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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伯延调查了四天，先后召集了大小队干部、社员群众、农机站和修配厂的人开会七次，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周总理是大官啊，可不能胡说八道的。”被叫来参加会议的社员，私下你捅捅我，我戳戳你的。农民们虽不知国务院总理属于多少级干部，但他们知道宰相的分量。见总理挨个问他们，他们只是笑，也不敢乱回答。生怕说得不好，让干部怪罪，让总理笑话。周恩来见群众对食堂问题有顾虑，就开口说：“食堂是上面叫办的，下面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首先是我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咱们就不办！”周恩来这番开门见山的讲话，一下子解除了大家的拘谨，气氛活跃了起来。结果，到会的12名社员代表，有10名敞开喉咙反对办食堂。
其实，到会的社员不知道，周恩来为了掌握真正的情况，曾和工作人员一道“偷袭”了一次食堂。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总理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赶快叫社员们先打饭吃。等周恩来一行就餐时，不见一个社员的影子。他见桌上为他备了猪肉和鸡蛋，就奇怪地问：“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食堂的人支支吾吾，说：“是的，是的。”周恩来笑着说：“那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啊！不过，今天，我不能吃。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这时，本想吃几口肉的我，听总理这番话，惭愧得抬不起头。总理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怎能就不需要呢？我真想给总理碗里藏几块肉，但又怕发现后挨批评。正犹豫中，一碗肉和一盘炒鸡蛋就被总理让工作人员端走了。
村干部以为周恩来不会再去食堂了。可只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他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回家了。炊事员一见总理来，措手不及，连忙盖锅盖，说没有吃的东西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炊事员慌了，要用干净的毛巾替总理擦擦黑黢黢的碗，周恩来摆摆手，“这没关系，不用擦”。这是周恩来来农村吃到的真正的食堂饭。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来心里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但是，他还没有调查清楚社员是不是能真正吃饱。公社领导在汇报情况时说，食堂能让社员放开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饱。可周恩来发现村子里有不少浮肿病人，知道这食堂汇报有假。
周恩来又一次召集社员开会，这次人多，黑压压挤了一大房子。周恩来坐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和上次一样，一开始群众不敢说话，敢说话的人也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老百姓有压力，便笑着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周恩来。“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场子还是很静，大家不敢说话。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吸烟，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别的人回答说叫“二廷”。
二廷见总理问，弹簧似的猛地跳起身，直着脖子：“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二廷狠狠咽了口唾沫，一副豁出去的模样。“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周恩来立即直起身子，神情异常认真：“为什么吃不饱？”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点，干部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的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要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二廷的话像拉开闸，大家七嘴八舌诉说食堂的苦衷，有人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周恩来的心在一点点地下沉，这比指他的鼻子骂他还要难受啊。老百姓在食堂里挨饿，可是中央还不知道，他这个总理还不知道，惭愧啊！“乡亲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
二廷不相信地问：“不是糊弄我们？”
“不是！”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二廷愣冲冲地说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猛然一震，像受了很大的刺激，尴尬地望着若无其事的二廷。刚才还热热闹闹的会场顿时陷入难堪的沉寂，连一声咳嗽都没有。过了好一阵，周恩来突然用少有的豪爽，拍了一下桌面，高声对二廷说：“好！你往下说，为什么两三年，连我也会饿死？”
