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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礽。后来史学家认为，允礽的再废，防止了政变的发生。如果不废，允礽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纠纷必将愈演愈烈。
但是，允礽的被废黜，并没有改变后来
雍正对兄弟的杀戮，反而因为允礽的被废黜才导致了雍正这个奸诈小人的“归来”。
不该有的浮沉（1）
如果可以给历史人物加一个属于人性的评论，那么在允礽的评论中，就应该有一句话是：他失败了，败在了人性上。从这位大清第一位皇太子也是最后一位皇太子的经历来看，他是一个不适合打仗的满洲贵族。
康熙对他的教育完全是中原文化的那一套儒家思想，但是，允礽对这一套思想似乎并没有领悟透彻。在这位皇子身上，同时有满族马上的征战杀伐血液，而康熙又强行把仁义那一套儒家思想灌进他的血管里。两种血液并不会交融，只会抗衡。
不得不说的一点是，这种抗衡只能导致了允礽既有儒生忍辱的一方面，也有骑士性情暴躁的另一方面。当两者到了完全不能融合的时候，就会突现出来。所以，允礽能做太子达三十多年，又不能忍到最后。
其所犯之疯病，我们宁愿相信是他的性格的另一面在作怪，也不愿意相信是巫术的力量。
和允礽有关的事情大概只有那么几件，第一件是他性情大变，把人往死里打，第二件是他偷窥康熙。
如果我们把第一件事放到当时的环境下来讲，大概有如下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他血液里本来就有的满洲民族的暴躁脾气被儒家思想围追堵截了多年而爆发出来的。第二个解释是因为大阿哥找的那个喇嘛在拿针扎一个小人，并且口中念念有词。第三个解释是，很可能是儒家思想的变相搞怪。孔子说，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允礽错误地理解成，有道则好好做太子，无道就拼命折腾，以示对康熙活了那么多年的反抗。
至于他的第二件事，就有点鬼怪了。偷窥这种行为本身是必须要有目的性在里面的，不然，就不是偷窥，而是偶尔撞上。如果历史记载属实，那么允礽偷窥康熙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有如下解释。第一，允礽是故意的，因为他想让父亲知道，自己实在是不想当太子了，要么让自己滚蛋，要么把皇位让出来，不然，我就以怪诞的行为来骚扰你。第二，他的确是被那个口中念念有词的喇嘛控制了，身不由己地跑到康熙帐篷边上往里看，并且还故意弄出大响动来让康熙察觉。第三，他想刺杀父亲，目的还是因为父亲活的时间太长了，自己做太子的时间也太长了。
第三个解释肯定不成立，因为当时康熙的帐篷旁边都是卫兵，允礽不带兵器肯定不敢刺杀；第二个解释属于迷信范畴，我们暂不考虑。可两个解释都否定了，第一个解释又不是很让人信服。这该如何是好呢？如果不能解释，那么，我们只能证明这件事情是假的。虽然康熙也说，自己在帐篷里正要脱衣睡觉，看见允礽贼一样的眼睛，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疑心康熙在撒谎，不然就是史官在撒谎。
但如果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答案了。康熙对允礽的态度转变（据历史记载）始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在亲征噶尔丹的途中忽然病倒要十七岁的太子来看望他的那一年，他忽然发现这个苦心教育的孩子很不孝顺，枉读了那么多儒家典籍。
也正是从这以后，允礽也忽然觉察出了父亲对自己并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心理的落差让这位太子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在上面我们分析过，康熙在允礽的心目中永远都是不会倒下去的，况且，康熙那次的病并不是很重，与太子同去的皇三子显然有演戏之嫌。之于允礽，一个永远不倒的父亲偶尔病重，难道自己一定要装出如死了亲爹一样的难受吗？
康熙对自己态度的转变让这位太子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理脆弱和他所受到的教育严重地干预到了他的思考方向。他认为，父亲定是另有新宠了。太子在十六岁前并没有结党之所为，在十八岁那年，他曾大宴宾客于东宫。这件事更让康熙为之愤怒，其时，康熙还没有担心他能做出什么来，所以，对于这件事的处理，康熙只是斥责了几位参加宴会的大臣而已。可这件事依旧在太子心里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父亲真的有“新宠”了。
