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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吃饭除我们室里的同志外，还有别的科室几个同志。我一落座就明白了：别的科室这几个同志都是平日与赵有才走得近的。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一边猜拳喝酒。一餐饭席间，若有一个靓女，男同志便会普遍兴奋起来；若有两个靓女，大家便都有一种做了皇帝的感觉，目光里就有了一种“君临天下、宠幸妃嫔”的味道，身子遽然间轻飘飘起来，仿佛真已乘上了龙辇。
与陶小北、李小南在一起吃饭，如同饭桌上插了两朵娇艳的花，令人赏心悦目。悦目是指你只要看看这两个妙人儿，心里便觉得十分舒坦。一会儿你觉得不太舒坦了，看看其中的一个，又会舒坦一会儿。再过一会儿又有点不舒坦了，赶快再看看另一个，心里又会觉得十分熨帖。这两个小蹄子就像一个幸福的父亲生出的一对双胞胎，正是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惹得人总想抱一抱。刚将这一个抱起来，在她肉乎乎的小脸蛋上亲一下，那一个便哇哇叫。赶忙放下这一个，将另一个抱起来再亲一下。最后干脆同时抱起两个一阵狂吻。
在酒桌上与陶小北、李小南进餐，总会让你从悦目开始，以赏心结束。这俩妮子的一颦一笑会像那种潺潺流水一样渗入你的心田。一张白纸，被风儿一吹，轻轻地飘进一盆净水里，这张白纸便会像少女的心扉一样慢慢被洇湿。与陶小北、李小南相处久了，感受着她们轻盈的气息，不会有哪个男人的心不被洇湿。
我发现那天那些男人们十分有趣。趁着酒劲儿，不停地将目光落在两个美女脸上。那目光就像喝饱了血的蚊子，停在那两张俏脸上就懒懒得不想动了，可又不能不动。只有她们的老公才可以当这个懒蚊子，每天夜里将她们搂在怀里，一搂就是八个小时，甚至八个小时以上，想怎么看那张脸就怎么看。他们甚至可以在被窝里拿一面镜子，挤在一起往镜子里看：于是镜子里便会有两张脸。我和柳如眉就这样看过。虽然柳如眉没有陶小北和李小南好看，但看久了也不难看。柳如眉是那种初看很平常、看久了却特别耐看的女人。有些女人初一看十分好看，看久了却一点也不好看了。而陶小北和李小南这俩妮子却是那种初一看很好看，看久了更好看的女子，难怪这么多人为这俩小妖精神魂颠倒。
所以我更相信未调到玻管局之前听到的那个有趣的笑话了：将某个女同志一大早叫到办公室只是为了“看一看”的，一定是阎水拍这个老头儿。只是我不知道他叫的是陶小北还是李小南？
那天出席饭局的，共是十一个同志。九个男同志中，四个为一组，共分作两组。第一组沿顺时针方向，先看完陶小北再看李小南；第二组沿逆时针方向，先看完李小南再看陶小北。如同某部电影中的两颗探照灯，这一颗负责由这边向那边扫，那一颗负责从那边向这边扫。又好比战争年代我军派到敌后的两支小分队，这一支从这边向那边穿插，那一支从那边向这边迂回。
八个男人的八束目光像电脑扫描仪一般轮番在两个美女脸上扫描，第九束目光——第九个男人的眼睛看到哪里去了？看天上去了？看地下去了？看窗户外面去了？还是看自己的手指甲去了？
第九个男人是我，我的目光既没有看天上去，也没有看地下去，更没有看窗户外面和自己的手指甲，而是看到那八个男人的脸上去了。我强迫自己不看或少看陶李二美女，可我的目光总得有个着落，于是就打量八个看陶小北和李小南的男人，从他们的表情和眼神中“折射”两美女可爱的姿容。正如小时候拿一面小镜子和小伙伴玩，并不直接对准小伙伴，而将炽热的太阳光“折射”到小伙伴脸上，晃得他们睁不开眼睛。
有一个男人看陶小北时，见陶小北的目光在他胸前瞟了一眼，急忙低着头将松松垮垮的领带结推上去；有一个男人瞟了李小南一眼后，赶忙摘下眼镜用湿毛巾擦了擦油腻腻的脸；有一个男人趁大家不注意，拿餐巾纸俯下身子快速地擦擦皮鞋——他的皮鞋落满了尘土，像一个刚从建筑工地打工归来的民工。他担心一会儿饭局结束时被陶小北和李小南瞥见。品位高雅的女人特别善于发现男人不雅的细节：狼吞虎咽地用餐，在公众场合毫无顾忌地打喷嚏，喝咖啡像喝矿泉水，走在街上随意丢弃手中喝空的易拉罐，在餐厅就餐时旁若无人地大声讲话，或者像日本作家金子洋文那样时不时舔嘴唇，宫地嘉六那样动不动搔头发，胜本清一郎那样常常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手指挖鼻孔，如此种种都会让陶小北和李小南这样的淑女皱起小眉头，她们的心会在瞬间与你疏远。