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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穆之劝刘裕写大字藏拙，当然是为了维护刘裕的尊严和面子。因为在当时，那些出身大族的人，对出身寒微的人打心眼里瞧不起，哪怕你身为帝王将相，如果不是士大夫出身，他们也是看你不起的。出身士族的人大都有较高的文化，而寒人却没有文化，所以寒人出身的人经常受到士大夫的讥弄和嘲笑。刘裕的字写得难看，当他的面可能没有谁敢挖苦讥笑，但背后人们肯定有所议论，作为他的秘书，刘穆之婉言相劝，要他留意把字写好，自然是一番好意。正因如此，刘裕才采纳了他的建议。
连自己的缺点，刘穆之也不想对刘裕隐瞒。刘穆之也是寒门出身，没有门户可以依傍。在得志之前，常常到岳父家里去混饭吃，受人奚落。但他的性格奢放豪迈，跟上刘裕后，身份地位提高了，条件改善了，于是吃饭一定要宽大的饭桌，一大早便经常准备十个人左右的饭食，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进餐。他曾经对刘裕说：“我刘穆之的家庭出身本来贫穷微贱，维持生计都很艰难。自从得到您的信任忝任高位以来，虽然心中常常想着节俭，但从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销，仍然稍微显得过于丰厚了一点，除此之外，没有一点儿是对不起您的了。”
从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二月出任刘裕的主簿，到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十一月去世，刘穆之与刘裕共事虽然不到十三年时间，但对刘裕和刘穆之来说，却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重要也最为辉煌的阶段。在这十几年时间里，刘裕南征北伐，打下了刘宋一朝的基业，最后成了新王朝的创立者；在此期间，刘穆之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贡献给了刘裕的事业，是刘裕事业的最大支持者。刘裕称他“深谋远猷，肇基王迹，勋造大业，诚实匪躬”。《宋书》的作者沈约说他是“一代宗臣”。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刘裕即帝位后，即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谥文宣公。（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资治通鉴》、《宋书》、《南史》等）
意气用事恣意妄为的刘洁
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魏击柔然，无功而返。
柔然是北魏的一个劲敌。它是鲜卑的一支，又叫蠕蠕或芮芮，长期游牧在北魏的北边，冬天从漠北迁向漠南，夏天又回到漠北。拓跋焘做皇帝后，用主要的力量对付柔然，前后发动了许多次反击柔然的远征，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公元429年。这一年，柔然被打败，被北魏降服的柔然人有三十多万家，掳获的马牛羊多达数百万头。北魏把被征服的柔然人南徒于边塞地区，在军事管制下，从事农耕和畜牧。另一部分柔然人，往漠北退走，遇有机会，便像一阵风暴，袭击北魏的北方边境。
公元443年北魏对柔然的出击，目的便是消灭柔然的残余势力。这次行动之所以功败垂成，是因为北魏内部有人捣鬼。捣鬼的不是别人，而是拓跋焘的秘书刘洁！
刘洁为什么要破坏这次军事行动？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仅仅因为拓跋焘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便成心和拓跋焘作对，使这次本来可望大获全胜的行动受阻和失败。
原来，在朝廷商议北伐柔然时，刘洁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柔然人不在一个地方定居，行迹不定，前一次北伐柔然（指太延四年，即公元438年那一次），就是因为找不到他们，不但毫无所获，而且死了不少人马。现在不如广积粮草，等柔然人来侵犯时再将其消灭。”刘洁这一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朝臣的支持。但拓跋焘没有听从刘洁的劝阻，执意分四路出兵北伐柔然。
