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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准备在哪里下车？ ”
我向他指明了地点。
“艾德里安，”我丈夫对车夫说。“去亨伯特！ ”
汽车在便道旁停了下来，我和他告别后，走出车外，穿过人行道，进入一家商店，掏出来购物单看了看。除了购物单上写的以外，我还想给钱德尔太太买些亚麻布料。正当我四下观望时，有一个男人走进商店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起先我并没有注意，端直向儿童用品部走去，不料那陌生的男人一直跟在我的身后。当售货员给我拿出婴儿衬衫时，他假惺惺地从陈设架上拿了一双小白靴，向着我走了过来。我时不时地扫视着他，发现这人没有吸引力，四十来岁，粉红色的皮肤，淡灰色的眼睛，小猪似的嘴巴，身上穿了件深灰色战壕外套，头上戴了顶紧挨着耳朵的蓝色海军帽子。
他转脸看我时，我发现他左脸上有一道明显的伤疤。他个子高，肌肉发达，嘴里叼着半截熄灭了的烟卷儿。当我向二楼走去时，他跟着我上了电梯，虽然我们中间站着许多人，由于他个子高，我仍然能看见他。
我在二楼买完了要买的东西以后，又去到地下室。他依然跟在我的身后，一句话也不说，贼眉鼠眼地盯着我。这目光使我紧张，吓得我赶紧走出商店，遗憾的是我没开车来。我只得徒步走四个街口去坐公共汽车。我边走边浏览着商店的橱窗，那个家伙像影子似的跟在我的身后。
“这个跟着我的人是谁？ ”我问自己。
这个陌生人使我恶心，他的脸太难看，奇怪而又吓人。我想去叫警察，但他没有挨着我，没有碰着我，我无法去叫，只得加快步伐，可这时他也加快了步伐。后来我几乎跑了起来，嘴里边喊着借光边向人群里钻。人们看着我钻进来还没来得及说话，我就又钻进了别的人群，等跑到公共汽车站时，见那里等候坐车的人正在排着长龙，我只好排在后尾，那个穿战壕外套的男人就排在我的身后。他离我很近，以至我的颈项都能感觉到他的呼吸。我乘坐的是第五辆汽车，不巧的是那个人就坐在我的身旁。我偶尔看他一眼，他那锥子似的目光刺痛了我。
别的乘客也注意到了他那凝视着的目光，可能还以为我是他所爱慕着的人呢！我焦急着要回家，可是离家还有三站路，我站了起来，他也站了起来。我们两个都下了车，我想让他离我远点，可是他没有跟我说话，我怎么好先开口。从车站到我们家有一段路，通常会觉得是一段潇洒愉快的散步，但现在却变成了难耐的折磨和惊恐。我们周围空无一人，忽然他的脚步声消失了，是不是这人已经不跟着我了。我停住了脚步，打开手提包，拿出小镜子，装作用粉扑打着鼻梁，目的是想观察一下那个男人是否走开。谁知那个男人也停了下来，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用笔做着记录。我快步走开，不多会儿却又听到了他那嘎吱嘎吱的皮鞋声。我吓得魂不附体，两腿打着哆嗦，心里扑腾扑腾直跳。我望见了我们家的房子，便加快了速度，由快步几乎变成了跑步。
突然，我觉得那人抓住了我的手，在我的手套口里塞进了一张纸条。我惶恐地正想还给他，可那人已经走脱了。我想把它扔了，转念一想，“不可！ ”我抬头望了望那个走远了的人，然后打开了纸条，上面写着：“你最好闭紧嘴，什么都不要讲，如果你讲了出来，对你很不利，你没见过我，我知道你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时间……生病。”
纸条在我的手里抖动，我心想：“这是什么意思？ ”
我又读了一遍，还是读不懂，但我知道自己濒临危境。我将纸条放进手提包中，像逃避狮子扑来似的拼命向家里跑。我走进了卧室，打开了手提包，摸了摸纸条才知道果然是真实，不是在做梦，心想，“我应该让刘易斯看看这张纸条。”但担心后果不堪设想，没敢去做。我决定告诉我哥哥，打电话他不在家，直到下午才打通电话：“克莉丝！ 有什么事吗？ ”
“我想和你见面，”我说。“我给刘易斯买了些礼物，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我很忙。”
“不一定是现在，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什么时候去。”
他没有立刻回答，后来他可能琢磨着我有重要的事，便说道：“晚上七点钟吧！ ”
这天下午的时钟似乎停了摆，好容易才盼到晚上七点钟，我按时到达，但爱德华不在家，我等了半个多小时他才回来。
