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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做，二不休，打！她拨通了电话，让传呼者去叫“师姐”。传呼者非要她说出她这里的电话号码，让她先挂上，等“师姐”来了再打给她，她只好照办。
她站在电话隔音间里，等“师姐”给她回电话。时间过得真慢。她既盼那电话快点打来，又怕电话铃过早地响起来——即将要“短兵相接”了，她的战略战术却还没有确定！
她听见一阵响声。偏头一看，原来是隔音间外面有人等着打电话，嫌她站在里头发呆，敲那玻璃门催她要打快打。
她心里更加烦乱起来。她忽然悟出——“师姐”是不会给她回电话的，“师姐”哪会那么愚蠢呢？她刚才要不挂断电话，拿着话筒让传呼的人去把“师姐”叫下来，那倒还可能让“师姐”上当……现在怎么办呢？
她盲目地翻动着通讯录，忽然，她心头一动——她立即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当她在家里仰靠在沙发上时，她也闪过这个念头：给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打电话。这位评论家曾经写过关于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评论，对她也有所提及，并且他们在戏曲界的一些座谈会、茶话会上多次聚谈过，对她很是关怀，很有鼓励……她想，也许到头来这位有着相当权威性的评论家，在这关键时刻能给予她宝贵的帮助？……
电话一打就通了。评论家的女儿接的电话，说她父亲刚刚开始午睡。
澹台智珠顾不得许多了，她恳求地说：“如果他还没睡着，劳驾你给请一下……我实实在在是有急事！”
那女儿叫去了。评论家真是个好人，他很快便来同澹台智珠通话。
澹台智珠激动地把整个情况讲了一遍，倾诉出了自己的全部苦恼和困惑：“……我该怎么办呢？是认倒霉，听凭团里随便再给我拨个京胡和小鼓来，凑合着演呢？还是跟那没良心的冤家争夺到底，把那老赵和老佟拢住？还是干脆撂挑子，吹灯拔蜡？……跟您说实在的吧，出现这号情况，我认为不是偶然的。我的思想全乱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认识！您看，我把难题出给您了，我知道您本来是只管就戏论戏，不管搭班子这些个机构问题……可我实在是没辙了，万般无奈，求您给我捋捋思路，想想辙……”
评论家坦率地在那边说：“唉呀，这倒真是个原来没有接触过的新问题呢。现在改革之风吹遍了各个角落，你们团的这种动向，我看也是无风不起浪啊！究竟该怎么组织艺术生产？怎么既鼓励志同道合的艺术追求，又防止相互拆台？怎么既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又保证年轻的艺术家有一定的经济上的竞争能力？怎么确定合理竞争的起跑线？……确确实实都很需要仔仔细细地研究讨论！不过，澹台智珠同志，我以为你倒也不必这么苦恼，这么慌乱，更不必悲观。我以为波动一下是好事，听说你们团这些年年年亏损——”
“可不是，”澹台智珠证实说，“年年月月要国家补贴！”
“所以说，不搞体制改革不得了啊！”评论家对她说，“你应当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挖墙脚’当然是不对的。‘不辞而别，另上别船’确实也让人恼火。可是这种波动也恰恰说明，原来的体制是脆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当然，我一下子也还想不清楚，或者，我们当面细谈谈？”
澹台智珠高兴而且感激，她说她巴不得现在就去拜访，评论家表示欢迎。打完电话出来，澹台智珠几乎忘记交费。
可是，当她走出邮局，来到喧的街头时，她的心情又灰暗下来了。评论家的那些话语，当时听着，颇有顿开茅塞的感觉，但此刻一想到“师姐”那傲慢的嘴脸，心里又堵上了石头。改革团里的弊端，让“波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谈何容易！
评论家住得离鼓楼很远，需要乘坐公共汽车，澹台智珠朝汽车站走去。蓦地，她想到了李铠。李铠回家了吗？如果他仍旧没有回家，会在哪里？在干什么？天哪，他会不会干出荒唐事来？小竹呢？怎么刚才跑出家来的时候，没看看小竹在不在他姥爷屋里；小竹该不会找不到爸爸，倒把自己弄丢了吧？唉，事业，生活，你们可真太沉重了，让我怎么禁受得起！
一阵风迎面吹来。澹台智珠把围巾围得更紧。她走到了车站。
未 （下午1时～3时）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1）
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
1982年12月12日那天的《北京日报》第四版广告栏中，有这样一则广告：
寻 人