二廷也不害怕：“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干活，地里打不上粮……长那一点粮还不够咱生啃着吃呢！哪有粮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呢？国库还有吗？你当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粮，你能不挨饿？”
周恩来的眼眶潮了，激动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碰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面不了解情况，下面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我能不难过？”
周恩来站起身，拉住二廷粗壮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能说住我，今天算你行，说住了我。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第二天一早，天色蒙蒙亮，周恩来找到了二廷的家，边喊着二廷的名字，边跨进了门，二廷还躺在床上，见总理进来连忙爬了起来。周恩来拍拍二廷的腿说：“二廷你疲劳了。”“总理请坐吧，我家又穷又小，就坐床上吧。”总理侧过头来一看，床里边一溜排睡着几个孩子，有两个醒了，睁着黑溜溜的眼睛，从被窝缝里朝外张望。总理摸摸他们的头问：“二廷，这四个孩子都是你的吗？唉，不容易啊！大的大，小的小，你又当爹又当妈，够累的啊！”二廷连忙说：“不累不累，总理管大事才累呢。”总理抚摸着一个小一点的女孩的头说：“我和邓颖超没有孩子，我帮你带个女儿吧，养大后再送回来。”二廷的头耷拉得更低了。“孩子她妈死时对我说，要我好歹把孩子都拉扯大，我不能辜负孩子她妈。总理，孩子我不能让你带，我养得过来。”二廷说到这儿，两行热泪顺着这位才30多岁却已经过早衰老的脸颊上淌了下来。
周恩来也难过地背过脸去。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三章 “大跃进”之人祸天灾（3）
第三节 毛泽东让了步，请陈云出山搞经济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了检查，同时，许多中央领导人对这几年党风“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伯延的几天里，周恩来总是想法一个人悄悄溜出大家的视线，独自去串门。以前在中南海，身边总是跟着工作人员，他也不嫌受约束。可一到农村，也不知是回归大自然，还是他的天性返璞归真，外出时，周恩来总想争取“独立自由”，有时刚见他歪在椅边休息，转眼就不见了。大家好紧张，赶快分头去找。
我到底是记者出身，眼睛观察快，发现不远的一户人家的烟囱冒烟，没准总理上那户去了？走近一看，总理果然在和人家谈话。原来，那时只让社员吃食堂，不让在家里做饭，住家的烟囱冒烟是不正常现象。冒烟那户的老人不认识总理，觉得他是干部，就递木凳给他坐，总理刚想坐，见有个姑娘刚下工回来，一把把凳子递给了那姑娘坐，还说：“你劳动了，你比我累。”然后，他一屁股坐在人家的门槛上，和主人一个在里，一个在外聊了起来。我一见，上前就是一个“咔嚓”。
周恩来冲我摆手：“别跟着我，你那个‘咔嚓’，把人家吓住了。”
我只好转到总理看不见的地方，等他再“行动”时上前抓拍。一会儿，周恩来随主人进了屋，见锅台冒热气，就揭开锅盖看看，屋里黑，他看不清，还以为烧的是水。他要走时，发现地上的榆树叶，马上预感到什么，又折回身，第二次揭开锅，用嘴吹吹热气，定睛一看，原来是榆树叶和粮的稀糊糊。总理轻轻放下锅盖，重重地叹了口气，出了门自言自语：“有了食堂还‘两头冒烟’，吃不饱的食堂要它干什么？”
我跟在后面好笑，总理这次下农村，学了不少“民间文学”，刚才说“两头冒烟”就是当地百姓形容在食堂吃，又在家吃的人。平时在中南海，总理说话严肃、认真，很少与工作人员开玩笑。但在伯延，周恩来却像换了一个人，话多了，尽管他每天夜半三更才休息，精神却好得很。
我至今还记得总理和一个老农一段有趣的谈话，竟是那样坦诚直率，没有一点拘谨和顾忌：“你多大岁数了？”
老农答：“65岁啦，老了，不中用了。”
“属什么？”
“鸡。”
“比我大一岁。我属狗。也老了，不中用了！你留过辫子吗？”
“留过。”
“我也留过，还挺长的。”
“甚？总理也有过辫子？”
“总理也不是生下来就是总理。那时谁不留？不留还不漂亮呢！”
“嘿嘿……”两位老人都乐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入食堂？”家常一拉，总理马上就切人正题。
都是留过辫子的人，老农陡生亲切，说话也多了：“食堂吃饭不对胃口，自己做饭方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想吃了，粮还在家搁着，飞不了。食堂吃饭不吃白不吃，谁也不省着点。那年头，收成好，食堂糟蹋了多少粮？这不，遭报应了不？要是不办食堂，种地的庄稼户谁能不省着点儿过？粮多少还会有点儿的，也不会饿成这德行！”
“是啊……！我和邓颖超也入过食堂，开会多，来人多，不方便啊，没几天我也退了食堂。”总理感慨着好像在对自己说。
“你不入食堂当然可以呀，你是大官，谁敢怎么样你？我不行，我不入，人家斗我，说我是社会主义绊脚石。”
周恩来苦笑了，万般苦衷只有他自己知道。到河北的前一段时间，中国乒乓健儿荣获多项世界冠军，总理非常高兴。他请小将们到中南海作客，中午中南海食堂供应的饭菜有限，总理就自己掏钱让工作人员去外头买回了一些食品。请几位运动员在家里吃了一顿午餐。
“老哥，不能这么说，我不入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总理？你是社会主义，我也是社会主义。唉，以前我不专管粮食工作，现在却要天天过问粮食情况，你们没粮吃，就不要我当你们的总理了。大官也会被老百姓罢官的呀！”
