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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国家职责”、“纪律”这些概念，而且蔑视这些字眼。
因此，我与沃罗诺夫决定代替指挥官。部队还呆在掩体内。我们走到前面，发出冲击口令并挺直身子朝前走。战士们齐声叫好，但谁也没有站出来。我们继续前进并回头看看，在敌人射击之下迈步向前的还是我们俩人。我们便返回去，进行说服，呼叫，请求，使他们感到惭愧……怎样做都无济干事。冲击没能进行。此时第13国际旅已按原来的约定转入进攻。法西斯利用我们行动上的不协调一致，使用主力去对付这个旅。给其造成伤亡并阻止了它的进攻。这个地段上的作战未获成功。
我向别尔津报告了特鲁埃尔郊区的情况之后，他告诉我，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主席米亚哈将军的军事顾问库琅尔（即г·и·库利克）将军被召回莫斯科。我必须代替库利克，因为马德里比任何地方都重要。防御委员会（马德里方面军）没有得力的军事援助人员是不行的。总参谋部军事顾问的职责由别尔津自己负责履行。而在马德里，责成我特别注重下述专业人员的训练：坦克手、飞行员。炮手和合成军队的军官。到了认真考虑共和军干部问题的时候了。
我到达马德里后，向米亚哈介绍说，我是他的新顾问。与他共事是一件复杂的事情。米亚哈身兼二任，既是军人又是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家，约瑟·米亚哈是官方非党人士，实际上与共产党人遇然不同。这对整顿好“红区”的作战指挥妨碍极大。所谓“红区”是当时对马德里地区的称呼，因为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思想公开左倾，而西班牙共产党在该区的防御中又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作为一个军人，米亚哈似乎是一个富有学识的人。例如，他对摩洛哥军队（佛朗哥在马德里近郊的主要力量）战斗能力的分析就很中肯。原来他有在摩洛哥进行殖民战争的经验。
这是对历史的讽刺！摩洛哥人曾为自由进行过反对西班牙侵略者的斗争，而今天却受到蒙骗，为被压迫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利益来打仗。当时差一点成为佛朗哥和反动派的其他首领同窗的一名将军，却要来保卫共和国和劳动人民的利益。1939年他背叛了共和国不是偶然的。显然，他没有慎重考虑过同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而只是在正式公务方面作为一个将军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从纯军事观点来说，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而在精神政治方面则从来就谈不上同心同德的问题。于是，我竭力避免同他讨论共产党问题。所有苏联军事顾问还在离开苏联时就奉命严格禁止参与西班牙的任何政治争论和政治斗争。我们向西班牙人民及其合法政府提供军事知识，而对我们的使用也限制在需要的范围以内。
马德里方面军的参谋长是维先捷·罗霍，他是一位聪明、富有知识和能干的军官。他的思想比米亚哈左得多，而我似乎不大喜欢他。他在提出某些重要建议或者通报重要情况时，有时不亲自向米亚哈报告，却来找我并请求我将决定付诸实现。当然，我也有自己的设想和建议。通常在黄昏时我去见米亚哈，在他那里进行交谈，当前线战事有几次由于顾问的建议收到效果之后，这位念念不忘个人功各的米亚哈似乎开始对建议关心起来。他对我的女翻译胡利娅已不再感到拘束：不知是与她相处习惯了：还是实践向他证明，我们谈话的任何细节都从未泄密，因而认为她是可以信赖的；或者最后他获悉，她的丈夫曾一度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而不认为她是一个潜在的共产党员。总之，他喜欢我们对所有最重要的问题要事先即在会议讨论之前谈妥。我也用不着反对这种规定下来的制度，只要城市的防御得到巩固就行。第二天早晨会面之后，米亚哈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会议，把头天晚上商定好的内容如实地和盘托出。随后由罗霍发言，他作为许多建议的实际倡导者，大力支持委员会主席。再后由我发言，而我也按同一精神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之后，其他负责人也表示同意。
