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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对《五经》也很爱好，而且相当精通。共同的兴趣爱好，使这对君臣很快就建立起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不久，梁武帝任命朱异担任中书通事舍人，成为皇帝的高级秘书。以后朱异的官职虽有多次升迁，但直到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朱异死，他一直担任中书通事舍人这一职务。梁武帝对朱异的宠信，几十年丝毫不衰，到后来，甚至惟朱异之言是听，把朝政也交给他处理了。史书上说：“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密，其军旅谋谟，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典掌之”（《南史？朱异传》，《梁书》同。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见《南史》及《梁书》）。
南北朝时期，尤其在南朝，中书通事舍人虽然大都是皇帝器重信用的人，但像梁武帝对朱异那样，几十年恩宠不衰，还是少见的。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首先是朱异这个人的能力确实不错。他很精明，博闻多识而又办事干练：“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详请断，填委于前。异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倾刻之间，诸事便了。”这和那些身居高职，只清谈不做事的所谓世家大族比起来，确实完全不一样。梁武帝春秋已高，怠于政事，正需要朱异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来做他的帮手。其次，梁武帝这个人“好人佞己，末年尤甚”（《魏书？岛夷萧衍传》），而且越到晚年越喜欢听别人的花言巧语，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朱异深知他这一弱点，于是对他一味阿谀奉承，凡事都看他的脸色办理，甚至明知不对，也少说为佳，只要是皇帝决定了的事，错误的他也百分之百地执行。有些正直的大臣批评朱异说：“今圣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从旨，倾者外闻殊有异论。”他回答说：“政言我不能谏争耳。当今天子圣明，吾岂可以其所闻干忤天听”。由于他精通溜须拍马之术，因此深得梁武帝的宠信。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这对君臣才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关系；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在梁武帝执政的第四十七个年头，终于招致了侯景之乱。
阿谀取宠，害国害己
侯景原是北朝东魏的大将，因和东魏统治者高澄不和，便以河南十三州之地降于西魏。西魏深知侯景机诈多变，于是一面接受他的投降，一面受降如临敌，分派大军对其严加防范，并示意他把军权交出来。东魏在侯景叛变后，派遣大军对他进行讨伐。侯景在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下，乃派使者到江南向梁武帝接洽投降。已做了四十七年皇帝的梁武帝萧衍，认为统一全国的机会到了，就派出五万人的军队去接应侯景，结果被东魏军打得大败，主将萧渊明（梁武帝亲侄子）也成了东魏的俘虏。东魏军队接着又把侯景打败，最后侯景只率步骑八百人投奔梁朝。东魏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之后，又采取外交攻势，叫萧渊明写信给梁武帝，表示只要梁朝消灭侯景，东魏就可以释放包括萧渊明在内的所有梁军战俘。其用意很明显：不是消灭侯景就是逼侯景起来造反，东魏以便坐收渔利。梁武帝复信说：“贞阳（萧渊明封贞阳侯）旦至，侯景夕返”（《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并派出使者去东魏和谈。在梁和东魏的接触过程中，侯景一再表示反对。过了将近两个月，侯景看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便于八月初十日举兵乱梁，从而造成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破坏、大灾难。
对于侯景乱梁事件的发生，有些历史家责怪梁武帝不该接受侯景的投奔，并对梁武帝没有识破东魏的反间计，同意与东魏和谈，从而激起侯景的叛乱而感到不可思议。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接纳侯景的投奔和派使者去东魏和谈，与其说是梁武帝本人的决定，不如说是朱异阿谀奉承的结果。
