有了经济基础。在有些地方，有些家庭，有些人群中感情大厦会崩塌成残垣断壁，亲情会被金钱的魔爪撕裂。子孙该如何仰望自己的祖辈呢？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12节 埋单演绎和诠释出的故事（3）
6因病致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是她让我真正理解了《红灯记》中那句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真实含意。
我忘不了她那双注视我的大眼睛：清澈、明亮，宛如一泓山泉；我忘不了她那呼喊我的稚嫩声音：甜润、清脆，像在窗前跃动的黄鹂鸣叫。认识她，是在她爸爸住院的日子里，她陪护着他。每天，她早早起床把病房扫得干干净净。把用过废弃的矿泉水瓶子、百事可乐、健力宝的瓶瓶罐罐放在她爸爸的床下。每次护理员都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又扫了。”她只是笑笑。她需要这些瓶瓶罐罐，她是病房里病友们的“拐杖”。谁要去检查，谁要去上卫生间，她都主动地去搀扶。大家高兴地称她是病房病友们的女儿。
“你几岁了？”被她的勤劳单纯所感动，我问。
“8岁。”“读书了吗？”“没有”。她羞涩地低下了头，目光里流露出一点忧郁。又说：“爸爸说了，病好了，出院了，赚了钱一定送我去读书。”“识字吗？”我关心地问。“会，会写自己的名字。”她大概是怕我不相信，顿了顿又说，“叫咏梅，梅花的梅。”我记住了。
她爸爸是由于多年挖矿，已是矽肺晚期患者。呼吸困难，动动就出现紫绀，基本上丧失了劳动力。那正是春忙的季节，她妈妈和姐姐回家忙春插耘田去了。那阵子，我们共青团正开展学雷锋活动，我便组织了青年医生和护士为她买了几本书和练习册。她高兴极了，我问她：“想读书吗？”
“想。”很快又补了一句：“好想，真的。”
晚上病房很安静，只要没有危重病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都会教她识字。一本图解唐诗，她特别喜欢。学习了1周她居然能背出20多首唐诗。
不久，他爸爸的病情控制了，要出院了，记得是出院的头一天，有人敲我办公室的门，我说：“请进。”还是敲门声，我起身开门，是她。她右手里握着一卷红纸，那是感谢信。见她右手拎着一篮花。我心一动，相处1个多月，我知道她们家穷到什么程度，买一篮花，那得花去她们家两三天的饭钱哪，我有点激动，猛地站起来。“咏梅，你为什么买花，退掉！”也许我过于孟浪，她哭了：“爸爸真心感谢你们。爸爸说，想买块匾送给你们；爸爸说，现在没有钱，买了张红纸写感谢信，以后有了钱再送。这花，这花是我自己的钱。”
“你哪来的钱？”我奇怪地问。
她父亲的住院费用是几万元，是她妈妈卖掉了耕牛、卖掉了猪，卖掉了家里能卖的资产后还借了1万元的债。这些，全科人员都清楚。
“是我捡矿泉水瓶子卖的钱。我，我原来想用这些钱买书的，叔叔阿姨给我买了，我就买了花送给你们。”
那稚嫩的甜润的声音如蜜汁一样迅速向我心田渗透，那注视着我的大眼睛里晶莹的泪水在滚动，让我感受到人世间的清纯、温馨。我明白，我理解。那期间，城里人出院都习惯给医护人员送一束花，表达感激之情。这个8岁的农村小姑娘，就这样悄悄地、静静地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我眼睛也湿润了，我真想扑上去抱起她，紧紧地紧紧地抱起她说声：“谢谢你！”
科里同事一直念着她，她送的那篮花，我们十分珍惜、呵护，每天洒水时，总会有人说，不知咏梅上学了吗？长高了吗？她爸爸病好些了吗？我们还真想见见她。
想不到真的有那么一天。那是别后的第三年，不是她爸爸复诊，是她一个人。
那夜我值班，夜里查房时，我发现一个小姑娘拎着蛇皮袋在病区走动，是陪客？还是小偷？我快步走上前，拦住问：“你是哪床的陪客？”她抬起了头，那明亮的眼睛放出的光一下映入我的心中，这不是小咏梅吗？“你爸爸又住院了？”
她低下了头，目光也暗淡了，脸上泛起了红晕：“没，没住院。”
“你，你一个人做什么？”
