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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看见俞敏洪每天都带着一张好像被冰块冻僵了的脸来上课，却不知道自己就是那块大冰块。
更糟糕的是，英语系是小班授课，一个教室可能就三四十个人，或者更少，一旦点名发言，那是逃都逃不掉的。
即使是现在，俞敏洪一张嘴依然是一口江阴味道的普通话，更不必说当年了；而普通话尚且如此，英语也就更加不可想像。课堂发言对俞敏洪来说，与其说是一场不可逃避的劫难，毋宁说是一次相当沉重的打击，他建立在优秀的高考成绩基础上的自信在发言中变得愈发渺小和虚无。而对于授课老师来说，则只能无奈地听完，然后对俞敏洪说：“你除了俞敏洪三个字能听懂外，恐怕什么也听不懂了吧。”
人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俞敏洪的耳朵已经习惯处理羡慕和赞扬的信息，听到久违的批评，差点当场“死机”。重新启动之后，俞敏洪立刻采取措施，要恢复系统的正常运作。
英语系的“笨小孩”
所有成功的人，最初都是从一个个小小的信念开始的。信念是所有奇迹的萌发点。俞敏洪开始“令人发指”地努力训练自己的听力，使用的工具很简单，一台小小的收音机。
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胸怀大志，能做小事，已经境界很高，但是不一定能做成大事。成大事，需要一种精神，一种自始至终的精神，就如荀子所说的“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既然选定了目标，剩下的就是一以贯之地去完成。
从此，俞敏洪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恭恭敬敬地捧着小收音机，带着略显悲壮的表情收听英语广播，昏天黑地、不分日夜，连学校用来提醒学生该睡觉了的熄灯行为都被他直接跳过。一到熄灯时间，俞敏洪就跑到走廊尽头，继续沉浸在英语的世界里。借用阿迪达斯一句广告词：“老天都感动得哭了……是的，当时就是这样。”
很多年后，俞敏洪回忆起那段苦难的岁月，感慨地说：“班里的其他同学都说我当时听外语听得两眼发直，蓝汪汪的，像饿狼一样。”
渐渐地，收音机成了俞敏洪的“甜言蜜友”兼“良师益友”，唤回了他对英语的片片记忆，虽然微不足道，他还是喜不自禁。同时，另一个重大发现也使他倍感鼓舞，他发现词汇量不足才是把他和英语分割天涯两端的真正“元凶”，于是他再次毕恭毕敬捧起了单词书，每天苦背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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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这种刻苦努力的精神，从传说中的愚公到今天的俞敏洪，有志者事竟成的例子从来就不缺。因为人和人之间在智力、体力方面的差距都不大，而成败与否与当事人的态度和努力程度息息相关。
成功的道路没有捷径，每一分收获背后必定有一分对等的付出。生活的公平就在于对谁都不会无缘无故地给予。
勤学苦练，日积月累，收音机和单词书的威力开始显现，俞敏洪终于可以一雪英语给他带来的耻辱。努力获得了回报，就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理所当然，俞敏洪顿时陶醉在巨大的成就感中。不过，每次他一开口，那富有浓郁的家乡气息的口语立刻就让他清醒过来，恢复了理智，开始思考解决这个问题。
俞敏洪也承认，人和人之间的资质是有很大的区别，尽管他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拼命，再怎么进步，也不能从最后一名跃到第一名。
其实，这就是学习过程中最让人郁闷也最不公平的情况。明明每天起早摸黑，像虫子一样在自习教室里啃书本，像马克思一样在图书馆里把地面都踩出两个深深的脚印来，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每天吃喝玩乐的天才们轻轻松松拿个第一，成绩单顺手一丢，继续玩乐，而自己却不得不继续躲到冰冷的小黑屋背单词。
的确，社会的残酷让我们在求学阶段只能坦然面对学习上天资不均的残酷，但事实上，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学习成绩不好就说他笨，而应该意识到，学习不过是一个人成就的一部分而已。真正的事实是，他的天赋也许并不在学习成绩上，而在其他方面。
一个成功的人，也并非在各个方面都具有天生十足的禀赋，或者是一个在主流评价标准上有优势的人，而是一个善于发现自己的特长与优势，并利用它获得巨大的成就，开拓出属于自己的新天地的人。
每个人都拥有“钻石宝藏”，那就是你的潜力和能力。你身上的这些钻石足以使你的理想成真，关键在于你是否只盯着别人的优势而不去发掘和利用自己的优势而已。
俞敏洪发现班上有些女生好像有特异功能一般，不仅能把英语当家乡话一样随便听，还能从这些“家乡话”里分辨出哪些是山南的，哪些是山北的。俞敏洪就从来没有分清楚过，从自己嘴里吐出来的语言是“英式英语”还是“美式英语”。他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里挣扎，痛苦无比。他不得不承认语言是依赖于天赋的，自己真的就是少了那根弦？他灵光一闪，自己也应该有根弦的，可那根弦究竟是什么呢？
后来，俞敏洪发现，自己的词汇量经过魔鬼训练之后，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认得许多不为人知的单词的生僻含义，堪称一本活字典，连老师也赞赏不已。既然如此，俞敏洪就要利用这根弦，弹奏一曲《笑傲江湖》。
俞敏洪开始埋头于词汇、语法和阅读这些利用词汇优势容易训练并且成效显著的项目上。这一次的选择，就像在跑道尽头插上一块“语言专家”的牌子，俞敏洪开始狂奔，并且以光速接近终点。
于是，班级里基本呈现出了群雄并起、分割天下的局势。有人专擅标准语音，有人下笔如有神，有人开口滔滔不绝，有人一目十行。俞敏洪打着“活字典”的招牌，立足于战火纷飞的“诸侯国”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俞敏洪形成了一个让所有在英语泥沼中痛苦挣扎的学子们都深恶痛绝的习惯：抱着英语词典到未名湖畔散步休息。他怀抱着自己的成就，欣赏黄昏时候湖波荡漾的美景，确实是人生一大乐事——只要我们忽略他抱着的是一本英语词典就行了。
