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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地往楼上跑，向陈老总通报我这个不速之客。
老总在二楼的客厅里。
我还没进门，就听见他苍老却又快活的四川腔：“叫他上来，快叫他上来呀！”可待见到我时又叫道：“老杜，你好大胆子，敢来看我啊？”
我哈哈地笑了起来……真有意思！刚才还叫我快进来，这会又说我胆子大敢看他？
“老杜，我是啥子人物，中央点了名的人哟！”
他这是指“二月逆流”事件。我知道。这有什么，我才无所谓呢！
“我有什么不敢？我也被打倒了，倒了好几年呢？”
“噢……你也倒了？那怎么解放出来的？”
“总理把我解放出来的。去年，总理要我随他出访朝鲜，才把我从新疆调回中南海，不然晚几天，我连命都丢在新疆了。别说胆大敢来看您，那时就是想胆大胆也没了。”
“哈哈……你好福气呀！有个好后台。哈哈……”
这震耳的笑声真让人浑身舒服，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老杜啊，以后不要来看我，这样对你不好啊。这次见到熟人我都不敢和他们打招呼，怕有影响嘛！”说着他取了一包烟往我跟前一丢，“抽烟，还这么大瘾么？”
“戒不掉了，也不想戒。”
我叹了气。落难的陈老总这时已是举步艰难，时时要躲明枪防暗箭的，可是心里还想着别人，替别人考虑。
空气开始沉闷。
我换了一个话题：“老总，你看上去身体还可以嘛。我年轻吸烟多没问题，你可要节制吸烟哟，烟可以提神、解闷，听说也致癌啊。”
（不幸被我言中。老总回到石家庄就发现了肠癌，而且是晚期。）
“还凑合吧。人老了，就有个别零件磨损了，有时运转不灵，不是这卡着就是那生锈。我想我大病不会有的，心脏就没病，这是主要部件。”已和死亡之神握手的陈老总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
“要保重啊！”我听他这么一说，挺忧虑的。
“来，再抽一枝。”这时老总掏出白天打不燃的打火机，他没用拇指去捻轮子，而是搁在手心里颠过来颠过去地看。“唉！这龟儿子打火机，用了没几天就打不出火来了，打出人一肚子气！”
我用火柴给老总和自己点燃了烟。说：“老总，咱们自己国产的打火机就是比不上外国生产的。老外生产的一种新型打火机，好像是……叫气体打火机。比咱这个好使唤多了。”
“是啊，我也早就听说了，硬是搞不到。又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哎，老杜，你有没有办法搞一个？怎么样？帮我搞一个。”
陈老总朝我跟前凑凑，略带神秘地作了个拇指按打火机的动作。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有谁会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元帅、外交部部长会为一只气体打火机而苦恼。
这个世界已颠倒得叫人欲哭无泪，欲说无语！
我哽咽了。“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南海常有特制的烟和火柴供应，加上常要出国，能买到一些国外的优质产品，这些生活琐事从不会让元帅自己操心的。而现在陈老总竟和我们一样，生活变得这样现实这样普通也这样烦恼。
望着眼前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竟幽默乐观地对待自己坎坷的人生。他一边嘲弄手里的打火机，又一边爱不释手地摩挲它。
我深深地感动，也由衷地敬佩，便一口答应了他。因为我以前曾从熟人手里抢过一个气体的，没几天又被另一个熟人抢走了，就这么抢中抢似乎搞一个并不难。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以后为陈老总搞气体打火机竟是如此的难。
陈老总的眉头立即飞扬起来，好像手里已拥有了朝思暮想的气体打火机。“那我可要好好地谢你哦！”
我看看时间已过了午夜，就赶忙告辞。
陈老总一直将我送到楼下，出了门，他宽大温暖的手握住我的手重重地甩了一下。我心里顿时滚过酸涩的热浪，眼眶也湿了。
回去的路上，我仔细地揣度陈老总刚才一席话的弦外之音，心里想，莫非他……真的被甩在中央领导层之外了吗？
山风吹来，我打了个寒噤。抬头望天，天色似墨，幽静的山道显得朦胧虚拟，哗哗作响的溪水声更加欢腾，富有诗意。到住地天色似乎透出幽蓝，隐约勾出兀立的山崖和浑厚的山脊。浮云凝在山腰，像拴在山腰上的带子……我好像听见大山的叹息和云带的笑语。
后来几天，我知道了老总的处境不妙，开始为他捏着把汗。陈老总性子直而锐，他能承受吗？
陈毅镇静自若，沉默不语。
这是悲哀啊，极大的人类悲哀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叫人学会不吐真言。苦的酸的甜的辣的……咽得下去的和咽不下去的，理解的和不理解的……
陈老总就在艰难地吞咽。
庐山会议期间，我们就餐的餐厅是个两层楼，上面是部分领导人就餐，下面一层是我们工作人员就餐的地方。会议结束的那天上午，我和陈毅的秘书，徐向前的秘书，还有蔡畅的秘书在一个桌上吃饭。谈笑间，陈老总背着手走到我们桌前，像是巡视，目光扫过桌上的每一份菜。我们连忙招呼他坐下一起吃。他大手一抹嘴，“我吃过了。哟，你们的菜和我们吃的一样嘛！嗯，就少了酒。”说完他看看我，问我还喝酒吗。我回答：“喝！”没想老总转身就往楼上走，“我去拿一瓶给你们喝。”
这怎么能劳驾老总亲自去拿酒！我忙想制止，老总已上了楼。我只好不安地等老总拿酒下来。
“老总就记得你会喝酒，还逞能，代总理喝酒，结果喝得东倒西歪。现在还这么穷喝？等会儿酒来了你可别一个人独吞了。”秘书们知我的底细，取笑地揭我的短。
“什么呀，老总爱喝酒我是陪他喝的，待会儿没你们的份儿，我和老总喝！”
“老总现在不能喝了，消化不好，一喝酒就闹肚子痛。”陈毅的秘书接我话。
“哦——？”我不相信，陈老总的酒量可大了，不喝酒他不难过？
“砰”地手榴弹似的酒瓶立在我们的面前。哟，我们顿时眼睛一亮，“四特酒”——江西的名酒呐。
