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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从报纸上得到几条担惊受怕、牵肠挂肚的消息，更多的领导人音信全无，下落不明。
1968年，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我开始了近似流亡的生活。
中南海离我更加遥远了……
同时还派了一个年轻的记者和我同往，后来他死了，死得很惨。
这种“流亡”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更好些。身居斗室，被人监视的滋味我实在是受够了，我那不甘屈服、不甘寂寞的天性受到压抑。别说是派到边境工作，就是流浪我也愿意。至少可以多一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
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我获得了近两年里第一次灵魂自由倘佯的欢乐。
人只有在大自然面前才能还原自然的面目。大自然对谁都是一视同仁，慷慨而公平。它并不因为我戴着一摞“帽子”，拖着一串“尾巴”就冷落疏远我，而是用沉静的温柔慰藉我孤苦的灵魂。
铁列克提，我在它的大地上开始了短暂而自由的“流亡”生涯。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第七章 走近“文革”中的毛泽东（1）
西花厅被造反派改成“向阳厅”，这是一个多么俗气却十分时髦的名字啊！正如当时全国数以万计的“文革”婴儿叫向阳一样。然而改掉有几百年历史的名字是很难像为初生婴儿起名那样一劳永逸终身受用的。“西花厅”无法让人彻底忘掉，叫来叫去还是“西花厅”。昙花一现的“向阳厅”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
第一节 周恩来急电召我返京
1969年，我的伙伴们突然壮烈牺牲，我虽幸存而归却心碎万片。重回西花厅，邓大姐情深意长地对我说：“你是我们‘文革’以来，在后厅会见的第一个客人。”
我的人生悲剧像破折号，画到新疆伊犁和前苏联接壤的边疆小镇——铁列克提。
当我看到满目是旖旎景色时，我甚至有点儿受宠若惊：造反派们如此大方，将一个特务、间谍放在一抬脚就能出国的国界线上，真算得上能和历史诸多名将大家流放相媲美的宽大政策。来到这里的几位记者几乎十分相似地走过那段“打倒在地”的痛苦历程，殊途同归走到一起来了！
轻松、调侃、欢笑又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骑马、打猎、野炊、钓鱼……这是红墙里所不能想像的生活。
日子一天天似平静的流水。国界线也似乎平静地在脚边延伸。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忘记身旁是一条用历史血脉和泪迹编织的国界线。
草原之夜如此宁静。我又开始了日渐沉重的思念，久久不能合上眼睛。白日里的野趣陡然失去初来的诱人气息。心老是在遥远的中南海里倘佯来倘佯去的……冥冥之中我看见了无数熟悉的脸庞。“总理不会忘记我，他一定会帮助我摆脱困境。”我的直觉总是固执地从脑海深处发出呐喊。
我没猜错！我从机场被揪走，在总理身边消失后，他就一直没有专职摄影记者跟着，他多次向新华社的记者打听我的处境，听说我很顽固，拒不交代问题，解放不出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严肃的眼神里挤出无可奈何的焦灼。其实他心里为我的死心眼儿忧愁，他希望我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好早日回到他身边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问记者：老杜的问题搞清了吗？你们搜出窃听器了吗？没有？没有还扣着人家干什么，解放出来好叫人家早点工作嘛。他有拍摄经验，压着不用是浪费人才啊！当他听说因为我态度不好而得不到原谅时，就说：他就是这个脾气，耿直，说话冲，有点骄傲。但不能老是揪着不放，要给人家机会改正嘛！你们回社里转告我的意见。
这时我已到国界线上。
1969年底，热闹了几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走上相对平稳的持续阶段。
周恩来开始考虑重新接通中断了二三年的外交航线。第一个要去的国家便是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出访人员名单很快就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总理细细地看了一遍，发现没我的名字，就问秘书：老杜呢？名单上怎么没有他？
这时秘书将我去新疆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总理。
“叫他回来，立即回来！这次出访的摄影记者还是定他。”说完，将老花镜重重地放在桌上。
加急电报！我真不敢相信，看了又看，千真万确。叫我立即动身回北京。一定是有出访任务。我暗暗猜测。
第二天我匆匆告别了伙伴们，以为或许还要回来的，也没什么惜别的话语，只是粗粗拉拉地和大家握了握手，相约再见时要带“牡丹”牌香烟。
命运是无法猜度的谜。
我活着走出大草原，可他们死了，永远长眠在大草原。
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我朦胧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地名——铁列克提。以为是在做梦，猛然从恶梦中惊醒过来，我已无法抑制因悲痛而来自心灵的颤悸。
他们死了？！
就在我离去的第二天。我的伙伴们骑上了死亡的马背，又去常去的湖边打猎……突然苏联的坦克在他们周围出现了，子弹穿过他们毫无防备的后背……
列车的广播里正在播放中国政府的抗议书。
可怜的伙伴们，还有那个和我一同到新疆的年轻人，就这样生不明死不白地埋葬在那遥远、宁静却散发血腥味、火药味的国界线上。
壮士一去不复返！我这个复返的幸存者，只有悲痛和仇恨。
回到北京，我看到更大的不幸在高层政治中温文尔雅、有条不紊地实施：老帅们卷起铺盖天南地北地“流放”（有个响亮的叫法——疏散）；部长们下放牛棚猪棚（叫法更动人：“五七干校”）……我个人的命运在这么悲惨的大背景下又能算得什么呢？
