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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主任就把夹着的黑包呜的一声拉开了； 拿出来个紫红色的金字本儿，用高得连我都觉得不自然的声音对我说，看见没，这就是我们的土地证。可主任说着把土地证像亮逮捕证那样亮到我眼前。我说，我的眼睛只认得庄稼，你们别把有字的玩艺儿拿给我这个睁眼瞎看。我说着伸手挡住那本儿，做出非礼勿视的样子。阚四说，妈的稀奇了，这么大个土地证都不认得？阚四说着拿眼睛四处搜寻，一眼看见了河堤上闲逛的打瓜。打瓜那时也正拿手遮了额头朝我们这边看。阚四就大声遥气地喊着说，过来。等打瓜上来，阚四叫可主任把本儿递给他，说你帮他看看，上面写了什么。打瓜接过，嘬着嘴唇翻着瞅了瞅，把本儿放到鼻子下嗅了嗅，又像验看一张百元大票那样迎着太阳瞅了瞅，摆一摆脑壳，只把嘴唇嘬进嘬出的就是不说话。阚四说，妈的你嘬个球，说给他听啊。打瓜还是不说话，拿眼睛看看地，又看看我，最后转过头看阚四。打瓜说，我怕。阚四说，妈的你怕个球，你只说这土地证到底是不是真的。打瓜说，真当然是真的，这么大个政府的巴巴盖着在嘛。阚四说妈的真的就好说，是真的就好说。阚四说完把拿烟的手指着可主任说，给他说说我们的意见。可主任就咳了声，清了清本来很清亮的嗓子，对我说出了他们的意见。他们意见大约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这地他们黄磷厂早征了，是他们黄磷厂的地，不能因为没用，因为我种着就是我的了。二是根据土地法某条某款，凡是空着的地谁都可以在上面种农作物，既然我丁歪歪在上面种了，就得给予一定的青苗补偿，再者考虑到我年老体衰平时种得不容易，牯牛又是伤残人员，他们厂委会经过研究，原则同意给我一笔额外补偿费。三是黄磷厂以前没用是没用，现在要用了就得用，我得赶快把地上的菜拔了，把地腾给黄磷厂。
他这几层意思我是听明白了，可我就是不明白，这自打盘古开天地时就没主的地咋真成了他们的了。我想要是早征了打瓜他们不会不知道的。打瓜好歹也是个村会计兼组长，黄磷厂当初打哪儿征到哪儿，他闭着眼睛都说得出来。再说了，前一晌我亲耳听打瓜给我说过，黄磷厂原先根本没征这地。我想这肯定是他们串通土地局把土地证改了，又逼着打瓜来证明的。我知道打瓜以前从不上河堤逛，今天一定是专门等在那儿演戏的。我一想起刚才打瓜看土地证时那面面涩涩的表情，我就越想越像。越想越像我就越想越恼火。一恼火我胆子也大了。我就把铁锨杵了，把那短的一条腿支起，站得周周正正的。我说你们不要说了，我是不得搞的。我感到我的声音从没像现在这样底气十足过，足得还是像有几百上千亩好地似的。阚四说你凭啥不搞？我说我凭啥都不得搞。阚四说土地证上白纸黑字一清二楚，你有啥理由凭啥都不得搞？我说我只要手里有那个巴巴，也能把你们黄磷厂办成我的地。阚四说你这是啥意思？我说我就是这意思。阚四说妈的就这意思是啥意思？我说我懒得跟你们嚼嘴皮子，反正我是不得搞的。我说完只顾低头铲我的地了。我把那长的一条腿踩住锨沿，铲出一大锨土，猛地往阚四站着的地方一撒，撒得阚四一跳多高，手头的烟都整掉了。阚四说，妈的野百姓啊。我说我野得起。说完我继续铲。我的牯牛也学着我的样，把白菜一拔起来一甩，甩得尘土飞扬，他们几个都把手遮着眼睛连连后退。阚四一下火了，说，妈的小儿鸡鸡越盘越硬了，给我平球了它。
他说的平球了它就是把我的菜给拔了；拔个土平。那两个一直规规矩矩站在一边的门卫一听阚四这么说，就上前来拔我的菜。我大吼一声说你敢。我说着把铁锨一抡地起来说，你们哪个敢拔我砍死哪个。那两个门一见我这阵势，当时吓得像长虫咬了一口似的，连忙把手缩了回去，连可主任都搞得像个小学生了，把眼珠白瞪起不动了。倒是阚四像是个城墩里麻雀见过几回踢儿嗵的，一点也不惊慌，还慢条斯理地吸了口烟，慢条斯理地吐出来。他慢条斯理吐烟的时候有意将烟雾做了一番修饰，先把嘴唇抿得紧紧地看不到一丝缝儿，像看一头多稀奇的牲口那样看着我，把脑壳摆了几摆，然后打嘴里猛地喷出一根又细又长的烟棍儿来。