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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说是为了掩藏气管切开的手术刀口、枪伤、伤疤……但是他仍然在抽雪茄，所以，要么他是自己想死，要么，就像我们中的某些人一样，他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现在是十点半，在我们身下可以看到低处洛杉矶的市容，笼罩其中的令人眩目的牛奶质的白色雾霸正在被中午的热度驱散，露出晴朗的天空。凑巧丢勒和我都穿着海军蓝西服和白色的衬衣，这使我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对飞机上的服务生。在咖啡桌上放着一些高罗威在纽约任职期间的纪念礼物，其中包括一座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和一枚NYPD侦探处的四寸椭圆形铜质徽章。
高威罗拾起徽章在手上把弄。我问，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一个皮带扣，他们不可能给我提供一整条皮带。”
他指了指放在腿上的档案。他绕过办公室桌坐在前面，以管理者的姿态，把自己的位置坐得离我们很近，以显示出我们完全平等。而他两只腿却交叉放着，坐得很舒适，嘴里一直咬着一支雪茄。
“先回到银行这件案子……看起来安娜似乎做了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她查明了有一桩严重犯罪正在进行中，就单枪匹马地阻隔和治服了目标，并且在没有LAPD 在场的情况下将其拘捕……然后”——他摇了摇头笑了——“案犯供认了其余六桩劫案！”
他笑了又笑，一直笑到咳嗽起来．满脸涨得通红。
丢勒·卡特尔一点笑意也没有。他把一种胆怯不安又近似仇恨的目光对准高罗威。我记得唐纳多告诉过我他们之间的争斗，就感到一阵寒战，心想不知高罗威是否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特别行动处的安娜没有呼叫以求得到后备支援，所以给她自己和公众都造成了威胁。”丢勒说。
高罗威睁大了眼睛：“你是对的。在进行过程中呼叫211是被认可的程序。”
他的手臂垂放在椅子的两边，两手里依然握着那枚沉重的“皮带扣”，带着一种无可更改的冷淡的目光揣摩着它。现在，他们俩勾结到一块儿去了。
“从技术上说他是对的。”我不耐烦地摆着腿，“但他否决我的调职就不对，因为——”
“我说过在开始你们俩各有道理，”高罗威粗暴地打断我，“不要撅着嘴，安娜，这会给你添上许多皱纹的，你多年轻多漂亮啊。”
他扬起眉，激我回应他的话。但我并没有理会他的暗示给他一个笑容，反而更加连鼻子也皱了一皱。不过最终，我没有再撅嘴了。
“我将赞成丢勒的附录成立。”
这意味着它将永远成为我个人档案的一部分。别的人将只会读到它，不知道事件的真相，并猜想我一定是把事情搞砸了。这样颠倒黑白是不公平的。
“那是一个起码的错误。”
“没有人说你必须同意。”
“我不同意。我绝对不会同意，我肯定EEOC会支持我。”
我停下来，几乎无法呼吸，勇气突然之间不知道转移到哪儿去了。现在，他们俩个都盯着我，坐在他们的椅子里一点不安都没有，而我不知不觉中脚步已经迈到房间的中央去了。
最糟糕的是丢勒·卡特尔看着我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可怜。
“好，如果你已经冷静下来了，”高罗威继续道，“我将告诉你我的决定的剩余部分。”
我往椅背上靠去。
“我将使那份附录成立……但是，我也将赞同安娜的调职申请。”
“对不起，”丢勒说，“但是就是十岁的孩子也能找出它们之间的矛盾，你怎能同时把两者都兼顾到呢？”
“我同意安娜调职是基于一个偶然因素。如果在一段试用期后她看起来能够胜任，那么我们将回到前面来把她升到绑架和敲诈组任职。”
“这彻底是一堆废话。”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高明的妥协办法。
