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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个疯女人。”天天高兴地说，“但她很棒，是不是？以前她为了防止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呆久了做傻事，经常在半夜里带我出去在高架公路上飚车。我们喝得很多，还抽大麻，就这样我们很HIGH地游荡到天亮。再以后我就碰到了你，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你跟我们不太一样，是两种人，你有很强的进取心，对未来充满希望，你和你的进取心对我就意味着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相信我的话吗？我从不说假话的。”
“傻瓜，”我拧了一下他的屁股。他痛得尖叫，“你也是个疯女人。”在天天的眼里，不同于正常范畴里的人物，尤其是疯人院里的人，都是值得推崇的对象。疯子只因其聪明之处不被人理解才被社会认为是疯子，美的东西只有与死亡、绝望甚至是罪恶联系在一起才是可靠的美。比如患了白癜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割了耳朵的梵高、终生阳痿的达利、同性恋者艾伦·金斯堡，还有美国50年代冷战时期因被疑为共产党间谍关进疯人院、割去小脑叶的影星法默小姐。一生浓妆艳抹的爱尔兰男歌手Gavin Friday，在最穷的时候徘徊在饭店外只为了乞讨一块牛排，徘徊在路灯下只为了乞讨坐地铁的一毛钱的亨利·米勒，多么像一株自生自灭，生机勃勃的野生植物啊。
夜色温柔。
我和天天依偎着走在干净的淮海路上，那些灯光、树影和巴黎春天百货哥特式的楼顶，还有穿着秋衣步态从容的行人们，都安然浮在夜色里，一种上海特有的轻佻而不失优雅的氛围轻轻弥漫。
我一直都像吮吸玉浆琼露一样吸着这种看不见的氛围，以使自己丢掉年轻人特有的愤世嫉俗，让自己真正钻进这城市心腹之地，像蛀虫钻进一只大大的苹果那样。
这想法让人心情愉快，我拉起天天，我的爱人，在人行道上共舞。“你的浪漫都是即兴的，像急性阑尾炎。”天天小声说。几个行人向我们这边张望，“这叫拖着懒步去巴黎，我最喜欢的狐步舞。”我认真地说。
我们照例慢慢步行到外滩。每逢夜深，这儿就成了一个安静的天堂。我们爬到和平饭店的顶楼，我们知道一条翻过女厕所的矮窗，再从防火楼梯爬上去的秘密通道。爬过很多次，从来没有人发觉过。
站在顶楼看黄浦江两岸的灯火楼影，特别是有亚洲第一塔之称的东方明珠塔，长长的钢柱像阴茎直刺云霄，是这城市生殖崇拜的一个明证。轮船、水波、黑黢黢的草地、刺眼的霓虹、惊人的建筑，这种植根于物质文明基础上的繁华只是城市用以自我陶醉的催情剂。与作为个体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关。一场车祸或一场疾病就可以要了我们的命，但城市繁盛而不可抗拒的影子却像星球一样永不停止地转动，生生不息。
想到这一点，让我自觉像蚂蚁一样渺小。
这种念头并不影响我们站在这积满历史尘埃的顶楼上的心情。在饭店老年爵士乐队奏出的若有若无的一丝靡靡之音里，我们眺望城市，置身于城市之外谈我们的情说我们的爱。我喜欢在习习从浦江吹来的湿润夜风里，脱得只剩胸衣和底裤，我肯定有恋内衣癖，或者自恋癖、当众裸露癖之类的毛病，我希望此情此景可以刺激天天的性欲神经。
“不要这样，”天天痛苦地说，转过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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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继续脱，像脱衣舞娘那样。肌肤上有蓝色的小花在燃烧，这轻微的感觉使我看不见自己的美。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身份，仿佛只为了全力制作一个陌生的神话，在我和心爱的男孩之间的神话。