那烟棍儿直朝我脸上戳来，我不得不把脑壳闪到一边，那烟棍儿直擦着我耳边掠了过去。阚四一直等到烟棍儿变成烟丝儿了才笑着说，妈的，出息了啊，也不跪也不卧了，还敢砍人啊。我说你看我敢不敢砍。阚四说，好，真出息了。阚四说着又对那两个愣着的门卫说，妈的拔啊。那两门卫，看了眼我手中的铁锨，看了眼阚四，只得硬了脑壳又把手伸向菠菜。我想他们狗日的是真欺负人呐，心头那把无名火啊，就像街上说书人说的那样高举三千丈硬是按捺不下。我也不管三七二十几了，又猛地大吼一声，抡起铁锨就朝那个手伸得最长的门卫砍去。不想因为用力太猛了，一砍砍偏了，只砍到大盖帽帽沿儿上。大盖帽被砍得咯吱掉到地上，在地上一连滚了三圈儿，又原地转了两圈儿，才抖啊抖地停下来。我的牯牛见我动手了，也啊啊啊地叫着把手里菜刀一阵乱挥。后来打瓜对我说，一起住了几十年，没想到我一个残废还那么凶。他说我当时那样子就像一只正和毒蛇对峙着的猫，眼睛绷得像要炸裂了，头发竖得像铁丝，他看得他腿都打战了。我说那肯定哦，兔子逼着急了还咬人哩。
也可能是看着要出人命，可主任打瓜就上前来劝我和牯牛。打瓜抱住牯牛夺他的刀，可主任抱住我夺我的铁锨。阚四乘这个机会一个转身往台子下跑了。那两个门卫看阚四跑了，也跟着转身跑了。
阚四跑到台子底下，量我下不了台，便停下来用指头对我连捣直捣，一边捣一边说，妈的你等着，我就不信没法儿治你这个红头发野人。
十二
阚四说治我的法儿就是打官司，让政府出面来治我。
那天赶走阚四他们后，我好几天都气不过。我找到打瓜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打瓜说他搞忘了，是有那么回事。我说那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打瓜说那块地确实是黄磷厂征了的，他看着签的协议。我说那你为啥对我说根本没征？打瓜说我不是说了嘛我搞忘了，我一天到晚多少事要忙啊。我说那阚四既然手里有土地证为什么不当时拿出来，肯定是土地局重新改了的。打瓜嘬嘬嘴唇，面面涩涩地说，我怕不会吧，政府不会搞这种事。我说只要有钱啥事做不成？有钱能使鬼推磨。打瓜说再有钱也不能改土地证。我说你不要胳膊肘儿往外拐，不就是多付了你几个房子钱吗？你是父母官儿，你得为我们老百姓说话。打瓜说看你说的，我只怕还为黄磷厂说话不成？我说反正我是不得搞的。打瓜说我怕你搞不赢吧，我看他们会到法院起你的诉的。
打瓜说准了，过了三天，他们就真的起我诉了。那天我正和牯牛整地，来了两个中年人，一个老苍点，一个白净点。那个白净点的一上来就问我是不是丁长胜。我说我不是丁长胜我叫丁歪歪。那个老苍点的说，我们问的不是绰号是法定名字，就是你章子上的名字。他们这一说我才想起我的学名叫丁长胜。说实话我都有五十多年没听过别人叫我学名了。五十多年来他们一口一个丁歪歪叫得我自己都不知道学名了。那个白净点的又说，你是不是丁长胜。我说是的，我是丁长胜。他就打黑皮包里掏出几张白纸来说，黄磷厂起诉你了，这是起诉状，这是传票。我一听说起诉就想起打瓜说的法院，心里就有些发慌，手不知不觉地抖了起来，铁锨也掉到地上了。可我还装做小菜一碟的样子说，你们莫把有字的东西给我看，我是睁眼瞎，只认得丁字和打字。我说这话的时候牙都在打架了。那老苍点的看了我一眼笑笑说，你不要紧张，这是民事案子不是刑事案子。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晓得，我晓得。那白净点的也笑笑说，晓得就好，那你在上面签个字。我说是要缴我这块地吧，我不得搞的，我不签，不签。那老苍点的说，那怎么行？你要觉得原告的主张是无理要求，你可以到法庭上申辩，我们法院是会为你主持公道的。我说，反正我是不得搞的，我是不得签的。那白净点的就把脸板黑了说，签了字只是说明你收到的意思，又不是判你的刑，你怕什么，再说你不签我们也可视为送达。我想了想，说我签不了字我只会盖章子和按手印。那白净点的和老苍点的对视了一眼，说声那行，然后把那张传票放在黑皮包上一起送过来，让我在他指头指的地方用食指指头按。我按的时候手还是抖个不停，按了好几次才按准地方。
