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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聊了一会儿，服务员请大家入席，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着三张桌子，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与毛泽东同一桌。在这张桌子上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就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第五章 跨入60年代的几次重要拍摄活动（3）
第三节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边举杯边斗智
赫鲁晓夫的言谈举止常常显得粗鲁野蛮、莽撞无礼。他喜欢自我夸耀，头脑混乱，思路不清，只凭主观臆想，而没有政策、策略观点和正确认识，他常常一边说又一边否定自己，有时只管信口开河。
毛泽东在这次生日宴会的餐桌旁侃侃而谈，这使得我想起了10年前，他和赫鲁晓夫在一次宴会上的镜头。
1954年，周恩来从日内瓦返回国后，过了两个月就是我国五周年国庆节。这年我国在国内、国际大搞和平运动，因而国庆节洋溢着庆和平、祝胜利、颂团结、赞友谊的和平安定的欢乐气氛。在车站、机场、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摆设了各种各样的鲜花。外宾看到中国团结、和平、安定、繁荣昌盛，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前途也增加了希望和信心。
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于9月29日到达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少有的举动。当时参加中国国庆的还有许多国家的元首，但毛泽东都没有去机场迎接。可见在中苏关系正常时，我国领导人还是非常珍惜和苏联老大哥的友情的。
赫鲁晓夫1894年出生于矿工家庭，比毛主席小1岁。他是在1918年国内战争期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从小由于生活所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较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很低。他的言谈举止常常流露出愚昧无知、粗鲁野蛮，莽撞无礼。他喜欢自我夸耀，开口闭口说自己如何有本事，担任重职又有能力等。
喜欢自我夸耀还不要紧，问题是他头脑混乱、思路不清，只凭主观臆想，而没有政策、策略观点和正确认识，他常常一边说又一边否定自己，有时只管信口开河。
宴席上，有许多外国元首参加，毛泽东还是将赫鲁晓夫安排在他身边就座，可见他还是很重视这位贵客。可赫鲁晓夫没有多久又开始仗着酒劲胡说八道起来，当毛泽东在一边提醒他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有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被敌人抓住把柄，钻空子。他竟然喷着酒气，大大咧咧地说：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对重大的问题采取如此轻率、浮躁的态度，真是不可思议。
195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建国10周年的大庆日子，我一直没有听说赫鲁晓夫要来参加庆祝活动，到了9月27日，苏联方面参加庆祝活动代表也已经抵达北京。可是到了30日，国庆节前一天，新华社突然通知我们去机场拍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的新闻照片。
我们到机场后，看见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已经站在跑道边了，可是许久也没有看见专机降落下来。毛泽东赶紧问周恩来的时间，他们两位领导人还极认真地对了手表的时间。我反正也没有什么可拍的，就拍了他们对表的照片，现在看看，真有意思。
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这次毛泽东还是将赫鲁晓夫安排在他身边就座，但是毛泽东的表情已经不是五年前热情、诚恳的表情，他时不时地沉下脸，但整个宴席上他还是保持大国领导人的风度，时而给他夹菜，时而嘲笑他一番，时而又严肃地提醒他几句……餐桌旁的毛泽东表情在戏剧性地变化着，我在一边仔细地抓拍了他和赫鲁晓夫边举杯边斗智的精彩镜头。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第六章 风云突变，洒向人间都是怨（1）
李宗仁是国民党桂系首领，一生与蒋介石打打拉拉地牵扯在一起，几多波折。1965年春，李宗仁的回国条件完全成熟了。周恩来马上通过秘密渠道直接把这一信息送到美国新泽西州李宗仁的住处。李宗仁也心领神会，马上办理了去欧洲旅行的护照，并不顾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跟踪，于6月13日和夫人一起乘飞机前往瑞士……
第一节 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叶落归根
周恩来和国民党起义将领关系一直不错，这不仅因为他是一国总理，也因为他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桃李满天下。
1965年7月20日，一架银灰色的波音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聚集在机场的欢迎人群很快围了上去。从飞机上率先走下来的是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他们一走下飞机，等候在这里的周恩来等立即迎上前去，和他们亲切握手，欢迎他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随后，李宗仁在首都机场大厅内发表声明。于是，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这一特大新闻很快传遍了世界。