在西班牙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是A ·и·罗季姆采夫大尉（起初他是中尉）。我常常在战斗中见到他，能够对他的品质作出评价。罗季姆采夫是利斯特尔的军事顾问，依我看，他就分队指挥问题提出的有分寸的巧妙建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必要时，他本人在激烈的战斗中堪称勇敢的模范。
有一次，当佛朗哥军队从托莱多方向发起进攻，冲向共和军兵团之间的接合部并正在楔入之际。为阻滞敌人，司令部向前方派出一个师。而师长却不在现场。罗季姆采夫受领了我下达的命令：把该师展开并投入战斗。在这之前，罗季姆采夫在我军甚至连一个团也没有指挥过。因此，随后我派另一名军官去查看战事究竟如何发展。我预先告知过，过两小时我将亲临现场。罗季姆采夫稍微有点急躁。但行动准确。当我到达时，那位军官高度评价罗季姆采夫的行动。我们坐上装甲汽车，在战场走了一遍。的确，一切都合乎要求。
另有一次，事情发生在马德里的曼萨纳雷斯桥畔。我们称这座桥为法国桥。摩洛哥部队突入了该城郊区，在拂晓时对这座桥发起攻击。用火力控制渡口的共和军的一挺机枪突然不响了。法西斯分子已经跑到桥上，从行进间进行射击，向我们这边河岸冲来。战士们顶不住了。只要再过几秒钟，敌人就会冲到城里。罗季姆采夫在敌人火力之下扑向那挺机枪。“马克辛”机枪重新打响时，佛朗哥部队离我们只有几步远了。敌方士兵被弹雨阻住，纷纷倒在桥上，另一些士兵赶紧退走。关于A ·и·罗季姆采夫的事迹，不止一次地报告了莫斯科，并申请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大家都知道罗季姆采夫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英勇善战的事迹。因而，我认为西班牙对他来说，是一所非常好的战斗学校。
在哈拉马河
一桩桩往事。胡利娅。共产党员与共和国。在难忘的冬季的千变万化事件中。顾问们，要冷静！一些旅与另一些旅。
1936年和1937年之交的冬季，马德里的保卫者们不得不特别注意当时沿哈拉马河展开的战斗。法西斯分子由于未能从南面、西面和西北面突破马德里，便组织部队从东南面进攻。按照他们的企图，哈拉马河战役要取得胜利，必须切断马德里与巴伦西亚、阿利坎恃、卡塔黑纳等海港的联系，以便衔接和紧缩城市的包围圈。这次战役拖延了数月之久，而规模不大的小战斗几乎没有间断。冬季的大部分时间我开始是在卡斯蒂利亚担任总参谋长顾问，后来则在中央方面军的马德里地段和马德里方面军担任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主席的军事总顾问。现在谈谈几件很有趣的事情。
利斯待尔旅是沿哈拉马河河道进攻的。形势并不轻松。佛朗哥的部队实施猛烈的拦阻射击。我当时恰好位于火力圈内。我感到有两个人抓住我往什么地方拽。我进行了抵抗（我以为是法西斯抓我去当俘虏）。我们拼命地扭作一团，最后三个人全掉进掩体。我听到了骂声。疑云消失了。我一看，站在我面前的是面带微笑的利斯特尔，而抓我的那两个人则是罗季姆采夫和利斯特尔的政委（好象是卡尔洛斯·孔特列罗斯，在西班牙人们称这位意大利同志为维托里奥·维达利）。据他们说救我是为了使我不致遭到射击。我冲着罗季姆采夫发火说，难道可以这样把上级指挥员拽入掩体吗？要知道我们是在部队里。这样做既动摇了士气，又破坏了隶属关系。罗季姆采夫表示歉意，而利斯特尔则哈哈大笑。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并开始抱怨说，我们就这样对法西斯射击吗！
还发生过另一件事。摩洛哥部队向我们冲击。在一个掩体中躺着的有我、坦克旅旅长д·г·帕夫洛夫和第11国际旅旅长，侦察部门通知说。法西斯分子的每个分队均有一名德国军官或军士担任指挥。它们的炮火准备很猛烈，机枪射击采用长点射的方法。共和军支持不住，一些分队开始退却。我们跳出掩体喊道：“回原地去！”д·г·帕夫洛夫登上坦克，用手枪威胁逃跑的战士。一些战士开始停留在我们周围，后来就聚集成一群人。帕夫洛夫把坦克派到前面，自己也一同前往。士兵们紧跟在战车后面冲向敌人，逐渐恢复了防线，把摩洛哥部队击退到出发阵地。
