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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1870年8月14日布朗基领导的拉维莱特林荫大道的起义行动。其目的是要在法国重建共和国。可是，这次行动由于组织工作做得不好，时机还不成熟而遭到失败。布朗基认为，在帝国崩溃之后，形势又一次要求进行反对“国防”政府的斗争。
临时政府害怕革命甚于害怕普鲁士，对巴黎的戒备先于对威廉的戒备。它对人民充满了猜疑和敌意。
这次分裂的罪人是谁呢？谁首先破坏了同盟条件的呢？它是在保卫祖国的基础上缔结的同盟。新政权难道不是这个纲领的第一个产儿吗？然而，新政权却一分钟也没有实现过这个纲领。
在9月4日以后，帝国的利益和普鲁士的利益必然很快就交织在一起。威廉和波拿巴成了同盟者。说得更正确些，今天，不管是那一种君主政府都和共和国的侵略者结成联盟，而这个共和国就是法兰西。
如果屈辱的媾和带来的是割地赔款，那么，除敌人之外，还有谁是共同的受益者呢？是君主。只有一个君主政府受益，而整个法兰西将任人宰割掠夺。
如果说把所有君主主义者都看成是积极参加侵略的帮凶有什么不公平的话，人们也并不因此就应该以同样的宽恕来对待帝国的一切官员，他们是一切腐朽政权下营求官职的乞丐。
他们从一开始，就极端仇恨共和国。他们公开投奔敌人，他们是敌人的开路先锋，为敌人招兵买马。何必去谈他们的丰功伟绩呢。报刊上已经登满了他们的卖国丑闻了。
要求罢免这一群卖国贼，难道就违反了同盟协议吗？
维持他们的权力，岂不是使自己同他们的罪恶勾当同流合污吗？
自从9月4日以来，共和党人就请求政府撤换那些原有的市长和初级法院法官，因为这些人过去是为暴政效力的工具，今天是阴谋和颠覆活动的制造者。
可是政府依然装聋作哑。
巴黎一再要求解散给人们留下血腥回忆的旧警察组织。政府却置若罔闻。
警察总监却富有讽刺意味地把巴黎市警卫队改名为共和国警卫队，把凶恶的警察改名为“保安警察”。从今以后，政权完全依赖这批人人憎恶的打手。
面对着麻木不仁、一成不变的方针，一切埋怨、责备、要求和哀告都不起作用。政府的回答只是讥讽地号召人们平静和服从。它厚颜无耻地利用爱国者的忠诚和沉痛。
“联合”这个字眼几乎已经成了一切反对自由的敌人的战斗武器。我们要知道，协作对共和党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向反革命屈服。他们所要的联合是为了拯救共和国，而不是为了摧毁共和国。
（三）1792年——1870年（1870年10月30日）
1792年到1870年，前后相距只有八十年！相当于一个长寿人的一生。可是，从1792年这个摇篮到1870年这个坟墓，却相当于普通年月的十个世纪。这两个年代之间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精神的世代相承已经不再存在。人们只继承了先人的血统，而没有继承他们的良心和气概。传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在这个时期的两端有两面旗帜：1792年的旗帜是意气奋发；1870年的旗帜是投机观望。
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叹息：我们1792年的先人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财富，这么发达的科学。可是他们都是英勇的。他们拯救了祖国，粉碎了君主同盟。而我们拥有我们前人所没有的人力和财力，难道我们就要受到全欧洲的轻蔑微笑，沦亡在普鲁士的铁蹄之下吗？
于是这个呼声显得更加绝望：“92年！我们要做92年的人，否则法国就要灭亡。”可是紧接着又有这种奇怪的叠唱：“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国防’政府的周围吧。”
我们92年的先人团结在革命政府的周围，这个政府既镇压了内部敌人——君主专制，又把剑头指向内部敌人的同谋者——外国侵略者。
而你们，你们却要团结在反革命政权的周围，这个政权放逐了共和党人，是保皇党人的侍臣，侵略者卑鄙的奴才。