回家的喜悦被从天而降的噩耗夺走了。跨进久别的家竟挤不出一点儿笑容。我很愧疚，望着家人惊喜而又怨恨的表情，说：“我很累，很累。”
家，心灵的避风港。在这平静的港湾里，我悄悄地抚平了流血的伤口，就去西花厅向总理报到。
走进中南海，就遇到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情，西花厅已被造反派改成“向阳厅”，这是一个多么俗气却十分时髦的名字啊！正如全国数以万计的“文革”婴儿叫向阳一样。然而改掉几百年历史的名字是很难像为出生婴儿起名那样一劳永逸终身受用的。“西花厅”无法让人彻底忘掉，叫来叫去还是“西花厅”。昙花一现的“向阳厅”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
“西花厅”改“向阳厅”，这只是那个奇异年代的奇异缩影。
我走进中南海，景物依旧，犹如昨天才离去。进了西花厅的后院，心开始“怦怦”地跳，这里是多么熟悉啊！总理的秘书看见我……“哦”地一声吆喝，就扭在一起了，那高兴的莽劲就别提啦！恨不得将一肚子的话都倒出来。这可是整整憋了三年啊。我们谈了一会儿，秘书就到总理的办公室通报我的消息。我独自走进后院的小客厅，环顾四周，心里酸甜苦辣，悲喜交集……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就像人长时间的委屈后一下子有了依靠。鼻尖老是酸酸的……
一会儿，我听见鞋底敲打地面的熟悉脚步声，我的心越发跳得“突突”的，我迎到门口。
“老杜——”
“总理……”我声音有点哽咽。
总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点没变！这略高抬起也略有僵硬的握姿，我是那么的熟悉！一下子穿透时间的屏障，接通了过去岁月的亲切感受。
邓大姐正笑眯眯站在一旁。
我们坐下后，总理和邓大姐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他们笑了，我也笑了……塞外的劲风和日光辐射将我改造成草原汉子的样子——黝黑、粗犷、健壮。
邓大姐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说：“老杜啊，你是我们‘文革’以来在后厅里会见的第一个客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好一会儿没回过神来。
我茫然地望望总理，总理朝我点点头。一股热血从心头滚过……我只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你们却这样厚待我……鼻尖愈加地酸涩，喉嗓里像哽着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连亲戚都没在这见过……你不信？问问他们。”邓大姐见我半天不说话，以为我不相信，就指指秘书对我说。
“邓……邓大姐，我怎么……怎么不信呢？”
倘若我不是个汉子，倘若总理不在跟前，又倘若……或许会洒下男子汉苦涩且又浑浊的泪水。
周总理又询问了我的近况，当他听说我大难不死，幸存下来时，脸色立即严肃起来，半晌无声……客厅里的空气沉重地使人嗅出草原上经久不散的血腥味。
总理浓眉炯目注视我，问：“就是上个星期外交部向苏联提出抗议、苏联在我国边境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发生的那件事吗？”
“就是那件事。”
“几个记者都……殉难了？”
“是的。”我仿佛看见天苍苍野茫茫交融之处，隆起的几座坟包。
总理深重地吐出一口气。将头扭向门外，看着院子里的海棠树。
这时我蓦然发现总理苍老多了，消瘦了，脸上烙着深深的皱褶和褐色的老年斑……记载了他沧桑世事的岁月，也记载了他艰难处境的跋涉。我一阵心酸，这几年总理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人们都知道总理是充满热情充满爱心的伟人，可有谁知道总理的凡人内心是怎样走过漫长的苦难历程的？
我不该讲个人的不幸，全民族都遭受着巨大的不幸！
“总理，这几年您可好吗？”
“好，挺好啊！”总理爽朗一笑。
“就是太忙，睡眠太少了。”邓大姐插了一句。
“总理，这次去朝鲜，时间定了吗？”
总理沉思了一下。“还没有。出访的时机一要成熟，二要适宜。这几年去的国家少了，各国变化都很大，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我们先要搞些调查研究，摸摸情况。你也熟悉熟悉工作，等通知。我有活动就叫秘书通知你。”
不知邓大姐什么时候出去的，这时见她和秘书端了盘红艳艳的西瓜走了进来。
“来来……老杜，吃西瓜，大家几年不见了，来来，都一块吃。”邓大姐热情地张罗着。
客厅中间有张方桌，邓大姐把西瓜摆在上面，招呼我过去。我看看总理，总理两手一拍沙发扶手，一撑，也站了起来，笑道：“大姐有心请你，你还愣着？你这时不吃一会儿想吃也没有了。嗳，你看这瓜多好！”
我跟着总理来到桌前，和邓大姐、秘书，我们四人正好一人一块。
一口甜蜜的瓜汁一直流进心坎里。
出来时，邓大姐又把我从后厅一直送到了前厅的门口。她对我说：“要好好学习毛选，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以后可以交流学习体会，看谁学得多学得深！”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第七章 走近“文革”中的毛泽东（2）
第二节 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
怀着神秘的心情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客厅，无比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书的海洋。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和我们交谈，亲切之感油然而生……
1970年元月，我接到通知：即日起，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
我不知怎地愣怔在窗前。
窗外，冰天雪地的景色。10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担任了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我和冬季有着某种机缘？
总理一个人的活动就够我忙的，又加个主席……这怎么忙得过来呀！