事情看起来是按这个定律发展的：遇到挫折，下定决心，努力奋斗，得偿所愿。
不过，俞敏洪有时候也有些迷茫。英语，不过就是另一种语言代码而已。就好像一句话你可以用中文说，也可以用英文说，难道自己就把大学的美好时光都奉献给一种语言工具吗？
回想起来，自从进入了大学，俞敏洪所有的进步都在英语这门交际工具上，但对于生命的体验、精神的提升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却没有多少进展。就好像拥有一块平整的农田，却只是不停地往外拓张，不断将外面的土地也变成农田，如此一来虽然扩展了土地的面积，却没有深入的耕种，收获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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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取得成就，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终有所成，也是理所当然；但更难得的是在取得成就之后，还能从成就感里为自己腾出思考的空间，发现自己的生活中依然还有值得追求的东西。
俞敏洪正是如此，当他终于可以抱着英语词典当作休闲，正如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写得累了，就做做数学题，乃至微积分一样；当英语不再成为俞敏洪生活的主要障碍的时候，当他小有成绩、确证了自己的价值之后，他依然在思考：自己的生命里面还缺乏有深度的东西，那就是精神。
俞敏洪陷入了沉思。一个人精神的深度要有所提升，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从书籍中汲取营养。
古语有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籍是人类的编年史，它将整个人类积累的无数丰富的经验世世代代传下去。从书籍里获得物质的益处，俞敏洪倒是尝到了，但精神上怎么深入？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这正是俞敏洪所需要的。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北大的图书馆里，书籍浩如烟海，即使穷尽一生，也不可能读上一半。书籍无限而生命有限，尤其是时间有限，俞敏洪每天要花大把的时间在英语上，课业繁重，怎么也腾不出时间，更静不下心来读书。
于是，按照“俞敏洪定律”，他所苦恼的问题在大三时出现了转机。
用书籍武装灵魂
大三第一学期的时候，俞敏洪被诊断为患了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卧床养病。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俞敏洪一下子懵了，好不容易赶上了班级的学习进度，勉强有了自己的“招牌”，却要休学一年。这一年的差距，他又要用多长时间的奋斗和煎熬才能赶上？
不过，冷静想想，老天也不算太无情。这一年的时间，也可以做上许多事情，正可暂时摆脱课业的牵挂，好好读一些书。
读书与知识的关系是很微妙的。读书确实可以获得知识，但仅仅获得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多少学生十年寒窗苦读，不知获得了多少书本上的知识，来回背得滚瓜烂熟，但这些知识大多数在考试结束之后只剩下一堆废纸与留在学生脑海里的一些破碎的词句而已。
托尔斯泰说：“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很多很多，但却不知道什么是最有用的东西。” 因此，读书获得知识是有选择性的，一个懂得读书的人，就能够将知识灵活地引入生活，进而改善生活、成就事业。
北大图书馆汗牛充栋的藏书，喂饱了精神饥渴的俞敏洪。他以平均一天两本书的速度，在一年内读了600多本书，将中国历史和文学典籍看了十之六七。《论语》、《曾国藩家书》、《资治通鉴》、《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他对《三国演义》异常痴迷，将这本书奉为圣经。宋代开国宰相赵普说自己是“以半本《论语》治天下”，后来的俞敏洪则是一把广告刷打江山，一部《三国》治天下。
汤显祖说：“不尽读天下书，不能相天下之士。”俞敏洪对《三国演义》的痴迷，使他对用人与管理洞若观火，对于如何协调人际矛盾，如何做好管理者，都有莫大的助益。先期的读书或许缺乏实践，却是理论积累的宝贵阶段。俞敏洪正是有了这些积淀，在日后的认识变换中，总能够冷静沉思，然后作出正确果断的抉择。
但是，从知识到事业，更多的也只是一种技巧层面的关联，正如你精通计算机，但不一定能成为比尔。盖茨一样。书籍所提供的则远远不止是技巧，正如俞敏洪大学五年不会满足于只掌握一种语言交际工具一样。
俞敏洪需要的正是书籍中比技巧层面更深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智慧与理性，独立与思考。高尔基说：“书籍鼓舞了我的智慧和心灵，它帮助我从腐臭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如果没有它们，我就会溺死在那里面，会被愚笨和鄙陋的东西呛住。只有知识才是有用的，只有它才能够使我们在精神上成为坚强、忠诚和有理智的人，成为能够真正爱人类、尊重人类劳动、衷心地欣赏人类那不间断的伟大劳动所产生的美好果实的人。”知识所给予人的精神财富永远超出人的预料和想像，或许在平日你只能有所感觉，但在危急时刻，它才大大显示出惊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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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阅读群书，亦阅历人生。一个人的度量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股强大的文明力量。技巧能够帮助你取得成功，但精神力量却能够帮助你维持成功，进而获得更大的成功，这才是更为关键的。