他们走时，给我留下了份状子。我拿着横看竖看左看右看了好半天，只看到了一片黑压压的字，具体写了些啥，我是一点都不晓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狠歇了一气后找到了打瓜。我想他是老打官司的，一定能看得懂起诉状，也一定能帮我出些主意。不想打瓜把起诉状看完后直嘬嘴唇，说，我怕你这官司打不赢哦。我说为啥打不赢，明明是他们搞鬼换土地证，我不信法院不主持公道。打瓜说，你不懂得，说了你也不懂得。我说我啥不懂得？我就懂得那地是我背出来的，他们要占我就不得搞。打瓜说，还是先应诉了再说吧。我说那你得帮我到法院去嚼。打瓜说，我怕我不行哦，你还是请个律师为你嚼吧。我说算了，我哪个都不请，就凭我自己一张嘴去嚼。我就不信法院不为我主持公道。
开庭那天，我怕去晚了他们缺席判决了，就和我的牯牛起了个大早，爷儿俩一歪一歪一盘一盘地走到法院门口提前等着。过了一会儿，黄磷厂的可主任也夹着个黑包包来了，我连忙站起来和他打招呼。我说可主任你也来了，阚厂长呢？可主任只对我很勉强地笑了下，就把脸望着地下，扯直往前走了。坐到法庭上我才晓得他是阚四的委托代理人，他是代表原告方和我这个被告打官司的，他得公私分明点。
当时，我和牯牛跟着可主任朝里走，进了设在一楼的审判厅。我看了眼房子，觉得小得很，一点都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种审犯人的审判厅，简直就像打瓜家的客厅。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些桌子和牌子。靠门一排桌子高一些，不靠门的一排桌子矮一些。两排桌子上都放着般大的牌子，跟死人了搞的灵牌样。我正不知道往哪儿坐的时侯，那两个给我送传票的也进来了，那老苍点的把我领到一个灵牌下坐好，又把牯牛领到旁边一排没有灵牌的椅子上坐好。我的牯牛啊啊地不愿意，硬要挨着我坐。那老苍点说，你不是被告，你只能旁听懂吗？我的牯牛就不再啊了，规规矩矩坐好了。过了会儿，打瓜也进来了，朝屋里人点点头便挨着牯牛坐下了。我想他到底是老打官司的，不用他们说就知道坐哪儿。
我正在心里佩服着打瓜，看见水泥厂厂长阮科也进来了。我觉得很奇怪，心想这官司跟他们水泥一点边都不挨，他能旁听个啥？正在想，他却咳了一声，径直走到靠门一排桌子中间一张灵牌旁坐下了。正式开庭时我才知道，他坐的是审判长的位子。原来这阮科本来是在县司法局工作，是县上专门放他到水泥厂去锻炼的，前不久才收回来安排到法院做了民事庭庭长。我当时哪里知道？
等阮科又咳过一声后，那两个给我送传票的也一左一右地挨着阮科坐下了。那个白净点还拿出一大摞纸来准备记笔记。后来打瓜告诉我说，那是书记员，记的不是笔记，而叫庭审记录。
审判的程序也就那固定的几折，不细说了。我要说的是我输了，就跟打瓜预料的那样输了，也就是说，法院最终没给我主持公道。整整一个上午嚼来嚼去的结果是我侵权事实成立，必须无条件地把那地让出来给黄磷厂建小磷酸车间。当阮科宣读判决结果时我差点气死了，我说我不得搞的，你们官官相护，我是不得搞的。阮科把手当惊堂木猛拍了下说，被告你不要横说，法庭是重证据的，你要拿不出黄磷厂串通土地局改土地证的证据就是诬告。我说我一个小老百姓我要个什么证据，我的地就是我的，说到天上了还是我的，反正我是不得搞的。这时我的牯牛也站了起来，嘴里啊啊啊地朝阮科走，看上去有打阮科的意思。阮科用指头指着我们说，被告，你们要再胡搅蛮缠我就以扰乱法庭秩序名义把你们抓起来。我说你们抓呀，你们把我们杀了都行，反正我是不得搞的。我说到这儿不知咋的眼泪一涌又出来了，像个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哭得两个肩膀一抖一抖的。我说你们欺负老百姓，我就是不得搞。这时打瓜怕我把事情闹大，就站起来劝我们。他先把牯牛拉回坐位，又跑到我跟前用手一个劲儿地拍着我肩膀，说，你冷静点冷静点。不是说了吗，你还有上诉机会，你可以到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我说，我就是不上诉，我一条老命拼起来了。