或许是出于撒娇，或是出于对父亲另有“新宠”的报复，他开始做出种种不合常理的事情来。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把那个喇嘛抬出来，因为巫术的特点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也正是因为太子本身的原因和那个喇嘛，才让他后来性情大变。一部分是生理原因，另一部分则是出于对父亲的提醒，甚至是挑战。
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对当初允礽的确受了喇嘛的诅咒而表示怀疑。据告密的皇三子说，此是大阿哥所请的喇嘛所为，大阿哥本是皇八子集团的人，可以想见，当时的太子之争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这一切难道康熙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因为这样一个被千古传颂的英明帝王不会对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的事无所察觉，更不会置之不理。他曾想尽各种办法平衡两股势力，直到难以平衡的时候，他则痛下杀手，将快要威胁到自己的那股势力铲除。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允礽的所作所为表示痛心，就仿佛是精心浇灌的一朵玫瑰花到后来却成了一盆仙人掌。他望着这盆仙人掌惋惜又痛恨。惋惜的是，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把玫瑰变成仙人掌的；痛恨的是，玫瑰怎么一点定力都没有，就被人变成了仙人掌。如果把他和允礽调个位置，相信，他也会从玫瑰变成仙人掌。那简直是一定的！
结局谁做主？
允礽被废黜十年后，在公元1722年冬，康熙忽然不行了。多年来的病情积攒到一起会聚成一股强大的能量找上了这位老而不死的老头。据史料载，他当时传皇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十二子、十三子以及步兵统领隆科多等人入见。在御榻旁，康熙讲了他的遗诏，最后一句是：“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对于这份遗诏，后人有太多的评论与猜测。这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讲的是，新任皇帝，这个后来称为雍正的家伙是如何对待允礽的。
从历史可以得知，允礽第二次被废后，就被康熙禁锢在咸安宫。满脸憔悴，头发已白。十年的囚禁生涯早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废物，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东山再起了。虽然，他一直希冀的老而不死的父亲已经离去，但此一时彼一时了。我们真的很替允礽抱屈，在他被废后，康熙还活了十年。也就是说，如果他不被废，必须还要等上十年。老天睁着一双视天下苍生为刍狗的眼，看着人间帝王家里发生的一切。我们也替允礽高兴，他终于被废了，不然，再等上十年，他肯定会在等待中寂寞地死去。
在十年禁锢生涯结束的那一刻，当允礽看到高高在上的皇帝不是皇八子时，他肯定很高兴。他本以为父亲一死，上台的肯定是八弟，那么，他将必死无疑。如今，不是八弟，也不是八弟党的人，他松了一口气。
可他放松得太早了，相反，这口气就根本不该松。
雍正继位后并没有放了他，出于皇帝登极有大赦天下一说，便将其封为理郡王。而雍正这个瘪三在同一年命于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到那里继续幽禁。第二年，允礽死去。
他辛辛苦苦地等了三十年，等到一个十年禁闭，好不容易等到老父亲死去，迎接他的依旧是永无止境的禁闭。这样的一个命运，要它还有何用。
在他临死时，他是否还会记起自己当初扈驾在边行宫，夜间对月而作的诗：
赤乌才下黄金丸，碧霄飞上白玉盘。
边城盛夏无暑气，凉夜清露何。
长空万里浮云净，圆光素影如悬镜。
行宫此夜满琼瑶，人间天上相辉映。
词客漫言边境苦，白草萧萧塞上土。
只今四海为一家，雁塞龙沙驻翠华。
但见居民安本业，曾无戍卒忆天涯。
寒辉顿觉炎威失，仿佛珠光射银阙。
今宵心迹喜双清，试咏新诗对明月。