被北大遗忘的角落
尽管俞敏洪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却也只在成绩上有所奏效。大学生活的另两大核心——友谊和爱情，对于他来说却是一片空白。
俞敏洪在演讲中说道：“北大五年，没有一个女孩子爱我。”正是屡屡的不得意，使他磨砺出了成功者所应具有的品质：孤独、忍耐和坚忍。他形容自己对爱情的渴望是“见到任何一个女孩都想扑上去”，虽是夸张，却也不无自嘲。
俞敏洪自己很明白，无论再怎么努力，成绩再怎么前进，他始终有一道坎迈不过去。所有物质上的缺失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弥补，但心理上的缺陷却更难克服。俞敏洪最清楚自己的弱点，那就是自卑。
在北大，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吹拉弹唱，无论是谈吐或者是见识，都天然要比城市来的孩子略逊一筹。这些成长环境里“先天”决定的因素在短短四年的相对隔离社会的大学生活来说，是难以追补的。俞敏洪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就蒙上了《第三帝国的灭亡》这块阴影，并一直影响了他整个学生时代的心态。
因为自卑，俞敏洪不敢追求女生，也就无从体味爱情的甜美与浪漫；因为自卑，他也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英语和读书上面，很少接触社团活动，人际关系绕来绕去也就那么几个人而已。毕竟，对于一个对社交没有太大信心的人来说，面对书本，可以汲取知识获得成就感，要比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担心一言不慎而引来的相处不快要好得多。用俞敏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还养成了另外一个习惯，就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首先我是从农村来的，普通话讲不好；其次又产生了自卑的情绪。所以，除了跟宿舍的几个人认识以外，跟北大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在大学最大的损失之一，就是没有参加任何大学生的活动。后来我深深体会到，大学生的活动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它对一个学生锻炼自己的心志，锻炼自己开朗的个性，锻炼自己与人交往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没有学到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在北大的五年，过了一种比较痛苦的生活。”
因此，俞敏洪的学生时代基本就是“一个人的大学生活”。用徐小平调侃的话形容：“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
很多年后，当俞敏洪回过头来看这段日子，他坦言自卑对于一个人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自卑使人非常敏感，继而懂得察言观色，揣摩别人的心理。这种敏感一旦回归了自信会形成一种更善于与人沟通的能力，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去做事就更容易成功。”
不错，当一个人在乎外界的看法大过于对自身的展示，他会敏感地洞察并且“一日三省吾身”；对他人表现和反应的关注，本身已经是人际交往的核心部分。当学会在交际中让对方感觉舒适时，俞敏洪的社交能力也得以渐入佳境，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在慢慢地实现，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美好的过程。
自卑还有一个好处。俞敏洪自己说：“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自卑过，只是自大、傲慢过，这个人一定很浅薄。”自卑让俞敏洪在很多情况下都能够沉住气，比别人多想到一些，比别人多看到一些。
俞敏洪后来创办了新东方，从海外忽悠回来“三驾马车”，从此新东方走向辉煌。但新东方这个高层和其他企业的高层都不同，高层人员基本都是俞敏洪的同学或老师，至少都是知识界的精英，他们对俞敏洪不存在上司与下属的关系，更不存在雇主与员工的关系。他们从来都是有话直说，并且不分场合，堂而皇之名正言顺，甚至只要公司出了问题，不管是谁的责任，先臭骂一顿俞敏洪再说。即使当着学生的面，当着基层工作人员的面，也从不给俞敏洪留面子。而俞敏洪硬是厚着一张脸皮，表现了极高的素质和涵养，任它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回到当时来看，在北大的时光，对于俞敏洪来说，就是一段被边缘化的日子。一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自己存在的意识和确证，由此获得存在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当一个人完全被边缘化的时候，也就等于剥夺了他获得他人认可，以确证自我价值的机会。
如果客观一点来看，俞敏洪在北大的被边缘化，让他企图“出人头地”的欲望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里被压抑着，等待一个出口。五四之后，“人文主义精神”已然成为北大的一块金字招牌，俞敏洪渴望融入北大的这股洪流，但自卑和不善同人打交道又将他远远隔离了这道洪流，正是这种欲求而不得的巨大的心态反差，雕琢出了俞敏洪刻苦、百折不挠的品性。
为了让自己在英语系中站住脚跟，他疯狂地练习听力和口语，狂背单词；为了补给自身人文素养的匮乏，他不停地买书、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