而让她们瞬间与你亲近起来，也一定是一些细节。女人对细节尤其注意，因为她们总是像小孩一样睁着一双单纯的大眼睛看待这个大千世界。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林肯颁布的解放黑奴宣言不一定会引起她们的兴趣，可若在角落里发现一只老鼠，她们却会惊叫起来。而男人恰恰相反，总是善于发现一些宏大的东西，比如那个名叫哥伦布的男人，他发现的就是一块新大陆！
那天聚餐，我至少发现一个男人专程去包间外释放了某种气体。若没有陶小北和李小南，这个粗俗的家伙会当场把那个屁放出来，亚莫尼亚气体熏得我们头皮都会发麻。
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脸上突然升起一层红晕，升起红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另一个男人讽刺挖苦了他，或者揭了他的隐私，因为陶李在侧，他的脸便突然发红。二是他偷窥陶小北时，这妮子突然逮住他的目光并调皮地冲他扮了个鬼脸。他猝不及防，没有接受这个鬼脸的准备，脸便红了。或者陶小北故意多情地用眼波撩拨了他一下，他不会反撩拨，于是脸红了。如果陶小北这小妖精用目光撩拨我，我当然会反撩拨！可令我着急的是，我却不能与这小妖精交流目光，互相用眼波撩拨来撩拨去。
成年男女沟通情感，主要使用眼睛。只有初恋时的少男少女才主要使用语言——并且大量使用废话。男人和女人若用眼波互相撩拨，相当于两人合力拉一个炉膛边的风箱，拉得越欢炉里的火越旺。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在清澈的溪边玩水，并招手让另一个男孩子和她一块儿玩——陶小北若给我递眼神，相当于这女孩向那男孩招手。男孩若跑过去，两人蹲在小溪边一个用左手往右边撩，一个用右手往左边撩，小女孩保准乐！一乐就会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可那男孩子当时正准备上山砍柴，不能与女孩蹲下身撩溪水，小女孩于是不高兴地噘起了嘴。
我若是那个上山砍柴的男孩子，陶小北就是那个玩水的女孩子。
我那天始终不看陶小北和李小南，就是为达到让她们“噘嘴”的效果，我是有意要冷了这俩妮子的心。
我到局里工作半年来，已自傅粉墨，成功地扮演了一个“鱼在河”的角色。仿佛一个衔命打入敌人营垒中的地下工作者，已失去了其本来面目。这个鱼在河是这样一个人：除能写点行政材料，再无别的能耐。没有主见，有时甚至顾此失彼，简直像杨万里那两句诗所言：笑杀槿篱能耐事，东扶西倒野酴醿。会上讲话语无伦次，下来与人闲谈略显结巴（而我站在袁家沟中学的讲台上曾有过多么流畅的表述！）。我吃惊地发现，半年后我竟真有点结巴了！而这个家伙惟一的一技之长也不是尽善尽美，写材料也出过错。有一次我甚至故意将一份材料写得质量很差，并且像老师批评学生常说的那句话：“错别字连篇”，让阎局长在全局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我。当然我很快又写了几份“顶呱呱”的材料，阎局长又在全局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
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局里的同志对我不以为意，忽略我甚至遗忘我！
周瑜打黄盖的故事尽人皆知，打在黄盖身上，疼在周瑜心头。本真的那个鱼在河若是周瑜，玻管局这个鱼在河就是黄盖。当我举着鞭子一下一下抽在自己身上时，心里是多么难过和不忍啊！
我深知，我在局里还没有任何资本和根基，就像那种打入革命阵营的特务，现在还处在“潜伏期”，不能四处出来活动，以免被人抓获。