男孩目眩神迷地坐在栏杆下，半怀着悲哀，半怀着感激，看女孩在月光下跳舞，她的身体有天鹅绒的光滑，也有豹子般使人震惊的力量，每一种模仿猫科动物的蹲伏、跳跃。旋转的姿态生发出优雅但令人几欲发狂的蛊惑。
“试一试，到我身体里来，像真正的爱人那样，我的蜜糖，试一试。”
“不行，我做不到的。”他缩成一团。
“好啦，我就往楼下跳吧，”女孩笑起来，抓住栏杆作势要爬出去。他一把抱住她，吻着她。支离破碎的情欲找不到一条流淌的通道，爱情造成的幻觉，肉体不能企及的奇迹，还有被冥冥中的神驱赶着失败但狂欢着的幽灵。所有粉尘扑向我们，粘住了我和我的爱的咽喉。
凌晨3点， 我蜷缩在宽大而舒适的床上，注视着旁边的天天，他已经入睡或者假装入睡了，房间里有种别样的宁静。他的自画像挂在钢琴的上方，是一张毫无暇疵的面孔，谁能拒绝爱这样一张脸？这灵魂的爱一直撕裂着我们的肉体。
我一次次地在爱人身边用纤瘦的手指自读，让自己飞，飞进性高潮的泥淖里，想象中永远有一盏罪与罚的长明灯。
三、我有一个梦
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
——伊芙·泰勒
一个女人选择写作这个职业，
多半是为了在男权社会里给自己一个阶层。
——艾瑞卡·琼
我是这样一个人， 对于父母来说，我是个没良心的小恶人（在5岁时我就学会拿着一把棒棒糖傲然出走），对于师长或昔日杂志社领导、同事来说，我是个不可理喻的聪明人（专业精通，喜怒无常，只要看过开头就猜得出任何一部电影或一个故事的结尾），对于众多男人来说，我算得上春光滟涟的小美人（有一双日本卡通片里女孩特有的大眼睛和一个如可可·夏奈尔的长脖子）。而在我自己眼里，我是个很不怎么样的女孩子，尽管有朝一日可能会推也推不掉地成为名女人。
我的曾祖母在世时经常说，“人的命运好比一根风筝线，一端在地上，另一端在天上。上天人地都逃不过这命的，”或者说，“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
她是一个头发雪白，个子小小的老年人，像白线团一样终日坐在一把摇椅上，据说很多人相信她有特异通灵能力， 曾经成功预测过1987年那次上海3级小地震，也准确地在死前3天向家人通告了她的死期。 她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我父母家的墙壁上，他们认为她继续在保佑全家。也正是我的曾祖母预言了我会成为舞文弄墨的才女，文曲星照在我头顶，墨水充满了我的肚子，她说我终将出人头地。
在大学里我经常给一些我暗恋的对象写信，那些情书声情并茂，几乎使我出手必胜。在杂志社里我采写的人物故事像小说一样情节曲折、语言优美，以至于经常使真的变得像假的，假的变得像真的。
在终于意识到我以前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浪费我的写作天才后，我辞了那份高薪的工作，为此我的父母对我再次感到绝望，当初还是我父亲四处托人才得到那份工作的。
“你这小孩到底是不是我生的？怎么老是头上长角脚上长刺？你说你折腾来折腾去为了个什么呢？”妈妈说。她是个柔美而憔悴的女人，她把她的一生都花在给丈夫烫衬衣给女儿寻找一条幸福大道上，她不能接受婚前性行为，也绝不能容忍女孩子穿紧身T恤时不穿胸罩故意露出乳头的形状。
“终有一天你会意识到，人活在世上安稳踏实最重要，人家张爱玲也说，人生还是以安稳做底子的。”爸爸说，他知道我喜欢张爱玲。爸爸是个微胖的喜欢抽雪茄喜欢和年轻人谈心的大学历史系教授， 风度翩翩，从小就对我溺爱有加，在我3岁的时候就训练我欣赏“波西米亚人”这样的歌剧。他总是担心我长大后会被色狼骗色骗心，他说我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宝贝，我应该慎重地对待男人，不要为了男人哭泣。
“我们的想法太不一样了， 隔了100条代沟。还是互相尊重，不要强求算了。反正说也白说的。我25岁了，我要成为作家，虽然这个职业现在挺过时的，但我会让写作变得很酷很时髦。”我说。
在遇到天天后我决定搬出去，家里又是一阵轩然大波，可以把太平洋掀翻。
“我拿你没有办法，是好是坏你走着瞧吧，就当没养你这个小孩。”妈妈几乎是尖叫着说，脸上有种被狠狠打了一拳的表情。
