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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阮籍先后任过五个人的私人秘书，史书上却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秘书份内的事情，倒是在他辞掉秘书工作，去担任步兵校尉之后，却实实在在写了一篇公文。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58年，也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魏国差不多要完蛋的时候。
这一年，魏国的傀儡皇帝曹髦下令，要为司马昭加九锡。所谓九锡，就是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后世权臣篡位之前，辄先加九锡。因此，加九锡也可说是皇帝移位的预演。本来，曹髦要加司马昭九锡，就加九锡好了，但司马昭却装腔作势地再三谦让，而那些公卿大臣们见溜须拍马、大献殷勤的机会到了，便苦劝司马昭接受九锡，并且公推阮籍撰写劝进文章。这可为难了阮籍：写吧，有为司马氏吹喇叭抬轿子之嫌，自然要毁坏自己的名士地位和声誉，这是他所不情愿的；不写吧，又要得罪司马昭。司马昭这个人心狠手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因此阮籍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脑袋搬家问题。那些溜须拍马的公卿大臣公推阮籍起草这份劝进表，自然是考虑他名声高，影响大，哪晓得阮籍虽然身不由己倒向了司马氏，但内心里，他对司马氏的政治野心一直是不满的，何况他本来就不是惯于阿谀奉迎的小人，要他写劝进表，真使他伤透了脑筋。
迫于司马昭的淫威，他不能正面拒绝这件事。他于是故伎重演，像以前拒绝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提亲和对付钟会“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那样，天天酗酒，企图再次借醉酒来摆脱纠缠保全自己。但这回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了，因为人家已经逼上门来取稿。无奈，阮籍只好在醉意朦胧中，伏在几案上完成了这篇劝进表。据说，这篇醉后草成的劝进文，竟是一篇文笔清丽、气势雄壮的好文章。这一年阮籍四十九岁，再过五年，也就是公元263年，五十四岁的阮籍便逝世了。阮籍死后第二年，司马昭称晋王。公元265年，司马昭来不及做皇帝就死了，把皇帝的宝座让给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因此，晋真正取代魏，是在公元265年。但在不少著作和文章里，或称阮籍是魏末晋初人，或干脆称阮籍是晋朝人，这是不确切的。在《晋书》里，有《阮籍传》，这是事实，但阮籍毕竟不是晋朝人，这也是确定无疑的。
像阮籍这种挂名秘书，历史上尚有不少。只有在动乱的封建社会才会产生这种人物，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我国古代秘书队伍中，还有像阮籍这样的挂名秘书；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残是多么残酷无情！（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资治通鉴》、《世说新语》等）
第三部分 吴隐之卖狗嫁女
说到东晋的吴隐之，人们很自然会想起他做广州刺史时饮贪泉而不贪的趣闻，而他做秘书时卖狗嫁女的逸事，却少有人知道。
吴隐之在做广州刺史之前，曾做过多年秘书。他先是为桓温所知赏，拜奉朝请、尚书郎；接着被谢石点名要过去做主簿；再后来是入朝做中书侍郎。与尚书郎、主簿一样，中书侍郎也是秘书性职务。吴隐之卖狗嫁女，就发生在他做谢石主簿的时候。
谢石是东晋著名人物，淝水之战的晋军司令便是他。这一仗足以使他名垂青史。谢石对吴隐之的生活很关心。吴隐之的女儿要出嫁，谢石知道他家穷，“遣女必当率薄”，便吩咐手下人带着办喜事所需的各种物品去帮忙操办。到了吴隐之家，只见冷冷静静，毫无办喜事的气氛，唯见婢女牵了一只狗要去市上卖。原来吴隐之要靠卖狗的钱来做女儿的嫁资！