半年下来，我发现我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包括那些工勤人员也不在乎我。有一次通信员小胡甚至在大办公室摸了一把我的脑袋后夸张地学我说话：“鱼、鱼、鱼在河，你、你、你说陶小北和李小南哪、哪、哪个更漂亮？”我当时竟一点儿也没有生气，一边微笑着看小胡，一边在心里说：“你将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看老子将来怎么收拾你！”——我吃惊地发现，我已能做到像刘备那样，喜怒不形于色！
反过来我却对每一个同志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友善，尤其是那些在局里不受重视的人。有一次传达室老乔给阎局长往楼上搬一大纸箱世界名著。阎局长办公桌后有两个巨大的书柜，里面除邓小平文选和一些领袖人物的传记外，还有很多世界名著。新华书店只要有新出的名著到货，就会给阎局长打电话。阎局长就会说，搬过来放传达室吧，交给门房老乔。老乔毕竟快七十岁的人了，每次往阎局长办公室搬这一箱箱世界名著时，吭哧吭哧显得很吃力。我们局一些人奇怪得很，比如冯富强、小胡和小牛，和老乔一块儿上楼梯时，老乔搬着书，他们空着手，可却从不搭一下手。老乔脸红脖子粗吭哧吭哧将书搬到三楼了，他们此时却问老乔累不累？要不要帮忙？老乔不吭声，将沉重的书箱放下，直起身子用衣袖擦着额上脸上脖子上的汗。老乔擦毕汗，弯下腰正准备再搬书箱，却扑了个空：书箱不见了。书箱哪里去了？原来是被“雷锋”搬阎局长办公室里去了。“雷锋”是谁呢？原来是冯富强、小胡或者小牛。有一次牛望月竟也抢着做了一次“雷锋”。那天他手里拿着厚厚的一摞差旅费报告单，刚从阎局长办公室签字出来，一脸喜色。由此判断，他这次虚报的差费恐怕远超过了一千元。牛望月喜滋滋出门时，小胡刚巧抱着一箱书气喘吁吁来到阎局长门口，没想到牛望月不由分说从小胡怀中接过（还是夺过？）这箱书，屁颠屁颠抱阎局长办公室里去了。这箱书若是一颗排球，二传手张蓉芳将球挑到最佳扣杀位置，此时网前同时跃起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老乔、小胡和牛望月。按照袁伟民的安排，小胡和牛望月跳起来，只是打掩护，应由郎平——即老乔一记重扣，置对方于死地。可小胡和牛望月跳起来以后，早将袁伟民的吩咐忘得一干二净，争先恐后往下抡胳膊——最后竟让最不应该扣杀的牛望月抢了先——牛望月将书抱进阎局长屋里后，还勾起一只脚将门从里面啪地关上，这样小胡就被关在了门外。小胡恨恨地站在门外擦脑门儿上的汗珠时，老乔正站在楼道口向这边张望，见小胡又被牛望月晾在了那里，老乔心生快意，心想：再让你学雷锋！再让你学雷锋！
阎局长在三楼办公，至少有五次或者六次，是我帮老乔将书搬到三楼去的。我搬到三楼后放在楼道里，让跟在身后的老乔给阎局长搬进办公室。每次老乔都会感激地冲我一笑。老头也不容易，家里生活困难，六十岁退休后，还想继续干下去，局里念其是省长时期的人，没有立即打发回家，聘用了他，这样一个月可以多拿一百元钱。当时牛望月曾去找过阎局长，想让他的一个亲戚接替老乔，被阎局长拒绝了。因此牛望月总看老乔不顺眼。有一次外面下雨，一些卖桃卖梨的小商贩为避雨纷纷跑进一楼楼道，楼道里一时像农村遇集一样热闹。恰好牛望月从楼里下来，当即板着脸将老乔训斥一顿。还有一次这些小商贩又被市容大队的人像撵兔子一样撵进楼道，恰巧又被牛望月撞见，又将老乔训斥一通，并以此为由在局务会上提出辞退老乔，阎局长又没答应。牛望月两次在局务会“弹劾”老乔都没有奏效，觉得失了面子，从此更眼黑老乔了。
与牛望月相反，我对老乔格外关照。有时没事还去传达室坐一坐——我们局里的同志普遍将老乔的门房叫做传达室。据说旧社会才叫门房，新社会应该叫传达室。
我和老乔坐着说一会话儿，老乔就会给我讲当年省长在局里工作时的一些趣事。老乔甚至告诉我，省长当年曾追过局里一个从杭州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却没有追上。这令我吃惊。难道那个女大学生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吗？连省长都看不上！要么就是林黛玉，林黛玉是扬州人。老乔没有文化，也许将扬州误记作杭州。我当时还问过老乔，我说：“老乔你说的那个女大学生是杭州人还是扬州人？”老乔反问我：“杭州与扬州不是一个州？”我看跟这老头说不清，再没有问下去。林黛玉心高气傲，将谁都不放在眼里，看不上省长也是可能的，何况那时省长还不是省长，若是省长，林黛玉看不上倒是一定的，因为她最不喜欢做官的人。可那个女大学生毕竟不是林黛玉，她能看不上省长吗？我和老乔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老乔最后的结论是：“女人眼里都没水！”