这时阮科也乘机宣布休庭了。他宣布休庭后就和那两个给我送传票的夹着包包走了。他们一走，可主任也走了。可主任走的时候，看着我，把嘴唇动了几动，想说点什么但没说什么。可主任最后看了我一眼，唉地叹了口气后就走了。
十三
一审判决后我越想越气，一气，我的倔劲儿也来了。我想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我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轻而易举地把我的地搞去。我得弄一个阮科所说的证据后再上诉。我不信中级人民法院也跟黄磷厂同穿裤子一条腰，天底下总还有一个衙门会为我做主的。我这样想着，就跑到了土地局。打法庭回来那天，我对打瓜说我真是傻瓜，为什么事先没想起来弄一个阮科说的那样的证据，要是有那样的一个证据，黄磷厂也不敢来搞我的地，法院也不会生生把我的地判给黄磷厂了。打瓜说，政府的巴巴红彤彤盖着在，你还能找个啥证据。我说我出法院大门时才想起来，土地证能改，原来的编号不能改的。打瓜把嘬着的嘴唇一下张开多大，说你打哪儿知道这个的？我说我是狗急跳墙自家悟出来的。打瓜说，主意倒是好主意，我怕他们不得给你看哦。我说是好是歹我也要试上一烙铁。打瓜说，我怕试一百烙铁也没用哦。狗日打瓜这回又说准了，真是瞎子点灯白费油了。我刚一朝土地局大门里走，门卫就把我给拦住了，死活不让进，好不容易进去了，又不知找哪个部门。我只好碰到一个办公室就把我的想法对他们说上一遍。我一说他们就一齐把眉头皱着，还相互看着苦笑，笑过之后就对我说这事不属他们管，让我找别的部门。我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地从一楼一冲一冲地找到二楼，又从二楼一冲一冲地找到三楼，最后整个大楼都冲遍了，也没找到能看原始编号的地方。最后我急了，闯进一间办公室，逮住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就不放，我说我有急事要请他帮忙。他开始脸上还堆着笑，说你不要慌，有啥事慢慢说。后来一听说我要看土地证原始编号，他脸上笑容就跟卷席子一样收了，用比阮科还法院的口气对我说，你胡说什么，我们土地局是代表人民政府的，能随便作假吗？我说四人帮在时中央都作假，何况县政府。反正我要看看才心甘。他说你要再胡说我叫门卫了，以扰乱公务罪抓起来。他说着伸手要按电话。我一看不是事，只好怏怏退了出来。
我怏怏退出来的时候想，像我这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老百姓恐怕再找上一百年他们也不会给我看的。他们都是狗眼看人低，我必须找个比我高的人才成。于是我就转身去司法局找了个律师。那律师是个留着小分头的中年人，开始也笑眯眯地接待我，还给了我一听可口可乐喝，一听说我要请他帮忙打官司，笑得更眯了。但一听说要到土地局取证，也像卷席子样把眯眯的笑收了。他说不是我不帮你打，我们打不打得赢都收费的是不是？是你这官司确实打不赢，我不忍心让你这个残疾人出冤枉钱。你想他们既然能改土地证就不能改编号了是不是？你没有证据就打不赢这场二审官司，你打不赢这场二审官司就等于冤枉出一笔上诉费是不是？他这几个是不是当时就把我是绝望了。我一绝望就真的硬上气了。我想我就是能上诉也不上诉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最后谁输谁赢。
我现在还是接着说那口棺材吧。
主意一定；我就再懒得去想上诉那个事了，只当没发生过这事一样，天天只管去种我的地。不知不觉又到三月头上了，桃花啊杏花啊李花啊什么花又在赶劲儿开，花栎啊桷栎啊黄桑啊什么树也在赶劲儿青。蜂蝶乱飞。河里水涨，斑鸠布谷也比着叫。我和牯牛把所有的地整好，重新分成四小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