这次出击是否有收获，能否找到柔然人决战，可以说谁也不敢保证。刘洁反对这次行动，虽然有他的道理，但拓跋焘执意出兵，也有他的考虑。因为这些柔然人确实是北魏的一大心腹之患，不将其彻底消灭，北魏的北方边境永远得不到安宁。拓跋焘是一个喜欢打仗的人，况且这次行动得到了一个关键人物的支持，他就是北魏的智囊、在当时谋略无双的崔浩。“浩固言可伐”，拓跋焘也就下定决心实施这一行动计划。
事已至此，作为秘书，刘洁本应服从决定，全力协助拓跋焘完成北伐任务。但他却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拓跋焘拒绝接受他的意见，刘洁便觉得自己大失了面子，于是“耻其言不用，欲败魏师”。正是在这种变态心理的支配下，刘洁搞了一系列小动作，果然把北魏的这次军事行动搞垮了。
刘洁搞的第一个小动作，是背着拓跋焘发布诏令，推迟诸军会师日期。拓跋焘在部署这次军事行动时，曾和诸将约定：某一天四路兵马一起到一个叫鹿浑谷的地方会师。但拓跋焘率领中军按照原定会师日期来到鹿浑谷，东、西两军和后继部队却没有赶来！拓跋焘在鹿浑谷等了六天，另外三路部队也不见踪影！拓跋焘做梦也不会想到：三路部队是因为都收到了刘洁伪造的诏令，才推迟赶来鹿浑谷会师的！
伪造诏令耽误会师，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破坏了这次行动计划，然而，如果刘洁从此停止破坏行为，改弦易辙，悬崖勒马，北魏的这次军事行动还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原来，拓跋焘按会师要求率中军如期赶到鹿浑谷时，正巧柔然首领敕连可汗吴提的大本营就在这儿！北魏最怕找不到柔然人决战，如今在鹿浑谷和柔然人不期而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兔子撞到猎人的枪口上了！虽然其他三路部队没有赶来，魏太子拓跋晃还是主张掩其不备，“速进击之”。但这一主张马上遭到刘洁的极力反对。他说：“柔然营中尘土飞扬，遮天蔽日，说明柔然人是很多的。我们兵少，这里的地界平坦开阔，现在出击，很可能要被柔然人包围，最好等其他三路部队赶到后再出击。”拓跋晃反驳说：“柔然营中之所以冒起这么大的尘土，是由柔然人的惊慌失措、扰乱不安造成的。否则兵营上面怎么会有尘土飞扬呢！”但刘洁还是极力反对出击。他们两人争论很久，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拓跋焘自然不知道刘洁是有意阻挠魏兵出击的，更主要的是北魏兵力单薄，出击的风险较大，拓跋焘也就听从了刘洁的意见，没有下令出击。他心想其他几路部队很快就会赶到，到时再去追击柔然人也不迟。谁知一等就是六天，到第七天，拓跋焘只好放弃会师的计划，率领中军去追击。但柔然人早已逃得远远的，北魏只抓到柔然的几个骑兵侦察。一审问，柔然侦察说：“我们柔然人没有想到魏军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上上下下无不恐惧万分，因而纷纷向北逃跑，奔跑了六七天，知道后面没有追兵，才放下心来慢慢走。”假如刘洁不有意阻挠魏军出击，北魏不是同样可获大胜么？拓跋焘既后悔没有采纳太子的意见，又深恨刘洁误了大事。
至此，北魏的这次军事行动，已告失败。但刘洁还不罢休，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滑下去。拓跋焘率领中军追至一个叫石水的地方，不见柔然人，只好返回。这时魏军已深入沙漠之中，携带的粮草已差不多用完，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境地里，刘洁又耍了一个阴谋，指使人暗中扰乱部队，并劝拓跋焘只身逃命。目的没有达到，他又委过于人，说这次军出无功，一切罪过都是崔浩造成的，企图借刀杀人、转移视线。拓跋焘说：“诸将失期，遇贼不击，浩何罪也！”待到其他三路部队赶来后，刘洁伪造诏令的阴谋终于败露了，拓跋焘便将他囚禁起来。后来又发现他有阴谋篡立之罪，拓跋焘便下令杀掉他，并夷三族。
刘洁最终得到这种下场，应该说是咎由自取。他走到这一步，看起来好像是一次偶然事件引起的，但认真探究一下，便发现有其必然性。史书上说：“洁久在枢密，恃宠自传，帝心稍不平”（《北史？刘洁传》）；“洁既居势要，擅作威福，诸阿附登进，忤恨者黜免，内外惮之，侧目而视”（《魏书？刘洁传》）；“魏尚书令刘洁，久典机要、恃宠自专，魏主心恶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一个秘书骄狂任性到这种程度，他后来“耻其言不用，欲败魏师”也就并不奇怪和偶然了。