暂时平静了。突然，我看见胡利姬来了。她发现情况不妙，及时跑到第12国际旅，以我的名义下达了紧急增援的命令。她说该旅现在距战斗地点约一公里左右。我对这位勇敢妇女的主动精神表示了谢意，但我们并没有把该旅投入战斗，因为危险已经过去了。我走到该旅的驻地。该旅是卢卡奇将军指挥的。我们讨论了局势之后，认为摩洛哥部队当天不会再来乱闯。我们令这个国际旅转为预备队，进行休息。
过了几天，法西斯分子又恢复了攻击。他们竭力地突破西班牙部队与第11国际旅之间的接合部正面。这时我们就把第15国际旅所属的英美志愿兵投入这个危险地段进行战斗。我总以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一些感情不外露的人，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当英国志愿兵发现自己的战斗队形中有俄国军事顾问时，便跑到跟前来握手、拥抱和亲吻。此时正在那里帮助指挥英美部队作战的军事顾问H ·п·古里耶夫和A ·д·秋鲁帕是这个场面的目击者。后来他们不止一次地忆起这个场面，不时用打趣的目光看看我，在同志式聚会时详细他讲述在战斗中爬到我跟前互相亲吻的情况。
还发生过这样一桩事。在敌人猛烈突击下，西班牙第18旅所属的一个营开始退却。我恰好就在这个地段。我旁边站着胡利姬。她看到正在奔逃的士兵，就用西班牙语高喊：“西班牙人，你们不再是男子汉了！”战士们停下来，瞧了一会这位妇女后，忸怩不安地返回去。他们那种传奇性的男人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胡利娅跑在前面，士兵们跟在她的后面，经过半小时后，敌人被击退了，原来的阵地收复了。营长，一个墨守成规的西班牙旧军官前来找我，对我的女翻译发牢骚，因为她侮辱了他的士兵。
“她干吗要侮辱他们呢？”我回答说。“她似乎觉得您的士兵惊慌失措，离开战场。这就是说，他们是不合格的士兵。而这位妇女的丈夫是西班牙人。她知道真正的男子汉是个什么样子。因此她认为。您的士兵不再是西班牙人，但原来是她搞错了。士兵只是把方向搞反了，进攻的方向不对。当时她是给士兵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这个营打退了敌人，表现很好。有什么理由生气呢？”
那位军官笑了笑，并主动来握手。
叛军在进攻……他们遇到的多半是由安达卢西亚农民编成的共和军的旅。共和国战士把首都郊区的每一所房子都变成一座堡垒。狠狠地打击共和国的敌人。我记得我们去瞧俘虏的情况。这些俘虏要求允许他们看看切断他们去马德里道路的俄国人。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同胞时，他们感到何等惊讶啊！这些佛朗哥分子附耳小声说：“这是些乔装的俄国人。但当农民们得意地微笑着与他们谈话时，叛乱分子们便难为情地，懊丧地低下了头。
1937年2 月，紧张的政治斗争激烈起来。2 月14日，由于几名指挥官的叛变和其他人的迟误，共和国的马拉加失陷后，人民涌向了广场。共产党人的红旗，左派共和政体拥护者的红蓝旗，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旗迎风招展。写着共产党向政府提出的十条要求口号的标语横挂在街头，其中有：“清除后方的共和国敌人！”。“无能的指挥官滚蛋！”，“对机关进行审查，法西斯分子就坐在你们身边！”，“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对马拉加为什么陷落作出回答！”
卡瓦列罗政府开始动摇了。口是心非的首相威胁说，他将使劲地“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一走了事。而佛朗哥部队在哈拉马河附近展开了新的进攻。只是由于共产党采取团结一致作出让步的政策，才稳定了局势。为了再次拯救首都，陆续招募的各旅投入了战斗。在这之前，指挥官们都在教导队受过训练。一位多年在军队效力的西班牙旧军官在受训后感慨他说：“是的，我不是共产党员。但如果没有共产党员，我们现在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在哈拉马河附近，叛军遭到坚决的抵抗。当时在整个前沿地段，到处都可遇见政治委员——共产党员。正是这些人往往受到恶意的攻击。哈拉马河战事以后出现了暂时的平静，这时，大概是我在过去四个月中第一次有机会到马德里一家不大的咖啡馆走走。坐在我旁边的是一群战士。其中一人不时地跳起来激昂他讲述共产党员（他们分队的政委）如何带领人们投入反冲击的情况。而在战斗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却在该旅散布流言蜚语，说他胆怯。这时战士们群情激愤，决定驳斥这种挑拨离间的无耻澜言。在讨论这一事件的共产党基层组织的会议上，甚至有许多非党人士和社会党一些左派成员也参加了。但部队指挥官获悉召集这次会议的情况后，根据政府不允许党的基层组织在军队活动的禁令，下令战士们解散会议。说实在的，就我自己来说，我在这里什么新鲜事儿也没听到。只是在许多事件中的这个事件上，再一次反映了我们每天默默观察的全部政策。
