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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立皇帝
太和五年二月，袁真死，前燕任命袁真的儿子袁瑾为扬州刺史。八月，桓温从广陵率二万兵马讨伐袁瑾，在寿春郊外击败袁瑾，进而将城池包围。第二年正月十七日，桓温攻下寿春，活捉了袁瑾，将他和他的家属一起押送到建康，在建康处斩（《资治通鉴》卷一百三）。
桓温北伐本来是想先立功河朔，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声望，回来后接受加九赐的礼遇。既有枋头之败，他的威望和声名都受到很大打击。攻克寿春后，他问郗超：“这一仗，能不能雪枋头之耻？”郗超说：“不能。”过后有一天，郗超在桓温府中留宿，半夜里郗超对桓温说：“您难道毫无忧虑吗？”桓温说：“你一定有话要对我讲。”郗超说：“你身负天下的重任，如今以六十岁高龄，却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中失败，如果不建立非常的功勋，就不足以镇服人心！”桓温说：“哪该怎么办呢？”郗超劝他废立皇帝。桓温历来怀有此心，对郗超的话深以为然，两人立即商议，决定行动步骤。他们考虑到皇帝司马奕一贯谨慎，没有什么过失可挑，只能从男女关系入手，便决定四下散布谣言，说：“皇上早就得了阳痿病，不能生育，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宫中美人和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人通奸生下的，将来他们被立为储君，封为王侯，必然改换皇家血统。”谣言在民间秘密传播，人们无法判别真假。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温从广陵返回姑孰，中途带兵入朝，威逼褚太后废黜海西公司马奕，以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司马昱继承皇位，是为简文帝。此后，司马昱虽为皇帝，实际上仅是一个傀儡，凡事拱手默认而已。
入幕之宾
为了掌握兵权，控制上游，桓温废掉司马奕后，任命郗超为中书侍郎，坐镇朝廷，自己则带兵返回白石，还镇姑孰。郗超此时虽然名义上成了皇帝的秘书，实际上是桓温有意安插在朝中的一个钉子，以便把持朝政。
桓温临走之前，桓温和郗超商议削除一些朝廷大臣，对朝中的异己力量大加废徙。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好习武事，为桓温所忌；殷浩之子殷涓、广州刺史庾蕴与桓温素有成见，又庾、殷二姓势力很强，亦为桓温所忌，很想把他们清除。桓温和郗超把废徙名单和相关文书的条款拟定之后，这天晚上两人就睡在一起。第二天早晨，桓温起来，叫宰相谢安、王坦之进来，把准备好的文书丢给他们看，郗超则躲在帷幕之内。谢安没有开口说什么，王坦之把文书还给桓温之后，也只是说了两个字：“多了。”桓温取过笔来，想从中减掉几个，躲在帷幕中的郗超便偷偷地跟桓温说起话来，显然是向桓温提出具体建议。谢安于是含笑地说：“郗先生真可以称得上是入幕之宾了。”（《世说新语？雅量第六》）谢安在这里所说的“入幕之宾”，可算是一句双关语。“幕”可以是指郄超藉以藏身的帘帐。中国古代习惯用帘帐之类的纺织品来分隔房屋内的空间，而这种起隔断作用的帘帐，统称为“幕”。严格来说，“在上曰幕，在旁曰帷”，一般则混称为“幕”。帷幕之内是居室私密之处，能进入帷幕中的宾客，自然与主人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习惯以“入幕之宾”指心腹、死党。另一方面，谢安这句话中的“幕”，也可以指郄超所任的“参军”官职，因为当时此一官职被称为“幕僚”、“幕职”。
自此以后，不仅桓温威振朝廷，而且因为桓温的缘故，朝廷里的人也都害怕和郗超打交道，一时朝廷大臣如谢安等，均畏其权势。有一次，谢安和王坦之一起到郗超那里去，太阳快落山了，还没有被召见，王坦之想离去，谢安说：“你难道不能为保全性命而忍耐一会儿吗？”（《世说新语？雅量第六》）