刘洁为何敢如此意气用事、恣意妄为呢？当然也是有原因的，这就是“恃宠”，即依仗拓跋焘对他的宠爱。拓跋焘宠爱他，一是因为自己还是太子时，刘洁即“选侍东宫，对综机要，敷奏百揆”，是一个跟了自己二三十年的老秘书；二是因为刘洁事实上也是个有主见、有才干、能文能武、“朝臣咸服其能”的人，对这样的干才，拓跋焘怎么能不喜爱，并在后来把他放在尚书令（此时的尚书令和隋唐以后的尚书令不同。南北朝时，尚书是一切文书的总汇，尚书令类似现代的秘书长一职）这个重要位置上呢？问题在于：对一个人的过分宠爱，往往会忽视其缺点；即使对他的缺点有所觉察，也能过分大度地予以原谅，从而没有及时帮助其纠正过来。拓跋焘对刘洁的问题并非没有发现，而且对他的某些做法还感到厌恶，但厌恶归厌恶，信任归信任，既没有给刘洁敲警钟，也没有对他采取什么组织措施，照常重用不误，于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刘洁的缺点便越发展越大，最后终于导致祸国败家的结局。
从刘洁的悲剧中，秘书人员应该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首先要正确看待领导对自己的信任。要把这种信任当作自己搞好秘书工作的鞭策和鼓励，从而更加勤勉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这种信任，认为领导反正非常赏识自己，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别人也奈何不得，那就危险了，最后非犯错误、走入歧途不可。其次要正确看待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秘书部门负有咨询和参谋的职能，在工作中经常为领导出主意想办法，提些建设性意见和合理化建议，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秘书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强加给领导，尤其是当领导没有采纳时，哪怕自己的意见再正确，也不能使性子，甩挑子，更不能和领导对着干，成心搞破坏。（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北史》、《资治通鉴》、《魏书》等）
不怕得罪皇帝的古弼
古弼，北魏秘书、大臣。这个人很正直，只认理不认人，连皇帝都敢得罪。
古弼原来叫什么名字，史书上没有记载，只说他“后改名弼”。这个名字还是魏明元帝拓跋嗣给他改的，意思是古弼是个“辅佐之材”。在改这个名字之前，拓跋嗣还曾“赐”过一个名字给他，叫“古笔”，意思是古弼这个人，不但像笔一样有用，而且像笔一样直。古弼的头长得尖，像毛笔头一样，人们于是都亲切地称他为“笔公”，而魏太武帝拓跋焘则昵称他“笔头”。有时发起怒来，便骂他“笔头奴”。总之，古弼这个人，真的像笔一样直而有用。
发生在公元444年的三件事，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一年的正月，古弼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皇家的上谷苑囿占地太多，老百姓都无田耕种了，希望朝廷减掉大半分给贫民耕种。古弼读后，觉得意见很好，就马上去见皇帝拓跋焘，要把意见奏给他听（因为春天已来临，不快点处理此事，又将影响一年的耕种）。拓跋焘跟给事中刘树在下围棋，正在兴趣头上，古弼进来，拓跋焘就像没有看到一样。古弼在旁边坐了很久，也没有获得奏事的机会。古弼火了，突然站起来，揪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下床（胡床，即矮凳子），然后扑上去，又是扇他的耳朵，又是打他的背，并且边打边骂：“国家的事情没有治理好，都是你这个小子的罪过！”拓跋焘脸都变色了，十分尬尴，丢下手中的棋子说：“没有听你奏事，错误在我。刘树有什么罪过？快停手不要打了！”古弼这才放过刘树，把事情奏给皇帝听。“帝奇其公直，皆可其奏，以与百姓”。（《北史？古弼传》。《魏书》、《资治通鉴》同。以下所引资料皆同）。