东晋时的主簿，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官，其职责无非是主管文书，为将相大臣一幕僚而已。但若论其地位，却又十分重要；论其权力，有时甚至大得使人咋舌。如桓温以郗超为参军，王珣为主簿，时人便有“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之语，主簿地位之重要和权力之大，由此可知。其时谢石声誉日隆，炙手可热，且谢家十分富有，吴隐之在他手下工作，俸禄定当不菲。退一步说，吴隐之的俸禄即使不多，但他只要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以顶头上司谢石为榜样（谢石聚敛无度同样很有名），能捞的时候就捞它一把，怎么也不会穷到卖狗嫁女的地步。很显然，吴隐之家穷，是另有原因的。史书上说他“弱冠而介立，有清操”；“虽居清显，禄赐皆班亲族，冬月无被，尝浣衣，乃被絮，勤苦同于贫庶”。他家穷，原来是他始终保持清廉的操守，又乐善好施造成的。
众所周知，两晋时的官风，是相当腐败的。何曾父子日食万钱，石崇与王恺比阔斗富这类丑闻，都是发生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环境和条件之下，吴隐之能够清廉自守，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上司谢石都聚敛无度，他却毫不动心，守住清贫，尤其让人崇敬。后来，朝廷决定派他去广州做刺史，目的就是希望他到那里去树立新的形象，改变过去岭南历任刺史皆贪污受贿以饱私囊的弊端。
广州面海环山，多有象牙、珍珠、海味和名贵药材出产。但因为地处僻远，瘴疫流行，在东晋时还属蛮荒之地，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去那里做官。只有那些家里贫困而又想发横财的人才肯去。到广州做刺史，只要弄上一箱珍珠宝物，几辈子享用不尽，以往的广州刺史因此没有一个不贪的。离广州二十里一个叫石门的地方，有一口泉叫“贪泉”，据说不管谁喝了这泉水，都会变得贪得无厌。吴隐之不信这个邪，到广州后，他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为了表明立志清廉，他特意来到贪泉，掬水而饮，并赋诗为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意思是：人们都说喝了这泉水，就会贪财爱宝，假若让伯夷叔齐那样品行高洁的人喝了，我想终究不会改变那颗廉洁的本心。以后他在广州，果然始终保持着廉洁的操守，粗茶淡饭，衣物器具也十分简朴。调离广州时，他妻子偷偷带了一斤中药材沉香木，吴隐之发现了，十分生气，把它丢到水里去了。吴隐之“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岭南习俗也就日趋淳朴。为了表彰他“革奢务啬，南域改观”的操行和政绩，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吴隐之被升迁为前将军，并得到赐钱五十万、谷千斛的奖赏。
吴隐之做主簿时卖狗嫁女和他后来做广州刺史时饮贪泉而不贪，这两件事表明：真正的清廉之士，是不管处在何种环境和条件下，也不管他手中有权还是无权，都是不会改变其志操的。
一个人能否保持清廉，其关键还在于自己，不能怪罪于环境和条件。（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资治通鉴》等）
聪明绝伦郗嘉宾（1）
郗超（公元336—377年），东晋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字景兴（或作敬兴），一字嘉宾。祖父郗鉴，父亲郗愔，皆为东晋大臣。郗超少年早熟，聪明过人，十几岁即被抚军大将军司马昱（简文帝）辟为椽。当时有谚语说：“扬州独步王文度（王坦之），后来出人郗嘉宾”（《世说新语》）。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灭成汉，进位征西大将军后，辟郗超为征西大将军椽。永和十二年，桓温任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郗超转为参军。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桓温废海西公，改立简文帝，专制晋政，郗超入朝任中书侍郎。桓温死后去职。大元二年（公元377年）卒，终年四十二岁。