简文帝司马昱对郗超也是敬畏三分。他常常害怕自己被废黜，有一次，他对在宫中当班的郗超说；“命运长短，本来就并不计较，所以不该再出现前不久废黜皇帝那样的事情吧？”司马昱还是抚军大将军时，曾聘用郗超为椽属，原来既是司马昱的部下、现在又是他的秘书的郗超，从心里对司马昱还是同情的，于是说：“大司马桓温，正在对内稳定国家，对外开拓江山，我愿用百余家口保证，不会发生那种不正常的政变。”司马昱这才稍稍放下心来，于是对郗超吟咏庾阐的诗歌：“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晋书？简文帝纪》）。由于难以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位不到两年，司马昱便忧愤而死。
聪明绝伦郗嘉宾（3）
胸怀与识见
前秦苻坚图谋东晋天下，已经吞并了梁、岐一带，又虎视耽耽地想攻占淮水以南地区。当时朝廷决定派谢玄北上讨伐苻坚，人们对这一决定意见很不一致。只有郗超说：“此事一定能成功。我过去曾和谢玄在桓府中共事，发现他用人能人尽其才，即使在极小的事情上，也能委任得当。从这些事来推断，估计一定能建立功勋。”谢玄大功告成后，当时人们都赞叹郗超有先见之明，更敬重他虽然与谢玄关系不好，却能不因个人爱憎而隐匿别人的才能（《世说新语？识鉴第七》）。
太和二年（公元367年）九月，东晋朝廷任命郗愔为都督徐兖青幽四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徐州刺史。郗愔的外甥、黄门侍郎王徽之到郗家祝贺，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反复诵说，多次不停。郗愔的次子郗融对哥哥郗超说：“老人家今天拜官，王徽之说的话太不恭敬了，实在难以容忍。”郗超说：“这是陈寿对诸葛亮所作的评语，人家把你家的人都比作诸葛武侯了，还有什么可说的！”据陈寿著《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就是王徽之用来评论郗愔的两句话的出处。王徽之对他的舅舅郗愔有些瞧不起，他想表达的意思确实是随机应变的用兵策略不是郗愔的擅长。可惜他忘了自己所引用的两句话，竟是出自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语，结果被他的表兄弟郗超所利用，从而出现了“欲贬实褒”的喜剧效果。这也表明，郗超这个人确实聪明过人，不但博览群书，而且记忆惊人（《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三国志》、《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
助刘裕成大事业的刘穆之（1）
根本无托，决意东还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刘裕率军北伐，攻打后秦。这次北伐十分顺利，只一年时间，汉魏以来的名都——洛阳和长安，都被东晋打下了。后秦主姚弘，被俘后送到了建康（今南京市）。自公元316年匈奴人刘曜攻陷长安以来，关中人民盼望汉家军队的旌旗，已经一百余年了。收复洛阳和长安后，刘裕本可乘胜前进，平定陇右，恢复晋朝疆域。可是在此大好形势下，他却下令停止北伐，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返回建康。对刘裕这种虎头蛇尾的举动，三秦父老十分失望和不解，纷纷责问他“舍此欲何之乎！”有人说刘裕“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就是说刘裕之所以宁愿功亏一篑而匆匆南归，是他对夺取东晋皇帝宝座已是急不可耐了。这种说法当然有其道理。但要知道，刘裕回到建康以后，并没有马上黄袍加身做皇帝，他真正篡晋自立，是在元熙二年（公元420年）的六月，那是将近三年之后的事情了。既然如此，刘裕匆匆南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辛未，刘穆之卒，太尉裕闻之，惊恸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多不欲留。会穆之卒，裕以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卷一百一十八）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刘裕当初是打算留在长安，继续征服西北的，后来突然改变主意，原因有二：一是东晋的各位将领因长期征战在外，思念故土，大多数不愿再留；二是留守建康的刘穆之在这年的十一月初三病死，鉴于朝中没有可以托付大事的人，刘裕怕有人会趁机夺权，才急忙赶回建康。《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载，显然更合情合理，也更符合事实，因而是可信的。
