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尽贰ⅰ蹲手瓮返龋�
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杨修（1）
杨修（公元175——219年），汉末文学家。字德祖，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杨修生于官宦人家，杨氏几代人都是汉朝大官。《后汉书？杨震列传》评论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杨修思维敏捷，头脑灵活，颇具才华，是个很聪明的人。“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世语》）。杨修担任曹操的主簿（秘书）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同上注引《典略》）。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人，最后却被自己的聪明所误，让曹操给杀了。
杨修过人的才华
曹植称杨修的文才“高视于上京”（曹植：《与杨德祖书》），不在七子之下；一般史家认为略逊于七子，但不失为一时之俊才。祢衡恃才傲物，差不多看不起所有的人，唯独对孔融、杨修两人另眼相看。虽然不能完全以曹植和祢衡的评论断人优劣，但杨修有才，却是事实。《世说新语？捷悟第十一》所记的两件小事，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曹操征伐袁绍的时候，整理军队的装备，还剩下几十斛竹片，都只有几寸长。大家认为毫无用处，正要让人烧掉，曹操觉得烧掉太可惜，思索怎样使用这些竹片，认为可以做成椭圆形的竹盾牌。但是他没有明显说出来，便派人骑马去问杨修，杨修应声而答，与曹操的想法完全相同。
曹操曾从曹娥碑下经过，杨修随从。看到碑的背面题着“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理解不理解？”杨修回答说“理解。”曹操说：“你先不要说出来，等我想一想。”走了三十里，曹操才说：“我已经解出来了。”就叫杨修另外写出所理解的意思。杨修写道：“‘黄绢’，是有颜色的丝，‘糸’和‘色’合成‘绝’字；‘幼妇’，是少女，‘女’和‘少’合成‘妙’字；‘外孙’，是女儿之子，‘女’和‘子’合成‘好’字；”‘齑臼’，是受辛辣之味的，‘受’和‘辛’合成‘辤’（辞的异体字）字。这八个字的意思，说的是‘绝妙好辞’。”曹操也记下了自己解出的意思，与杨修相同。于是曹操感叹说：“我的才智比不上你，竟然相差三十里。”
曹操对杨修的重用
汉末，可以开府辟属的高官以长史为首辅，总领府务，下设诸曹治事。各曹设有主簿、掾、属、令史，以主簿为掾史之首。曹操为丞相时，属下主要有：东曹主管二千石官员的任免，西曹主管丞相府官员的任免，仓曹掌管钱粮兵库，理（法）曹掌管刑法。曹操总揽军政，其属各曹主簿掾史的职权地位皆不在郡守之下。
曹操还是司空时，刘晔为仓曹掾。征张鲁时，刘晔改任主簿。蒋济为丹阳太守、扬州别驾之后，才被辟为丞相西曹属主簿。司马朗为丞相主簿后，便得调任兗州刺史。温恢先为彭城相和鲁相（太守级别），政绩不错，才入为丞相主簿，出为扬州刺史。贾逵担任弘农太守，得到曹操赏识，于是调到身边工作，出任丞相主簿。
《后汉书？杨震列传》注引《典略》说：“建安中，（杨修）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杨修从一个三百石低品秩官员，一下子成为等同二千石官员的丞相府主簿，可见曹操对他的赏识重用。正因如此，才导致自魏太子以下，都争着与杨修套近乎，可见古人也都是势利眼。而才学名气皆在杨修之上的建安七子中，王粲为丞相掾，徐斡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陈琳为门下督，阮瑀为仓曹掾属，应瑒和刘桢为丞相掾属，地位都不如杨修。
众说纷纭的杨修死因
杨修被杀的原因，各书多有记载，历来众说纷纭。
《后汉书？杨震列传》中记有三条：一是曹操将由汉中撤军，但犹豫不决，而杨修由曹操的教令“鸡肋”一词，便猜知曹操心事，使曹操大为恼恨。二是杨修为曹植预作答记，皆中曹操之意，后知其情，更加忌恨。三是由于杨修是袁术的外甥，曹操“虑为后患”，于是借故把他杀了。曹操当年曾欲借袁术这个社会关系问题杀杨彪而未得逞，怀恨在心，十几年后仍以这个问题将其子杨修杀害。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却有另外的说法：当初，杨修和丁仪兄弟策划立曹植为魏太子，曹丕对此很担忧，把朝歌长吴质藏在旧竹箱中，用车接进府中，请他帮自己出谋划策。杨修将此事告诉曹操。曹丕感到恐惧，告诉了吴质。吴质说：“没有关系。”第二天，又用竹箱载绢进入曹丕的宅邸。杨修又报告了曹操。曹操派人进行检查，里面却没有人。曹操因此对杨修等人产生怀疑。后来曹植因为骄纵而被曹操疏远，但曹植却不停地主动和杨修联系，杨修也不敢和他断绝往来。每当到曹植那里，杨修都揣度曹操的心事，预先为曹植草拟了十几条答辞，告诉曹植手下的人：“魏王的训诲来时，根据他的问话，作出相应的回答。”因此，魏操的训诲刚刚送来，曹植的答辞就已送去。曹操对这样迅速的回答觉得很奇怪，经过追问，真相才暴露出来，便公布了杨修多次泄漏魏王训诲，交结诸侯的罪状，把他抓起来杀了。