最坚强的人士这样冒险地说：“应该推动政府前进，使它不再软弱无能，疲疲塌塌，但是总得要维持它。”
哦！你们因为旅行需要行李，就把政府看作是随身携带的包袱了吧？
可是！这件行李却在规定旅程和控制旅客呵。
人民是政府要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的人。他们的生死都被政府所操纵。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奇怪的是，波拿巴统治了二十年之后，人民却很快就把这一点忘记了。
92年的共和国无情地清除了君主政府的帮凶，它的文武领导集团和它的法律、风俗、宗教、思想意识甚至它的服装。共和国在土崩瓦解的帝国废墟上站了起来，把愤怒的法国投入了战斗。并且，要是外部的普鲁士人向法国的国土多迈进一步的话，它在对国内的普鲁士人进行一次11月2日①的镇压时决不畏缩。
①大概日期有错误。这里指的应该是1792年9月事件。当时在凡尔登失守和旺代叛乱消息的影响下，许多人民的敌人，经过人民的非常审判，都被判处了死刑。
1870年的共和国却把共和党人看成是唯一的敌人，它屈服于贵族和教士。它还要向那些曾经掠夺、盗窃、扼杀国家的罪大恶极的百万富翁的寡妇偿付二万法郎的年金。它把儿童交给耶稣会教士，把公民交给军国主义。它为过去牺牲未来，为反动分子牺牲民主党人；它使我们的双手陷于瘫痪，只用有名无实的抵抗来抵御侵略者，向他们乞求饶恕和恩赐；它依赖串通外寇的保皇党人，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来威胁革命者。
为什么在来向我们提起92年的同时人们又高呼：“国防政府太值得赞美了！”这是两个相反的极端：92年拯救了革命，建立了共和国；而市政厅①却正在毁灭革命共和国。
①这里是指设在巴黎市政厅的国防政府。
国防政府有那些帝制派作为帮凶，这些人在对共和国进行了二十年的屠杀和流放之后，现在居然一面高喊“共和国万岁”，一面却准备更加疯狂地对它进行屠杀和流放。
国防政府的旗帜是叛徒的旗帜，是反复无常的两面派的旗帜。两面派在各个接待室里都能插足进去，为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报纸都能写篇文章，在各种各样的机构里都有他们的进身之阶。在这面旗帜之下，一切腐化堕落分子都可以找到藏身之所，替它的招摇撞骗摇旗呐喊，随声附和。
它就是反革命，它正在给法国挖掘坟墓。
（四）停战与投降（1870年11月5日）
人们在11月2日的《时报》上读到：
“……巴黎成了战士，法国正在行进，外省的人民正在武装起来，……人们已经睁开了眼睛，今天的法国重新获得了欧洲和全世界的尊敬……。世界列强都懂得了。首先，俄国认为再不采取行动就是犯罪……它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要达到这样一个结果：‘凡是试图媾和的先决条件都是要在法国建立一个正式政府’，这个政府的建立必须按照停战协议的规定；只有作到这点，此后，才能提出停战问题……”
不可能更清楚地暴露他们的阴谋诡计了。帝国军队的迅速溃败，普鲁士人的胜利前进，已经使欧洲完全相信我们的衰弱无能。
国王们以大声欢笑来欢迎我们的失败。
当国防政府向他们摇尾乞怜的时候，他们冷淡地回答道：“这与我们无关，我们无能为力。”他们袖手旁观，期待着我们灭亡的到来。
但是，正当市政厅到处哀求同情和援助的时候，巴黎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站起来了。尽管我们的所谓统治者把海军大炮搁在布勒斯特，把外援的枪支放在英国或其他地方；尽管他们不作任何准备，卑躬屈膝，低声下气，巴黎却一天比一天更可怕。市政厅不得不给巴黎提供武器，假意模仿巴黎的热情和语言，竭力戴上意志坚决和同仇敌忾的假面具，否则就有遭到被推翻和被抛弃的危险。
敌人原来认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长驱直入这个胆战心惊的城市，可是，他们却碰上了遍插刺刀的碉堡。时间在毫无结果的企图和血腥的战斗中过去。无论是这些头目的无能还是心怀叵测，都不能制胜居民的力量。
两个月来，普鲁士人呆在我们的城下白费时间。巴黎的奋起使全欧洲大为震惊，使各个君主国不寒而栗。它们曾沉沦在蔑视的缄默中，期待着伟大的革命者的死亡。