好人散去，国家遭殃
刘穆之是什么人？他的死不但影响了东晋这次北伐的进程，而且改变了一段历史的写法，这个被刘裕寄予心腹之任的刘穆之，肯定不是平常之人。
事实的确如此。刘穆之当时的身份虽然是左仆射、前将军、丹阳尹并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但他的真正身份其实只是刘裕的心腹秘书而已。刘裕西征北伐，都让刘穆之留守京城，以免后院起火。刘穆之死后，刘裕犹如失去了依靠和主心骨，常常叹息着说：“刘穆之如果不死，一定能帮助我治理天下。真可谓是‘好人散去，国家遭殃！’”又说：“刘穆之死后，别人从此都会轻视我！”由此可知刘穆之在刘裕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他对刘穆之寄予的希望有多大。
刘穆之担任刘裕的秘书，说来也是很偶然的。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二月，北府兵将领刘裕以游猎为幌子，与何无忌等收集部众，联合了魏咏之、檀道济、周道民等二十七人率众起兵，讨伐桓玄。初克建康后，刘裕对何无忌说：“现在急需一个主簿的人选，你看怎么能得到？”何无忌说：“没有比刘道民更合适的。”（刘道民是刘穆之的别名）。刘裕说：“我也认识他。”便马上派信使骑快马去请他来任职。刘穆之曾任琅邪府主簿，此时赋闲在家。这天，他听到京口方向人声鼎沸，于是一大早就起来，到路边打听张望，正好和前来的信使相遇。在此之前，刘穆之曾做过一个梦，在梦中，他和刘裕在大海中泛舟，忽遇大风，眼看大船就要倾覆，却见船的左右有两条白龙护卫着。不久航行到一座山前，此山山峰耸翠，林木茂密，刘穆之十分高兴。现在，刘穆之接过信，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两眼直视前方，一句话也不说，呆立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返身回家，把一件布衣服撕破，改作裤子，跟信使一道去见刘裕。刘裕说：“我们刚刚举起大旗，发动这场符合道义的事变，一切从头开始，困难很多，非常急迫地需要一个在军队中负责文秘工作的人才，你说谁最适合做这种工作？”刘穆之说；“您的军府刚开始建立，所用的文官必须具有真才实学才行，在这种紧张仓促的情况之下，恐怕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刘裕高兴地说；“你能屈尊亲自担当这个职务，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功。”于是当即任命刘穆之为主簿。
就是这么一对原来并无深知深交的人，一旦走到一起，却像前辈子有缘似的，很快就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刘裕初入建康时，对那些重大事情的处理和安排，全部交给刘穆之，使那些仓猝间应办的公务马上办理完毕，没有不恰到好处的。刘裕于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大小事情全都询问他的意见。刘穆之也是竭尽忠诚、极力筹措，没有任何遗漏和保留。当时晋朝的政令宽泛废驰，纲法纪律都没有建立起来，豪门大族凌傲放纵，普通百姓却异常贫困穷苦。桓玄篡权后，接下来的是东晋朝廷留下来的烂摊子，桓玄虽然曾经打算进行整顿，却因各种规章的分类条目过于繁琐细密，百姓无所适从。刘穆之仔细研究了当时的情况，按照轻重缓急进行清理矫正。刘裕也能以身作则，以威行严法进行管束，使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都能小心谨慎地奉行职守，不满十天，官风民俗顿时大为改观。总之，在刘穆之的操持下，百废俱兴，朝廷内外很快出现了少有的振兴气象，这一切更使刘裕众望所归。
刘穆之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干之人。他在内总管府中事务，在外供应军旅的给养，遇事当机立断，处理问题快如流水，一切事情没有堆积迟滞的。各方宾客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他这里，各种请求诉讼千头万绪，内内外外，咨询禀报，各种材料堆满了办公室。刘穆之竟然能够眼睛看着文件内容，手写答复信件，耳朵听属下的汇报，嘴里当场答复，他同时进行这四种工作，互相之间又不混淆错乱，一切应酬自如，全都处理得当。他又喜欢宾客来往，说笑谈天，从早到晚，毫无倦意。偶有闲暇时间，他便亲自抄书，参阅古籍，校订错误。