苏德佑，男，36岁，身高1．60米左右，辽宁鞍山人。身穿青布棉袄，劳动布工作裤，脚穿黑胶靴，挎黄帆布包，精神不正常，于11月14日离家赴京并带大量自写诗稿，至今无音讯。如有见到者请通知鞍山大孤山矿选矿厂苏德华。
当天《北京日报》的读者中，大约很少有注意到这则广告的，读到而产生出一种惶恐感的，更绝无仅有——那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那个钟鼓楼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们介绍这个四合院时，提到在前院的西边，有个用带月洞门的短墙另隔出来的小院。那小院里住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韩一潭，是个有着30年经验的诗歌编辑，女的叫葛萍，是个有着27年教龄的小学教师。他们的独生女儿韩向红已经30岁出头，早已结婚另过，外孙子都快满五周岁了。
由于韩一潭夫妇那住房的位置，位于这个四合院的“死角”，且又有一道短墙将他们的居住区与其余部分隔开，加上他们生性不喜交际，所以尽管他们一结婚就住进了这个小院，却始终未与院里其他住户打成一片。1982年年初，住里院北屋的张奇林晚饭后翻阅《光明日报》时，看到一篇揄扬优秀编辑的文章。那篇文章里介绍到“辛勤的淘金者韩一潭”，说韩一潭每天要审阅近千首自发投诗，大都味同嚼蜡，毫无新意，但他坚持一首首认真地读下去，偶尔发现一首闪光的好诗，他便高兴得情不自禁，立即报送主编，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刚读完一首只有十二行的好诗，便被叫走开会去了，开完会回来，他发现办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为窗外的风把他满桌散乱的纸张刮到了地下，人家便为他拾起垛齐；他从那垛齐的稿堆中再寻那首好诗，怎么也找不着了，非常懊丧，有人劝他不要找了，因为来稿者不过是无名小卒，其诗文只有十二行，按编辑部规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他却不能忘怀，他费时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屉中所有的纸片，去寻觅那首小诗，竟毫无踪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决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寻柜橱下面，终于从柜橱下蛛网密布的角落里，找到了那首小诗。最后那首小诗被发表了出来，给作者极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励下，那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陆续发出了许多短诗、组诗，目前竟俨然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颗文学新星。当记者问到韩一潭从这桩事中总结出什么经验时，韩一潭风趣地说：“我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去买一方镇纸，压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纸，不让它们被风刮跑。”他那办公桌上，后来果真出现了一方铜制镇纸……张奇林读完有关韩一潭的报道，不禁感叹地说：“各行各业都需要韩一潭这种伯乐啊，我们局里要多几个韩一潭，事情就好办多了嘛！”当时他的女儿张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吗？韩一潭就住在咱们院里！”张奇林吃了一惊：“邻居？”张秀藻笑得更凶了：“爸，您的官僚主义真够可以的！韩一潭就住咱们前边西小院里，您到现在才知道！”
那篇报道的功效，首先是编辑部每天的诗稿暴增，而且来稿要么在信封上就写明是寄“韩一潭同志亲收”，要么就在里面附上给韩一潭的信；其实报道见报前，韩一潭已经不看自发来稿了，编辑部新分来了两个“工农兵学员”，自发来稿后来由他们处理——他们却聪敏地把所有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诗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韩一潭的案头，用那镇纸镇住；而当韩一潭把径寄他而实在无暇过目的诗稿转给他们时，他们又总是任其积压，因为编辑部早就对作者声明了嘛——“来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误。”这话换个角度说，就是“凡寄私人，延误勿赦”。这种情况，自然是成百上千纯朴的自发投稿者们想像不到的。