“你让你妈妈伤心了，”爸爸说，“我也很灰心，你这样的女孩最后要吃亏的。听你说那个男孩的家庭古怪，他父亲死得不明不白，那么他本人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可靠呢？”
“相信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说。很快我拿着一支牙刷、一些衣服，一些唱片和一箱书走了。
唱机前方的地板上泛着琥珀色的太阳光，像泼翻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在一帮衣冠楚楚的美国人离开后，咖啡店恢复了安静，老杨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里堡电话粥。蜘蛛懒懒地倚着窗，吃一块客人吃剩下的巧克力松饼（他老干这事，以此来体现他动物般的生存能力），窗外是栽着悬铃木的马路，城市的景色在夏季里发绿发亮，像欧洲电影里的一种情绪。
“CoCo，你无聊的时候会做什么？”他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无聊的时候当然是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还能做什么？”我说，“好比是现在。”
“昨天晚上我也很无聊，我选择上网Chat，同时与10个人Chat蛮爽的。”于是我注意到他那半圆形的黑眼圈，就像两只调羹印一样浮在脸上。“我认识了一个叫媚儿的人，看样子倒不像是那种男扮女装的，她说自己很漂亮，还是处女。”
“现在这时候，处女也疯狂，你知不知道？”我笑起来。不管怎样，那个女孩口出此言，脸皮也蛮厚的。
“我觉得这媚儿说话挺酷的，”他没笑，“我发现我们的生活理想惊人地相似，我们都想恶狠狠地赚一笔钱，然后环游全地球。”
“听上去像《天生杀人狂》里的一对男女。”我好奇地说，“那么，钱怎么赚？”
“开店，抢银行，做鸡做鸭都行啊。”他大言不惭，半真半假。“目前我就有个计划，”他俯头过来，在我耳边低语了几句，让我吓了一大跳，“不行，这不行，你发神经啊。”我连连摇头。
这小子居然想要和我联手偷店里的钱。他观察下来，发现老杨每晚都把钱装进一个迷你保险箱，积满一个月后再去银行存上。他有一个朋友专撬各类保险箱，他的计划就是请来那个职业小偷，来个里外串通，众人联手，把钱卷光光再来个脚下滑溜溜，当然事后还得造成是无名小偷串人店里行窃的假象。
日子也定好了，下星期二就是蜘蛛的生日，恰逢我和他当夜班，他将以庆祝生日为由邀请老杨喝酒，把老杨灌得晕晕乎乎的就成了。
蜘蛛的话便我感到紧张，甚至有轻微的胃绞痛。“千万不要做梦，忘掉那事吧，想点别的来转移注意力，哎，不会是那个媚儿的主意吧？”
“嘘！”他示意我老杨已经打完电话往这边走来。我紧紧闭上嘴，惟恐泄露一点点刚才的密谋内容。
店门被推开，我看见天天走进来。我的胃感到一阵温暖，他穿灰色衬衫黑色的灯芯绒裤，手里拿着一本书，头发有点长有点乱，眼睛有点近视有点湿，嘴唇有点笑意有点冷，这几乎是我的甜蜜爱人的标准像。
“老公来了，开心是开心得来。”老杨趁机起哄，一口上海话带着评弹的口音。他其实是个性格简单、和和气气的好人。
天天被他这么一说，表情拘谨起来，我端着一份卡布基诺咖啡走过去，轻轻握住他的手。“还有45分钟，我等你下班。”他看看手表低声说。
“蜘蛛肯定是想钱想疯了。”我忿忿地说。对面的墙上印出我夸张挥舞的双臂。小圆桌上点着蜡烛，我和天天坐在桌边，在围棋盘上下五子棋。“智商高的人一旦产生犯罪的念头，真是比得狂犬病还糟，会用电脑偷银行的钱、用电子炸药消灭飞机和船、用看不见的刀杀人，制造瘟疫和悲剧。l999如果有末日，我相信是这些顶尖怪人所致。”
“你输了，我拉3冲4”天天负责地冲着棋盘提醒我。
“聪明是种天赋，疯狂是种本能，但如果功利地利用这些东西，就不对头了。”我的演讲欲这会儿刚被吊起来，“到头来，聪明人会陷入比笨蛋更难堪的境地。最近我觉得绿蒂有种特别安静的气氛，眨一下眼皮都听得到声音。原因就在于某种杀机暗伏，我的预感不太妙。”
“那就离开那个地方，回家写作。”天天简单地说。