“什么是偶然因素？”我急切地问。
高罗威站起来，回到他办公桌的后面，把半截雪茄扔到了烟灰缸里，在里面，已经有两个显然是被唾沫儒湿未干的烟蒂。
“我将让你着手一件毒品的案件。看看你到底怎样做。”
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为之欢呼，没有比这更棒的事情了。
“这是从局长办公室直接传送到我这里的。这就是他们称之为‘高度个人能力测验’的东西。”
我难以说清楚，高罗威一直微笑着，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件礼物呢，还是因为他找到了这个特别的字眼：“高度个人能力测验”，值得琢磨一番。与此同时，丢勒的脸一下变得如此阴暗，差点儿和他的海洋蓝西服成了一个色儿。
“简娜·玛森宣称，她的医生使她使用药用麻醉剂成瘾。”
我们估计是哥伦比亚人、墨西哥人、或是什么纨绔子弟所做的。
“你得立即进行调查，现在还不知道简娜·玛森还是不是在贝蒂·福特中心，”高罗威继续道，“不过，她已承认她是一名吸毒者，因为那名奸诈的医学博士。名叫依贝哈特。”
丢勒：“局里的权限是什么？”
“她宣称他给她的毒品来自墨西哥。”高罗威扔给我一份档案。
“非常薄。”丢勒在一旁观察。
“看那份‘标题18’，联邦编码，防止毒品滥用，或许是21，配给失误。”
我没有吱声。
我完全清楚我有责任立即告诉特别行动处主管关于这件案子对我个人的矛盾冲突。我所谓的堂妹，死在神秘的环境下，正是被这位依贝哈特大夫所雇用的。
“听起来这像是一桩药品欺骗案，对我来说，”丢勒坚持道，“那么，它是在白领犯罪组的权限内，我错了吗？”
“正如前面所言，”高罗威严厉重复说，“这是从局长办公室传送来的。”
他已向我们俩清楚地指出了其政治意义。
“我会谨慎处理这件案子。”
“见鬼的谨慎，”高罗威咕哝着，“赶快给我滚回他妈的楼下去，以便我能显得他妈的聪明点。”
我们鱼贯而出。丢勒已经走出门口的时候，高罗威轻轻碰了一下我的肩。我转过身。雪茄已经在他嘴里了。
“现在已经没有理由再提那件诉讼案了，对不对？”
“我认为你相当公平。”
“十分动听。”
丢勒在走廊上等着我。
“显赫的案件。”我说，拢了一下头发。
“狗屁案件。”他满面笑容的回答说，接着便溜开了。
管他丢勒·卡特尔怎么想，这是我的机会，对于这次成果，可以产生无数的话题，甚至，闲话会满天飞——简娜·玛森，这个题目可太大了——还有，事实，如果要查证事实的话，我对于案件涉及人员已经有了先期的信息。从兴趣的冲突，到未可置信的优势，现在都在我的脑袋里打转儿。
我在回想那一天，从诊所出来的小巷子里，我看见简娜·玛森和这个被控告的医生在一起，她穿着红色衣服，挣脱他的拉扯，大步迈向轿车。现在，我还想起别的事情，奇异的细节。大夫一直拿着一朵玫瑰。黄色的玫瑰，有很长的茎。大轿车消失以后，他把玫瑰扔进了垃圾堆，沉重的大门在身后“啪”地关上。
第九章
第一步是要收集关于阮德尔·依贝哈特医学博士的全部信息，这通常从全球硬盘和磁带档案上就可以查到。
我在我们机构内部计算机上敲出了他的名字，计算机会提供他在全球任何地方的犯罪前科，但是，我什么也没发现，我到“加利福尼亚机动车管理局”核对，试图找到些鲁莽行驶被干扰驾车或超速行驶等等的传票，仍然是一无所获。我传要了电话记录，结果从电话公司得到一份收费长途电话的记载打印件，这些电话都是从诊所办公室和在第二十街的居所打出去的，我希望从中找到一个图样，能显示出与毒品的关联网。但是，我所了解到的全部资料只是依贝哈特一家曾给在波士顿的朋友和亲戚打过许多电话。
在楼下我们巨大的旋转“死亡档案”记录的是我们收到的市民通过电话或气窗投递等各种方式传送过来的申诉，通常我们会派出一两个聪明的职员去查检当然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加利福尼亚医药许可榜告诉我对于依贝哈特大夫没有任何病人投诉在档。他们强调，他是从哈佛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毕业，在新英格兰长会老女执事医院完成了整形医学的高级训练和实习。他出生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毕业于伯金汉的一所贵族预备学校：勃朗宁和尼克斯（B&N）。