那篇报道的功效还不止于此。报道发表后的半个月，一天傍晚，韩一潭同葛萍正在吃晚饭，忽然澹台智珠的公公把一个年轻人带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韩编辑，葛老师，你们的亲戚打东北来啦！”
他俩朝那年轻人望去，大吃一惊——他们并无那样一位亲戚。后来他们弄清楚了，那年轻人并未自称是他们的亲戚，只是说他要找“韩伯伯”，澹台智珠的公公看那年轻人带着行李，说话带东北口音，遂误以为他是他们家从东北来的亲戚。
韩一潭忙撂下饭碗，迎上去问那年轻人：“你找我吗？”
年轻人反问：“您是韩一潭韩伯伯吗？”
韩一潭点头：“对，我就是。”
年轻人把手里提的旅行包一撂，伸出两只手来，抓住韩一潭的右手，紧紧握住，眼里竟涌出了泪花：“韩伯伯，我可找着您了！”
韩一潭有所憬悟，他忙问：“你从哪儿来？你找我有什么事？”
就是一般的亲戚，见着韩一潭也不会那般亲热，年轻人弯腰拉开旅行包的拉锁，取出了一个大塑料包来，透过包装，可以看出里头全是又大又整的干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干蘑菇搁到饭桌上，就毕恭毕敬地招呼葛萍说：“您是师母吧？师母您受累啦！”
葛萍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发愣。
韩一潭心里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恼怒，他对这事态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不由得再一连串地问：“你是文学青年吧？你是怎么找到我这来的？你从哪儿得着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请我给你看稿子？……”
不一会儿也便全都弄清。他是东北一个县里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歌。他自然早就尝试着给报刊投稿，从《诗刊》和《人民日报》的副刊，到他们地区的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都投过，但一首也未被刊登，并且几乎一律石沉大海……关于韩一潭的那篇报道自然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他说他读时流出了热泪——看来绝不是说谎，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国”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韩一潭来了。下了火车，他先找到编辑部，传达室告诉他编辑部的人这天都外出听报告去了——这也是事实；他便要求传达室的人告诉他韩一潭的家庭地址，传达室的人犹豫了好久，经不住他一再恳求，最后告诉了他，所以他现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来……
葛萍出于一种女性的同情心，问他：“你还没吃晚饭吧？”
他坦率地说：“找不着韩伯伯，我什么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请他吃饭，菜不够了，便下厨房为他去现炒了一大碟鸡蛋。
韩一潭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问他：“你带了些作品来吧？”
那年轻人便拖过他那沉甸甸的旅行袋来，“哧溜”一声拉开整个拉锁，从里面取出了一叠又一叠的诗稿来，一边往茶几上放，一边介绍他的创作说：“这是我的《抒情诗一百首》，这是我的组诗《泥土的爱》，这是我的抒情长诗《天空颂》，这是我的叙事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部，这是我的诗剧《爱琴海的波涛》……”
全部取出以后，他那诗稿足有一尺来高。
韩一潭望着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仿佛自己被宣判了重刑，惊惶得说不出话来。
“韩伯伯，您一定要给我审阅，给我发表！您一定要指导我，扶植我！”年轻人恳挚地呼吁着。
葛萍端来了炒好的鸡蛋，请年轻人坐到饭桌那里去吃晚饭。年轻人并不推辞，坐过去吃了，他显然非常之饿，吃得狼吞虎咽。
葛萍对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时倒没大注意，她对年轻人说：“你慢慢吃。不够还可以来点方便面。”又趁便问：“你北京都有什么亲戚呀？”
年轻人边吃边答：“除了韩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没亲戚啊。”
