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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认为法医病理学家可以很好安排他们的日子，按他们自己最方便的时间处理死尸；可以在天气晴朗时去度假休息，那么，这种人应该花几天时间去停尸室转转，让他们一刻也不停地赶到离伦敦好几英里外的法庭去，然后回到实验室或者去作报告，还要接待，口授信件，服从到各处去的传唤：“大夫，请尽可能快。先生，尸体放在露天。我们相当焦急，警察局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尽可能快来，好不好？”“我马上就来。”这是每个刑事侦察局长希望得到的回答。只要可能，我总是放下了自己的事尽可能快地赶去。我知道在尸体完全冷却和气味变掉之前着手工作，这对我们双方解决任何凶杀案来说是多么重要。
能有规律的生活该多好啊！这样的讲法或许太沉闷了。我想，人各有所好，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在死尸上花那么多时间的专业的。对于我来说，这就是生活的乐趣。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情景，有各种特点的角色出现。普通老百姓、警察、律师、医师、科学家、屡教不改的囚犯、青年学生，每天都有一些新的惊人的事情，一些挑战、一些幽默感、一些悲怆。有挑战的气氛和智能的考验不同于“只是在办公室里又混过了一天。”任何一瞬间，电话都可能引出一件事情来，从被勒死的皮姆里戈的妓女直至要到加拿大去的紧迫呼唤。
为什么选择法医学？天啊，怎能选择别的专业呢？
法医生涯四十年
作者：K。辛普逊（英）
伍新尧 郭朱明 译
郭景元 祝家镇 校
2．早年
我成为一个医生是因为我父亲是医生。他是一个很好的或许有点守旧的开业医生。他有一大批十分信赖他的病人，而对于这些病人，他既是个医生又是一般顾问，要是他的儿子中有人不跟着他学医，他就会感到非常失望。我的哥哥丹尼斯不喜欢读书，而我除了医学之外没有想到其他的生涯。我的母亲是个很文静很有才华的妇女，她讲话很生动，文章也写得很好，她聪明地不让别的念头进入我的脑海。
我的父亲出身于苏格兰家族，但在他还是个医学院学生时，他的家就搬到英国南部，这样，他先是在爱丁堡后来是在伦敦大学医学院取得医师资格。后来象别人一样在布赖顿市和霍夫市开业。我就诞生在霍夫市。开始业务很萧条，但靠他的勤奋和对病人深切的同情心逐渐发展为“四人诊所”。当我读书及后来在盖氏医院工作时，他已经是主要合伙人了。他是个老一代开业医生的杰出代表。事实上，他很少阅读《英国医学杂志》或《柳叶刀》，但当病人——在当时很少有特定的治疗方法——来时，他知道如何处理，他也知道什么时候病人不能再用他的标准治疗……什么时候需要请象著名的哈迪勋爵那样的专家提出意见和指导。毫无疑问，当他乘着他所喜欢的别克牌汽车、由他的聋司机伍德开车去出诊时，他最再高兴也没有了，伍德也和其他许多病人一样十分信赖他。这位活泼的、精神饱满的、机灵的、总是很热情的医生经常会在汽车停下来之前就跳出车外，敲两下门，一面说“我可以进来吗？”人却早已进了门，而别的医生或许还在寻找门牌号码。我父亲在家里是个很严格的纪律维持者，我从来没有办法同他亲切地讲过话，甚至在晚上他终于松弛下来打开书本休息时也一样。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爱好和乐趣。度假时，才过了第一个48小时，他就会觉得厌烦。
学校从没使我感到害怕。我的第一个老师珍科特夫人——普勒斯顿公园预科学校校长，对教育事业有天赋的热情和传授知识的能力，她会使你觉得知识是一种很吸引人的东西。她讲她的本国语言——法语，在她用英语讲演时，常常插入法语“‘dutout’（全然）和‘mafoi’（的确）”，当开始解释更加困难的课程时，常常亲切地说“现在，我的孩子们”。这位满腔热情的法兰西妇女谆谆地把求知欲望灌输进我的脑海里。从此以后，这种求知欲给了我极大的乐趣。