《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写到杨修之死，主要是说：杨修在做曹操秘书期间，正在与其兄争太子地位的曹植与他交往甚深，杨修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场争斗的旋涡之中。他为曹植出了几个主意，效果很好，可是后来被曹操发现，心中忌恨他，“乃收杀之”。这和《资治通鉴》写的是差不多意思。
除了上面几种说法外，另有几件小事也值得关注。
曹操曾经叫人建造花园，他看了后不给评语，只在花园的门上写一“活”字。众人皆不明其意，杨修看了，说：在门上写“活”，就是“阔”字，丞相是嫌门阔了。竟不问曹操，擅自命人把门改窄。曹操知道后，口虽称美，“心甚忌之”。
塞北送来一合酥，曹操在盒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杨修见了，便叫人把整盒酥吃了。曹操问他为何这样做，他答：“盒上写明‘一人一口酥’，丞相之命岂敢违反？”曹操虽嬉笑，而心恶之。
曹操为了测试曹丕和曹植的应变能力，便叫他们到城外去办事，暗中却叫门卫不要放人外出。杨修告诉曹植，如有人敢阻挡，便斩杀他。曹植虽然成功出外，但曹操知是杨修所教，认为这是杨修与曹植联合欺骗自己，非常愤怒，于是有了杀杨修之心。
曹操老担心别人暗害他，于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梦中好杀人；凡我睡着，你们切勿靠近。”一天他睡午觉，被子掉在地上，一位唯恐侍候不周的勤务员马上进房把被子捡起来盖上。曹操从床上跳将起来，一剑把勤务员杀掉，又上床再睡。睡了半天后起床，惊问道：“谁杀了我的勤务员？”大家告诉他经过，曹操放声大哭，给死者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然后厚葬。大家都认定，曹操确有梦中杀人的病症，只有杨修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在送葬时，杨修对着死者的灵柩说：“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杨修因此惹恼曹操，被曹操借故杀了头。
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杨修（2）
于是有人说，曹操杀杨修，是他聪明过头，好卖弄才华并且喜欢自作主张。因此，杨修是死于“恃才放旷”。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杨修的死，是曹操忌才害贤，容不得拂逆自己的人。
曹操虽然爱才，“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但他容不得拂逆自己的人，又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崔琰太直，罚为徒隶，跟踪监督，“心似不平”，遂赐死；许攸、娄圭，虽是曹操的故旧且都立有功劳，只因有轻视曹家的言论，便都杀掉；孔融是名士，但好唱反调，也杀掉；就是佐曹起家的首席谋士荀彧，因对其要当魏公提了点不同意见，便不肯饶过，逼其自杀。《曹瞒传》中说他“持法峻刻，诸将有计划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这话说得虽有些过分，但考诸历史，又不得不信。杨修好卖弄小聪明，揭操之短，曹操当然不会放过他。曹操的手，不可谓不黑（以上均见《世说新语》和《三国志》等书）！
这种说法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和前面说的就完全不同，杨修之死的责任完全在曹操一边。
看来，杨修的死因，是有很多版本的，也很难有统一意见。但说他是专制独裁者刀下的牺牲品，肯定不会错。杨修死时正值四十五岁的壮盛之年。一代人才就这么死了，确实使人非常痛惜。
杨修之死留给秘书的启示
再回到杨修的秘书身份上来，看看从他身上能吸取什么教训。
坦率地讲，从秘书学的角度看，杨修根本不了解秘书工作的性质，虽才华出众，却不具备领导人秘书的素质，因此难免遭杀身之祸。
