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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酣的高杰知悉后，竟然面责许定国：“你敢害我吗？”
许定国慌忙跪下回禀：“卑职不敢！”
高杰大笑：“我就知道你不敢！”
至于高杰夜间被杀之状，《明史》、《绥寇纪略》、《平寇志》、《北游录》等记载不一，惟独李清《三垣笔记》所记最为“香艳”，多为后来者所引用：
“（许定国）多选诸妓，以二妓縻（高）杰一兵，又选四艳妓侍（高）杰。及中夜伏兵发，一兵已为二妓所掣，故败。”
但是，想想高杰亲兵数百，一人佐以两个歌妓，睢州城内，似乎难觅如此多的美貌三陪女郎。
总之，许定国于夜间忽起伏兵，把高杰亲兵数百人击杀殆尽，只有两三人幸免。
高杰本人善战，平日手持一根铁棍，可敌百人。仓猝之时，他铁棍已失，犹步战达旦，连杀数十人，最终被许定国手下杀死，破膛开肚，死状极惨。
许定国杀人后，知道高杰手下部队必来报复，便连夜逃跑，率残部向黄河方向窜逃。
封、归德等地高杰部下听闻主将被害，悲不自胜，四面而来，以高杰外甥李本深和部将高进库为首，他们把睢阳城以及附近二百里的人民屠杀殆尽。
睢民无辜，皆由许定国一人引致，遭此荼毒。
许定国跑到黄河南岸，这才敢喘口气，不断派人催促清军渡河。多尔衮接帖甚喜，让他在南岸等候多铎大军。
许定国越想越怕，不敢在南岸多呆，逾河先向清朝河南巡抚罗绣锦处“避难”。
而后，他一路充当向导，为清军带路，由归德而南京，直到灭亡掉弘光政权，并回北京受到多尔衮“亲切”接见，隶入汉军镶白旗。
不过，此人也没活多久。转年三月，许定国被江阴义军所杀，时年七十一。
顺治五年，清廷追授他一等子爵，由其长子许尔安袭爵。多尔衮死后，政敌清算这位摄政王。许尔安不识时务，上疏要求为多尔衮大修坟墓，比之为“周公”，这次马屁没拍对，他被多尔衮政敌郑亲王济尔哈朗盯上，参劾他“结党惑众”，论刑应处死。最后，特旨“从宽”，许尔安一家被流徙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清朝二百多年，老匹夫许定国后代，苦寒代代，可谓天道好还。
欲向江南争半壁（21）
史可法听闻高杰被杀，顿足流泪，哀叹道：“中原不可复矣！”
但是，善后之事，不得不处理。高杰一死，部众繁多，军中无主，黄得功等人思起旧恨，乘机派兵，欲图分高杰部众和地盘。刘良佐和刘泽清、黄得功一起上奏：“高杰无寸功，骄横淫杀；（史）可法乃欲其子承袭、本深为提督，是何肺肠？请分其众将之。”
镇将骄横，可见一斑。
对此，朝中的马士英倒是还算有一定主见，表示：“高杰属下将士众多，他们怎么肯轻易归属他人统辖！”
为了稳定军心，史可法只得再次入高杰军中，立高杰儿子高兴平为世子，又以高杰外甥李本深为提督，并委派其部将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高杰之妻邢氏有大略，深知自己的儿子年幼不能服众，想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
史可法不答应，又不好太推辞，只得让高兴平拜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如此，高杰部将寒心，心知史阁部看不起他们这些“诸贼”出身的部队。
此时，如果有大略，史可法应该指挥高杰部队继续北进，可以在山东、河南展开军事行动，再不济也要在徐州大陈兵马。
但灰心丧气又不知兵的史可法只求南保，率兵退往扬州。
南明河北之地，一无可保。
马士英闻知高杰被杀后，立刻派心腹卫胤文前往高杰军中，夺取高杰外甥李本深的军中大权。众将大哗。刘良佐趁乱也添乱，上疏说高杰溃兵作乱，并与黄得功、刘泽清一起联奏，要朝廷解除李本深的提督一职。同时，黄得功提军直趋扬州。
高杰部将中许多人家眷在扬州，闻之惊惶不已，纷纷上马持兵，准备前往与黄部士兵血斗。最终，还是史可法出面谕劝，避免了又一次大规模内斗。