李宗仁是国民党桂系首领，一生与蒋介石打打拉拉地牵扯在一起，几多波折。蒋介石退缩台湾后，他避居香港，后到美国寓居，流落异国当起了寄人篱下的寓公。但李宗仁终究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虽然远离祖国，却一直关心着生养他的祖国，关心着台湾海峡两边的动向。李宗仁的这一政治上变化很快就受到周恩来的密切注视。
1965年春，李宗仁的回国条件完全成熟了。周恩来马上通过秘密渠道直接把这一信息送到美国新泽西州李宗仁的住处。李宗仁也心领神会，马上办理了去欧洲旅行的护照，并不顾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跟踪，于6月13日乘飞机前往瑞士。他的夫人郭德洁在美国变卖了房产之后也于6月13日飞往瑞士苏黎世。这一举动触动了台湾的“神经”，蒋介石马上派出多组军统特务分别前往瑞士的日内瓦、苏黎世和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与此同时周恩来抢先一步通知在瑞士苏黎世的李宗仁夫妇：务必于7月13日下午两点前离开苏黎世……。
载着李宗仁一行的波音747飞机途经贝鲁特、雅典而后降落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这已到了李宗仁魂牵梦萦十数载的祖国大门口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几步之外的机场大厦的楼梯下，蒋介石花重金雇来的两名杀手正寻找他们等待的“猎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卡拉奇机场突然响起尖锐的警笛，一辆警车以闪电般的速度开到了飞机旁，警车上的两位全副武装的巴方警官直接登上飞机，很礼貌地把李宗仁一行接上警车，随着闪烁的警灯和那凄厉的警笛声飞驰而去，两位杀手眼睁睁地望着到嘴边的“猎物”飞走。原来，这是遵照周恩来的嘱咐，由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请了巴基斯坦的保安部门，以十分神速的举动从机场把李宗仁安全接走，使他脱离了险境。之后，丁国钰亲自陪同，乘飞机经广州于7月18日中午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李宗仁更没有想到的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上海党政军的领导人早已等候在这里。
下午，周恩来和李宗仁就进行了会谈。李宗仁抑制不住“叶落归根”的喜悦，感谢周总理的周到细密。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陈毅等先行飞回北京，等候李宗仁的到来。接着就发生了李宗仁海外归来的这一轰动全球的大新闻。
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夫妇，在周恩来巧妙细致的安排下，终于万里归来，落叶归根。
李宗仁先生曾激动地对记者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李宗仁先生在有生之年，为台湾回归祖国竭尽努力。
周恩来和国民党起义将军关系一直不错，这不仅因为他是一国总理，肩负统战重任，也是因为他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桃李满天下，许多国民党军官都是他的下属。所以，他们一提到周恩来，都亲切称他是周先生。“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尽了最大力量保护起义将领们，同时也给予他们工作、生活以及家人各方面的关心。
我记得1963年底，总理到广州视察，他和原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陪同下，走访了黄埔军校。我知道周恩来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这里有他的青春，有他的理想和他奋斗的足迹。那天到军校旧址已经傍晚，天色很暗了，但是他们几个“老黄埔”依然兴致勃勃，边走边聊。他们时而回忆往年北伐军的趣事，引来阵阵笑声，时而想起了早逝的战友，个个又神情哀伤……我跟在左右，不断注意他们的情绪变化，拍下了他们回忆往事的容貌。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第六章 风云突变，洒向人间都是怨（2）
第二节 邢台地震，总理爱民如子
周恩来很少出现忧愁困惑的表情，“文化大革命”前，我拍摄过一张他这种表情的照片，今天已成为我最满意的照片之一。
进入1966年，刚开始大家都没有感觉今年和往年有什么不同。春节过后，总理到玉泉山休息几天，说是休息只是工作挪了个地方而已。我在他身边16年，几乎没有看见他有过休息日，就是去外地疗养，他也是带有视察的任务，有时甚至比在北京还要忙，白天到处跑，找人谈话，晚上回来还要开会，或是看文件。
总理到玉泉山以后，我的拍摄工作就少了一些。一天早晨，我起床想到外头走走，因为长期职业习惯，即使在外头散步也喜欢手里抓个照相机，防止万一遇到有新闻价值的镜头，不是可以顺手拍上几张吗？
我慢慢沿着石子小路往总理住的小楼走去，转过一个弯，就看见总理一个人站在门前的空地上，迎着初升的朝阳，用手搭了凉棚，好像在看远方什么东西，又好像看不清，费劲地张望。我顿时被总理带有忧愁和不解的面容震动，总理很少有这样的表情，我赶紧上前快手抓拍了一张。照相机的“咔嚓”声惊动了总理，他看着，奇怪地问，你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不多，就多休息一会儿。
“你刚才看什么呢？”我还是不能忘记刚才总理那独特的表情。
“没看什么。好像远处有群羊，白白的，看看又好像是浮云，老是看不清楚。”
我赶紧也顺着总理指的方向看，没有什么东西嘛，只有黄秃秃的山坡和一簇簇干枯的树木。