我还很幸运，能进入历史悠久的布赖顿中学。校长是身材魁梧的“T．里德”（我仍然能仿造他的签名！），他是位悦人的慈父般的英语和圣经课学者，也教应用数学。很难得到他一次“好的，孩子”的赞扬，但这声称赞却是真正值得去赢得的。我以极大的兴趣学习，有一阶段甚至戴起黄铜镶边眼镜来学习。我的哥哥丹尼斯鄙视我为“书呆子”，而他却顽固地不愿意接受任何教育。他由于有好几年时间都没有什么长进，不可救药地落在他的同伴后面而终于无声无息地在16岁时就离开了学校，到苏塞克斯郡务农，后来没有什么成就，又跑到罗得西亚。一个最可亲的哥哥，就是缺乏雄心壮志！
我在小学、中学、医学院以及在盖氏医院的大学生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密切和感情融洽。这是因为师徒都献身于传授和学习共同的专门知识。我有幸学会了一个老师必须做到的两件事：一件是传授知识，另一件事是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多年之后当我在印度、锡兰、香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旅游时，我发现许多过去可爱的门生、学生和研究生给予我最热情好客的招待，原因只是为了“热情地敬重我的老师”。
我从小就再欢语言，我第一次尝到旅游的甜头是由于我在学校里获得了法国旅行奖学金。我在皮西维亚附近的一个法国乡村家庭里经过了短时期的“培训”，从此我对法语就不再感到困难了。几年后参加英国理事会去法国作旅行演讲，我有幸在巴黎的索邦大学作演讲。这一次的讲演，我很认真地用法语准备，由伦敦大学一位法语教师作了罗杰式①（①罗杰（PeterRoget，1779一1869）英国医生及语言学者，著有英语单词及短语词典。——译者）的润饰（付了相当费用）。想不到结果却令人泄气。在与我的东道主英—法协会负责人在艾台里附近吃过晚餐回来的途中，前法国大使柯宾先生（他是个杰出的白发绅士）在车里俯身向着我，一只手握着我的手臂亲切地对我说：“顺便提一下，大夫，我差点忘记提醒你。要是你用你自己的英语向他们讲演的话，这些特定的听众会更加满意。”哎呀，我的法语技巧和在指导下的修饰水平竟是如此！而我的罗杰式润饰全白费功夫！全都付之东流了！
我的父亲对我的学习情况并不了解。他把学校、入学考试和一定的医学教育以及取得资格看成是我的前途所“必需”的。所有好的苏格兰人都必须是勤奋，能够自食其力的，过一种诚实的生活，而我当时想进老牌大学（当时只要有钱就很容生们，为盖氏医院做点好事。先生，继续做好事吧，明天你可能会去医院看病的。”这样就可以得到好几千英镑来支持摇摇欲坠的私人医院系统。
那时盖氏医院有好多著名的教师，为首的是我们的校长T．B．约翰斯顿，他是个严格的苏格兰人的纪律维持者，解剖学教授，那时他正主编著名的《格雷氏解剖学》。当去病房查房时，我们又发现另一类人——内科医生、伦敦西区顾问医生。如果称职的话，他就会坐他的罗尔斯轿车每星期到盖氏医院两次作义务的下午查房。这真是一个大好时机。大学干事、他的住院医生和“一群”学生，我们大约有8到10个，都穿着白大衣在医院前门集合，时间正指2点，那位大人物就会到达。那时我崇拜的是哈伯特·佛伦奇大夫。他高大，漂亮，有成就，经常穿着清净的灰色燕尾服和大礼帽。他会从他的罗尔斯轿车跃上前排阶梯上，让他那穿灰色制服的男仆把门房里他的信件收集起来。戴着大礼帽的门房领班向他敬礼“请进”，他就会大踏步走进有名的柱廊（在这个柱廊里著名的布赖特、阿迪森和何杰金先前都走过），然后他到花园里，他的“一群”学生有秩序地跟着进入。
我所崇拜的另一个英雄是E．R。博兰大夫，当时的内科指导老师，后来象罗温爵士一样，成为大学医学院院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身受重伤，但仍然很机敏，身材细长，清洁，精神饱满，戴一只黑色的单片眼镜以遮盖受伤的眼睛，而且总是穿着整齐。他教过盖氏医院几代学生的医学伦理学。就是这位博兰大夫，他作为医学院院长支持我对病理学的爱好，使我在细菌学方面获得一枚金质奖章，支持我参与病理学方面的古尔氏病①（①古尔（Gull）氏病，一种有粘液水肿的甲状腺萎缩症。——译音）的示教，并在其中担任讲解工作，这一工作使我能开始讲授这一课题，这证明我没有辜负他的支持。