但从此开始，高杰部军心解体。日后，李本深、李成栋等高杰旧部，十多万人一齐投降清朝，并成为扫平江南、两广的主力军。
黄得功虽为南明忠臣良将，但其提兵直趋扬州之举，使得高杰部众军心大乱，纷纷弃地南归。由此，其误国之罪，不可谓不大。
马士英出于私利，高杰北征出发后，就借故拖欠军饷粮饷，主要原因倒不是为了北行款清使团的议和，而是他深恨从前一直与自己在同一条战线上的高杰渐渐与史可法站在一起。这样，不给饷银，就是给高杰一个下马威：让你知道谁真正是朝中说话算数的人！
而高杰死后，马士英立即安插自己人准备控制这支军事力量，可谓机关算尽。
衰世争出离奇事
——弘光朝的“南渡三案”
弘光朝的“南渡三案”，即“大悲和尚案”、“童妃案”、“北来太子案”。
这三个案中的人物，“大悲案”是和尚假冒明室亲王，而“童妃”和“太子”，当时和后来也已经证实百分百全系假冒。
奇怪的是，当时和后世，也有不少人深信不疑，认为“童妃”和“太子”都是“真身”。近世的不少文学作品以及电视、戏剧，均渲染“童妃”的可怜和“太子”的无辜，以此痛斥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的无耻。
就史论史，三案“主角”，确确实实都是冒牌货。可巧，他们又都出在寿命仅仅一年的弘光朝。真正是乱世多怪，让人现在读之，都觉满目荒唐。
先说“大悲和尚案”。弘光帝即位的这年年底，一名光头大和尚半夜出现于南京，忽然在洪武门大叩门环，大叫大嚷，自称是大明亲王，惊动了不少人。
守门军兵不敢怠慢，立刻把这大胖和尚抓起来，关起来再说。上报弘光帝后，这位皇帝觉得很吃惊，立刻派人严审。
大和尚语无伦次，忽然自称他本人就是崇祯帝，就立刻挨了一顿大板子——先帝已经龙驭宾天，天下皆知，哪里又冒出一个崇祯帝！
和尚哀嚎之后，忽然改嘴，一会说自己是“齐王”，一会说自己是“吴王”，一会说自己是“定王”，颠三倒四，语无伦次。
各种大刑用尽，大和尚捱不过，只得说出实话：“我本名大悲，在苏州当和尚，见天下大乱，想趁机取富贵。”
取富贵的道儿这么多，大悲和尚非走这么危险的“捷径”，而且连皇家宗谱有谁都不清楚，就敢夜叩宫门，真是胆大脑小之辈。
阮大铖听说这件事很兴奋，想通过此案攀引得罪过自己的东林党人。老小子能写，笔头快，几天之内就弄出一个涉案人员排名，为了更形象化，他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一个一个把东林党人罗织其中，煞有介事，“罪行”历历，却完全是“文学创作”。
还好，马士英不想惹麻烦，对大狱不感兴趣，主动把此案压下，只以“妖言罪”杀了大悲和尚了事。
大和尚富贵没有享到，这回倒无头一身轻，驾刀西归去也。
按倒葫芦又起瓢。
“大悲案”正审着，河南巡抚越其杰上报，说是当地有个妇人，自称是弘光帝当“德昌王”时的妃子童氏，据说在明末战乱中与王爷离失，现已经派重兵护送入南京。
本来是想讨好皇帝，谁料大胖子弘光帝见疏立刻拍案大怒：“我哪里有这么一个童妃！”一脚就把桌案踹翻。
结果，弘光二年三月初一，“童妃”刚入南京，立即被逮入诏狱，遭到严刑审问。
欲向江南争半壁（22）
不久，锦衣卫送上供词，弘光帝御览：
“妾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之人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氏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妾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名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
