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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条鞭法”到“地丁合一”
顺治十年（1653）规定各省赋税制仍用明“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明代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的一条赋役改革措施，其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丁”就是人头。“一条鞭法”就是赋役合并，赋税既量地又计丁，用银交纳，其征解由原来的人民自理改为官府办理，州县徭役，由官府出资雇人解决。一条鞭法有其进步方面，但对农民有不利方面。根据它的要求，赋税既量地又计丁，无地少地的农民就要吃亏，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就占便宜。清初继续贯彻此法，农民害怕按人头征税，大量逃亡，而政府因此也难掌握人口实数，征税困难。
中国传统的手纺织机康熙末年，对这种征税办法进行了一点修改。五十年（1711）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就让丁税固定了下来，但这未免除丁粮，改革不彻底。雍正元年（1723），清廷又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实行“地丁合一”法，即把固定的丁税摊到地亩上，按亩数征收，取消了丁银项目。这样田多的丁税多，田少的丁税少，无田则无丁税。田多的地主逃不脱丁税，田少的农民不必有添丁之愁。这种制度显然合理，有助于克服以前按丁计税引起的社会动乱，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除对发展生产有一定好处外，大大促进了人口增长。据《清史稿·食货·户口》：顺治十八年全国人口19203233，雍正十二年26417932，道光二十九年增加到412986649人。
乾隆时很多人家巨富。先说京师附近的：
京师米、贾、祝氏从明代起就富于王侯，屋宇有千多间，园亭华丽，游10天都游不完。宛平的查氏、盘氏两家也和米、贾、祝诸家一样富。这两家喜欢交结士大夫，总想往上爬，多次被弹劾。
陕西有一家是唐尉迟敬德的后代，积累的资产无法计算。所铸银砖，四人还抬不动。
最后讲两家江苏和浙江的：
江苏吴县西南太湖洞庭山的席氏和浙江嘉兴县北30里的王江泾陶氏都是大地主。两姓联姻。一天陶氏坐船到席家去，从泊船处到席家两里多路，都设有灯棚，晚上行走不需点蜡烛。
陶氏到后，席家好几天都设宴招待，还奏乐。席氏对陶氏说：“我这里还有不够好的地方吗？”陶氏说：“别的没什么，只是大厅地板砖太宽，长宽都有好几尺，像是行宫里的样子。另外，书房窗外池塘没有荷花。”席氏听后没吭声。
过了两个时辰（4小时）左右，席氏邀请陶某再去看池塘。哟，怎么一下子满眼都是荷花了？再到大厅一看，地板早已把大砖换成只有尺把见方的小砖了。
有一次，姓陶的到苏州找到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很有名气，叫绝秀班。演员见他是个乡巴佬，讨厌他，讥笑他，清朝时的农村少数民族乐队说：“你喜欢看戏，何不请我们到你家里演？但每天要用凤鱼、火腿招待我们才行。”当时，演一场戏要200两银子。陶回去后，一下就向他们定演100场，每场都给200两。他把戏班子关在大厅里演个不停，但他不看。一天招待两餐饭，都是凤鱼与火腿，没有其他饭菜。这样过了十天，把戏班子折磨得难受极了，道了歉才作罢。
上面讲的人应该说是富有的了，但是还有比他们更富裕的。昭梿《啸亭续录》里就说到一户：
怀柔郝氏，膏腴万顷，喜施济贫困，人呼为“郝善人”。纯皇帝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馐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与舆儓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云。
从熔化内府金钟到推广厘金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清王朝镇压起义，一方面要兵，另一方面要钱。咸丰帝解决兵的问题，开始是调遣八旗、绿营，后来是依靠湘军。军费开支浩繁，但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咸丰帝和清廷巧立名目，榨取百姓，想尽了一切办法，下面是其中的几项：
熔化内府金钟。咸丰三年十一月，咸丰帝命大臣熔化乾隆五十四年（1790）所铸造的内府金钟（乐器）3口。3口钟分别重800斤、700斤、580斤。
停薪。咸丰三年停发了文职六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俸银一年，但增加养廉银。
捐款。要富绅捐款，要京城铺户捐税。
捐输。捐输也叫捐纳，就是用官职换钱。清朝遇到急难解决的经费问题时常用这个办法。这项措施首先施行于康熙十三年平定三藩之时，不过那时仅限文官。用武官官职换钱，始于雍正初年，用兵于西北之际。咸丰年间，捐输又用上了。元年户部捐输收入1110585两，二年捐输收入3135861两，三年捐输收入672611两。
清朝农村木匠活中的拉大锯举借内外债。内债是向国内的票商、士绅借钱；外债是向洋商借款。咸丰十一年到同治四年，江苏、福建、广东等省借外债12笔，共1878620两，年息8厘到1分5厘。
预征钱粮。所谓预征钱粮是指前一年预先征纳下一年的钱粮，例如咸丰三年令山西、陕西、四川等“完善地区”预先借征咸丰四年的钱粮，四年秋又预先征五年的钱粮。
实行钱粮津贴制度。钱粮津贴是行之四川的一种加派：每田赋一两加征津贴一两。
浮收。所谓浮收指额外征收钱粮。浮收方式多种多样，手段残酷。如漕粮浮收，故意用脚踢斛，使斛面堆尖，又要交水脚费、花户费、灰印费等，合计一下，二石四五之当一石。
铸大钱。铸大钱是指咸丰三年开始铸造减重大钱。例如咸丰二年每文重1钱，每千文重6斤，当千的大钱仅重2两，那么以往千文钱所要的铜可制每枚当千文的硬币48枚（6×16两÷2＝48）。这样减重大钱面值有当四、当五、当八、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八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共15种。