我对教学工作的兴趣越来越浓，在我取得资格不久时，病理学教研室工作人员的灾然不足，把我正在寻求的大门打开了。头一天，我还是一个奋斗中的年青的临时职员，第二天，我就变成了病理教研室穿着白大衣的老资格的教师了。在我还还是25岁的时候，病理学家这一生涯的大门就奇迹般地向我打开了。在我最后一次考试的那一年我幸运获得的几次奖金和奖品，使我在病理学突然缺人时，得到好运。
好久以后，在中央刑事法庭审判的一件凶杀案，使我在盖氏医院获得的成功得到报偿。我已经是二十年工龄的病理学家时，一个早晨，律师企图贬低我在鉴定中一个意见的重要性。我的意见是：“显然需要通过手术来解除内出血”。他批评道：
“大夫，你是一位病理学家，怎么能懂得临床外科学呢？”
问得好。鉴定人在法庭上总是经常被告诫不要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的严格界限去随便发表议论。这位律师谅必认为他抓住我犯了传统的毛病。我急中生智。
“我获得过”我说，“一枚临床外科的金质奖章。”
他明显地震动了。谁会期望从一位病理学家那里得到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回答？要是他知道虽然我早在20年前就因为我在临床外科方面写过很有见识的论文和短文而得过奖，但我一生中却从来没有拿起过一把手术刀，那就好了！可惜他不知道。他因为失败而一时气得满面通红之后，他就转向问题的另一方面去了。
1932年我意外地得到提升，我和盖氏医院的一位护土玛丽·布坎南结婚，以后我们生了三个孩子。
在盖氏医院作为一个年青教师我最基本的兴趣在于病理学，而这过去是，现在也还是一个法医病理学家唯一扎实的基础。除非他熟悉了疾病的破坏和各种奇怪的变异，他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损伤的研究，更不用说法医损伤学了。法医病理学是病理学的特殊分科，年青的初学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的。
作为病理学教研室高年示教老师，盖氏医院的尸体解剖大部分是我做的，包括给验尸官（南瓦克的道格拉斯·考宾）的尸检报告。考宾刚好需要一位病理学家来帮助处理他自己的案件，这是我的好机会。通常他会请伯纳德·斯皮尔珀里。当时斯皮尔珀里在法医学实践方面是出人头地的，但考宾不喜欢他，只是出于无奈——遇见重大刑事案件时才请他。有一次检查联体双生子，他只付给斯皮尔珀里一次的尸体解剖费！斯皮尔珀里火了。那是两具尸体，他都检查了，但考宾坚持不给。这种反感以后一直没有完全平息下去，尽管这件小事微不足道，但它却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隔阂。这样考宾就要求盖氏医院的院长哈伯特，伊森爵士（他对我的工作大致是满意的）同意他聘请我去处理他在公共停尸室的案件。伊森和病理学教授都同意了，后者还给我设立了一个“法医尸体检查主任”的新职位，我就去了。那是1934年秋天的事。
当然，开始时每年我只检查少数几宗刑事案件。凶杀案在英国并不象某些国家那样多，相对来说是较少的。伦敦地区的发生率虽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年的凶杀案也只有大约50件；每年发生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也只有150至160件左右——从本世纪初开始就一直相当稳定地保持这个数目。这一数字与当时每年死亡总数60万相比就显得不重要了，死亡总数中约有9万例受到验尸官的关注。几年以后，我给卫生部写了一个我作的2万例验尸官要求的尸解的分析报告。其中55％证实为自然死亡（但以前一直是死因不明的），另外30％估计与各种类型的意外或损伤有关：包括家庭中、医院里、街道上或工作中的意外性损伤。约4至5％是自杀，仅2％至3％才是属于怀疑或确定是犯罪性损伤。
1934年底的一天早晨，在盖氏医院我那间小实验室里电话铃响了。