“喂！ 克莉丝！ 我迟到了。”他抱歉地向我说。
“没关系！ 我这里有件要紧的事。”
我从手提包里拿出纸条递了过去，他刷地从我手里抽了过去。
他读着纸条，脸上升腾起一层迷雾，问道：“这是谁给你的？ ”
我说明了事情的缘由。
“混账！ ”他勃然大怒地嚷道。
“那男人是谁？ ”我问。
“是个魔鬼。”他一声不吭。
几分钟过后，我问他：“我可不可以把这件事告诉我公公？ ”
“不要理上校。”他粗鲁地说。
“看来是出了大错。”我加重了语气，企盼着他的回答。
他默不作声，脸上黯然失色。我惊恐地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擦着脸和手上的汗水。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为什么你不让我告诉公公？ ”
“你想给你丈夫的父亲惹麻烦吗？ ”
“我不明白，爱德华？ ”
“看一看纸条！ ”
“我都背下来了。”
“既然知道来者不善，你为什么还要告诉上校呢？ ”
“我们应该采取对策。”我坚持着说。
“只有一个对策，就是纸条上写的，闭紧你的嘴。”
“你病的时候，我代替你送递东西有什么错误吗？ ”
“有些事你不知道。”
“你告诉我，我不就明白了吗？ ”
“克莉丝！ 我们被包围了。”
“被包围了？ ”
这时，电话“丁零”响了起来，爱德华去接电话。他接过电话后，精神更加紧张。
“谁来的电话？ ”
“一个朋友，我得走了。”
“我不挽留你。只想让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如果你希望我死，你就告诉别人。”他脱口而出。“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不久你自己就会弄清楚了，如果走露了风声，他们会砸烂我的脑袋。”
“你怎么啦？ 你疯了吗？ ‘’我大声嚷道。他的话使我胆战心惊。
“我如果疯了就好了。我不能告诉你别的事。”他迷惘地摸了摸额头，然后绝望地喊道：“为什么我要于这种事？ 为什么？ ”
“我发觉你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我说，“一定有办法走出困境。”
“你以为你没陷入困境吗？ ”
我呆呆地看着他，问道：“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
“纸条上的字说明你已经牵连在内，沾染上污秽。”
“爱德华！ 你没有生病吧？ 你神经有点不大正常。”
“没有。”他回答时看了下手表，忙说：“我该走了，我们以后再谈。”
“好！ 我们是得谈谈，因为你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他没有言语。我们离开卧室，来到了停车场。互相告别时，哥哥眼睛里饱含着的悔恨和忧虑使我感到震颤。我们各人走向自己的汽车，我打开车门钻进车厢时，又在方向盘上发现了另一张折叠着的纸条，我打开读道：“你不能这样做。”
我跳下车来，想让哥哥看看纸条，但他的车已经驶去。
“爱德华！ ”我大声高喊。
他没有停车，马达的轰响干扰了他的听觉，抑或是他根本不想去听……这是我最为惊慌失措的一天。
十九
好几天我都没能和哥哥说上话。我知道他在伦敦，是故意想躲开我。约翰也是想躲开我。我觉得他们的举止行为不正当，但是又无可奈何。
每当我出去时，都感觉到身后有人跟踪，仿佛每个人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神经紧张，整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你有什么心事吗？ ”我的丈夫问我。
“我是不是在床上的动静太大了？ ”
“你经常是……”
“不，不总是这样，”我为自己辩护。
“你为什么那么紧张？ ”
“我害怕战争和战争带来的后果，我心神不定，忧虑不安。”
“你不要胡思乱想，要设法控制住自己，”他规劝我。
“我控制不住，仿佛觉得灾难即将来临似的，我不能确定是什么灾难，只能是凭直觉。”
“这是你神经太紧张的缘故，记得吗？ 我们住在维亚雷焦的时候，我不是对什么事都害怕吗？ ”
“是的，但那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你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可是现在我却不同，我身体健壮，精力充沛。”