“老杜你能喝，一斤八两不会醉的。”陈老总乐哈哈地望着我。
“老总你也来一杯。”我为他斟满一杯酒。
“我没有口福了，不能喝酒喽，一喝肚子就有意见。你们喝吧，喝吧。”
我遗憾地望望老总，只好作罢。
他站在我们旁边，一直看着我们斟满酒才满意地离去。
一会儿一瓶酒就叫我们几条喉咙“量”个底朝天。
陈老总却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和没有发现的绝症飞回石家庄。
我在庐山又停留了几天，拍了些风景照，回到北京已是9月中旬。一到北京我就开始四处打听谁要出国，忙得像个“克格勃”。线倒是抛出了好几条，拉回来的都是空钩，不是没带回来，就是带回来了又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气得我够呛！
一次我听说一个熟人从国外回来了，赶到他家。一问，还真有一个气体打火机。可还没出他家的门，被他回家的爱人堵住了，非要我留下打火机才让我走，说是她早我一步已答应给别人了。
空欢喜一场，煞是扫兴！
再问熟人，什么时候能再带一个？不问还好，一问急得我差点没去跳楼。
我的名次排在第29位！
因是陈老总要的打火机，熟人答应把我的名次提前，早一点带一个给我。我这才稍稍地宽了心。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托人的事没个准，气体打火机仍无着落。我又一时没出国任务，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
传来陈毅患癌症的消息，我更加焦急地盼望熟人能出乎意外地给我带一只精美的打火机，能让我送到老总的床头。可是我寄予重望的朋友还是没有回来……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第八章 庐山事变后的博弈（3）
第三节 林彪撕去了“无限忠于”的面纱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怕风怕雨怕太阳的林彪，突然什么都不怕了，“动若脱兔”，快速跳“龙门”般地跳到了前台。
以前我拍林彪镜头不多，大多是他穿元帅服的照片。可是我再次进中南海，林彪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我的镜头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怕风怕雨怕太阳的林彪，突然什么都不怕了，“动若脱兔”，快速跳“龙门”般地跳到了前台。而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却被他的“龙门”之水冲进了屈辱的地狱。可是，不明真相的人们举着伤痕累累的手臂，对着干瘪瘦弱的林彪画像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林彪干瘪瘦弱的躯体里藏着强悍的野心。在一次外事活动拍摄时，我无意看见他在毛泽东旁边摇动“红宝书”，外宾不知怎的先向他伸出了手，他眼睛里忽闪出一种惊喜得意的锋芒。尽管这锋芒倏亮即逝，立即卑谦地退到后面。但这一瞬间的感觉在我脑海里萦回了许久。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和林彪一直没有见面，我也没有接到拍摄他们会见外宾的任务。直到1970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节日之一，每年这个节日，中央领导人都要上城楼和全国人民一道庆贺共和国的生日。
这天，周恩来把斯诺领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同出现在观礼台上。
城楼下的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周恩来早早地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按惯例毛泽东如果要出席某一个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提前来到，对毛泽东所要经过的路线、现场都要仔细认真地检查一遍，包括毛泽东要坐的椅子。
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一次地升上来，把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党、政、军领导人和一些贵宾陆续送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叶群以及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林彪的四员“大将”也来了。
当斯诺带着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迎上前去，向他们夫妇问好。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
“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你。你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我还记得我替你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去保安找毛主席。”周恩来也接着回忆说。
“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接过斯诺的话，说：“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身着银灰色中山装、身材魁梧高大的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缓缓走出电梯。