其一，秘书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秘书人员必须大力加强政治修养。通常所说的政治修养，主要是指觉悟性修养，就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工作中注意从整体利益出发，顾全大局，讲原则，讲团结，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杨修却严重背离了这条原则。他和曹植结成小帮派团体，为曹植争夺太子地位出谋划策，挑拨曹氏兄弟不和。曹操一直认为，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自己能够打败袁绍，主要是因为袁氏上下不和，子孙互相争斗，否则他是难以轻易拿下河北的。可以说，帮助曹操战胜袁绍的正是各为其主的袁氏谋臣，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起袁氏子孙争斗不休是导致袁败曹胜的决定性因素。袁氏前车之鉴，曹操岂能很快忘记。因此，曹操心中最厌恶、最担心的人，莫过于挑拨自己的子孙互相攻讦的人。而杨修为了自己将来的飞黄腾达，偏偏选择了一条用助曹植夺权的手段来谋求今后更大发展的道路，因此说，杨修的政治性是不强的，曹操以“交结诸侯”之罪杀他，实在不冤。
其二，秘书要树立正确的名利观。秘书是为领导人服务的，作为领导的助手，秘书的劳动成果往往是通过领导的工作成绩体现出来，而不能独立地显示秘书自身的成绩。秘书工作具体而繁忙，加之机密性强，因而很少出头露面，留名留利。杨修却完全相反，凡是有出头露面的机会，似乎都少不了他；凡是可以显示自己才华的时候，他几乎每次都要表现一下；他的风头出得比领导还足，得到的虚名甚至远远超过他的顶头上司曹操，这样的秘书，领导怎么会喜欢？曹操具有雄才大略，但为人多疑，阴险奸诈，好表现自己。他要处处表现自己才气过人，以赢得部下的拥戴。他在门上写个“活”字，在盒上写“一合酥”，如果是自己揭开谜底，一定会得到部下的佩服和尊敬，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地位。杨修却只顾为了出风头而卖力地表现自己，当然会引起曹操的忌恨，从而导致杀身之祸。
其三，领导人秘书要做到没有根据的话不说，没有把握的事不做，并且特别要注意，当领导人不在时，别人提出任何建议和要求，秘书只能负责传达，未经领导授意，决不能代替领导答复或许诺，更不能代替领导作指示，否则就是严重的侵权越位行为。由此来对照一下杨修的表现，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杨修实在是过于轻狂，仅仅凭着对曹操一个“教令”的猜测，就擅自收拾行装，准备归程。曹操以“扰乱军心”之罪杀他，是有充分理由的。
其四，领导人秘书由于职业的关系，往往能够掌握较多的机密，对领导人的想法也比较了解，心思也摸得准。本来，作为秘书的杨修应该利用这一优势，领会领导的意图，把握工作的要领，把工作做在前面，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而是杨修随意揣摩领导的意图，多次“漏泄魏王训诲”，显示自己的小聪明。这样的秘书，能说合格吗？曹操以泄密罪杀他，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其五，秘书是直接为领导服务的，不论写文章还是办事情，都是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必须忠诚于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事业，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反映情况，处理问题，不撒谎，不掺假，不缩小也不扩大。决不能背着领导另搞一套，更不能故意欺骗领导。作为曹操的秘书，杨修在此方面，是做得不怎么好的。他与曹植联合欺骗曹操，本来就不应该，而在汇报吴质的问题上又被对手陷害了，从而使曹操对他产生更大的怀疑，认为他不忠诚于自己，最后借故把他杀了，也是可以理解的。
按照现代对秘书职业的要求，秘书人员当然还必须具备其他多种素质，如认真、细致、周到以及谦虚谨慎、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等等。但仅从以上五点分析来看，作为领导人秘书的杨修，在素质上确实存在不少缺陷，他的死，确实可以使我们吸取很多经验教训，并以此作为借鉴。（本文史料主要引自《世说新语》、《三国志》、《资治通鉴》、《后汉书》等）
挂名秘书阮籍