事后，古弼也觉得自己的举动太失礼了，于是光着头赤着脚到官署里去“自劾请罪”。拓跋焘知道了，便把他召去，对他说：“你有什么罪过啊？快把帽子戴上，把鞋穿上吧！以后，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你做就是了！即使‘颠沛造次’，你做了，也不要有什么顾虑！”
第二件事是：同年八月，拓跋焘要去河西打猎，让古弼留守京城。他给古弼发了一道指示，要他把肥壮的马送去打猎，古弼却尽送一些老弱马去河西。拓跋焘气得大骂：“这个笔头奴！竟敢节制捉弄我！等我回去，先斩此奴！”古弼手下的官吏，都惶恐不安，生怕受牵连被杀头。古弼却安慰他们说：“我为人臣，不让皇帝沉迷于游猎之中，如果有罪过的话，我想这个罪也是小的。如果不考虑国家的安危，做到有备无患，而是使军国乏用，这个罪才是大的。现在柔然人还十分强大，经常来骚扰我国边境，南朝的宋国也还没有消灭，我把肥壮的马供军队使用，安排老弱的马让皇帝打猎，这是为国家大业着想的，如果为此而死，我又有什么伤心的呢！再说，这件事是我一人决定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忧虑什么呢？”拓跋焘听到这些话，叹服道：“有臣如此，国之宝也！”于是“赐衣一袭（即一副）、马二匹、鹿十头”。
第三件事还是发生在这年的八月份。
河西打猎回来不几天，拓跋焘又到京城的北山去打猎了。这次打猎收获甚丰，猎获麋鹿数千头。拓跋焘于是给古弼写了一封信，要他征发民车五百辆去运麋鹿。送信的人去了不久，拓跋焘就醒悟到了，这次肯定又要碰钉子。他对身边的人说：“笔公一定不会给我征发民车来，你们还不如就用马把麋鹿运回去吧！”说完，就命令大家动身回京城。走了百来里，遇到送信的人回来，车子一辆没有，带来的只有古弼的一封回信。信上说：“现在正是谷黄椒熟时节，麋鹿和野猪不停地到农田里来糟蹋庄稼，鸟雀也不断地来啄食粮食，加上风吹雨打，地里的粮食晚上去收获，就只能收到早上的三分之一，一天损失这么重，民车都正用于运送庄稼，怎么能征用去运麋鹿呢？请缓几天吧！”拓跋焘见信后，说：“果然如我说的，笔公可谓社稷之臣矣！”
古代的臣子，尤其是皇帝的秘书，对皇帝不阿谀奉迎，曲意讨好，就已难得，而像古弼这样，认理不认人，事事为国为民着想，连皇帝老子都敢得罪，确实少见。当然，这同他遇上了拓跋焘这个杰出的君主是分不开的。当公元451年拓跋焘被人杀死，他的孙子拓跋浚（即文成帝）继位做了皇帝，还不到一年，就因为古弼“议不合旨”（即和皇帝的意见不一样），便找了一个借口，把古弼杀了。这件事发生在公元452年的下半年，当时知情的人，谁不喊“冤枉”，叫“可惜”啊！
古弼的生年不详，但他从事秘书工作的时间很早。明元帝拓跋嗣在位时，他就在“门下奏事，以敏正著称”。正因如此，拓跋嗣才又是赐名给他又是给他改名。明元帝晚年病重，太子拓跋焘监国总理朝政，便安排古弼“对综机要，敷奏百揆”，协助太子处理国家大事。很显然，明元帝是很欣赏和信用古弼的。当然，古弼同样也得到了拓跋焘的欣赏和信用。拓跋焘当皇帝后，就提拔古弼为侍中、吏部尚书、典南部奏事。拓跋焘做皇帝近三十年，古弼则在禁中工作近三十年，“端谨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拓跋焘晚年有意让太子拓跋晃“总摄万机”，并征调古弼为“东宫四辅”之一，再次让古弼辅佐太子处理国家大事，因“保傅东宫，有老成之勤”，官迁尚书令。拓跋晃先他父亲而死。拓跋焘去世后，由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浚继承皇位。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拓跋浚当皇帝没几个月，就把古弼给杀了！
当然，古弼也有缺点。史书上说他不大廉洁，这可能是事实。因为他曾收受过别人三十斤黄金的贿赂（也有说四十斤的）。这件事拓跋焘是知道的，只是因为古弼“正直有功”，才不“罪责”古弼。就收受过这么一回贿赂（古代的黄金并不是现代意义的黄金），却在历史上落个不廉洁的名声，后人不能不引为鉴戒！（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北史》、《资治通鉴》、《魏书》等）
宋孝武帝和他的秘书颜竣（1）
与山水诗人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的南朝宋著名诗人颜延之，有四个儿子。有一次，宋文帝刘义隆问颜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颜延之回答说：“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