我丈夫不赞同地摇着头，说道：“你说你很好，可是你被战争所困扰，整日里胡思乱想。”
这时候，我想把那些骇人听闻的事全讲出来，可是我想起了那张纸条上所说的话，想起了哥哥所说的话，没有敢张口。
“你该去看医生，”我丈夫坚持着。
“今天晚上先吃点安眠药，观察一下再说。”
这天晚上我们没有做爱，我吃了安眠药睡得挺好。
钱德尔的孩子已经生下来三天了，我还没去看望。今天，我带上小孩衣服和一些钱准备去他家。他们住在伦敦北部工人区域，我的女佣玛丽说她每月都从自己的薪水里拿出钱帮助他们，但他们仍然过得很穷。
昨天一直下着雨，今天却放晴了。我准备吃过午饭去他家。
在饭桌上我对丈夫说：“今天我想去看看钱德尔的小孩儿。”
“好！ ”我丈夫说。
“这个孩子是谁？ ”公公问。
“我女佣玛丽的新降生的侄子，”我解释着。
不久，他们都去了国防部。我到楼上换好衣服，走出了家门。
坐公共汽车到伦敦北部很方便，下了车就是钱德尔家。但是我害怕有人跟踪，所以还是自己开车前去。
薄暮时分，我向钱德尔太太告别离开她家。街上空无一人，因为天气凉爽，人们都待在家里。我帮了别人的忙心里十分高兴。
我来的时候将车子停在了桥边，从钱德尔家到桥边有一段路面没有铺好，到处散布着碎石子儿很硌脚，心想：“我不应该穿高跟鞋。”
我慢慢地走着，寻找着好走的路面，好容易走到了桥头，轻松地嘘了口气。这时，我突然发现有一辆不认识的小汽车停在我的车旁，那辆车是黑色的比我的大，我不知道该向前走还是该向后退，顿觉六神无主。
我听到身后有好几个人的脚步声，便本能地脱下鞋子往前跑，这里离住房很远，所以我不敢呼喊，但用尽全身力气也似乎跑不快。我心里怦怦直跳，跑得两腿发酸，袜子也脱落了，如果摔倒了就更糟糕。
我焦急和恐惧，再加上跑步，不觉汗水湿透了衣服。本来走在石子路上就够艰难的了，何况赤着脚跑路。我顾不得脚掌疼痛，拼命地向前猛跑，后面的脚步声愈来愈近，仿佛他们随时都能将我抓住。
终于，我无法再跑了，大衣扣子开了，鞋子和手提包丢了，袜子也褪了下来，我喊着，叫着，觉得好像掉进水里即将淹死，忽然，一只手，接着又是另一只手，紧紧地将我抓住。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我大声吼叫。
他们迅速用又凉又湿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塞进我的嘴里。我无法喊出声来，不知道头部受到猛击还是怎么啦，两只耳朵呼隆隆地炸响，然后就失去知觉，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首先看到的是头顶上晃动着的一个灯泡，灯泡由一根电线吊在天花板上，电线的颜色看不大清楚，灯泡的亮光十分耀眼。这时，我身上虽然疼痛，但两只脚反而没有感觉。我扭转了一下面颊，看到了一个廉价、肮脏、破烂的帷幕，帷幕上的印花儿缝隙间露出一双眼睛，瞳孔黑而发亮像个甲虫。
我嗅到了烈性酒和黑色烟草的混合气味，这种气味浓郁，长时间地充斥着我的鼻孔。我用手摸了摸身子下面的草垫，又见到近处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房门被帷幕遮挡着……我渐渐明白自己现在是待在一个不通风的小卧室里。
忽然，我好像听到了收音机的声音，留神仔细一听，又觉像是有人在谈话，可能是两个人，这种粗野刺耳的声音预示着大难即将来临。我的心脏收缩着，浑身打着哆嗦。
“我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我心里问着自己，觉得活着不如死了好。
沉重的脚步声逼近我，吓得我上牙磕打着下牙，就在这时候，帷幕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总共是五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围拢桌子坐着，一眼也不看我，好像我不存在似的。他们讲着带有口音的英语。
我打断他们的话，问道：“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 ”
顿时鸦雀无声。
“听不见我说话吗？ ”我扯着嗓子喊道，“你们是什么人？ ”
没有人回答。
“你们需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你们会后悔的。”
他们根本不予理睬，我继续唱独角戏：“你们想要钱吗？ ”
无人吱声。