阮籍是三国时魏国的名士，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是“竹林七贤”之一。他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秘书工作者。
阮籍先是在魏国元老重臣太尉蒋济的幕府中任尚书郎，后来曹爽辅政，又召阮籍为参军。曹爽被诛后，大权在握的司马懿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辅政，他们也都先后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尚书郎、参军，从事中郎都是幕府的属官，职责是掌谋画和文翰，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从事参谋文字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阮籍虽然先后任过蒋济、曹爽、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秘书，但这一职务多半是挂名的，实际上他是不大做具体的秘书工作的，甚至连文书也很少起草。他不过是挂个名，领一份俸禄，以解决生计问题。任用他的人也只是图个虚名，表明他们爱才惜才用才，以笼络人心，也并不指望阮籍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此，阮籍这个挂名秘书，还是照样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做他的名士。
不做事，却可以拿到一份优厚的俸禄，这看起来是件美事，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美妙。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那些当权人物，为了争取民心，取得朝臣的支持，纷纷拉拢名士以壮声威。但他们一失势，名士也就跟着倒霉。“名士少有全者”，就是那个时代名士的普遍遭遇。阮籍的名声很高，自然成了各方拉拢的重点对象。为了争得名士的支持，权臣们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所以说，阮籍的这些秘书职务，大都是在迫不得已、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担任的。
正因为阮籍不情愿担任这些职务，所以一旦有适当的理由，他便推辞不干。他从蒋济、曹爽的幕府中脱身出来，都是以病作借口的。他离开曹爽一年多后，曹爽便在权力角逐中被司马懿杀掉了，同时被杀的曹爽集团成员及家属也有不少。阮籍如果没有及早脱身，这回自然也难免杀身之祸。他何尝不想从司马氏身边离开呢？只是一时找不到恰当的理由罢了。
但后来他终于寻思到了一个理由，而且一经向司马昭提出，便顺顺当当地得到批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兵营的伙夫善于酿酒，而且那里存有三百斛正宗好酒，于是灵机一动，何不借喝酒的名义，辞掉从事中郎这个僚属职务，去担任那个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呢？这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司马氏集团，但和他们的关系毕竟拉开了一段距离。报告打上去后，他果真如愿以偿。
为了喝酒而要求调动工作，这本来不成其为理由，司马昭为什么偏偏同意了阮籍的这个要求呢？这是事出有因的。原来竹林名士个个饮酒，而阮籍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仙。史书上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以这个借口辞去司马昭的秘书职务，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严格地说，在南北朝以前，像参军这类僚属职务，虽然地位显赫，身处权力中心，其实并非官名，而步兵校尉却实实在在是个官名。它是汉武帝设置的京师屯兵八校之一，职掌上林苑门屯兵。一直到晋朝，都沿袭设置此官。按理说，这是一个武官，然而从此官开始设置起，就不必为武人，可见这也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挂名职务。此官虽然也属挂名性质，但因为它确实是个官名，所以现在的一些辞书，在“阮籍”这一条里，就只提他“曾为步兵校尉”，而对他的秘书职务，却一字无涉。这大概也算是官本位思想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