不过这个当时在玻管局做技术员的杭州姑娘的出现，还是令我遐想：难道她是一位西子姑娘吗？难道她比陶小北还可爱吗？难道还有比陶小北更可爱的女性吗？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没有的。
我在玻管局工作半年间，最大的收获就是和老乔交了朋友。有一次老乔生病住院，我买了水果点心去看他，老乔感动得厚厚的嘴唇直哆嗦，拉着我的手用劲儿握了握——战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特殊任务的革命同志临别前就是这样握手的。虽然阎局长并没有派我去送鸡毛信，也没有派老乔以一个老交通员的身份护送一批领导干部过封锁线，可我们还是已经把心交给了对方。或者就像一对热恋中的男女，硬是顶着父母干预的巨大压力，在私奔的前一晚流着眼泪互相奉献了纯洁的身子。
我相信，我是我们玻管局在老乔住院期间惟一去看望他的同志。
除老乔之外，我对小虎、小马和小高也多有关照。这几个小家伙也很信任我，有什么不好给别人说的话总跑来跟我讲。他们向我讲他们的事情时，哪怕是很小的事，我也绝不敷衍，而是设身处地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这几个小家伙对我信任之外又多了一份信赖——信任加依赖，仿佛我是他们的一位大哥。
宛若一个潜伏在海底的海参，或者一只出没于北美或南亚丛林中的动物，我就这样给自己身上涂了一层保护色。我在电视里看到，海参有一百多种种类，身上的颜色无一不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还有斑马。据说斑马身上的斑马纹，可以迷惑狮子等吞噬它的猛兽的视线。夺命而逃的时候，斑马纹晃来晃去，使狮子等猛兽辨不清首尾，不至于轻易准确无误地一口咬住它的脖了。在赵忠祥主持的《动物世界》里也看到，同一种类的动物，处在气候条件完全不同的丛林中，其身上的着装——即它们的皮毛就全然不同。对这些在严寒或酷热中需生存下去的动物来说，它们身上的颜色越接近大自然的颜色，被天敌吞噬或被人捕获的可能性就越小。
我鱼在河就是这样一只在玻管局这片“丛林”里甩着尾巴走动的动物。如果这只动物不幸变作一位画家，那也完全没有必要去美术学院找那种人体模特儿，因为我手中的画笔，总是在自己身上精心地涂抹。
在男女交往方面，我更是十分注意。《诗·郑风》里写到男女互相眷恋，有这样的句子：“岂不尔思？子不我即！”译作白话就是：难道你不想我吗？难道你不愿意到我身边来吗？如果陶小北向我发出这样的感喟，我会狠狠心负约不至。此时陶小北就会幽怨地感伤：“其室则迩，其人甚远。”——这个人的住所离我这么近，这个人的心却离我这么远！我需要陶小北发出这样的感叹，我需要局里同志的这样一种说法：“鱼在河这个人不解风情”；“鱼在河不喜欢漂亮女人”；“鱼在河这个人像那种木鸡一样呆”；“鱼在河与陶小北和李小南坐在一个办公室里，都不会向这俩美女献殷勤，这与那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有什么两样”！“鱼在河是不是‘机器’有什么问题？可过去的‘公公’还会调戏宫女呢！”
某些行政机关表面的儒雅后面，有时有着极其龌龊的一面。在这样一些机关，有一部分同志有一种奇特的爱好，那就是写黑帖子或者匿名信，而这种教科书里并没有提到的书信格式，其内容往往会从“男女关系”发韧。更令人瞠目的是，将这种文字张贴到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倒也罢了，有人却偏偏会把某男和某女的做爱过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绘制在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