助刘裕成大事业的刘穆之（2）
赤胆忠心，毫无保留
作为刘裕的秘书和心腹，刘穆之对刘裕可以说赤胆忠心，毫无保留。东晋在江南立国，以建康为京都，以荆（州）、扬（州）为根本。刘裕赶跑桓玄，立了大功。桓玄的司徒王谧与众人商议，准备推举刘裕统辖扬州。刘裕刚起事，不想太张扬，坚决辞谢，于是任命王谧为扬州刺史。晋安帝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十二月王谧去世，刘毅等人不希望刘裕进入朝中辅佐政事，因而商议任命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也有人打算让刘裕在丹徒兼管扬州，而把朝中的政务交给孟昶管理。朝廷特意派尚书右丞皮沈带着这两个方案，前去征求刘裕的意见。皮沈首先拜见了刘穆之，把朝廷讨论的情形全部告诉了他。刘穆之假装起身上厕所，秘密地写了一张条子给刘裕：“皮沈说的话，千万不要同意。”刘裕召见皮沈后，暂时先让他出去，又把刘穆之叫进去询问。刘穆之说：“晋朝对朝政失去控制，时间已经很久了，现在上天的福命已经转移。您兴复皇家的事业，功高德勋，地位重要，在今天的形势之下，怎么还能一味谦让，而永远去做一个老守藩地的地方将领呢？刘毅、孟昶几个人，与您都是从普通百姓开始起家的，当年一起倡导大义，争取富贵。但举事的时候，有先有后，所以推举您做了盟主，但他们并不是诚心诚意服从您的。所以，当他们的力量和您相当，地位也差不多的时候，终究是要互相吞并和排挤的。杨州是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根本所在，决不可以再把它拱手让给别人。上一次把它交给王谧，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权宜之计，这次如果再把它交给别人，可就要受到别人的制约。权柄一旦丧失，再想得到，便没有理由和机会了，那样一来，将来的危险，实在无法想象。现在朝廷这样商议，您理应表明一下态度，作出回答。但是如果说只有我自己合适，又未免难于启齿，所以只有这样说：‘中央地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辅佐君王的宰相一级官员，地位非常重要。选定这样的官员既然如此重大，便决不可以在外地随便发几声空议论敷衍，最近我打算抽时间前往京都，再与你们一起充分地交换意见。’您到了都城，他们一定不敢越过您再把这官职交给别的人。”刘裕听从了他的话。朝廷于是征召刘裕任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他原来的徐、兖二州刺史的职务仍然兼任。
刘穆之对刘裕推心置腹，不但在大事上当参谋、出主意，而且把自己听到和看到的一切都如实向刘裕汇报，史称“穆之外所闻见，莫不大小必白，虽复闾里言谑，途陌细事，皆一二以闻。高祖每得民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皆由穆之也。”刘穆之“又爱好宾游，坐客恒满，布耳目以为视听，故朝野同异，穆之莫不必知。虽复亲昵短长，皆陈奏无隐。”也就是通过和宾客来往谈天说笑中了解情况，打听消息，并且有意布下耳目，探访民意，然后告诉刘裕，以便他及时掌握新情况和新动态。对刘穆之的这种不是很光明正大的做法，有人很看不惯，对此刘穆之非常清楚，他不以为然地说：“以公之明，将来会自闻达。我蒙公恩，义无隐讳。”刘裕对刘穆之自然越加信任。和刘裕一道起兵的刘毅想离间刘裕和刘穆之的关系，经常对刘裕说刘穆之权太重，刘裕反而越加信任刘穆之。
正因为刘穆之对刘裕如此推心置腹，所以刘裕对他的话都能听得进。刘裕因是寒门出身，在年轻的时候自然没有念过什么书，是个文盲半文盲。后来在工作中他虽然慢慢认识了一些字，可以写些简短的命令和文告，但他的字写得极差，和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很不相配。刘穆之便对他说：“此虽小事，然宣布四远，愿公小复留意。”当时军政十分繁忙，加之刘裕生性不喜读书习字，自然不可能按刘穆之的建议去做。刘穆之于是又对他说：“公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势也美。”（“您既然没有时间练字，那就把字写大一些，字写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