她下意识地拎起了蛇皮袋，抱在胸前，我听见了蛇皮袋里矿泉水瓶子和空空的易拉罐撞击声。我的心一颤、一紧，我明白了。我蹲下来，拉着她的小手问：“你爸爸呢？妈妈呢？”难道说，她爸爸“过了”，怎么她一个人在城里流浪？她断断续续地讲述，我才知道，他爸病情加重，家里已无钱送他住院治疗，爸爸也拒绝治疗，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大叫一声，气绝身亡。妈妈勤快、诚实、厚道，找到两份工作，上午送报纸，下午送牛奶，一年的所得是6600元。这笔收入对于穷困乡村无疑是可观的，然而对于这个有病人的家庭又是微不足道的，还不够一次医疗费用啊。
母女三人不仅仅是生存，妈还要供姐姐读书。然而祸从天降，妈妈被一辆摩托车撞倒了，高位截瘫，永远不能下地走路了，姐姐休学打工去了，留下她照顾妈妈。
妈妈说城里人丢的垃圾有好多好多可以换钱，“我就来收捡这些能换钱的东西，早点治好妈妈的病。”她瞪大了眼睛注视着我，胆怯地问：“你不会赶我走吧！”
这次，我的眼眶真的噙不住涌出了泪珠。像她这样的年龄，在城里，多少孩子在爸妈怀里撒娇，在肯德基的餐馆里、在公园的绿茵场上享受童年的幸福啊！我真的希望天下多几个李嘉诚，多几个包玉刚，多几个邵逸夫……
真想自己一夜暴富……
7自杀：没法结束的悲剧
这是采访中我读到的一封令人心碎的信。
晨松、晨梅：我走了！
你们不要去找我。你们四处借钱要为我治病，我看到了你们的孝心，我满足了。钱，不要借了，这几年的积蓄是8000块钱，留给你们把房子整修一下。房子盖了3年，还要加1层顶。我问了医生，8000块钱花完了，也治不好我的病。治病吃药就是无底洞，我走了，这个洞就没有了，你们就可以无牵无挂地过日子了。晨松还是想办法到城里去打工，边赚钱边读点书，学点技术，没有文化知识就是留在家种田也发展不了。晨梅一定要找个健康人家，健康不得病比什么有钱的家产都值钱。
你阿公阿奶会为我担心着急，惦着我，你们就说我到南方打工去了，对两个老人打击不要太大。我真不知怎样向你母亲交代，她嫁给我苦了一辈子，我再不走，更是拖累她。我走了，她就无牵无挂了。晨松要是赚了点钱，让你妈妈享几年福。我在九泉之下也闭目安心了。每年清明节，你们就到河边叫几声，我会听见的，我会保佑你们平平安安过日子的。……
患了“绝症”就想到自杀，这不是我采访中遇到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只不过这位老农多读了几年书（初中毕业），能写出一封信，更多的是农村妇女，她们不愿拖累丈夫、子女，毫不犹豫地走出这一步。没给亲人留下一句话语，她们不善于表达，也无须表达，她们用结束生命表达了对亲人的最深沉的爱。她们不热爱生命？不热爱生活？不对未来充满向往憧憬？她如果嫁给了有钱的人家，她如果是百万富翁的女儿？她们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吗？会怎样默默地、默默地消逝在亲人的视野里呢？
如果说，患了“绝症”用结束生命来表达爱算是一种方式，那么像下面向我诉说的自杀该是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呢？
——我希望心中的往事发霉、烂掉。我又希望我的后辈知道我们家走过的艰苦和父母姐弟之间的骨肉之爱。
爱是可以改变一切的。
我家在山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冬天一家人共穿一条裤子不是笑话。冬天，全家人偎在床上，靠薄的棉被取暖。谁出门办事，谁穿那条夹裤。我铁了心要走出山区，20世纪80年代，要想离开农村只有一条路：读书考大学。为了让我读完小学，姐念完初小就帮爸放牛。初中毕业我考取了县中，爸拿着录取通知书和收费单说：“孩子，你去吧！我进城打工，累死累活也要让你读书，读下去！”
冬天，爸工地放假了，带回了一叠人民币，新学年的学费有了，爸还为我和姐带回了一套新衣。那年冬天，我们一家感到分外暖和，妈给爸买了一瓶酒，那是一次我和姐从没有感受过的愉快的、祥和的年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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