接受侯景的投奔，是因为梁武帝这个八十五岁的老翁做了一个梦：“梦中原尽平，举朝称庆”。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他把这个梦告诉了朱异，并喜滋滋地说：“吾生平少梦，梦必有实。”当时梁朝日益衰弱，百姓难以自存的状况，朱异是十分清楚的，梁武帝在此时做统一中原的美梦，本来是可笑的，但朱异是一个阿谀奉承的老手，也就溜须拍马道：“这是国家统一的征兆。”梁武帝当然听得乐乎乎、晕乎乎。事情就是有这么怪，不久侯景果然来接洽投降了，真是“梦必有实”！因此梁武帝在心里首先就接纳了侯景的投奔。但此事毕竟非同小可，为慎重起见，他还是要群臣商议一下。商议的结果是不能接纳侯景。理由是：一、侯景是个“翻覆叛臣”，接受他投奔“终当乱国”（《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二、梁朝和东魏是冤家对头，现在关系刚刚有所改善，侯景割地带兵投奔过来，东魏岂会善罢甘休？与其为此大动干戈，不如拒侯景于国门之外。梁武帝听了大臣们的意见，也动摇起来。不过他的心里，还是十分矛盾，因此很难下最后的决心。
阿谀取宠害国害己的朱异（2）
这天清早，天尚未亮，梁武帝起来散步，来到武德閤口（小门口），一个人自言自语：“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至纷纭，悔无所及。”大意是：我梁朝十分强大，疆土完固，国家太平无事，接受侯景的投奔，此事有什么不可？倘若被朝臣的意见误了事，岂不是后悔无及？朱异“探帝微旨”后，马上献媚道：“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仰慕？为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国太半，远归圣朝；若不容受，恐绝后来之望。”梁武帝“深纳异言，又感前梦，遂纳之”。接受侯景投奔这样重大的事件，就在这对君臣的一唱一和中决定了。
如果说，接受侯景投奔的决定是错误的，那么，同意派使者去东魏和谈，同样显得不可思议。侯景先是背叛东魏，后又与西魏反目，对他来讲，再无退路可走。梁朝同意与东魏和谈，明显是把侯景往绝路上逼。侯景是“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遭到他的反对和抗议是理所当然的。他于是急忙给梁武帝写信：“今陛下复与高氏连和，使臣何地自处！”又写信并送金三百两给朱异，求朱异在武帝面前说话，不要把他往死路上逼。但朱异“纳金而不通其启”，执意劝梁武帝派使者去东魏和谈，从而中了东魏的反间计。
对东魏的反间计，梁朝的司农卿傅岐是识破了的。他说：“高澄何事须和？必是设间，故命贞阳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图祸乱，若许通好，正堕其计中。”然而“异等固执宜和，上亦厌用兵，乃从异言”（《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所以说，梁武帝同意与东魏言和，也是听从了朱异的意见后决定的。
朱异本不是一个头脑糊涂的人，他会识不破东魏的反间计？他本人即使没有识破，听了傅岐的意见后也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事情的严重后果，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在与东魏和谈这件事上，朱异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坚定，似乎任何人的意见都不能使他改变主意。这是为什么？是朱异一时糊涂，还是他另有考虑？显然是后者。
原来，梁武帝这个人，对自己的“骨肉”，一向是十分“恩爱”的。为了“骨肉恩爱”，他可以放任他的兄弟子侄对老百姓吸膏吮血、巧取豪夺。只要是梁武帝的“骨肉”，就是临阵脱逃，甚至投敌，也是不办罪的。比如他的兄弟萧宏临阵脱逃，就没有办罪；侄子萧正德投敌后又逃回来，梁武帝也只是哭着教训了一番，就给他恢复了爵位。还有他的儿子萧综在前线指挥作战，临阵向魏军投降，冒称自己是齐东昏侯萧宝卷的亲生子，梁武帝在一阵惊骇之后，绝了他的属籍，但不久，这个逆子还是被饶恕了。梁武帝“溺爱”自己的兄弟子侄，朱异是十分清楚的，和东魏言和，萧渊明就可以被放回来，他固执己见、坚持同意和谈，显然是为了讨好梁武帝。只要能博得皇帝的好感，朱异是会把皇帝的家事放在国事之上来考虑和处理的。梁武帝果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朱异的马屁又一次拍成功了。
当然，朱异坚持和谈，和他在判断上犯了一个轻敌的错误也是有关的。他一直认为侯景的八百降卒是造不起反来的。因此，当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派人送来密信，说侯景要造反，朱异便认为必无此理。鄱阳王再三告知朱异，说侯景一定会造反，朱异还对鄱阳王的信使说：“鄱阳王遂不许朝廷有一客！”（《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言下之意，好像鄱阳王是在无事生非和诬陷诽谤侯景。从此以后，鄱阳王再有信来，朱异甚至都不送给梁武帝看了。朱异的这个错误是致命的，它使朝廷对侯景几乎没有采取什么防范措施，结果侯景的叛军很快就打到了建康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侯景造反，打出的旗号，竟是以诛杀朱异为名！这真是阿谀取宠，害国害己！不久，朱异就在羞愧交加中发病而死。梁武帝还多活了几个月，当侯景的叛军打进台城（宫城）后，他也病饿死了。