但是，伟大的革命者是绝不会死亡的。他们举起了五十万把刺刀；他们蔑视和嘲笑俾斯麦、饥饿和炮轰。今天，他们击退了敌人，明天他们还准备进攻。他们对政府的软弱无能、不采取行动，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大声疾呼要求枪支和大炮。
国王们都在战栗，他们的恐惧戴上了同情的假面具。当逆流把法国推向灭亡的时候，他们任其自流。可是，当潮流使法国可能重新得救和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便改变了主意。
这时，他们倒充满了人道主义和善心好意。鲜血横流使他们伤感。必须立即制止这种丑恶行径。如果巴黎当真把威廉消灭在城下，如果巴黎联合外省，把德寇埋葬在我们的田野，并且让共和的法国来攻击君主政体的欧洲，那还了得！
对压迫者的世界来说，这该是多大的灾祸啊！王室、贵族、迷信，统统滚进坟墓；而人民摆脱了贫困与黑暗，在科学与平等的灿烂阳光即知识的指引下站了起来！啊！多么不幸，多么不幸啊！赶快去援助黑暗势力和马刀吧！
赶快停战，好让普鲁士能够集中它的军队围住顽强的叛乱者，然后以武力迫使他们接受命令。趁俾斯麦挟战胜的余威，持既成的事实，还能把和平强加于人的时候，赶快提出和平！
10月31日晚①的事件后来使暴君们恢复了希望和傲慢。这些吓得暴君心惊肉跳的巴黎人民失败了，不是敌人，而是叛变使他们失败了。他们要粉碎外国人的帮凶和同谋者暗中制造的阴谋。他们却因害怕内战而遭到失败。他们由于唯恐同胞们流血而遭到覆灭。这是他们可耻的敌人从来不懂的。
①指1870年10月31日起义。大多数布朗基分子参加了这次起义，其目的是要推翻国防政府。这次起义遭到失败。政府当时虽曾答应不追究起义者，但仍在1872年以参加过这次起义的罪名，逮捕了布朗基，并且对他判了刑。
而那个利用反动派的刺刀取得胜利的普鲁士人又重新抬头，重新用起在费利埃②用过的语言来了。革命曾打击了他的傲慢，可是革命自己解除了武装。俾斯麦③有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向他的君主同盟者指出：使他恐怖的无知平民未来的胜利将是他们共同的毁灭，但这些平民已经从舞台上消失了。
②指1870年9月19日法国外交部长儒尔·法弗尔（Jules Favre，1809—1880年）和俾斯麦在费利埃—昂—勃里（塞纳—马恩省）别墅举行的会谈。法弗尔要求维持法国的土地完整，而俾斯麦则要求把阿尔萨斯—洛林归并给德国。会谈没有结果。
③俾斯麦（Otto－Edouard－Leopold Bismarck，1815—1898）：普鲁士和德意志的政治家，他深信君主政体的优越性。他是普法战争的主要发动者，从1867年起他就开始准备这场战争。从1871年起，俾斯麦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宰相。
尽忠报国已经被压倒了，利己主义占了上风。历史上的巴黎已经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发财致富、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狂嫖滥赌的巴黎。
它已经不是那个曾使眼前的和远方的敌人发抖的巴黎了。今天，巴黎已经胆怯、懦弱。它追求的是佳肴美酒、歌场剧院、妙龄少女和靡靡之音。
去它的什么祖国和独立，还是大吃大喝吧！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见鬼去吧！不惜任何代价，停战与和平万岁！
威廉已不再害怕，他的口气又将强硬起来。他又一次看见在他面前的都是懦夫，这些懦夫不愿进行战争，尤其是当战争必然会建立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时。出卖阿尔萨斯却可以恢复君主政体，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一桩黄金交易，他们最喜欢这种明输暗赢的赌博。
多付代价或者少付代价，对他们有什么损失呢？只要生意早日做成，管它停战的代价是多少？解围的代价是多少？法兰西的奇耻大辱和亡国灭族的代价又是多少？