对于政府首脑有什么可信的呢？共产党员和军事顾问建议首相改组军队后勤，而他却把建议束之高阁。人们要求他整顿汽车运输工作，他又避而不答。军队中军士不足。关于开办军士学校的问题也被故意拖延到1937年1 月。为使马德里与巴伦西亚之间直通火车，必须再建二十公里长的铁路线。筑铁路的事也被拖延下来。共和国军队步兵起初机枪不足，现有的数量有限的机枪或准备装备的机枪都是一些口径不一的杂牌货。使指挥员眼花镣乱的是，一些没修好的“柯尔特”式、“马克辛”式、“利伊斯”式、“圣埃季延”式、“绍沙”式和“哈奇开斯”式等等机枪。顾问之中不乏干练之才，他们作好了在巴伦西亚和阿尔瓦塞特不分昼夜地训练机枪队的准备。但为了把已成僵局的事情向前推进一步，需要克服多么严重的障碍呀！
我终生都记得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会儿是不顾一切的亡命徒，一会儿是空想家和幻想家，但始终对任何纪律、任何命令、任何起码的秩序都不能容忍。尤其甚者（这种事常常发生），他们的队伍中还出现过共和国的公开敌人。法西斯分子或刑事犯为逃避追捕，就加入无政府主义者一伙，声称自己是巴枯宁分子、蒲鲁东分子以及随便称自己是哪一派的人。
共产党向人民阵线中自己的同事提出确凿的证据，认为某某和某某是典型的坏蛋，必须对他们进行审讯。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怒气冲冲的齐声高叫：“迫害兄弟党！”、“共产党的阴谋！”等等。然后，由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队伍从背后给你打击。1月份在首都郊区正进行艰苦的战斗时，还不得不把派往前线的援兵，派到特鲁埃尔去镇压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动。3 月初，当马德里出现新的威胁时，巴伦西亚爆发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叛乱。在农村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件，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在那里擅自宣布为共和国征收财物，而对居民实行抢劫。当我看到这种纷扰和不守纪律的人群时，使我多次回忆起苏联内战时期那些“绿林”强盗和马赫诺匪帮的形象。
军事顾问的活动在西班牙人民革命解放战争的历史上暂时还介绍得不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提出建议来帮助共和军。但现实生活本身扩大了他们的职能。还在1936年秋季的时候，军队的情况有时非常糟糕，致使顾问们不得不在共和国当局的同意下，直接去抓组织工作和作战业务。这种组织工作和作战业务包括什么内容呢？顾问们可向西班牙当局提出作战意图。如果意图被采纳，顾问们就拟制作战计划。若计划也被采纳，他们便写出作战命令草案，并对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进行司令部工作训练。然后，还需要训练高级指挥人员解决战役问题，训练中级指挥人员掌握战术问题，并向他们示范，怎样训练自己的士兵。顾问们参与所有国际旅和一些西班牙旅的组建工作和组织工作，尔后往往还要带领他们投入战斗，特别在初次交战中更是如此，以便给军官们示范应该怎样指挥分队进行战斗。从初到西班牙之日起，顾问们就赢得了威信和尊敬。在士兵和基层指挥人员眼里，这种威信是绝对的。中级指挥人员也非常欢迎和重视顾问的建议。与高级指挥人员和司令部打交道要困难得多。顾问必须很有分寸，要沉着冷静和具有自制的能力，以避免别人怀疑自己对共产党人特别优待，并避免对指挥官的自尊心有所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