总理没有再说什么就转身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后来我将照片洗出来，感到很不错。人就是很有意思，当拍一种表情多了，就想拍出其他效果的照片来，果然，总理这张照片和他以往的照片不同，凝重、忧郁而且显得有些焦虑。没有想到仅隔两个月，河北邢台地区传来地震的消息；又隔两个月，中国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以后很多年，我都疑惑，那时的总理内心是否有所预感，否则他为什么要愁眉紧锁远眺，而且视力所及处，留给他的却是模糊的景物？
现在再看这张照片，竟然是我所拍总理的最得意之作，也是许多朋友最想得到的照片之一。
总理从玉泉山回中南海不久，即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电波传到中南海。9日下午我还在睡梦中，中南海的电话十万火急地把我拽到北京南苑机场，那里已经备好了一架直升飞机。不一会儿，总理也到机场。我赶紧向他警卫秘书打听，什么事情这样紧急？
地震！
哪里？
“河北邢台……总理要到灾区视察……老兄你就别问，到那里什么都知道啦！”大家忙着登机，我也不好多问。
直升飞机起飞不久，便看见机翼下地震带来的惨象。田地裂缝，一道道深沟里翻出白花花的沙子，房倒屋塌。村庄像一个个碎瓦烂砖堆。严重的灾情，让周恩来无比揪心，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下面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村舍……
飞机在寒风中降落了。总理一下飞机就对赶来的干部群众说：“你们受灾了，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他拉住灾民的手问寒问暖。当天晚上，周恩来在隆尧县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部署工作。
突然，房屋剧烈晃动，泥土刷刷直落。这是五级以上的余震，大家急切地说：“总理，离开这里吧！”周恩来看看墙壁，见余震已经过去了，便说：“没什么，继续谈吧。”在这裂了墙壁的楼房里，周恩来一直工作到深夜两点。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又赶到受灾最重的白家寨去慰问群众。他站在木箱上，面对潮水般涌来的群众，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战胜灾荒。讲完话，他冒着余震的危险，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查看、询问。
3月22日，邢台又发生一次强烈地震，周恩来又亲赴灾区慰问。4月1日，他来到宁晋县东汪村，走遍了每一个帐篷，看望了140多名病员。他蹲在老贫农贺全胜身边，询问伤情，撩起褥子，看铺得厚实不厚实。
贺全胜激动地说：“总理呀，解放军把我们救出来，您整天为我们操劳国家大事，还亲自来看我们，这可叫俺们怎么报答您的恩情。”周恩来说：“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周恩来到何家寨村时，正赶上刮六七级大风，田野上黄尘滚滚。周恩来看到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建议就地开个群众大会。他亲自布置会场，叮嘱不要挤着娃娃。他让群众坐在背风的地方，他迎着风，站在装救灾物资的木箱上和大家讲话。
周恩来从早忙到晚，口干了，就端起粗瓷大碗，吹开漂着的灰尘，喝几口灾区的水。人们催他多少次：“该吃饭了，总理！”他说：“不忙。”从早晨5点到晚上9点，他一口饭也没吃，一分钟没停，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第六章 风云突变，洒向人间都是怨（3）
第三节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首次紧密相连
1966年4月国内政治风云骤起，刘少奇出访亚洲三国，但热情洋溢的出访变成了苦雨凄凉的归途。“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1966年3月刚从邢台回来，我又接到通知，要我临时从总理身边抽出来，随刘少奇出访亚洲三国。当时是孟庆彪跟着刘少奇，不知他那时有什么事不能去。虽然我是第一次跟随刘少奇出访，但对东南亚4国并不陌生，前几年曾跟着总理去过。自认为是一次轻车熟路的拍摄采访。
从进入1966年，我就有一种感觉，国内的政治气候飘忽不定，似乎要发生点什么事情。
2月2日至20日，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来我们听说这个座谈会只有几个人参加），4月10日中央就下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第一次紧密地连在一起。
林彪给中央军委的信中还写道：“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时我们大家只是从字面上看到了“文化革命”的字眼儿，还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提法。谁也没想到也没法想到“文化革命”演绎发展成“全面内战”。这四个字就把全国推进一片热昏的海洋之中。
刚开始大家都在文化界里兜圈子，确切地说是在评论《海瑞罢官》历史剧上兜圈子。我不搞文艺工作，也不搞历史研究，海瑞功过是非的历史我没有发言权。可有发言权的人发出的言，叫我们困惑、迷懵。干吗要把海瑞拖出来，塞进今天的政治舞台上？一会儿说海瑞暗指彭德怀，一会儿又说海瑞是指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搞得大家眼花缭乱，人心惶惶。
带着困惑带着不安也带着雨后天晴的希望，和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登上西去的专机。
机场上，除毛泽东外，中央的高层领导人都来了，欢送刘主席、陈毅外长出国访问。
一同出访的有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陈毅的夫人张茜。两位夫人在中南海里甚为令人瞩目，是两位出色的女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