与他的父亲康熙和他的弟弟雍正相比，他的文才绝对是第一。但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就如他在黄河边上所作的“黄河天下艰难险，万古亘乾坤。不睹灵涛壮，安知禹力尊。水雷无定响，江河欲全吞。此际乘槎稳，安澜荷圣恩”一样，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体都跟着康熙到另一面“荷圣恩”去了。
从整个允礽两立两废事件来看，他自己多少要付点责任，但更大的罪魁祸首是康熙，也正如允礽所怨恨的那样：世间哪有做太子做一辈子的？
康熙长寿，于他个人来讲是好事，于允礽而言，却是大不幸。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可怜允礽而让康熙早死，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反人性。
我们讨论一个人在当时环境下的悲惨遭遇，过多地是将其纳入到那段大历史当中去。每个人都仿佛是一个符号，在大环境下机械地做事，身不由己地思想。喜欢大谈历史特谈历史的人总将允礽之结局归结为历史的必然。请问，什么是历史的必然？允礽难道一生下来就跟自己说，自己绝对当不上皇帝，自己最终会被雍正禁锢而死？
如果一定有历史的必然，那这种必然就是，康熙活的时间太长了。第二
不该有父皇
太子扶苏：儒与法的缠绵
太子扶苏：儒与法的缠绵
倘若扶苏不死，而顺利地登上皇帝位，秦朝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史料未记载任何关于扶苏理政的才能，可在当时的大秦帝国，宽厚仁义就是最大的治国方法。而扶苏，骨子里就有这种方法！
其实，他的名字就注定了他的结局，那么悲伤而零落，让人还没有品赏完他的名字就开始对他的结局伤感了。秦朝之灭，无数的人有无数的看法，并且有理有据。这其中的看法里，却有一种假设，如果是扶苏当国，秦朝会不会按照始皇帝的意图二世三世万万世地走下去？答案似乎不那么确定，因为关于这位封建帝国的第一位太子的资料太少了。我们只能从有限的文字中来探悉出他的“仁德”，我们不需要再探悉出“治术”，因为在当时的秦朝，“仁德”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治术”。
扶苏何以死？因为一纸假诏！但从其与
秦始皇的言谈中，我们看到的是，凭他的智慧不可能辨识不出诏书的真假。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只是因为他的父亲是秦始皇。
公元前209年
当刚做了七个月的皇帝胡亥在寝宫里肆意妄为之时，远在大泽乡的一群贫苦农民却是愁眉不展。他们本是奉朝廷之命去戍守咸阳，但连日大雨耽误了行程，按照当时律法，误期者当斩立决。两个带队队长陈胜和吴广在一起商量说，误期是肯定的了。逃跑是死，起来反抗也是死，同样是死，还是后者有点意义。
这一年是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七月，离秦朝灭亡还有三年。
其中一个队长陈胜在决定要造反后又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以谁的名义来造反。他不可能就这样跑出去跟那九百名农民叫喊造反了，农民一定把他当成是疯子。虽然，他当初说自己是鸿鹄，还讥笑那些不知鸿鹄之志的农民燕雀们，但老实说，他自己也不知道鸿鹄的志向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他自知自己还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来影响那些农民兄弟们。
在这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两个人抱着脑袋想到了两股风。第一股风是楚国的项燕，两人的理由是，项燕做楚国的将领的时候，多次立有战功，又爱护士兵，楚国人很爱怜他。有人认为他死了，有人认为他逃跑了，总之这个人的去向是神秘的。
但这理由因为出自两个农民之口，所以就流于表面了。细细推敲之，他们之所以选择项燕，最深层的原因很可能是在秦统一过程中，楚国是受秦国军事打击最重，损失最惨重的国家。所以，楚国的抗秦、反秦之火就烧得特别旺。特别是楚国末期的名将项燕，被秦朝大将王翦灭掉后，项燕之名忽然比先前升高了数倍。而且还有一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在社会上流行，正是众人备为推崇的“天人合一”境界。
另一股风在现在看来是极端可笑的，且看他们的理由：我听说秦二世是
秦始皇小儿子，不应当立为皇帝，应当立为皇帝的人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多次劝诫秦始皇的原因，皇帝派他在外面带兵。现在有人听说扶苏没有罪，二世却杀了他。百姓多数听说他贤明，却不知道他已经死了。现在果真把我们的这些人冒充公子扶苏的队伍，向全国发出号召，应该有很多响应的人，我们借他的名义来反对小胡亥。