“辛普逊大夫吗？先生，我是伦敦警察厅探长杨格。我们刚接到一个凶杀案的电话，在滑铁卢车站对面的约克酒店，我们想请你帮忙。”“啊啊，是的，”我说，想尽可能讲得平静些和镇定些，“当然，我马上就来。10分钟内就到”（我想还是10分钟内到好，否则他们会请别人，而我就会失去在警察厅取得立足点的机会）。
当时我仍然是个很年青的病理学家，这是伦敦警察厅第一次叫我处理案件，心里卜通卜通直跳。实际上，每次突然叫我处理犯罪案我都心跳。我会放下一切事情，中途离开宴会，甚至夜深人静时起身，赶去处理新案件。可能又是另一个希思或黑格，或汉拉第，或什么也不是。但不管是什么，我都从没有感到失望或厌烦。法医病理学家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和有趣，以致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烦恼，甚至难得感到疲劳。
这天早晨10分钟以后，我驱车到简陋的小约克酒店（后来为了建造节日大厦而被拆除了）门口，把自己的车子挤在警车和报社车辆中间，走上阶梯来到前门，这里已有一位警察戒卫着。报社记者云集在附近，一点也没有注意我，因为我在出事地点完全是个新手；以前任何重大的凶杀案都总是“邀请斯皮尔珀里”。我顺着楼梯爬上二楼。我感到非常孤单，但我很年青，充满自信。
“啊，是你呀，大夫。”站在楼梯平台上的一个身材高大、头发灰白的人说。我看出这位杰出的伦敦警察厅侦探、后来成为司令官的休·杨格。他精明地凝视着我，估量着这个新手，这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昨晚一对青年夫妻来登记住宿，定购车票，”杨格说，“今早9点刚过，有人看见男的下楼跑到车站去。经理怕那个男的赖帐，因此就上楼走进房间。看见这个姑娘躺在床上，死了”。说着他带我进去。
我尽量装得镇静些。我是完全没有经验的，我敏锐地猜出这位探长是知道我的感觉的。
“大夫，先让我告诉你，我们照了相以后，你再触摸这些东西。切里尔先生，这里还没有采取指纹。昨晚11点他们上床时有人看见她还活着”。
我把我的工作包放在地上，这使我赢得第一个好印象，因为除了我们站立着的破地毯之外，它没有碰到别的东西。
我站在那里在想下一步怎么办。对，我的笔记本！我仔细地记录了时间、地点、现场勘察人员，然后粗略的画了一张姑娘的草图，她躺在床上，仰卧，头正好枕在一张双人小床的枕头中间，身体伸直，手和脚都盖有被单，脸涨红，嘴被床单的一角和手巾牢牢地塞紧。那时候法医还没有人造偏振片制的“即时”照相以省去绘画草图的麻烦。
这种记笔记帮助我安定神经，它也使我赢得第二个好印象。有许多医生一开始就把事情搞得糊里糊涂，弄乱了证据。
“她确实死了，大夫，”杨格先生微笑着说，“大约半小时前，警察医生已经来证实过。如果你认为需要的话，现在你可以移动尸体了。似乎还没有尸僵。”
是的！他在指导我。她死了多长时间？尸体温度提示死后热量的丧失，肌肉的变硬是在死后5至7小时发生，都可以有助于死后时间的测定。我差点忘记，对于警察来说，死亡时间的测定比判断作案过程更为重要。它可以帮助核查嫌疑犯的供词。
我把被单小心地推到一边，将体温计插入直肠。读数为华氏120度！几乎比正常高达4度！尸体变暖而不是变凉！我没有检见任何尸僵——一点都没有。这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显然她是死于窒息。”杨格提示。
对！窒息死时尸体温度升高，而且到现在还没有下降至正常（我怎么搞的？疏忽了在面部和额部出现的很细小但却是很明显的窒息性出血点？）
“她是在那个青年人9点钟跑出去前不久死的。”我说，“就是今天清早。”我的自信心在增强，我又检查了她的脖子。“这些看起来很象是掐杀。”我小心地补充说。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杨格说。“象是用的右手。你认为如何？”
我接受他的指导。这个灰色头发的侦探经验比我足。
“对，可能就是这样。”
因此，我小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