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了。交易所和教会成了国家的主人。人们就会看到它们的行动。国家完了，除非人民捲土重来，把国家从这两个瘟疫中拯救出来。
（五）反动派和俾斯麦的公开联盟（1870年11月25日）
奥尔良保王党人和波拿巴保皇党人之间缔结了联盟。
甘必大在11月28日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他们已联合一致。两党要求成立一个国民议会，并且不遗余力地促其实现。”
不妥协的甘必大先生①，开始立功赎罪了。共和党人对他的上台曾助了一臂之力。而他一旦掌握了政权却把共和党人一脚踢开，把他们出卖给敌人，企图获得敌人的恩典。
①莱翁·米歇耳·甘必大（Léon Michel Gambetta，1838—1882年）：政治家，出色的演说家。开始政治活动时自称是民主党人。帝国崩溃后，他负责国防。他拒绝接受俾斯麦的媾和条件（1871年），随后他逃往西班牙。
巴黎公社之后，他是共和党的领袖，阶级调和和机会主义的倡议者。在1881年竞选大会上，他号召工人放弃斗争，实现阶级调和。
真是幻想！人们收买了变节者，给了他们金钱，却不接纳他们。他们自己总是痴心妄想地认为已被接纳，反动派正在着手编造第二批流放者的名单。流放第一批人的宪兵，将被列在第二批名单的最前列。甘必大曾用马鞭打过共和党人，现在要轮到他挨马鞭抽打了。
他早已令人怀疑了。他口头叫喊抵抗。他曾为巴宰纳②发表过声明，而巴宰纳是保守党的希望和宠儿，社会的救星！为了镇压无政府主义，巴宰纳愿意随同他的军队和普鲁士人一起前进。
②阿西尔·弗朗斯瓦·巴宰纳（Achille Fraucois Bazaine，1811—1888年）：法国的反动军人、煽动家和元帅。1870年10月27日，他出卖祖国，把麦茨放弃给普鲁士人，为普鲁士人打开了通往巴黎的道路；为了扼杀共和国和重建君主政体，他还同普军司令进行了谈判。
“两党都要求成立一个议会，并且不遗余力地促其实现。”甘必大这句话使他罪无可赦。他不应该弄错，法国保守党的党魁就是俾斯麦。合法政府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凡尔赛。俾斯麦要求成立一个议会，他知道，有钱阶级是支持他的，而这些掌握选票的阶级，通过他们的势力和外来恐怖的影响，会选出一个普鲁士的、君主政体的议会。
只要浏览一下这里的反动报纸就明白了。昨天，人们不是在这些无耻的报纸上读到了它们在国王威廉那里的代理人在普鲁士《总汇通报》上发表的恬不知耻的诽谤文章吗？这些报刊还把这篇文章称为“重要文献”呢。
的确很重要，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在巴黎发表的对10月31日牺牲者所作的诽谤的复制品，从而暴露了他们同俾斯麦的亲密关系。他们又让俾斯麦在凡尔赛翻印了这篇下流文章，他们竟无耻到这样的程度，居然吹嘘他们同敌人的公开合作。把这篇文章作为道德权威来引证。
人们看到，事情的发展异常迅速。俾斯麦和他在巴黎的伙伴们，指责市政厅对付10月31日的“匪徒”过于软弱宽容。我们的统治者只有唯命是听才行。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进了监狱，因为反动派从此以后有普鲁士的士兵作为宪兵，并且北方的首相不会拒绝他的那些好朋友的任何要求。只要他们把适合他口味的省份割让给他，那么他们就能够同他的警察一道随意地绞杀、枪毙和流放违反普鲁士国王和君主派意志的“匪徒”。
谁能相信这回事呢？儒尔·法弗尔先生①本人，这位为当前局势唱挽歌的伟大人物，不久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许会是一个“匪徒”。他不接受俾斯麦以及他在巴黎和凡尔赛的报刊提出关于召开国民议会的命令。他胆敢说：“需要分裂和削弱国家的抵抗力量，就足以说明这是一道什么命令，以及不服从就遭到谴责”。
①儒尔·法弗尔：政治家，共和党的温和派。1848年制宪议会议员。帝国崩溃后，担任外交部长，曾积极参加镇压巴黎公社和组织白色恐怖。
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