老农张开豁了牙的嘴乐呵呵地笑，“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总理也有疙瘩的时候，咱这点斗争算个甚？”
5月6日，这是周恩来在伯延的最后一天。临离开伯延的时候，他又召集社员开会，他要亲口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村解散食堂，并通知食堂做好给社员发口粮的准备，到10日要基本将农民生活安顿妥当。当时满满一院子群众，一听总理下命令啦，那高兴劲就甭提了，“呼啦啦”地往总理跟前挤，要和总理握个手。总理身不由己被沸腾的群众簇拥着走出会场大院，本该朝北走，因他的车子停在北村口，可群众却拥着他往南走，警卫人员拦都拦不住，总理一看，原来南面还有好多群众等着和他握手告别，他就索性绕着伯延的街走了一个圈。走到村东头，突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老汉，冲着总理，“扑通”双膝着地，磕了一个响头：“周大人……我给您请安……”大家都被这一突如其来的磕头搞懵了，我这个“快手”也愣着不动弹了。还是周恩来反应快，一把把泪流满面的老汉搀起来：“老乡，有话好好说……”边说边弯下腰要替老汉掸膝盖上的土，老汉拽住周恩来的衣袖，死也不肯。竟文绉绉地自责：“我失礼了，失礼了。”
如果不是县城有会议等着周恩来，他准备跟老汉好好聊聊，问他为什么会拦道磕头，是不是有什么难言的委屈？
周恩来上车后，还显得不安，就叫身边的秘书留下来：“查一下老人为什么磕头？如果有特殊情况，我明天再来伯延。”
原来这个老汉是另一个村的单身汉，吃不饱，浮肿无力。有人撺掇他找总理反映情况，不吃食堂。他就一早奔到伯延来，没想到总理正好在宣布解散食堂，那他还有什么苦好诉？他挤了半天，才挤到总理跟前，将一肚子的苦水和委屈化为两行热泪和一个跪拜。
周恩来的秘书找到老汉，还没问几句，老汉动气了，觉得这秘书好生不懂事，不知祖上礼节：“总理就是宰相，宰相你懂不懂？……懂！那就对了。过去宰相下来，要黄土铺街，清水洒路。现在也没这个礼了……不像话！我见了总理磕头，只是想讲究个礼节。你们还来问我为什么？咱农民有这么好的总理，磕个头有啥？好像社会主义就不讲究礼节似的？越来越没有规矩，不像话！”
老汉气呼呼地好一顿责备年轻人不懂规矩。秘书一见，也不忍心说他什么，老汉一番祖上礼节经，虽说像老古董，过了时，但是他爱总理的心却是淳朴自然的。
周恩来听秘书绘声绘色一描述，他也忍不住仰面大笑了起来。慢慢收住笑后，脸上却浮现了愧疚的神色。我以为总理会批评老汉这种封建礼仪的做法，可他什么也没说。
回到寝室，已是凌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周恩来却无法入眠，几天来的调查和思考，他觉得应该向毛泽东汇报下面的情况，不管以后他自己的处境会怎样？
凌晨3点，周恩来给远在上海的毛泽东挂通了电话。电话内容较长，简单归纳为四点：第一，食堂问题。社员愿意回家做饭。我已经搞了解散食堂的试点。第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第三，群众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第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后来，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做了书面报告。但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了检查，同时，许多中央领导人对这几年党风“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势所趋，毛泽东让了步，把陈云请出来搞经济工作。陈云上来，首要问题是“退”。经济已经面临严重危机，不退无望，不退则亡。
七千人大会上，我抓拍了一张流传至今的“领袖群体”的照片。
当时我在大会上拍摄时，发现老是碰不到领导人在一起谈话的轻松场面，不是领导人就座的镜头就是挨个入场的镜头。我心里也知道，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领导人以前那种轻松自然甚至是随和的交往少了许多。但是我有个习惯，总是想拍一些公式化以外的镜头。这次会议虽然是纠正“左”倾错误，但是气氛还是显得有点儿紧张。我等了几天也没有遇见领导人在一起轻松的场面，以为这次拍不上了。没有想到，几天会后，大家从会议议题中得到了轻松的感觉，以往的不快阴影被毛主席的诚恳态度和中央下力气纠正错误的表现驱散。散会这一天，我突然发现毛泽东没有像以往快步离开会场，而是起身和身边的陈云说话，其他几位领导人也围了过来……我立即几步冲刺到跟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上几张再说。
照片出来后，效果还不错，可能是领导人少有的一张轻松画面，所以，这张照片使用率极高，也比较著名。
七千人大会后，即1962年下半年，全国的经济形势开始有了转机。三年自然灾害也随之缓解，农民渐渐渡过灾难时期，又有了新的希望。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三章 “大跃进”之人祸天灾（4）
第四节 总理心系大庆油田
总理先后三次到东北视察，同数万名工人、干部和家属直接见面，无论是长春一汽，还是大庆油井，无论百姓宿舍，还是农村田野，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来东北视察，他一般到下面，都不愿意住高级宾馆。记得有一次他到沈阳，我们安排他住当时最高级的北陵休养所（即现在的友谊宾馆），他坚持要住辽宁大厦。我们以大厦住外宾、客人比较杂、不安全为理由劝他不要变动原来的安排，他不同意。宋任穷、黄火青同志因为说服不了他，结果硬是住进了辽宁大厦。他去鞍山视察工作时，正好赶上鞍山建成了一座比较高级的房子，鞍山的同志高兴地想让周总理作为第一位客人住这座房子，从此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