生活奢侈，穷奢极欲
朱异的缺点，当然不止阿谀奉承这一点，而是多方面的。据史书记载，他“贪财冒贿，广受馈遗”；“四方饷馈，曾无推拒，财货充积，产与羊侃相埒（等同）”。他生活奢侈，穷奢极欲，“起宅东陂，穷乎美丽”；“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他“好饮食，极滋味声色之娱，子鹅炰鳅不辍于口，虽朝谒，从车中必赍饴饵（随车带上饴糖糕饼等食物）”。然而“性吝啬，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同‘馐’）恒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也不分赡”。而且他还好摆威风，极讲排场。他和宾客好友在城外的家中喝酒取乐至黄昏，要回台城又怕城门关了，“乃引其卤簿（仪仗队）自宅至城，使捉城门停留管龠（吹奏的乐器），既而声势所驱，薰灼内外”（《南史？朱异传》）。他为人十分骄踞，连世家大族王公贵戚都不放在眼里。有人劝他不要采取这种态度，他说：“我是塞士，好不容易达到现在的地位，我如果不轻视他们，他们反会看不起我。”他为了固宠，对那些竞争对手，则采取排挤打击、玩弄阴谋的手段逼其离位。如中大通年间，有一个叫徐摛的人，很得梁武帝欢心，“帝甚加欢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朱异便不高兴了，觉得徐摛对自己的威胁很大，是一个潜在竞争对手，不把他赶走，自己的地位就难以保住。他对自己的亲信说：“徐叟出入两宫（徐摛为皇太子家令兼管记，所以朱异说他出入两宫），渐来见逼，我须早为之所”。他于是找准一个机会，对梁武帝说：“徐摛年纪大了，又生性爱好山水，他想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做郡守，以怡养天年。”梁武帝以为徐摛真是这样想的，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经为之，卿为我临此郡。”（《南史？徐摛传》）。把徐摛弄到地方上做官去了，朱异才心安。他居权要三十多年，威震内外，“在朝莫不侧目，虽皇太子亦不能平”。他不但在生前官运亨通，“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帽子上插貂尾为饰）；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外出有仪仗队开路），近代未之有也”，而且他死后，在梁武帝已觉察到了他的为人的情况下，梁武帝乃悼惜不已，“诏赠尚书右仆射”。本来尚书仆射（宰相）是不能作为赠品送人的，但因梁武帝听说朱异平生的抱负就是想做宰相，为了满足朱异这一愿望，梁武帝于是破例诏赠他尚书仆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梁武帝被朱异吹拍迷惑的程度有多深！他们之间的感情有多厚！
秘书贤佞与朝代兴亡的关系
在封建社会的一些史学家看来，南朝一些朝代的兴亡，其关键就在于君主所委任的中书通事舍人是否贤佞。比如陈朝，史称宣帝陈顼因委政毛喜，“由是十余年间，江东狭小，遂称全盛”（《陈书？毛喜传》）。及后主陈叔宝用施文庆、沈客卿等为中书通事舍人典掌机要，文庆等“敛无厌，以刻削百姓为能事”（《南史？恩幸？施文庆传》），而陈遂以亡。这种看法虽然只是就表象而论，并不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但看一下梁朝的兴亡史，又不得不承认，当皇帝信用的中书通事舍人贤能时，也是国事兴盛，反之则衰败甚至覆亡。如梁武帝早先用周舍、裴子野等人为中书通事舍人典掌机要，敌国的东魏丞相高欢就曾说：“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而当他后来完全信用朱异这种人时，国事便一日不如一日，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只能发出这样的哀叹：“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这说明，中书通事舍人在南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皇帝任用什么样的人做秘书，的确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这虽然是旧时代的特有现象，但作为历史经验和教训，还是有吸取的必要，以引起后人的深思和鉴戒！（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资治通鉴》、《梁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