一看这供词，弘光帝就来气：“我从前只是个王爷，何有东宫、西宫之说？两个妃子姓名不差，一个病死，一个兵乱时自杀，这位‘童妃’，即使有这么回事，郡王娶妾，何来‘册封’之说？”
愤怒之余，朱由崧提笔在案卷上猛写猛批，可以说是他当皇帝一年来最认真批签的一个文件。
可以想见，“童妃”肯定是个见过世面的戏迷二百五，可能在战乱中遇到过福王府中的侍女，知道一些福王藩府中的事情，然后充分发挥想象力，自编乱造，说不定是想给自己宁家庄的亲骨肉找个富贵皇帝爸爸。
找谁都行，找到弘光帝，那就是找死。
而且，这位“童娘娘”完全是戏子风范，在河南至南京的途中，她一直以“皇后”自居。所经州县，地方有司只要供献略薄，她会立刻破口大骂，甚至掀桌撩席，完全是市野泼妇的本色。有时，看见有马屁精官员跪于道左迎谒，“童娘娘”肯定会自掀轿帘露出大粉脸，娇滴滴脆生生喊一句：“免礼！”往往吓人一跳，“闻者骇笑”。
虽然举止轻浮，这位女子却是个“文学女青年”，她在狱中执笔挥洒，写出一篇让好事者可以下泪的情实始末：
中宫臣童氏谨奏，为臣义原不可逃，臣情百有可怜，事属彝伦，计关宗社，密控从前掖庭始末，译（详）诉临歧天语叮咛，沥血再陈，仰恳慈鉴事。
臣具有别离情由事一疏，奏圣旨：“童氏系假冒，着该抚驱逐，其主使奸臣，一并严究。钦此。”臣拜捧之余，心魂交碎，血泪成枯。其来历始末，已细细述之广昌伯矣，不敢复为渎听。其家人骨肉之言，细微琐屑，人所难知，人所难言，臣不详切再陈，谁为臣代吁乎！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臣自福藩侍中宫，此民间士庶，犹之糟糠妻也。今值龙飞九五，普天之下皆沾恩泽，而臣犹遭弃捐，故旧不遗，想非仁慈之主忍弃置者。
独记辛巳二月，贼寇临城，亡在旦夕，于十三日三更时分，皇上亲语分付。彼时东西两宫，俱是花言巧语，惟臣质实可保，命臣逼死东西两宫。如贼进城，可藏民间，俟便逃出，期十日可遇。此十三日三更时分叮咛天语也。
缓延一日，至十五日，河南府城为贼陷没，臣同奶子苗氏怀抱金哥往煤山，三日后而遇贼。此臣致陷之缘，并皇上临歧叮咛可记忆者。
犹记皇上出城时，止携金三两，别无他物。身穿青布小祖籍，酱色主腰，戴黑绒帽，上加一顶乌绫首帕。临行，尚穿白布袜绸脚带，匆忙中始易白布脚带，是臣亲为裁折，皇上宁失记否？此皇上临歧衣冠形容，历历可记者。仓猝分散，天语谆切，口血未干，言犹在耳。
且太子为社稷之本，宗嗣之续，臣身收认关系犹小，而太子关系宗庙社稷，天下人民瞻仰者大。为臣母子被陷贼中，不便直认。从来国难蒙尘，散而复聚，离而复合，代不乏种，岂以患难流离，而夫妇恩义遂至断绝？
或谓臣当日在宫中，性过鲠直，不合于众，今日艰苦备尝，岂复有不体人情，故性复萌者？与其留臣腆面偷生，令臣民知国母明知皇上忍心谓之假冒，留一不明不白之疑，成一若是若非之混局，何如容臣直叩御首前，面为剖质？
皇上若忍弃置，身甘斧锧，犹得望见君门，死而无悔。
臣赖祖宗之福，皇上之恩，诞生一子，厥名金哥，掌上之珠，咬痕在腋，患难携持，万死一生，不忍弃，无非为皇上三十无子。而现在皇子混处民间，终同草木枯朽，臣得罪于祖宗不浅矣。此时不敢望皇上收认，只是金哥原系皇上骨血，祈念父子至情，遣官察取，臣即髡发自尽，亦所甘心。
从《爝火录》中收记的这份供词看，谬误百出，漏洞多多。编造出的细节，乍看有模有样，仔细思考，根本禁不起任何推敲。
案词中，所谓“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她为弘光帝生子“养于民间”二事，为戏中高潮，估计有不少渲染是狱中文吏所润色——这就说明，狱吏中也有不少人为这位“童妃”所感，戏迷惜戏迷，难怪假亦能真。
此事传得沸沸扬扬，连马士英都私下同人讲：“人非至情所感，谁敢冒称陛下之妃！”
至于东林党人，更是坚信弘光帝是厌恶糟糠之妻，喜新厌旧，并四处嚷嚷，大造舆论。
弘光帝这个气啊，而且是又急又气，急的是冒出这么桩离奇的“婚事”，气的是妖妇如此大胆，敢冒自己“另一半”。
怒极之下，他下令锦衣卫不给“童妃”吃食，把这位“娘娘”活活饿死。