我联系了我们的波士顿地方办公室，要求进行一次深层背景调查，并特别强调这是一起紧急的、由局长分派的“高度个人能力测验”的案子。波士顿的回应似乎是满口允诺了的。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依贝哈特的出轨，在他移居加利福尼亚之前，都一定会留下证据。也许这里存在着一种程式。我提出了一个去东海岸公差的申请，以防万一。
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我让自己回到了那个老问题：依贝哈特大夫的女佣和我对她个人的了解。我一直保存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贫乏的档案。信封放在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时常我会把它取出来看看：一本圣经；一些快照，它们讲着到美国的一个旅行；解剖照片，证明了一次暴力死亡。我听见她的叙述，作为一个艰辛的工人和慈爱的母亲，也看见她的孩子们，似乎就在眼前。也许最终证明她的确是我的堂妹，但是我的工作必须扫除一切情感因素而只注重事实。我越是细密地看就越是倾向于肯定LAPD警探约翰·罗思的理论，但是需要作点修正：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与毒品有关——也许是为了她的前雇主，阮德尔·依贝哈特。
我的工作经常要求我成为社会结构的典型，一个人类行为的模范，就像是挂在特别行动处米切尔·尼西莫娜办公桌台灯的灯绳上的那串中国香囊一样。我曾经观察过她用纸做出这最不可思议的手工，怎样按步骤实施复杂的折叠。这个设计的单纯逻辑就是要使最为脆弱的材料变成为坚固的机构。
我的头脑里有一个小球开始跳：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与简娜·玛森案件联系的可能性。小球在脑力的墙壁上弹跳了千百次仍然没有停下来，它只触动了一根神经——再给约翰·罗思打个电话。
花了几天时间才找到他，因为他的工作是需秘密进行的。他的态度却如此的令人恼火：
“为什么我他妈的要帮你一个忙？”
“是帮你自己的忙，找一个杀人犯，就这一次。”
“我为何要自寻烦恼呢？”
“你是不是已经得到尸体解剖的报告结论？”
“没有。”
“那么那件案子现在是个什么情形呢？”
“它在‘谁在乎？’档案里，也就是在‘谁在乎一个墨西哥死人？’里”
什么东西正从远方吹过来，地平线上仍然什么也见不到，只是可以从空气的细微变化里可以觉察到，从干到湿，还有，白杨树叶的颤动也透出一丝征兆……与通常的城市喧闹相反，四周显露着奇特的宁静，以至一个人的声音会在空间中反复飘荡，变得狂暴而急迫。
我压低了嗓音告诫说：“她来自萨尔瓦多，她有孩子。”
“跟其余一百万个死去的墨西哥人一样。”
“你真是残忍冷酷。”
他狂笑起来。
“这是你自己的精妙推断，约翰。她在凌晨五点钟走到圣莫尼卡大街上去，她被枪杀而且看起来完全是蓄意的，她的手被打掉了，这意味着某种报复和警戒。”
“非常好。”
“她一直为一位大夫工作，而这位大夫现在被简娜·玛森指控非法使用药物。她一定为他提供了一个联系渠道。我请求你重新调查这件案子。”
“我还需要其他一些情况。”
“这些是最主要的。”
“那么我就接手了。”
我咬着嘴唇，我太需要这句话了。
“约翰，别松懈，好吗？”
我在想，软弱在他那里是如此的明显，正如在我这里是被拼命克制住的一样。
“一个医生非法使用麻醉剂，就好像一个枪手要动他们的枪一样，”芭芭娜宣称，“全是社会的蛀虫。”
“现在还未必，一切都还是推测。”
“你的意思是敲诈勒索？”
我们在复印机旁遇上了，就一起沿着走廊回来。
“或者是他想从药店或保险公司得到一笔赔款，但是我查过他的银行账号和信用卡，经济上一点问题没有。”