纵观郗超的一生，可以说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而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聪明绝伦的人。郗超自十几岁入桓温幕府后，在长达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桓温的主要幕僚。“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的一代枭雄桓温气概清高卓越，很少有他所推重的人，和郗超谈论，他却常说郗超深不可测，于是尽心敬待和信任他。当时桓温幕府里人才济济，和郗超差不多同时在桓府任事的就有王坦之、谢玄、王珣以及大文学家袁宏、大画家顾恺之等人，但真正为桓温看重的，也就是郗超、王珣和谢玄等几个人。对参军郗超和主簿王珣，桓温似乎又特别倚重，每件事都要同他俩商量，桓府的人因此称他们是“长胡子参军，矮个子主簿，能令桓温高兴，能令桓温愤怒”。史称桓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晋书？王珣传》）。又说：“温怀不轨，欲立霸王之基，超为之谋”（《晋书？郗超传》）。桓温欣赏王珣的显然是他的精明强练，倚重郗超的则是他的智慧谋略。一个善于内务管理，一个长于权谋机变，郗超和王珣，无疑是桓温身边最得力的左臂右膀。
深自结纳
郗超入桓温幕府后，桓温对他“倾意礼待”，郗超亦“深自结纳”，两人很快结为同党。
公元369年春，郗超父亲、东晋的徐、兖二州刺史郗愔给大司马桓温去了一封公函，表示要与桓温共同辅佐王室，并请求率领自己的部队渡河北上，讨伐前燕，收复失地。郗愔写这封信，是因为不久前收到了朝廷的命令，要他与桓温一道进行北伐战争，而邀请他参加北伐的正是桓温本人。郗愔对东晋王朝忠心耿耿，接命令后心情特别激动，以为为国立功的机会到了，于是动情地写了这封信。遗憾的是郗愔并不清楚桓温邀请他北伐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桓温有雄才，志在收复中原，这是事实，但他同时更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来提高个人的威望，从而达到代晋称帝的目的。郗愔对此却一无所知。可以想见，桓温如果读到这封信，肯定会加深对郗愔的疑忌，从而给郗家带来灾祸。幸好郗超先看到这封信，他气得当即把信撕得粉碎，然后提笔代父亲写过了一封信给桓温。信中说自己不是将帅之才，不能胜任军旅重任，而且年老多病，请求找一个悠闲的地方休养，并劝说桓温统领自己的部队。桓温见信，大喜过望，当即调任郗愔为冠军将军、会稽内史，自己则当仁不让地兼任徐、兖二州刺史。自此，东晋的荆、扬两个重镇，全由桓温一人兼任，他一人掌握了长江上下游的全部事权（《资治通鉴》卷一百二）。
郗超对桓温的想法之所以摸得那么清楚，是因为他经常听到桓温念叨“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这句话。从这句话里，他知道桓温对他父亲身居京口要地深为不满，很想将此二州攫为己有，只是没有适当的理由和借口，他才暂时没有动郗愔。京口一带，原来地广人稀，西晋灭亡，北方士民纷纷避难来到江南后，这里便逐渐成为东晋的重镇，号称北府。因当地军民强悍，勇于从军，桓温早就有把他们编练成一支新军的计划。桓温对京口重镇早就垂涎三尺，郗愔却如此不识时务，也难怪郗超要把他父亲的信撕得粉碎了。
郗超是桓温最主要的谋士和最得力的助手，同时也是桓温的死党，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然而郗愔却不知道。假如郗愔早知道儿子已与桓温结为死党，郗超擅自做主代他给桓温写信，从而把手中的权力奉送给桓温以保一家平安，郗愔会不会坚决反对呢？从他忠于王室这一点看，他肯定会这样做的。
父子异趣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郗超和他的父亲郗愔，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郗愔忠于王室，郗超却同桓温结为死党；郗愔为人糊涂怯弱，郗超却精明强练；郗愔事奉天师道，郗超却信佛；郗愔喜好聚敛钱财，郗超却轻财重施，视钱财如粪土。
郗愔大肆搜刮钱财，有钱数千万，郗超心中很不以为然。有一天早晨，郗超去给父亲请安，郗家的礼法，在长辈面前，晚辈不能坐着，郗超就站着说了很久的话，并有意把话题引到了钱财上来。郗愔说：“你只不过想得到我的钱财罢了！”于是打开钱库一天，让郗超任意使用。郗愔如此大方，原以为郗超顶多只能用掉几百万而已，却没有想到他会在一天时间里把钱库里的钱全部分给亲戚朋友，到最后所剩无几了。郗愔听了，惊怪不已（《世说新语？俭啬第二十九》）。