印发官票和钱票。官票和钱票都是纸币，由户部印制发行。官票印有“户部官票”字样，面额有1两、5两、10两和50两；钱票又称宝钞，是大钱，面值有500文、1000文、1500文、2000文4种。规定2000文抵银1两。
实行厘金制。厘金就是厘税，1％为厘。厘金是对生产运销过程中商品征收的捐税。咸丰三年，帮办扬州军务刑部侍郎雷以根据盛世滋生图幕客钱江的建议向里下河地区仙女庙米行、店铺实行1％抽税制度（当时叫“劝捐”助饷），半年就得2万贯。此法从1个地区推向江苏1省，后又推向全国的一切商品。厘金分百货厘、盐厘、土药（国产鸦片）厘、洋药（鸦片）厘4种，以百货厘为主。它使用范围最大，收入也最多。农产品、日用百货在运输、交易过程中都课税。故有坐厘、行厘之分。所谓行厘就是商品过关卡就要收税，而关卡很多，山隘水涯、关津要道都有“奉宪抽厘”的旗帜，所以重复课税非常普遍。所谓坐厘是指在商店、粮行交易的货物纳税。实际上一些非交易的商品，如走亲戚带的鸡鸭也都纳税。厘金名目很多：出产地有“出产税”、“落地税”、“土产税”等；通过地有“土产厘”、“百货厘”等；销售地有“坐厘”、“门市月厘”等。税率不断提高，从1％提高到4％乃至12％。
就这样咸丰帝筹集了镇压太平天国所需的1亿7千万两军费。
清政府为了筹集军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什么办法都想到了。结果是人民吃尽了苦头。预征钱粮、钱粮津贴、浮收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生活无法过下去；铸大钱，发行大额钞票引发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并引发私铸之风；厘金苛重，危害商民，大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清代教育简史
清代教育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封建教育进入到近代新式教育的过程。
以满洲贵族为统治集团主体的清朝，从进入中原后就注重学习汉族文化。其文教政策，第一是尊崇儒学，提倡理学，使之向全社会推广，成为共同的行为规范，笼络汉人学子。第二是推崇官学，学校与科举并行而以科举控制学校。他们的文教政策实质就是从思想上牢笼全国人民特别是士子，对清王朝俯首听命，乖乖地服从它的统治。
京师大学堂外景及其牌匾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清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中央的官学是国子监、宗学、觉罗学、算学馆、俄罗斯学馆等。地方上的有府学、州学、县学。私塾为私学。
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是培养官僚的，设于京师崇仁里成贤街，隶礼部。主官为祭酒，满汉各1人，次官为司业，蒙满汉各1人。另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学官。讲学的有博士、助教、学录。教学管理有“五厅”（绳衍厅、博士厅、典籍厅、典簿厅、掌馔厅）、“六堂”（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前3为低级班，中2为中级班，后1为高级班）。学生来源于贡生和监生。监生有岁贡生（每年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恩贡生（逢国家大庆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拔贡生（乾隆七年开始，每隔12年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优贡生（学政任满后会同督抚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例贡生（廪、监附生，纳捐入监学习者）。监生有恩监生（为皇帝特许的监生者）、荫监生（官员子弟凭祖、父功劳为监生者）、优监生（由附生选入国子监学习者）、例监生（通过捐纳取得监生资格者）、举监生（以举人资格入监学习者）。学生一般300人，住校。教材是《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此外还有习字、习射。学生在低级班学习1年半，文理兼通则进入中级班，再过1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则进入高级班。教学以科举考试为中心，学生在监内要练习做八股文，以应付以后科举考试。
国子监有一些制度。一是按月考试积分。此法于顺治十七年停。二是历事制，即派监生到六部诸司历练政事3个月。此制度康熙初年停。三是季考月课制：为培养监生的科举考试能力，祭酒3月对监生一考，司业每月十五对监生考试。这个制度实行的时间比较长。
国子监在雍正后有所发展，争取到了较多经费，校舍也有所扩充。乾隆初年，对国子监的制度作了改革，严格了师生的选拔，加强了教学管理制度，增加了明经、治事科八股，监生肄业期满叙用也得到保障。
道光末年，国子监开始衰落，教学制度有名无实，住校人数只百余人，同治二年，只40人。
宗学是为宗室子弟开的学校。顺治十年开始，学制5年，教习从满汉人中选拔，读满书、汉书。兼习武艺。学生可以殿试授官。光绪三十四年宗学撤。觉罗学是为觉罗子弟开的学校。觉罗指努尔哈赤伯叔兄弟的旁系子孙，觉罗学与宗学差不多。这两类学校由宗人府管理。
俄罗斯馆是教授俄罗斯子弟学习汉语、满语及经史的学校，康熙四十七年（1708）设，同治元年撤。雍正五年（1727），定学生仅4名。算学馆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设于畅春圆，教八旗子弟算法。前者隶属国子监，后者在乾隆四年（1739）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间由国子监管理，这段时间前后由钦天监管理。
外国教会在太原设立的女子学校的学生府学、州学、县学是府、州、县设立的学校。其教官有正有副。正教官，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各1名；副教官是训导，员额不定。学生是童生经过入学考试，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再经过考试，根据成绩分三等：廪膳生，成绩最好，有一定名额，发给月米；其次是增广生，也有一定名额，没有月米；再其次为附学生（附于诸生之末故有此称）。府学、州学、县学课程教育内容为培养官僚而设置。有法律课，讲解清律；政治课，读卧碑。文化教育课，读《四书》、《御纂经解》、《性理大全》、《诗》、《古文辞》、《大学衍义》、《文章正宗》等。课程少，重点放在考课上。考课有月考、季考与岁考。