“那么就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权力。”芭芭娜得到这个假想，眼睛一下亮起来，“你想想，能有什么东西让这个讨厌的医生得以把简娜·玛森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医生掌握隐私和怪癖。”我同意她的意见，一个想法已呼之欲出了。
“你怎样对一个女人实行这样一种，‘检查’？”
“我会让你知道的。今天下午，我就去马里布。”
芭芭娜用拳头擂着自己的胸，出于羡慕，她的拳头捏得更紧了。
“别担心，”她继续气喘得说不出话时我向她许诺，“我保证会从微型胶片上得到简娜·玛森的贴身内衣。”
我窜出海洋大街的隧道，把车开上了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太阳烤得我直冒水汽，走廊地带的空气突然变得流畅，没有阻拦。棕榈树都还很细小，沿着公路边的岩壁生长开来，公路很狭窄，双向对开，中间没有隔物，我以六十码的时速在向前飞射。这个速度让我觉得有些晕眩，海浪溅起的银色飞沫又分散了我一些注意力。岔路口挤着几辆停靠的小车，一排低矮的破旧的房子胡乱堆在远处山上，背向着公路，看来用不多久，它们全都会变成一堆危险的垃圾，左侧海水洗刷着海岸，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蟹钳在从右边的山壁上刨取泥土。我记得在去年冬天那场该死的风暴中，有许多砾石被抛到了路面上。当我朝北开去时，这个恒定世界的秩序就逐一在眼前展开，自然界中清晰健稳与诡变动荡之间微妙的平衡全部体现在这大洋与大陆的交界间。
经过倍伯戴恩大学后，我把所有那些无用的东西全抛在了身后——西班牙式样的林荫路和海岸交通。道路变窄，成了乡村景色，牧场从这里一直伸到圣莫尼卡山脉脚下，太平洋向西延展的远景，近处岩石峭壁下海的拍击翻卷，共同构成了一幅奇特壮美的景象。
阿诺约路很快就到了，一块经受了风吹雨打已显得模糊不清的路牌指示着。在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左拐横过高速公路之后，我发现自己置于一条肮脏的狭路上，整段路被巨大的、枝条横兀的显然已栽种了许多年月的按树像凉篷一样的覆盖了。我非常惊奇，在高速公路和大海之间居然会有这样一块土地躲藏在这里。一道由树枝编成的管状防护栏看起来似乎显得单薄，围在里面的茂盛的金草场上，两匹阿巴路萨马正在吃草。我担心安全。道路在这里划了一个弧。弯过牧场钻进了一片红杉木林。
出现了一间门房，里面并没有看守人，但是白色的防护栏却是升起来的。我谨慎地穿过去，直奔狐尾农场。这是一块数英亩的沿岸林地，包括一处私人海滩，是简娜·玛森在七十年代花两百万美元买下来的，现在价值早翻了十几倍。
五六辆机动车停在一块碎石地上，工人开的轻型卡车，那辆JM豪华大轿车，崭新的米色卡迪拉克带有部分金色构件，那一定是属于玛森的私人经纪人玛格达·斯脱克曼的，她（我已被告知）今天将同她的委托人一起在场。
树叶遮掩了房子的大部分。入口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在并不显眼的白色墙壁上开了一扇门，旁边是一间车库房。
一个年轻的男子前来应门，他留着一头富有光泽的棕色披肩长发。有一些留长发的男人看起来就像羊脂球；有一些则像性感的偶相——就像这个：肌肉虬结，警觉的野性的眼睛，褪色的游泳裤，品红色的马球衫，以及一双赤裸的足。
“我叫简。路上交通如何？”
“比韦斯特伍德好。”
“通常会先有一点混乱发生，但是一旦当你到这儿，大多数人们都会满意这次旅行。”
我跟着简穿过院子，眼睛一直盯着他充满魅力的脚踝看（忘记小腿了，我甚至没顾得上看看小腿），上面拴着一对危地马拉脚镯。他的脚趾修长，富有抓力，被太阳晒成很健康的黑色。你可以很容易地想像这样一双脚将怎样灵巧地驾驶住冲浪板，或者，驾驭住一架黄铜大床。
“你喜欢到外边海滩上去是吗，简？”
“噢，是的，我是帆板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