太元二年（公元377年）十二月，郗超去世。当初，郗超与桓温结为同盟，因为父亲郗愔忠诚于王室，所以没让父亲知道。等到他病重以后，拿出一箱子书信交给门下的弟子，说：“家父年事已高，我死之后，如果他过度悲伤，影响到饮食睡眠，可把这个箱子呈交给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请把它烧掉。”郗超死后，郗愔果然因悲痛惋惜而患病，弟子把箱子呈送给他，里面全是郗超与桓温商议密谋的往返书信。郗愔勃然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已经太晚了！”于是再也不为他悲痛流泪了（《晋书？郗超传》）。
权谋机变
在中原板荡之际，能提高威望、博取人心者，莫过于武力征伐以收复失地。平蜀之后，桓温又进行了三次北伐。永和十年，桓温自江陵出发，从水陆两路，攻伐由氐族苻氏建立的前秦。水军沿汉水北上，步兵直趋武关。他又命梁州刺史司马勋北出子午道，作为偏师。桓温在蓝田大败秦军，进至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关中百姓带着牛酒，前来犒师。父老感动地流泪说：“想不到今天又见到官军！”率正义之师，以破竹之势，如能一鼓作气，直捣长安，关中当唾手可得。桓温却驻军灞上，观望不进。原来桓温北伐的目的只是想立功名以镇服江东，并非真心伐罪吊民，收复旧土。桓温进军之初，本打算以秦地之麦为粮，但秦人早已芟麦清野，晋军无粮可食，只好退回荆州。
两年后，桓温乘冉魏叛将周成占据洛阳，被姚襄围困之机，进行第二次北伐。桓温到达伊水时，姚襄撤洛阳之围，拒水结阵。桓温披甲督战，大败姚襄。接着周成出降，桓温进入洛阳，谒晋诸帝陵寝，有毁坏者皆令人修复之，并置陵令看守。留颖川太守毛穆之等以三千人镇守洛阳，自率大军而还。
聪明绝伦郗嘉宾（2）
以上两次北伐，第一次虽说无功而返，但志在立威的目的还是达到了，而第二次北伐，则是取得了成功，所以自此以后，桓温既掌内外大权，其诸弟皆身居要职，桓氏势力一时甚盛。遗憾的是，接下来的第三次北伐，桓温却以惨败告终。
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四月，桓温率桓冲、袁真等步骑五万从姑孰出发北伐前燕。时正大旱，水道不通，郗超劝阻桓温说：“路途遥远，汴水又浅，恐怕运送粮食的水道难以畅通”。桓温没有听从。六月，大军进至金乡（今山东金乡），桓温命冠军将军毛虎生在巨野（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开凿三百里水路，引来汶水（今大汶水）会合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又称清水）。这条航道后来称作“桓公渎”。桓温率大军乘船自清水进入黄河，舳舻连绵数百里。这时，郗超又建议说：“从清水进入黄河，运输难以畅通。如果敌人不与我们交战，运输通道又断绝，我们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不如让现有部队全部径直开向邺城，他们害怕您的威赫名声，一定会闻风溃逃。如果您觉得这样做太冒险，那就不如停兵于黄河、济水，控制水路运输，等到储备充足，到明年夏天再进军。这样做虽说拖延了时间，却是万全之策。”但桓温又未采纳，既不肯直趋邺城，决胜负于一役，又不肯顿兵河、济，以待来年。于是乃按原定计划进军。七月，桓温大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这时，桓公渎因为干旱水位下降，已不能通运，桓温水军的退路及粮食供应都成了问题。此后，桓温几次与燕军交战都未取胜，乃命令烧掉船只，弃掉辎重从陆路退军。前燕部队从后追击，几次大败桓温，晋军死伤数万人，这次北伐于是以桓温的惨败而告终。起初，桓温令袁真攻打谯郡、梁国，开凿石门，以便修通水道，运送粮草。袁真攻克了谯郡、梁国，但无法打开石门。桓温深感丧师败绩的羞耻，于是以石门不开，粮运不济，归罪于袁真，上疏请求免除袁真官职，贬作庶人。袁真认为桓温诬陷自己，不服，上疏控告桓温，朝廷不理。袁真便据守寿春叛变，投降前燕。
桓温此次北伐惨败的原因，分析起来，应该说主客观方面都有。从桓温主观上来说，其北伐不是真正想收复中原，而是志在立威，欲以功名镇服江东，伺机取晋室而代之。因此，桓温在作战时务求持重，在大好形势下常常观望不进，贻误战机。另外，桓温确实很懂兵法，也善于用兵，但他还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家，用兵贵在多谋善断，相机而动，桓温于此却略逊一筹，因此在用兵时往往不善于捕捉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