本为“锦衣玉食”而来，结果，遇见的是“锦衣卫”，吃的是空气食，文学女青年加女戏迷，终于在高墙内断命。
不知腹空昏迷之际，她是否后悔自己超大胆的“后现代主义行为”。
“南渡三案”中，影响最大的，要属“北来太子案”或“南都太子案”。
大概在“大悲和尚案”发生的同时，即1644年年底，鸿胪寺高梦箕有个仆人名叫穆虎，自北方逃难往南京方向赶路，半路得遇一年轻人，二人结伴而行。晚间住宿，穆虎忽然发现年轻人的内衣织有龙纹，大惊而问，年轻人回说：“我乃皇太子也！”
欲向江南争半壁（23）
穆虎一路小心巴结，南行途中对年轻人呵护有加。
转年开春，穆虎到南京，立刻把情况禀告主人。高梦箕闻言，脑子一热，立刻密报弘光帝，同时派人把这位“太子”送往苏杭一带，半是保护，半是软禁。
这位小爷不知收敛，四处招摇，元宵灯会，稠人广众之中，观灯浩叹，惟恐周围人不知道他是“崇祯太子”。
弘光帝非常紧张，不辨真伪之余，马上亲笔写信给这位“太子”，让他入南京一见，并派宦官李继周派人把年轻人从金华带入京中。
野史载，李继周、杨进朝二位宦者（皆东宫侍奉太子的旧人），见到“太子”后，马上就抱住他的脚痛哭，似乎“太子”是真。据笔者忖度，估计李、杨二人为利益所迷，觉得弘光帝本人都有亲笔信给这位小爷，已经认假为真，他们不该居于人后。
“太子”见二位宦官把自己当“真品”，还有弘光帝的亲笔信，自信心大增，开口就问二位宦者：“汝辈迎我入南京，是让皇帝之位与我坐否？”
二位宦者泪眼正迷离，听“太子”这样一问即吓得发惊。宦官都是人精，他们看到周围卫士众多，答话可不能有所疏失，二人忙跪禀：“这事儿，小的们不知。”
但是，李继周、杨进朝二位东宫旧人拜哭“太子”之事已经传出，路经杭州时，城内巡抚及阖城文武官员均上前敬谒，沸沸扬扬，江南一带百姓雀跃，皆传太子逃出生天，来返南京。
弘光帝气得二佛升天，立刻派人把李、杨两宦者秘密逮捕，板子、夹子、绳子一齐上，把这两位“群众演员”活活打死。殊不料，这样一来，授人以柄，更显得弘光帝有杀人灭口之嫌。
东林党、复社一系的人终于抓住把柄，四处煽风点火，大造舆论。后世之人研究南明史，往往把“正人君子”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著作当作信史来读，不仅误认为“北来太子”是真，还深信“童妃”也是弘光帝“原配”。其实，黄宗羲当时做得更过头，文笔之中，他甚至影射弘光帝本人都是假冒，连从河南跑来的弘光帝嫡母邹太后，在他笔下也成为冒牌货。
后来，数位东林系文友，日后纷纷大做文章，撰写“回忆录”、“亲历记”，对此大肆附和，扰乱视听——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马士英奸人弄权，树假为真，弘光帝之帝位不正。马士英奸人，弘光帝淫庸，都不错，但弘光帝本人，确确实实是福王正身，伦序也应得立，黄宗羲等人的捏造事实，完全是党人之见，完全是文人笔墨宣泄报复，门户私怨而已。
但是，由于黄宗羲等人活得长，他们又以“正人”面目出现，当时后世，他的《弘光实录钞》以及他弟子、党人的作品，哄住了不少人。
所以，马士英上疏中所弹劾的东林党人丑行，不是全无根据：
缙绅之贪横无耻，至先帝末年而已极。结党营私，招权纳贿，以致国事败坏，祸及宗社。闯贼入都之日，死忠者寥寥，降贼者强半。侍从之班，清华之选，素号正人君子之流，如科臣光时亨力阻南迁之议而身先迎贼，龚鼎孳降贼后每语人以“我本要死，小妾不肯”为辞。其他逆臣，不可枚举。台省不纠弹，司寇不行法，臣窃疑焉。更有大逆之尤者，如庶吉士周钟劝进未已，复上书劝贼早定江南，寄书其子，称贼为新主，盛夸其英武仁明及恩遇之隆，以摇惑东南亲友。昨臣病中，东镇刘泽清来见，诵其劝进表云：“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又闻其过先帝梓宫之前，扬扬得意，竟不下马。臣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