未 （下午1时～3时）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2）
韩一潭心往下一沉，葛萍还没大明白，她又问：“那你这回是干什么来呀？出差办事吗？你住哪个招待所呢？”
年轻人反倒露出吃惊的神色，他宣布说：“我就是找韩伯伯来的呀。我打算先在这儿住一个月，然后……”
葛萍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她慌忙再问：“你有工作吗？你哪个单位的？”
年轻人若无其事地说：“有哇。我是县农机局修建队的。我们那单位的领导全是些个‘土老帽儿’，懂个啥呀？他们不支持我搞文学创作，还打击我——”
韩一潭忍不住跟上去问：“你来北京，跟单位里请假了吗？”
年轻人把嘴一撇：“请假？我根本不‘勒’（理）他们！”
葛萍着起急来：“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不成了‘盲流’了吗？”
年轻人吃完最后一口饭，用手背抹抹嘴唇说：“我不发表出作品来，绝不回去！”
韩一潭心里长毛，一时不知该怎么把这位闯入者打发出去。
葛萍又问：“你家里知道你来北京的事吗？”
年轻人说：“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来的。”
葛萍责备他说：“你怎么能这样？你爸你妈现在该多着急啊！”
年轻人笑了：“我爸我妈？我爸我妈早就没啦！”
葛萍愕然：“那你跟家里什么人吵？”
年轻人忽然激动起来：“跟谁？跟我老婆！她是个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对诗歌简直一窍不通！诗盲！典型的诗盲！我跟她现在完完全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语言！我早就提出来跟她离婚，她死不答应，简直是我的一副镣铐！韩伯伯，您想想，带着镣铐跳舞，该有多难？我写出这些诗来，容易吗？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红玛瑙般的血、白铱金般的汗啊！现在我算痛快了，让她在那发散着酸白菜气息的小窝里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葛萍连连摇头：“啧啧啧……你怎么能这样！你们有了孩子啦吧？”
年轻人昂起下巴：“孩子？谁是我的孩子？”说着朝茶几上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指：“这才是我的孩子！她也给我生了一个女儿，那是肉，我要的是灵——是诗！我后悔当年不该结婚，不该要所谓的孩子。从文学史上看，多少诗人因为结婚形成悲剧，普希金，陆游……我一定要砸烂那世俗的镣铐，做一个插翅飞翔的自由自在的缪斯！……”
韩一潭、葛萍面面相觑。这一对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知识分子，在家中还没遇上过如此棘手的局面。
韩一潭只好冒着惹怒对方、招来不测的风险，严肃到紧张地步地说：“年轻人，你这种不跟单位请假就擅离职守的行为，我们不能支持。你应当赶快回去。我们屋子很小，而且我们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你今晚还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们附近有个鑫园浴池，晚上接待过夜的旅客，你如果钱不够，我们可以负担。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回去——”
那年轻人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处境，他瞪圆了眼睛，气冲冲地问韩一潭：“你是韩一潭？！”
韩一潭愣了一愣：“怎么了？”
“你原来是这么个人！”年轻人气愤地说，“报上把你吹成一朵花！原来你这么粪①！什么伯乐！什么‘沙里淘金不惮烦’！骗人！伪君子！”他确实感到上当受骗了，这个世界，怎么充满了如此多的陷阱！他激动地拍着桌子说：“这是怎么搞的？如果你们根本不想发现千里马，那干什么登那狗屁文章骗人？！”
葛萍吓坏了。她觉得家里来了个精神病患者。她家从来是安谧、宁静的。她家从无逸出常轨的事。今天怎么竟出现了这种局面！
韩一潭很狼狈，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眼前这位年轻人从ABC说起。他一时竟口吃起来：“你你你怎么这样不冷静！你冷冷冷静一点！你应该懂得，文学创作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无论如何，你不应擅离职守，抛弃家室，这么样地跑到北京来……而且，就算你有的作品达到发表水平，也不可能马上给你刊登出来。你知道吗，一般的文学刊物，周期都是很长的，拿月刊来说，现在是3月，这一期1月里就把