由于官学是科举的附庸，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教官迂腐，管理混乱，考试制度腐朽，月科、季考废弛，学风败坏，国子监取消坐监制度。晚清时期，官学已经名存实亡。
清朝私塾形式有：一、教馆（或称坐馆），请老师到家里教学。二、家塾，老师在家里办学。三、义学（义塾），地方或家族在寺庙办学，教穷人家子弟。清末由学房铺变成的改良私塾这些私学从事启蒙教育，以教授识字、写字和基本知识，学生基本上五六岁到20岁。以《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四书》为教材。在这些地方能学到一些东西。这些私学，强调死记硬背，而且体罚严重，严重地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私塾一直坚持到民国时期。
除上述官学、私学外，清代还有一种非正式的官学，叫书院。书院以往为私人创办，设于名胜之地。清初因为害怕坚持民族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利用书院宣传抗清思想，乃明令禁止。到雍正十一年才允许办书院。有的也由士绅开办。由于国家的支持，清朝的书院发展很快，由省发展到州、府、县，大约有4000所左右。书院的领导是山长，学生选拔首先通过各州县，再经过省道员和布政司的考察，他们是已进官学的生员和尚未进官学的童生。清朝书院绝大多数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但乾嘉时期，部分书院成为朴学讲研之地，在经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从乾隆后期开始，书院开始衰落：山长滥竽充数，但向学生索取束脩，月课不行，滥用讲席……。光绪二十二年后，山西、江西一些书院开始裁减诗文教学，增加近代科学文化课程。礼部要求各省效仿。二十七年，清廷下令全国书院完全改为学校。
私塾里背对先生背书的学童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教育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光绪元年（1875）前后，列强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就有800余所，二十五年（1899）增加到2000所左右，有些学校还升为大学，如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等。贫穷子弟与富人子弟兼收。教会学校课程有3大类：宗教、经学和近代科学（数理、化学、生物、卫生、史地、美术、体育等）。列强兴办教会学校，目的是培养他们所需要的人才，施行文化侵略，有些传教士办学，“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和传教的热诚”。但他们招收贫穷子弟，对普及文化有帮助，近代科学课程的设置对于中国近代教育有促进作用。
鸦片战争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主张向西方学习，改变旧教育。十九世纪50－90年代，洋务兴起，为了培养洋务人才，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教外语）、军事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讲授洋枪洋炮知识）、京师同文馆大门技术学堂（如上海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训练使用和维修洋机器技术），近代新教育从此产生。
甲午战争失败刺激了大批爱国志士。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发出了改革的呼声，其中包括了学制革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办了一系列学校，如万木草堂（康有为创办于广州）、时务学堂（梁启超创办于湖南），还有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这3所均为严复创办）。这些学堂学兼中西。比如万木草堂，其课程有义理之学（包括中外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史和地理、数学、格致）、经世之学（政治、政治经济学等）、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清政府下令将各省、府、县的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校。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办了著名的京师大学堂，以“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为宗旨，修普通之学与专门之学。普通之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算术、格致、政治学、地理学、文学、体操。专门之学有高等算学、高等物理、化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10种。戊戌政变后，惟独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下来。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签订《辛丑条约》后，受到沉重打击的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以苟延残喘。在文化教育方面，废科举，兴学校。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宣称“维新”。二十七年八月奉旨，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各省所有书院，在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