周恩来赶忙上前迎接，并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
毛泽东一见斯诺，非常高兴。他亲切地握着斯诺的手，风趣地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林彪不自然地笑着回应斯诺。
对周恩来为寻求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努力，林彪是不赞成的。他曾私下对人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毛泽东握住斯诺的一只手，走向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向广场上的人海挥手致意。我安排城楼下的记者用长镜头拍摄下这一历史的瞬间。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做了精心安排。他将城楼下记者拍摄的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向美国发出了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息的照片，震动了整个世界。可是一向精明的美国人却忽视了中国发出的信号，直到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他们才意识到中国对美的态度。中美关系才开始有了起点。
如果说林彪那次在城楼隐藏了自己内心的不快，那么到了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就撕去唯唯诺诺的面纱，公然在高层人士面前表现出他与毛泽东剑拔弩张的关系。
可当时人们对写在党章里的接班人，不敢有任何联想和猜测。包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尽管察觉有些不对头，但绝然不敢多说半句。
争权、暗杀、叛逃、摔死……谁也不会料到的。
难怪中央向全国人民传达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时，会场上竟有人吓疯了。有人还把尿撒在裤裆里。
“五一”那天，我和过去一样，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欢度节日的镜头。毛泽东也来了。当然，只要有毛泽东在场林彪也一定会在场，这已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既定模式。我站在城楼的露天台子上，靠着大殿的门口静静等候，第一个从大殿门出来的是毛泽东，身后紧跟着摇“红宝书”的林彪。我按下快门时，镜头里瘦小的林彪贴在毛泽东高大身躯后面，让人感到滑稽，禁不住掠过一种遗憾：林副主席的形象太单薄了，根本就不上照，站在毛泽东身边，反差更大！
镜头里第三个出来的是周恩来，他仍然从容自如……这是属于他特有的风度。
后面是康生、江青、董必武……
活动时间很短，毛泽东先向城楼上各单位军管会的头头们招手致意，然后来到城楼栏杆前向城楼下欢声如雷的群众游行队伍招手致意，和1966年毛主席登城楼相比，主席的精力和神采都不如那时了，或许这次没穿绿军装而是灰色中山装的缘故吧？
下午，部分领导人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群众一道游园。
毛泽东、林彪没有去。
我整整跟在后面奔波了一天，拍了十几卷胶卷，派社里的记者送回照片制作车间冲洗印制，要赶当天上机印刷，明天就能见报。
离开劳动人民文化宫，我又立即赶到天安门城楼。晚上还有更大的盛会，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放焰火。中央领导人都要出席晚上盛会，这之前我要检查一下拍摄的灯具，防止曝光不足，因为有主席出场，不能多用手灯。
我到城楼时，工作人员已开始布置城楼的座席，座席排列一般是按照职位大小严格划分的，台子正中放了一张圆桌，围了几把椅子，两边各又有几张圆桌。正中的那张不用说就是毛泽东和林彪坐的，是张主桌。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坐两边的桌子。中央各部门的领导站在桌子的后面。
我仰头看了看天，似乎不作美嘛。阴沉沉的一团乌云好像托着雨水，随时可能从天而落。刚才我给领导人拍照片时还为有这样的天气暗暗欣喜，拍人就需要光线柔和的天气，而现在却担忧起来，晚上的观礼活动可别叫老天爷搅黄了！
晚上的活动往往时间长，场面大，准备不好就会出“洋相”。素以“严”著称的总理，绝对不允许我们记者，特别是他身边工作的记者在公开场合出半点差错。跟了总理10多年，没少受批评，也没少受表扬。他的严要求我是熟知的。我觉得我应该做些应付下雨的准备。到大殿的休息室打电话，让社里备些雨具。我的手刚触到话筒，蓦然，一道淡黄色的光射在我的手背上，像个吻印。一抬头，乌云不知移到什么地方去了，窗外一片晴朗。
晚霞在长安街的尽头露出了痛快淋漓的笑容！
微风徐徐，夕阳已快沉坠到高楼的底层，落在地平线上。
街道，华灯初上，在没燃尽的晚霞里像一团团小黄球，洒出微弱却很顽强的光。红霞愈来愈深沉，愈来愈热烈……
我异想天开，想永久留住热烈绚丽的晚霞，举起相机描向红彤彤的世界……刹那间，我的希望受到致命的一击。相机里的胶卷全是黑白胶卷！
晚霞像嘲笑我的“色盲胶卷”，将最后的余晖涂抹得更加肆无忌惮。
这几年，外国趁中国“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彩色胶卷将他们的生活曝光得有声有色的。黑白？黑白胶卷连小孩也不玩，可我们这些堂堂的中国摄影记者，拍摄中国的最高领袖，用的竟是黑白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