每次他说“回家”这个词总说得很自然。这三房一厅的住所，这充满水果发酵味、烟蒂焦味、法国香水味、酒精味，充满书和音乐还有无休止的空想的地方，已经像一团来自巫仙森林的云雾一样紧紧附在我们身上，挥之不去，飘之澹澹。事实上它是一种比家更有宿命感，也更真实的一方空间，它与血缘无关，但与爱情、灵魂、喜悦、第六感、诱惑法则、不明目的的飞行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紧密相联。
回家吧，现在该是切入正题的时候了。开始写作，通向梦境和爱欲之旅的尽头。用毫无暇疵的叙述完成一篇篇美丽的小说，在故事的开场、悬念、高潮、结局巧用心机、煽情至极，像世界最棒的歌手那样站在世界之巅大声放歌。
一只手抓着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划过。天天要我向他保证，明天就打电话向老杨辞工。
“好吧。”我说。辞掉一份工作，离开一个人，丢掉一个东西，这种背弃行为对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说几乎是一种生活本能，易如反掌。从一个目标漂移到另一个目标，尽情操练，保持活力。
“从我第一次在绿蒂看着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天生是作家的料子。”天天进一步激发我的虚荣心，“你的眼神复杂，你说话的声音显得很有感情，你一直在观察店里的顾客，有一次我还听到你和蜘蛛在讨论存在主义和巫术。”
我温柔地抱住他，他的话像一种抚摸，能够给我别的男人所不能给的快乐。经常是这样，听他说话的声音，看他的眼睛和嘴唇，我会突然感到下身一阵热浪涌流，一瞬间湿透了。“还有什么，再说点什么，我想听。”我吻着他的耳根，请求着。
“还有……还有你让人永远看不透，也许适合当作家的人都有些人格分裂，也就是说，有些靠不住。”
“你在担心什么？”我奇怪地问，把嘴唇从他的耳边移开。
天天摇摇头，“我爱你。”他说着，轻轻搂住我，把头放在我的肩膀上，能感觉到他的睫毛在我的脖颈上细微颤动，在我心里引发一阵天鹅绒般的柔情。一双手慢慢地抵住我的小腹，另一双手也触动了他的臀部，我们面对面地站着，看到了镜中的自己，看到了水中的倒影。
五彩的肌肤在夜色中归于黯淡。他睡着了，在床上弯成S形，我从背后抱着他，昏昏沉沉。是的，他的执拗他的柔弱始终像谜一样困着我，我无端端地觉得自己对他怀有一份责任，还有一份梦境般的怅惘。
事实上，到了蜘蛛生日的那天，绿蒂咖啡店里什么也没发生，没有职业小偷出现，没有保险箱失踪，没有阴谋，连一只苍蝇都没上门打扰。
老杨照旧在心宽体胖地数钱、监工、堡电话粥、睡午觉。新来的女招待干起活来一点不比我逊色，而心怀鬼胎的蜘蛛随后不久也离开了绿蒂，一时间足迹全无，像一个小气泡一样蒸发了。
我的注意力转到写作，女作家的漫漫长路摆在我脚下，我无暇顾及其他。当务之急是与自己的灵魂接上热线，在精神病院般的静谧中等待故事和人物悄悄到来。天天像工头一样整天盯着我，督促我以小魔女的法力写出真正的魔法书。这同时也成了他现在的生活重心。
他变得热爱去超市购物。我们像我们的父母辈一样推着小车，在顶顶鲜超市里小心谨慎地选购日常用品和食物。健康专家说，“不要热衷于买巧克力和爆米花之类食物，”可我们偏偏都爱这样的东西。
在家里我铺开雪白的稿纸，不时照着一面小镜子，看自己的脸是不是有作家的智慧和不凡气质。天天在屋里轻声走动着，给我倒“三得利”牌汽水，用“妈妈之选”牌色拉乳给我做水果色拉，还有“德芙”黑巧克力有助于启发灵感，唱片选有点刺激但不分散注意力的来放，调试空调的温度，巨大的写字台上有数十盒七星牌香烟，像墙那样整齐地堆砌着，还有书和厚厚的稿纸。我还不会用电脑，也不打算学。
有一长串的书名已想好，理想中的作品应该是兼具深度的思想内涵，和畅销的性感外衣。
我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写一写世纪末的上海，这座寻欢作乐的城市，它泛起的快乐泡沫，它滋长出来的新人类，还有弥漫在街头巷尾的凡俗、伤感而神秘的情调。这是座独一无二的东方城市，从30年代起就延续着中西方互相交合、衍变的文化，现在又进入了第二波西化浪潮。天天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