“你们显然不认识我。”
仍然无人答话。如果他们不是互相说话，我真的会以为他们是哑巴。我只能安静地等待。他们中间有两个年轻人，三个大约五十多岁。他们穿戴很普通，有一个人牙咬着上唇蔑视地看着我，他那色迷迷的样子使我觉得恶心。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但是我知道他们不是平常人，可能是奉命来审问我的。那么，究竟是谁下达的命令呢？ 我轻轻移动了下脚，看到脚上还穿着袜子，袜子磨出了窟窿，染有斑斑的血迹。我从那张还称得上是床的铺上坐起来，试图将两只脚放在地板上，但是那难忍的疼痛使我禁不住尖叫了一声。
几分钟过后，是那么漫长的几分钟，我听到了更多的脚步和说话声，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我向着帷幕望去，帷幕敞开了，走进来两个人，一个四十来岁，高个子，肌肉发达，看着比较英俊，像是一个重要人物。陪同他的是那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脸上有疤的男人。
因为椅子不够，那个带伤疤的男人就坐在床沿上，两只眼睛盯着我说：“我喜欢见到你，莫里斯太太！ ”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
“谁不知道莫里斯上尉的妻子，莫里斯上校的儿媳？ ”
“你们究竟是想干什么？ ”
“不要紧张，这无补于事，何况我不是跟你谈话的那个人。”
别人都恭维地向那个英俊的人打着招呼，可是他却表现得漫不经心。
“这人是谁？ 我需要耐心！ ”我叮嘱着自己。“现在我要的就是耐心！ ”
几乎每个人都抽烟，小屋里弥漫着烟雾。我感到窒息，感到头晕。猛然间，他们都站了起来，准备要走。我害怕地问：“你们想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吗？ ”
“我留下来，我和你谈话，”那个英俊的男人说。
我怀疑地看着他，那个脸上带疤的男人也站起来走了，当他走近帷幕时回过头来嘲弄地向我说：“如果有事你叫我，我就守候在房门旁边。”
“出去吧！ ”他的伙伴敦促地说。
房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那个英俊的男人看了我几眼，然后，搬了把椅子靠近床边坐了下来。
“我期待着你能向我解释清楚。”我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恐惧。
“首先，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的很有价值的帮助。”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唤起你的记忆，你是克莉丝蒂娜·莫里斯，爱德华上尉的妹妹。你哥哥病了几天，准确说是病了十八天。在这段时间里，你哥哥不能离开家，你代替他做了他应该做的工作，值得佩服呀！ ”
我听着他的话，真想扇他一记耳光。他们让我经历了如此痛苦的磨难，还假惺惺地说感谢我。这些人是什么货色？ 实在令人可恨。
“我们希望你能同我们合作。”那人脱口而出地说道。
“同谁合作？ ”
“你不知道爱德华上尉是在为谁工作吗？ 你想问我你是在为谁工作吗？ ”
“你是谁？ 你不是英国人？ ”
他和气地看着我，说道：“我是德国人。”
“德国人，一个纳粹，”我惊恐地说。
“我们将会赢得战争，因为我们是强大的，”他傲然地笑着。
我怒火中烧，厉声说道：“你不知道我可以把你抓起来吗？ ”
他嘴角挂着挖苦的微笑：“谁？ 你？ 不要使我发笑，你现在是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你们可恨。”
“你很迷人。”
“一旦我离开这里，我就告发你。”我虚张声势地恫吓着说，其实内心是慌乱的。“除非你们想杀死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女人，纳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因为我们有力量做，”他盲目自信说。
“那么，你想杀死我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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