话到临了，我忍不住问道：“只是管主席一人？还是两人都管？”
“当然都管！”办公厅的领导口气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也是个痛快人，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既然这样，与其犹犹豫豫不如干干脆脆答应了。
毛泽东在我的记忆里是很亲切的，我曾为他拍摄过照片。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讲毛泽东没有架子，讲话很风趣，一举一动都带有诙谐的成分，特别是浓重的湖南话，使得本来就很有诗意的语言更加悦耳也更加难懂，为此工作人员们没少闹笑话，待主席明白他原话已被别人理解成牛头不对马嘴的意思时，他自己也会跟着一起大笑，丝毫没有一点儿责备。因为我没直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脑海中的毛泽东有时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他很沉默、忧郁，神秘……
西伯利亚的寒流又一次袭击了北京城。
这时我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主席要在自己的住处接见外宾，叫我立即就去。这是走马上任的第一次拍摄到主席的书房，我赶紧叫了社里的车去“游泳池”。
毛泽东的住宅是很普通的平房，面积也不大，却有个十分响亮也十分奇怪的名字“游泳池”，好像毛主席整天都在游泳池游泳似的。其实主席因身体缘故，早不在住宅旁的游泳池里游泳了，后来干脆不放水，给池子上盖上木板，又加了个顶棚，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厅。可红墙内外的人改不了口，仍管毛主席住的地方叫“游泳池”。
我走到这幢普通却不寻常的平房前，决然料不到它是毛泽东一生最后10年的住处。
毛泽东的客厅也兼书房。我第一次走进时，因为充满好奇，目光不由得环顾四周。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我脑海里所想像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朴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要算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子，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思考和阅读的记号，猛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着一摞纸巾、国产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具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这时毛泽东从他的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我正背对着门测光，没有看见，待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我竟没有一点儿察觉，自顾选镜头，无意间发现镜头里怎么有个人？我一惊，是主席！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我们记者，他捧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正细细地也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
我和拍电影拍电视的两位记者生怕惊动主席看书，就悄悄地出来，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这时告诉我：“主席常夸你！”
“夸我？”我不相信地直摇头。我从没跟过主席，他怎么知道我拍照片是好是坏？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抓神抓得准，动作也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我想可能主席常看见我拍的新闻照片，才这样说的。
我只是笑了笑，好像不以为然似的。其实我心里很高兴。能得到主席的夸奖是极大的荣誉。但我心里明白，在中南海工作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要有一种尺度，也就是要符合中南海的行为规范——波澜不惊的沉稳，忠心耿耿的服从。如果具体说是怎样举手抬足，那倒是说不清。只是自己心里感觉着把握着这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尺度。
记得以前有一次，我们几个中央新闻组的人想趁主席在大会堂开会之际，为他照一些正面的标准像。我们就在会议室外的大厅里架好大照相机，等候毛泽东开会出来。过了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出来，就是人们记忆里的那种大步流星的步伐。估计办公厅主任已经通知他，有拍摄正面像的任务。他大概看出我们的用意，就径直走来，在我们为他摆放的椅子上坐下，但表情很严肃，好像在进行什么重要仪式似的。
我们知道主席不喜欢面对镜头，就赶紧手忙脚乱地对焦距，想早点照完。可是我一看取景器，却傻了眼，明明镜头是正面对着毛泽东的，怎么……眨眼工夫就转了向，镜头里毛泽东是侧面！这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是椅子没有放正，可是一看，椅子是正的，毛泽东却侧着身子。不仅头部侧着，连整个身子都侧着。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是要照侧面像？还是不喜欢面对镜头？我暗暗猜测，猜来猜去，也猜不透主席此时的心思。一般标准照都是正面像，我又不能擅自作主给主席照侧面像。大家在一边直着急，可谁也不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干脆，将大相机连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