但从字面意义上来看，陈胜是想举着敌人哥哥的旗帜来反对敌人。再看他的话，就有“弟弟不仁夺位，哥哥现在来要了”的意思在里面了。我们不得而知，陈胜和吴广当时是否想到这一点，但其淳朴而直接的这两个理由却是让他们乘风而起的可靠保证。
举项燕，可以让更多苦秦已久的人加入到自己的战团中来；举扶苏，让人对胡亥产生更大的愤怒。当陈胜、吴广举事而成后就再也没有提到这两个人，不提项燕，因为势力已雄厚；不提扶苏，因为不想让扶苏仁义之光遮盖住自己的叛乱之名。
而有幸为这一论述作证据的则是西汉贾谊的和宋朝的苏洵，倘若将两个人的观点糅合到一起，就是这样的：秦在挺进中原与六国混战时，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而获胜只是其中一个小因素。最大的因素是当时六国也是“仁义不施”，和秦国相比，大家半斤八两。六国国内之所以没有人起来造反，是因为养客之风盛行，天下人才都被国家或者是国家的代言人养着呢，普通老百姓根本搅不起大风浪来。但是，到了秦朝末年，秦始皇命令杀名士，把大批的击剑抗鼎之徒都赶进了民间，所以，才出现了无数的刺客。陈胜以一农民而掀起灭秦大浪，无非是因为秦朝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公元前209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匈奴冒顿即位为单于，开始统一蒙古草原。为后来西汉在北方的疲于奔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中原，陈胜、吴广打着扶苏与项燕的旗帜开始反秦。陈吴反秦一事让我们看到了并应该反思的一个事实：扶苏已死近一年，他的仁德还可以被人拿出来当令箭。那么，若他仍活着，而他的仁德能沐浴人民，天下该是什么样呢？！
扶苏之死（1）
扶苏太子给人的感觉就是：太子之位来得快（秦始皇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立他为太子），去得也快（秦始皇尸骨恐怕未寒，他就死了）。
历史对这位太子的记载并不公道，司马迁在《史记》中只是寥寥数笔，却还是侧写旁描。所以，我们想要完整地了解这位扶苏太子，在今天的确是一件难事。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因不满一些儒生的复古言论，在李斯的煽动下，于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余名儒生。扶苏知道后，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秦始皇大怒，将其赶出宫廷去北边给守卫北方的蒙恬作监军。蒙恬，《史记》记载，“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扫六合后，“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蒙恬还建造了秦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
秦始皇为什么要大怒，除了他性格残暴刚愎自用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扶苏所言乃“柔慈”之语，在这位祖龙眼里，这位长子与自己的行事路线格格不入。细思扶苏的劝谏之言，可谓中规中矩，合情合理。
第一，天下虽然已定，但远地的百姓还四散各处，这样坑杀儒生只会惹来他们的恐慌；第二，儒生们又没有犯什么大错，父亲这样做未免太残酷了些。
如果可以结合所有有关扶苏的历史记载，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扶苏并不是只这一次上谏秦始皇的。
《李斯列传》记载：扶苏以数直谏上；农民陈胜也说：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赵高伪造的将扶苏赐死的诏书中，也称扶苏“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
这一切记载都说明了一件事：扶苏经常会对秦始皇的一些所为劝阻，并说出自己的理由。由此可知，他们的父子关系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扶苏被派往蒙恬处作监军是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